杨魁松

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是要确保自己的和国民党的政治生命与前途，而不是想要和共产党分手。一直在做军校校长并且带兵打仗的蒋，比较两年前和两年来的经历，比较国共两党军官、教员和学生的工作精神和工作能力，他的感受同孙中山、戴季陶等人一样，深知共产党青年“最能奋斗”。蒋以往所以在国共两党的争执和冲突中始终坚持对自己部下的共产党员多鼓励、少批评的方针，包括对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人中发展自己的党员也无意深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在于，他知道两党关系过于脆弱，不愿因为自己的过度反应而造成军队内部的破裂，逼走共产党人，削弱部队的战斗力。因此，当他在“三·二0”事变后开始考虑不得不让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党代表退出去的时候，他最突出的感触就是：“对于退出军队之共产分子甚难为怀也”，以后“军队政治工作无人”了。他为此不止一次地公开解释说：他这样做实在是不得已，毕竟，有什么必要让所有的共产党人都退出呢？“此退出本军全部之同学，其果人人诬蔑总理人格者乎？其果人人违反三民主义者乎？”相反，在他看来，这些干部一大半在做军校学生的时候，都“是最亲爱、最可宝贵的”，他们做党代表其实也“很努力，对于革命工作很能效力的”，“一个可以当十个用的，并且是有团结的，可以随时制服其他一切的。”但也正因为如此，不让他们退出第一军，威胁太大；让他们退出第一军，又“损失莫大焉”。“不惟革命前途上受一莫大之损失，即我诸同学凡为革命分子者之个人，无形中亦皆受极大之损失。而我团体之损失固不待言矣。”尤其从他个人的角度，其损失尤为巨大，因为“二年心血尽于此矣。”[8]

　　基于这样一种心态，蒋介石虽然对视为自己看家本钱的第一军，不得不采取壮士断腕的断然处置，却并不愿意看到两党关系的根本破裂，因为这意味着这些“最能奋斗”的青年可能因为不能参加他的军校而永远无法参加他的军队。他因此还是反复宣传过去的观点，即国共两党应当在三民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他希望共产党员能够真正明白，中国今天需要的首先是三民主义，然后才是共产主义。他在为退出第一军的党代表举行的宴会上明白讲：“共产分子尽管信仰共产主义，而他的环境的需要，一定是三民主义，所以一定要做三民主义工作才行。”用他的话来说，“现在中国革命情形，有利于三民主义的，亦必有利于共产主义”，“实行三民主义，就是实行共产主义”。［５］也正因为如此，蒋仍在试图根本消除军队内部两党党员的冲突。他取消了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自己出面组织了一个黄埔同学会，既请了孙文主义学会的干部，也请了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干部来参加筹备和组织，力图使两派同学慑于自己的权威而不再相互对立。在北伐开始之后，蒋更打破畛域，重新启用了一批共产党员进入第一军参加军事工作。如原第一军第三师第七团党代表、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蒋先云，在被蒋指派为黄埔同学会筹备委员后，更任命他为自己的侍从秘书，补充第五团团长。原第一军教导师党代表包惠僧，事变后改任黄埔军校高级政治训练班政治主任教官，后又被指派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国民党特别党部执行委员。原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团长、党代表金佛庄，事变后调任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军官第一团军事学主任、军校法规编审委员会委员长，北伐后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兼第三科科长、总司令部警卫团团长。原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郭俊，北伐后又任被任命为第一军第二师第六团团长。原第一军第三师补充团党代表王逸常，北伐后又被任命为第一军政治部组织科长。原黄埔军校教导二团辎重队长梁锡古，北伐后又被任命为军校入伍生总队辎重教官。……蒋的心思还是一样：“CP分子退出了军队，如果永远不加入进去，终会使军队减少许多革命力量”。［１４］

　　既不愿意看到共产党员统统退出军队，又深知整理党务案通过后，两党关系已成不进则退之势，再难将共产党员重新收到麾下来，蒋介石不得不开始设想最彻底的解决办法。很明显，他早就开始怀疑，中国革命是否需要有两个革命党了。就思想上而言，他在事变后已经逐渐地回到孙中山的观念上来，开始怀疑共产党人阶级斗争的主张在现时是否必要。过去他极力宣传国民革命不仅要反帝反军阀，而且还要反对地主资本家和土豪劣绅，否则不能完成革命。如今他悄悄地改变了说法，再三说明国共两党的区别，就在于它们所代表的阶级不同。事变后的第二天，他就讲：“国民革命是带有国际性的，革命党是整个的，不能分国界省界，尤其是不能分阶级和派别，我们只可分革命不革命。”［８］在二届二中全会闭幕会的演说当中，他更进一步提出：共产党主张阶级斗争，国民党自不必反对，因为阶级的存在是事实，有了阶级便免不了斗争。“不过阶级斗争此时应至如何程度，总以不妨碍国民革命为限。”［１５］（p.467-469）用他的话来说，今天的国民革命之所以不需要共产党，而需要国民党，根本就在于共产党只是代表工农大多数的，国民党是代表各阶级的。而今天的国民革命，则是各个阶级共同的革命，不是单纯工农两个阶级的革命。［１４］

　　既如此，蒋介石自然也就有理由接过戴季陶的观点，开始提出“入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应退出共产党，以集中革命势力”的主张。[9]［１１］5月27日，在对被集中起来的共产党员军官讲演时，他就试图想要说出这样的观点，只是话到嘴边多少还有些觉得不大好张口，故转而强调说：以前我们的军队是整个的，学校也是整个的，现在却要把整个的团体分裂开来，对共产党并没有损失，但对国民党，对革命，特别是对黄埔军校，却是很大的损失。尤其是对我校长，那是几百个人的损失啊！但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革命需要统一，只需要一个党，不应有两个党；只需要一个主义，而不应有两个主义。如何使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而又不致引起国民党员的怀疑，这实在是一个极应研究的问题。［１４］10天之后，蒋实在想不出一个既能留住那些能干的共产党员，又不会引起党内纠纷和将来危险的两全之策，终于不得不委婉地，却相当明白地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意见，即要使我们的军队强固，只能一个党来领导。要一个党来领导，就要思想统一，意志一致，就必须由“一个主义一个党来专政”。他宣称：“如果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在现时纷纠的环境中，因为要求革命势力统一，早日成功，我必退出共产党，做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员，以谋革命势力的集中。”他解释说：“这并不是要鼓动大家一律退出共产党，而是希望诸位不要离开了环境和事实来革命。”“所以我现在主张，凡是中国国民党里的共产党同志，暂时退出共产党，做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党员”，因为“如果党籍不纯粹，就一定会自相残杀。”而事实上，“等到国民革命成功，再加入CP，并不会迟。”［１６］（p.476,483）

　　要说服共产党员相信，国民革命只要有国民党，暂时不需要共产党，在蒋看来，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国共两党现阶段的革命目标是同一的，没有必要互争短长。而且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世界革命须统一，中国革命也须统一。世界革命有第三国际统一指挥，中国的国民革命是要由国民党统一指挥的。”［１５］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蒋从6月初开始，一直在设想如何使国民党取代共产党而成为共产国际的一部分，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问题。［１１］因为事情很清楚，只要共产国际仍旧只承认中国共产党，而不承认中国革命必须要由国民党“一个党来专政和专制”，中国革命两个中心、两个主义的问题就仍然难以解决。相反，如果共产国际接受了国民党，承认了国民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地位，那么，作为第三国际党员的共产党人，退出共产党，做纯粹的国民党员，也不会存在任何党德方面的顾虑了，因为他们仍旧是第三国际的党员，丝毫不变其革命的属性。况且只有中国革命成功之后，共产党也才能提出共产主义的任务。因此，他开始公开宣传说：“因为中国革命指挥有统一的必要，更加感觉世界革命的指挥也有统一的必要。要是世界革命没有一个统一的机关，世界革命就不能成功，不能希望打倒帝国主义。”而现在能统一中国革命的指挥的，只有中国国民党；而能够统一世界革命的指挥的，则只有第三国际。［１６］蒋介石为此一方面专门派邵力子为代表，前往莫斯科与共产国际正式接洽要求加入共产国际，确认国民党对中国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一方面则不止一次地向鲍罗廷强烈地抱怨说：在同一支军队、同一所军校当中，怎么可以有两个党同时进行工作？“如果还是这样，我就不担任总司令。”[10]

　　蒋介石号召跨党的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共产党人的不满。广东共产党领导人张太雷针对相对地发表了一篇《到底要不要国民党》的文章，棉里藏针地表示说：不要以为共产党对5月15日整理党务案的让步，是因为共产党要靠国民党来过寄生的生活。“如果国民党要共产分子退出，只要有正式的决议，我个人推想共产分子决没有硬赖着不肯走的道理。”反倒是“假定共产分子都遵令退出了国民党后，是否国民党就不会发生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我想如果共产分子被攻击而退出后，国民党内有部分革命分子必将首当其冲受人攻击为‘袒护’共产分子或有共产倾向。如果这班革命分子退出后，较有革命认识的党员又不免受其排斥，其结果将重新恢复民国十三年改组以前的国民党的情形。那时国民党已不是一个革命的党，而只是一个古董店，或者是一个衙门而已。简单说一句，那时国民党已不是一个能领导国民革命的党了。”［１７］

　　对此，蒋在6月28日的的讲演中公开做了答复。他严厉地批评张太雷“不要这样轻侮国民党”，说张“简直看得国民党没有一个党员了”。而作为跨党分子“讲这些话，徒然丧失我们两党的感情，引起两党恶感，是不行的。”但他还是不得不解释说：他要CP同志做一个纯粹的党员，并没有压迫CP同志退出CP的意思。不过是“拿我个人的责任，在个人的地位要消除我们将来的自相残杀、冲突的种种恶因”，是我个人“所想出解决纠纷的一个具体办法”。既不是受人包围影响，也不是怀疑共产党参预了“三·二0”事件。“我可以明白（地讲），三月二十日的事件，完全与共产党团体是没有关系的。”因此，“我们中国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确定是要合作到底的。我现在确定的方针：第一，就要中国国民党的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的同志，彼此先避免了一切的冲突；第二，避免了冲突之后，就要两党诚心诚意的团结起来；第三，是要中国国民党领导革命，完成革命事业，如果中国国民党革命成功，中国共产党不患不发展，不患不成功的。”而要做到这三点，一定要党籍分明，或者是脱离CP，或者是脱离国民党，这样才能够消除我们将来关系破裂的祸根。［１８］（p.511-517）

　　　 继续两党“合作”的尝试

　　既然相信“革命非由一个党来专政和专制，是不行的”，［１６］蒋介石自然也很快地改变了过去关于军人不宜过多干预政治的观念。过去在孙中山时代与地方军阀合作的曲折经历，使蒋对军阀的危害深恶痛绝。故常说：军人“事权增大，具有造成军阀之危险”。考虑到自己的政治形象，他曾再三表示，身为军校校长，宜专力于军校事业，一心办学，训练党员，养成革命干部人才，而不宜身兼军职。“否则身兼军职，力破军阀，恐以养成其本身蹈军阀之覆辙而不知”。［１９］(p.362,381-382)即使在“三·二0”事变之初，他也还是在讲：“要我带兵，将来环境一变，或是思想随到变更，不期然而然的变成了一个军阀，亦未可知。所以我自带兵以来，无时不想交卸兵权，免除军阀的恶习。”［８］但是，至二届二中全会时，蒋已不再以此为虑了。一方面有张静江等人在周围极力鼓吹打气，另一方面汪离去日久蒋已没有了僭越的顾虑。因此，他明显地开始满足于会议通过“以后本党完全信托余为革命重心，完成总理未竟之志”的决定。他虽然也自省对党事过去鲜有贡献，承担如此重担“对于党事实于心有愧”，实际上却因其雄心与抱负一朝而有实践之机会，对“事权增大”不仅不再担心，反而觉得正好实现“一个党来专政和专制”之主张。因此，从中央组织部长的职务开始，蒋毫不推辞地接连接受了中央军人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要职的任命，丝毫不感觉事权增多的危险了。相反，从一党专政和专制的理念出发，他甚至已经渐渐地开始害怕事权分散了。

蒋介石大权在握后的第一件事，自然是北伐。二届二中全会过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即通过“迅速出师北伐”等提案。北伐既经提出，蒋立即提出党、政、军、民、财政等各项权力的集中统一与在后方实行总司令领导下的独裁体制的问题。尤其是注意到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民众组织可能在后方造成麻烦，他明确要求在军政期间，应当规定一切团体的言论、宣传品都必须接受总司令部政治部的检查和监督，一切团体的组织言论，“都不准他们自由”。包括“阶级斗争及工农运动的罢工事件，在战时是破坏敌人的力量和方法，用来对付敌人是很好的；若是在本党和政府之下，战时随便罢工，就要算是反革命的行动。”因此，“在军事期间，所有工农团体，都应集中于革命势力之下，决不能随便自由的罢工。”［２０］（p.495）据此，7月7日，在蒋介石以北伐总司令的名义于1日下达了北伐部队总动员令后，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即公布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总司令统辖国民政府属下所有海、陆、空军，对国民政府与国民党在军事负完全责任；战时状态中国民政府所属军民财政各部机关，均受总司令节制。

　　蒋介石力主革命应由一个党来专政和专制，甚至劝告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但这并不表明他已经在怀疑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更不意味着他只是口头上主张革命，实际上已经走向了反共的道路。足以证明蒋这时仍然深信必须维护联俄容共政策的，是7月24日蒋给张继的一封回信。张继是西山会议的重要支持者，并且是1926年3月底在上海举行的，公然与广州分庭抗礼的另一个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核心成员之一。基于这次大会确定的“好意”分共的方针，［２１］张在得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整理党务案后，即致函蒋，说明仅以整理党务案决议而限共，不足以消除共产党谋代国民党计划之威胁。蒋明确认为，共产党乃革命党，与革命党合作，为既定政策，不应变更。通过整理党务案后，亦不复存在共产党篡据取代国民党之可能。

　　其函称：“本党与共产党合作，为总理与仲恺兄在日所确定，革命势力必求团结，共产党主义虽与本党有别，其致力革命则人所共认。本党今日策略，既与其他革命势力合作，而仍欲排除，岂非矛盾。今日吾人所以与共产党合作者，断定国民党决非共产党所能篡窃而代之也。前提决议，则无论共产党有否谋代国民党之计划，而弟以为必无可能之事，此弟所敢自信也。故本党所尚须讨论者，非与共产党应否合作之原则，而在与共产党如何合作之方法。闻近有以卖国卖党诋弟者，弟谓今日无卖党卖国之问题，只有败党与亡国问题。谁为败亡，惟不努力革命，只惴惴焉惧人之食，此党国败亡之所以不能复振耳。本党如能自强，无论他人有何阴谋，皆不能消灭本党。能使本党消灭者，其惟本党同志自己不革命，而猜忌其他之革命势力，弟之所以兢兢自勉，并愿与诸同志共勉者，惟此不败党而已。且证之事实，汝为（即许崇智－引者）在此时，苏俄同志，有为军事上之政务官者，今且无之矣。五月十五日以前，跨党同志有为中央党部部长者，今亦无之矣。是否卖党，弟无庸自辩也。至责弟对于旧同志太过冷酷，不及总理之宽大，则尤有说。弟既主团结革命势力，则凡属革命同志，皆极盼望其合作，岂对于久共患难之旧交，反有歧视？……惟爱党必以其道，因革命势力必求团结，不能怀疑及于总理所定与共产党合作之政策。因革命手段必须彻底，不能稍有违总理晚年严整纪律、改造本党之精神。”［２２］（p.624-625）

　　蒋此函系答复西山会议派张继之私函，其意乃希望能够尽可能取得部分国民党老同志的谅解，他显然没有必要隐瞒自己的真实观点，更用不着故意写下违心之论，来刺激这些反对容共政策的老同志。因此，可以肯定的是，蒋这时虽已大权在握，并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的某些看法，但其对容共政策及其对共产党的认识，都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他的基本观点依然是：“本党使命为谋全民革命，且必植基于农工也，且与共产党合作。”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一样，乃世界革命之一部分，故中国革命被指为“赤化”毫不足怪，因为“夫讨赤，乃帝国主义者用以对抗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破坏全世界革命联合战线之口号也。赤为何义？苏俄之白党与赤军。以赤帜表示其革命民众人民之利益，以及民众为基础，而推翻其帝制之白党，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实行废除国际不平等条约，而为世界十二万万五千万被压迫人类谋解放者也。帝国主义口中之所谓赤化者，实则革命之民众化耳。政府为民众化之政府，军队为民众化之军队，以民众化之军队，以民众化之国民革命军，拥护多数被压迫之人类，即使云赤，何嫌何疑。”［２３］（p.137）

　　基于这样的一种观点，蒋介石对共产党员的作用仍旧相当看重。对第一军中共产党员的政工人员和党代表的退出，一直深觉遗憾。北伐刚刚开始，他就发现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后弊病丛生，尤其是部队“纪律日堕”，远非从前可比。蒋因此不仅连电“申斥其主帅”，而且严厉批评各级军官自己不会做政治工作，还看轻政治工作的人员，“弄得士兵的知识学问都不能进步”。他甚至痛骂自己的部下：“党代表存在的时候，军队多少还有些精神，党代表撤销了，弄得这样腐败，给人家笑骂，我在外面听见人家讲话，真是羞极了，不能做人！你们晓得不晓得？”［２４］（p.131）正是因为注意到这样许多情况，注意到仅靠国民党还难以战胜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他这时再三强调：国民革命要胜利，国民党就必须联合国际和国内的革命分子，因此总理联俄容共的两大政策不能动摇。因为“国内的革命同志只共产党，国外的革命同志只苏俄。所以要想革命早日成功，应联络共产党与苏俄共同奋斗。”在他看来，现在排除共产党，与其说共产党在革命工作上受到打击，倒不如说本党在领导民众地位方面所受到的打击会更大些。［２５］(p.109,163-164)他为此亦不得不再三解释二届二中全会对共产党提出限制性措施绝非怀疑和反对国共合作，称：“前次所提整理党务案，及要求我同学各保持纯粹之党籍，皆仅考虑本党与共产党合作之方法，并非怀疑本党与共产党合作之原则。”他保证：“无论其退出CP，而为纯粹之国民党员，或退出国民党而为纯粹CP分子，本校长皆一视同仁，无分畛域，各同学亦切勿稍有歧视。”他并且严厉告诫军校中非共产党之国民党员说：尤应切记者，“彼反革命者，不独仇视CP，凡国民党努力之同志，亦概指为CP或加以卖党之罪，此种态度我同学万不宜效之。其秘密之小组织与任何小团体，皆宜悬为厉禁，视为亲爱精诚之大敌。近来部队中有仇视政治工作人员者，即为陷入反革命之渐。”［２６］（p.70）

　　但蒋介石所不了解的是，他所希望的那种国共合作，即共产党人既不能批评国民党，也不能超越三民主义做自己的宣传和工作，客观上是很难实现的。不要说在众多共产党人看来，这无异于要共产党为国民党做“苦力”甚或“走狗”[11]［1］(p.377)，就是在相当部分国民党人看来，整理党务案的通过事实上已经宣判了跨党分子为异类，非加防制和排斥不可。再加上蒋大权独揽，并厉行军事统治，更为国共两党基层党员间原本就存在的对立情绪提供了爆发全面冲突的温床。在这种情形下，蒋介石的一切表白、劝说和解释，都无济于事。

　　 迎汪拒汪之较量

　　共产党人在“三·二0”之后对蒋介石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事变初起，上海中央马上判断这是广州以孙文主义学会为中心的国民党右派的阴谋，“惹起了蒋介石之疑惧”。在得知苏联布勃诺夫使团的判断和处理意见[12]之后，陈独秀更公开发表文章肯定“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其言外之意，中共绝无倒蒋想法，中共敢公开宣布：谁要想倒蒋，谁就是破坏革命势力的统一，谁就是反革命。［２７］但是，随着“五·一五”整理党务案通过和蒋大权独揽，并公开提出一党专制的主张，共产党方面对蒋的疑惧之心也迅速形成。蒋介石自然被列入到“将来之敌人”的行列中去了。

　　确定蒋为“将来之敌人”，是1926年7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说法。会上，陈独秀在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过去对蒋介石估计不足，实际上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原以为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力量，现在看蒋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若妄信资产阶级可以革命到底，不预防将来之危险，不能从资产阶级夺取小资产阶级，让他们完全受资产阶级之统治，这便是右倾的错误；同时，若现在即否认资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之作用，不能从帝国主义夺取中国的资产阶级，敌视他们过早，逼他们为帝国主义利用，这便是左倾的错误。”这也就是说，现在对蒋，即对民族资产阶级，不联合不行，不反对也不行。“‘推翻蒋介石’是左倾口号，‘拥护蒋介石独裁’则是右倾机会主义”。他的主张是：“明知其为将来之敌人，或者即是一年或三年后之敌人，而现在却不可不视为友军，且为有力之友军。”会议据此通过的决议强调：必须采取“扩大左派与左派密切的联合，和他们共同的应付中派，而公开的反对右派”的策略以此来争取国民运动的领导权。［２８］(p.169,176)

　　然而，既然相信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统治地位，在反帝反军阀的北伐战争即将开展之际，提出“争取领导权”的任务，这是否适宜呢？与会者中有人提出：这“是否会导致将斗争重心从帝国主义和军阀身上转移到民族资产阶级身上？广大群众是否会将这个口号理解为民族资产阶级已经被列入反革命阵营？”而提出争取小资产阶级的任务，是否意味着要小资产阶级跟我们走？这样做“是否对国民党的作用估计不足？”这些意见显示，即使在共产党内部，不少人已经意识到新形势下国共关系的极端脆弱性了。只是，这样一些意见并未引起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的重视。[13]不仅如此，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授意下，陈独秀这时还专门发表文章，与蒋介石的北伐方针唱对台戏并大泼冷水，并暗中影射批评蒋之独裁作法。他写道：“北伐只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还说不上是和帝国主义者直接的武装冲突。”对于推倒军阀，也“不是唯一无二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如果其中还“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的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至于因北伐增筹战费，而搜刮及于平民，因北伐而剥夺人民之自由，那更是牺牲了革命之目的，连吊民伐罪的意义都没有了。”在他看来，现时国民政府的职任，不仅不是北伐，反而应当是为巩固广东根据地而进行“防御战争”；全国民众的口号，也不应是响应北伐，而应是拥护革命根据地广东。［２９］

　　陈独秀的这篇文章一出来，顿时在热火朝天地准备北伐和宣传北伐的广东引起大哗。黄埔军校的众多学生强烈地表示反感，黄埔特区党部上书中央党部提出控告，教育长邓演达不得不跑去找鲍罗廷，请他出面帮助平息校内的激愤情绪。北上途中的蒋介石也异常愤怒，当即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责陈独秀作为中共领袖，“反对本党北伐，阻止国民革命”，“破坏两党合作之精神，影响重大”，“应请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答复，免致误会。”［３０］(p.660-661)对陈独秀的这篇文章，其实就连广州的鲍罗廷也不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