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罗廷这时心态十分复杂。就在“三·二０”事件发生前一个月，他刚刚在北京信誓旦旦地向以布勃诺夫为首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保证说，蒋介石是国民党中最可靠的“极左派”将领。［３１］（p.116,140）而一个月之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一到广州，就发生了“三·二0”事件。这不能不让鲍罗廷倍感沮丧。尽管他并没有因此受到责难，甚至布勃诺夫在听取了蒋介石的抱怨之后，还相信只有他回来才能消除误解，修复与蒋介石的关系。但鲍罗廷回到广州后，清楚地发现他根本无法完成使命，甚至还必须曲意迎合，否则连自己都无法取得蒋之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不会坚持反对通过整理党务案，也不会赞成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的做法。他告诫说：“3月20日以后，来自左派和共产党人的任何明确的和激烈的反蒋立场都会意味着‘三·二0事件’在更大范围内的重演。”明明莫斯科反对马上北伐，他却三缄其口，正是为此。他说得明白：“我不能让蒋介石觉得我是北伐的反对者，因为这会意味着我和所有俄国人都站在汪精卫一边。”不仅如此，为了让蒋不会怀疑他暗中站在汪精卫一边，他还要处处表现出支持蒋、推重蒋的样子，好让蒋放心。他的计划是，与其贸然出击，自成破裂之局，不如等着看国民党自身内部必然的分化，再如此这般地稍加运用，重演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策略。因为他相信，只要蒋进入湖北，他与湖南将领唐生智之间就会爆发矛盾。蒋如果要去占据武汉，他就会遭到其他将军们的嫉妒和反对。蒋如果看出这种危险，转进江西，左派和共产党人就有理由发起迎汪运动并批评蒋介石退缩。而注意到这后一种可能，他已经与汪精卫取得了密切的联系，以便当武汉被占领后好召开国民党代表会议，提出广泛的社会政治要求纲领。那个时候，只要打出汪精卫的名义，就足以把蒋介石所有的对手都联合起来。一旦通过新的纲领，就意味着蒋的失败和必然下台，就可以全面“恢复3月20日以前的局面，使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联盟重新执政。”［３２］（１９２６年７月２０日二版）［３３］(p.369-372)

　　严格说来，鲍罗廷与陈独秀对蒋政治上的定性并无二致，都是坚持只能把蒋视为不久将来的敌人，他们都反对马上提出推翻蒋介石的口号。但如同整理党务案的通过等于蒋向国民党人宣示：共产党“非我族类”一样，点明蒋为一年或三年后的敌人，同样等于向所有共产党员宣示：蒋介石是共产党最危险的对手。何况，当蒋介石取得了个人独裁的地位，同时通过北伐对各地军民财政各机关取得节制之权后，共产党人除非照蒋的旨意中规中矩，不越雷池半步，否则，就是想要不与蒋介石等人发生冲突也没有可能。鲍罗廷这时曾经与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团有过一次争论，所涉及的正是这样的问题。维经斯基等一方面批评中国共产党人对蒋的态度太过激进，说这样很可能会使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孤立起来，并把蒋逼到右派一边去；但另一方面，他们却相信完全可以不刺激蒋介石来同反革命展开斗争。鲍罗廷明确地告诉维经斯斯等人说：中国的问题在于，这里的任何一个领袖都是和自己的学生、弟子及其各色各样的拥护者相互依存的。任何领袖都要对自己的下属负责，反过来，下属的任何言行都自认是拥护或代表其领袖的。因此，哪怕只是针对个别下属言行的作法，也都难免会被人看成是意在反对其领袖。具体到蒋介石，从“三·二０”事件开始，这里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在他指使下进行的。你们除非说些不关痛痒，丝毫不会引起人们注意的话，否则，只要你们谈论到革命和反革命的问题，就注定“将被理解为是反对蒋介石的言论”。而“这是很严重的政治难题。”［３４］（p.394-397,406）

　　为了避免嫌疑，共产党人应当退出国民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甚至应当谨言慎行，但是莫斯科所规定的，也是共产党人自信必须肩负的引导国民革命的责任如何来实行呢？俄国人几乎一致认为，可以借助于国民党左派来贯彻共产党人的意志。远东局的拉菲斯就提议说：“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找一些这样的学生，不是共产党人，而是国民党左派，他们还相信蒋介石但开始对他表示失望，让他们给蒋介石写一封大致如下内容的公开信。第一部分：我们知道并列数蒋介石以往的各种革命功劳，相信他有最好的动机。第二部分：我们看到，我们爱戴的领袖蒋介石在犯错误，被内部反革命利用。第三部分：我们希望蒋介石纠正所有这些错误，并考虑到前线的胜利，恢复国内的革命秩序。”［1］(p.396)鲍罗廷其实也是这样做的，只是，他所从事的是暗中支持少数不满蒋独裁作法的所谓国民党左派发起迎汪运动。

　　严格地说，蒋介石这时的地位和权力并不稳固。二届二中全会后共产党人虽然退出了中央党部，蒋依然无法掌握整个党务，因为他手下几乎没有几个可用的党务干部，除了组织部等个别部门以外，中央党中的其他各部门，包括宣传、劳工和农民等部，都因为没有得力干部好选，所用之人多非可信任者。有的与蒋若即若离，有的干脆就与共产党人打得火热。[14]结果是，“国民党中央表面上要比过去更加集权，但实际上各派都自行其事”，几乎失去了原有的工作热情和效能。［３５］（p.454）党务如此，军事也好不到哪去。蒋介石的总司令头衔其实也是名不符实。除了自己的第一军以外，要想指挥其他各路将领，远不那么容易。大家名义上都是国民革命军，相互关系仍是旧军阀那一套，一切都要靠加官封地、许愿收买等种种私相授受的办法来维系。稍不如意，便会生出许多猜忌。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和军内自然多不愿意看到蒋一派独大和大权独揽，对汪回乐观其成。迎汪运动所以在各地迅速形成滚雪球的效应，直至影响到黄埔军校内部，与此不无关系。一些人甚至力主“说明本党现状及三月二十日事变真象”，根本就是想要取消蒋的政治资本，恢复汪精卫时期的路线，“与CP谅解合作”，“恢复党权”。［３６］（p.321）

　　8月21日，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生公开通过了一项迎汪的决议［３７］（１９２６年８月２３日二版），而一直对此不动声色的汪精卫这回出人意外地做出了反应，表示愿意解除他过去的一切职务，专任党务。在一段时间里，蒋对偶尔出现的迎汪言论并不十分介意。一来他相信“三·二0”大局已定，汪精卫不敢贸然回来；二来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整理党务案，自己又取得了党政军最高权力，汪更是不便回来。这也是为什么二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及会后，他明明不想汪回，却仍旧公开声明赞成请汪复职的一个原因。[15] [３０]（p.591）如今的情况则明显有所不同。一是党内竟然出现如此高涨的迎汪声浪，甚至黄埔学生也卷入其中，这显示汪已有足够的回国资本；二是他已不如整理党务案通过后那样充满自信，眼看党内异己力量再度崛起，万一汪真的看准时机乘势回国，几个月的努力难免会前功尽弃。鉴于此，蒋不得不设法阻止汪精卫回国。而要阻断迎汪运动，他深知非找共产党帮忙不可。[16]［３０］(p.655)刚听说黄埔军校学生联名迎汪时，他就断定“从中必有人操纵”，在日记中对“他党在内捣乱”恨得“切齿”。［３８］（p.126-127）但得知汪确有回国可能后，他还是不得不去向共产党进行疏通。他秘密地托胡公冕赴上海去见陈独秀，同时也去电邀请在广州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前来汉口见面，声称请其“指导党务政治”。其意图简单明了：“请CP勿赞成汪回”，因为“汪回后将为小军阀所利用和他捣乱，分散了国民革命的势力”。他甚至要胡转告陈独秀说：“汪回则彼决不能留”。［３９］(p.325)［４０］

　　蒋介石求上门来，中共中央却不能给蒋这个台阶，因为它无法接受蒋以不许妨碍北伐为由压制工农运动的态度。而根据共产党人的报告，自整理党务案之后，因大批孙文主义学会的分子取代了共产党人和部分左派国民党员的位置，广东许多地方的“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都得以扬眉吐气。故中共中央明确认为：“我们要不反对中派政权，只有停止发展民众运动”。[17]更何况蒋握有对地方党政官员的委任大权，如不打破此种局面，把党政权力从蒋手中夺回来，随着北伐军的推进，全国各地的党政权力多半也会落到那些敌视共产党的势力手中，要想顺利开展民众运动，以确立革命的基础，几乎没有可能。因此，中共中央决定，虽然不赞成分散革命势力，但也不赞成权力集中于蒋一人手中，因为这“更有右倾的危险”。他们提出了一个“汪蒋合作”的方针。其目的在于要使左派在广东重新“取得政治上的指导”，同时“打破总司令的委任制度”，便利在全国范围内推进革命运动的展开。据此，9月21日晚，经过与维经斯基磋商，双方一致决定，以保证“维持蒋之中央军事领袖地位”为条件，换取蒋同意汪回和交出党权。［４１］(p.315,325-326,339)

　　　 扶助农工背后的利益之争

　　蒋介石对工农运动的态度，无疑是导致他与共产党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伐开始后的一段时间里，广东的工人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虽然出现了回潮的现象，但北伐军北上所过之境，包括蒋介石指挥的部队所过之江西、福建等省，工农运动仍旧取得了相当的发展。这种情况至少说明，蒋介石对工农运动的态度其实颇为矛盾。

　　应当了解的是，蒋介石与共产党人在工农运动问题上的分歧，根本上并不是要不要坚持“扶助农工”政策。几乎在整个北伐期间，蒋都是高唱“扶助农工”的，并且反复宣传国民党的这一政策是先总理的既定方针，不可改变。[18]［４２］（p.129,216）但问题是，蒋对究竟应当扶助什么样的农工，以及应当如何扶助农工取得自身的利益，却与共产党人有认识上的不同。在蒋介石看来，农工问题的关键有两个，一是操之在谁，工农运动断不能操纵在反对国民党（尤其反对蒋）的党派分子手里；一是尺度适宜，即工农运动应当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战争时期尤其要以保持军事胜利为限度。总而言之，就是“应当承认领导中国国民革命的国民党是领导者，并采取措施避免产生致使统一战线削弱国民革命力量的各种麻烦和分歧”。［４３］(p.514-515,522-523)

　　基于这样一种观点，蒋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始终比较积极。即使北伐开始后，蒋仍在关心如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他不仅对留苏的邓文仪搜集的俄国革命解决土地问题的资料颇为看重，而且与鲍罗廷不止一次深入探讨过国民党对土地问题的具体政策。［１１］［４３］随着北伐的顺利进行，第一军的指挥官们“异口同声地肯定农民给广州军队提供了巨大的帮助”，相信“没有农民的帮助我们就不能取得胜利”，蒋对农民运动也更加重视。他一面向国民党中央提议起草土地法，［３４］一面公开发布命令，“通令我党军全体将校士卒，今后无论在何地方，对于农民利益，须与保护；农民运动，须与扶持，务使我国民政府治内之农民，能得优裕生活，能成有主义有组织之民众”。［４４］（p.202）12月上旬，当国民党开中央政治会议时，他也是“对工人运动主缓和，对农民运动主积极进行，以为解决土地问题之张本。”正是在蒋介石的提议下，会议明确主张北伐期间要着重解决农民问题。政治上要强调“农工群众是国民革命的重力军”，强调“求国民革命成功，必须解决农民生活”；行动上要“速制定土地总法，减轻农民负担”； 要“清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使无反革命派”；总之要号召“革命的群众准备与一切残余的反革命势力作最后之决战”，要让民众了解：“为革命而非忍主义目前之痛苦，不能得到永久的安宁”。［１１］［３２］（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１９日二版）进入1927年之后，他也同样再三说明国民革命的根本目的在于“解放农民”，强调革命军前赴后继，“都是为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求解放而牺牲”。因此，他不仅不反对农民组织起来参加革命，而且表示“很盼望农民同志，有自觉的精神，快起来参加农民协会，组织自卫军，作革命的后盾。”［４５］（p.108）

　　对农民运动如此，蒋对工人运动的态度自然也不可能有本质的不同。实际上，即使在北伐开始后，广东以外的共产党人一度也仍旧能够感受到蒋对工人运动是同情的。湖南区委书记对此就有过说明，称：“他到安源时，在群众大会上极力称赞安源工人，说要把萍矿收回交给工人办；他到袁州枪毙了去年破坏俱乐部之工贼王某；他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十分之七以上是从我们中局及湘区对时局主张上抄下来的。”因此他甚至认为：“蒋之实行左派政策已有可能”。［４６］（p.297）

　　当然，蒋对工人运动的态度远不如他对农民运动的态度。这里面最受人争议的，就是蒋下令在北伐期间禁止广州工人自由罢工。但第一，这种做法在国民党中蒋并非始作俑者。1924年孙中山准备北伐时，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当时任工人部长的廖仲恺也曾不顾共产党人的抗议，采取了坚决禁止罢工的做法。第二，基于战争形势的特殊要求，对后方工运略加限制，策略上也未必不妥。在这一点上，其实连俄国人也有过大致相同的意见。当北伐军逐渐推进到英国势力范围所在的长江流域之际，苏联首席军事顾问加仑将军就明白建议：国民党应当改变过去革命党的一些习惯，做全面执政的准备，为此，目前应当尽快结束省港大罢工，“好好理顺国际关系”。［４７］(p.570)言外之意，如果能够结束持续一年多的省港罢工，缓和与港英当局的关系，将有利于避免在军事上遭遇英国人的干涉。

蒋介石之所以在北伐伊始就特意下令禁止广州工人自由罢工，也不仅仅是因为战争的关系。实际上，蒋对广州工运确实久有担心与不满。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在他担任广州卫戍司令期间，他就已经发现省港罢工委员会及其武装的工人纠察队，任意查禁和捕人，几乎有成为第二政府之可能，对执政者颇具威胁。“三·二0”事件当天其士兵先行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工人纠察队的住地，就反映出当时身为广州卫戍司令的蒋对这支治外武装存在着某种戒备的心理。二是广州的工人，一派在共产党人领导的工人代表大会的影响之下，一派由保守的广州总工会指挥，还有一派则是受到国民党右翼的影响，联合在广州机器工会的周围。三派工会每每为党派所利用，工人们常常因为意见相左而剑拔弩张，直至大打出手。每逢重大事件或节日，当局就不得不预为戒备，甚至动用军队以震慑。而就在蒋北上前夕，工人代表大会的工人与总工会的工人也还是上演了一出全武行。双方街头械斗断断续续持续了几周时间，一些工人被打死打伤。蒋虽亲自出面调停，亦未见成效。［１１］［３５］

　　正因为如此，蒋介石对工人运动相当敏感和戒备。在提议限制后方工人罢工自由之后，他又进一步从统一治权，稳定人心的角度开始限制工人纠察队“私擅逮捕”。［４８］（p.425）后来又注意到占领区内工人群起罢工要求增加工资，进而产生种种扣货、没收、阻运、封厂，和捉店主、厂主插标戴帽游街示众之类的越轨行动，转而劝说劳资双方应急谋妥协，要求商人体谅工人痛苦，努力提高工资水平，要求工友接受政府调解，不要歧视商人。［４９］

不仅蒋介石，这时不少国民党地方军政大员都对工人运动深感头痛。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军政当局政治上必须要依照三民主义之精神，坚持扶助工人的政策，但它同时又必须确保社会安定以及经济生产的正常运行，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得到足够的税费收入，维持战费和地方军政的各项开支。而工人运动一旦兴起，往往无以控制其要求，以致商人、厂主不仅利益大受损失，就连人身及财产安全都难保证，社会安定和生产经营自然难以维系。如何能够既使工人得利，又使商人、厂主保有财产，不失去经营生产的积极性呢？一向对广州工人运动抱有成见的李济深等人，在1926年12月以广州以省政府的名义试行了一个罢工法，就进行了这样的尝试。

　　这个罢工法限制了工会的某些自由，如规定未经政府许可不得自行成立工会，工会不得滥捕工人、商人或侵犯他人身体；罢工之际不得自行没收商店、工厂之商品及器物；不得封锁工厂或妨害商人自行作业；不得携带武器拽棒等示威游行，不得以武力或他种胁迫手段募集会员。但它同时也顾及到工人的一些权益，对店主或厂主加以约束。如规定商人或厂主不得组织自卫工会，以期破坏工会；不得无故解雇店员、工人；不得禁止其店员或工人参加工会运动；不得收买部分工人及不良分子对抗工人；可加入工会，享有选举权和发言权，但不能有被选举权和表决权；关闭工厂必须提前一月通知工人，若突然关闭或解雇，须发给薪资两月；遇有店员或工人罢工时，可以自行作业，惟不得临时雇用店员、工人，以破坏罢工；要求加薪罢工解决之际，应照新商妥之赁银率补发罢工期内之工资，如此等等。［３２］（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３１日二版）

　　在这种时候，无论出于何种考虑，只要是意在保护商人厂主，都是难以得到共产党人的赞同的。随着北伐的胜利进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于1926年11月通过了一个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开始提出更加激进的革命主张。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使革命“超出资产阶级民权范围之外”，主张为造成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应当准备没收外国在华大企业，进而将铁路、交通及土地收归国有等等。［５０］(p. 670－673，676－678)这一决议使得原先对过多损害社会富裕阶层利益的做法感到担心的共产党人，大大解除了思想上的顾虑。但是，要想让大批早已习惯于上下尊卑的旧秩序的工人农民都起来造有钱人的反，也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为了最大限度地把“真正”的工人、农民动员起来，以便深入革命，鲍罗廷等人明确提出了“矫枉过正”的观点，强调革命非用痞子流氓做先锋不可。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再加上工农运动发展迅速，懂得理论和政策的党员干部人数极其有限，以致各地工农运动兴起之际，或多或少都出现了靠“踏烂鞋皮的、挟烂伞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做“革命先锋”的现象。[19]不计后果，过分要求，甚至罔顾法纪，随意侵害人身及财产的现象，自然会大量出现。

　　仅以江西赣州店员工会的情况为例。其店员工会成立伊始，即通过章程规定：凡本会会员每日工作时间应自上午9时起至下午五时止，休息时间店主不得过问；休假当与各机关同，春节并应放假半月；每年还应准假3个月以探亲，外省店员则应准假4个月，最长者可达5个月，店员不愿回家者，此期间工资还应照原工资加倍发放；在店供职满一年者还应分享该店全年利润十分之二之分红；另凡本会会员月薪还应增加3至4倍，即原有薪水不足20元者应加至120元，不足30元者加至140元；不足40元者加至160元，等。累计各项收益，店员们要求的收入增长实不止十倍。［5１］

　　之所以会出现这许多过份要求，明显与其会员素质较差和成份复杂有关。据当地妇女解放协会报称，1926年年底，该会会员为宣传民众，排练新剧，谢绝参观。该县洋货绸缎布疋罢工店员多人得知后欲强入二女师排练场内，为学校职员婉言劝阻后，竟“在校门照墙上涂写打倒二女师、男女不平等、男子睡上女子睡下及污辱妇女等种种龌龊不堪之语，并图画男女生殖器种种龌龊不堪入目之图。被本校职员李同志瞥见，将店员责备。彼等复纠合罢工店员七八十人，将李同志捉去随拖随打，众拳交加，声言捆绑游街。拖至七姑庙门首，将李同志推跌在地，痛殴一顿。演剧会员闻讯追至，始救李同志出险。”［５２］仅此一例既可看出这个店员工会中确有一些具有痞子流氓风气之人。对于这一事实，即使共产党方面其实也不否认，只不过他们的评价是说，这是一些“无知店员”所为罢了。［５３］

　　一方基于战争、财政等种种需要意图适度保护工商，一方不惜用矫枉过正来拓展自身革命基础，蒋介石等人与共产党人之间的利益冲突，随着双方各种矛盾的交集，这时已日渐浮出水面来了。

权力斗争的全面发酵

　　不过，坦率地说，蒋介石与共产党人的冲突，更多地还并不是表现在对工农运动的不同态度上面。至少在蒋介石的各种言辞记录当中，其责难共产党人的原因，主要还是怀疑共产党人暗中挑动民众制造倒蒋风潮。他显然不了解，中共中央这时其实曾一再叮嘱各地党部，要设法维系与蒋的关系，包括迎汪，也“必以蒋同意或前敌战事大胜为条件，万万不可鲁莽从事。”如蒋坚不让步，也可以实行“汪暂不回，以广东省政府权交给左派”的策略以为妥协。［５４］（p.371）问题是，无论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怎样向蒋许诺保证，多数基层组织依旧还是把迎汪同倒蒋混为一谈。甚至还在1926年11月间，各地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打倒蒋介石”的呼声。

　　蒋介石注意到的最早的反蒋鼓噪，是发生11月上旬末发生在武昌的一次军民集会上。当时场内的工人群众竟有意当着蒋做校长的中央军事学校分校学生的面，公开呼喊“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双方因此发生了激烈的肢体冲突。这一消息很快传到江西九江，让蒋大为恼火。只是由于武汉在唐生智的实际控制之下，唐对蒋原本就不大服气，因此他才没有马上把这件事与共产党人的挑拨联系到一起去。可是就在他电告分校学生，遇有工友幼稚时，“只能以理喻之，切不可与之争斗”［５５］(p.413)不过10天之后，他竟再度得到消息说，就连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当中也出现类似武昌工友那样的言论。这一消息对蒋刺激之大，使他“不胜愤慨”到“暴燥怨恨形诸口舌”，就连他自己在怒气发泄之后都不能不深觉反应过激。而他之所以如此暴怒，恰恰是因为他强烈地怀疑：“从中CP或有作用”。［１１］

　　如果说对武汉工人和黄埔军校学生中的反蒋言论，还只能怀疑是共产党挑唆的话，那么，随着鲍罗廷借迁都之争公然恶语相向，却让蒋砸实了自己的猜测。

　　把党政中心从广州北迁的问题，是随着汉口占领后逐渐提上议事日程的。蒋9月上旬考虑到武汉地理位置重要，实际控制权却落在湘军领袖唐生智手中，“非有政府委员及中央委员先来数人，其权恐不能操之于中央”，故建议谭延闿等先行来汉“主持一切”。［３０］（p.677）此议虽未能得到10月国民党中央委员与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的赞同，11月中旬却因鲍罗廷改变主意，致使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于26日正式同意了迁都武汉的方针。很快，鲍罗廷就于12月10日率领部分国民党党政领导人先行抵达了武昌。

　　鲍罗廷一行动身不久，广州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就于12月5日宣布停止办公，也开始分批北上。鉴于这种情况，鲍罗廷于到达武汉的第二天，即13日马上召集了一个谈话会，提议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迁到武昌开会之前，先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织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此一提议当即得到通过，会议并决定以国民政府司法部长徐谦为联席会议的主席。［３７］（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１７日二版）注意到蒋介石身为国民党党政军最高领袖，蒋委托战时暂行代理其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张静江，因此也被排除在了“最高职权”之外，蒋再度处于可能任人摆布的地位，不难了解他对此会产生怎样一种感想。

　　蒋最初对这种联席会议的设置，可能带来怎样严重的权力挑战，内心尚未十分了然。因此，他开始虽有不满，但并没有公开反对。经过短暂的犹豫之后，他终于发现同意联席会议可以代行最高职权，势必等于重新让苏联顾问说了算。即使这只是一个暂时的过渡形态，一旦它通过决议推翻二届二中全会以来的种种军政体制，“三·二0”以来的所有努力都将化为泡影。据此，蒋不得不于1927年1月3日乘张静江、谭延闿等中央执行委员路过南昌北上武汉之际，召集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劝说与会者同意将最高权力机关暂时设置于他直接掌控的南昌，迁都问题以后再议。［３７］（１９２７年１月８日二版）

　　蒋介石对联席会议的抵制态度使鲍罗廷进退维谷。无论是鲍罗廷，还是中共中央，最初都不同意蒋的迁都建议，原因就是担心刚刚可以乘蒋北上不在广州而对国民党的最高权力中心施加一些影响，万一把它迁到军事占领区去，又会落入到蒋的直接掌控之中。即使是后来鲍罗廷注意到蒋无法在武汉亲政，因而改变了态度，中共中央也一直固执地表示怀疑。如今若向蒋妥协，同意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鲍罗廷不仅将颜面尽失，更重要的是等于拱手把中央权力送到蒋介石手上去。鲍罗廷早就设想北伐军到武汉后，可利用蒋介石与唐生智等地方派系的矛盾，逼蒋交权。他乘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南下之机迅速成立联席会议，接管“最高职权”，即含有此意。如今在北伐期间军政权力已经相当分散的情况下，竟因自己一个算计错误而导致蒋轻易地重掌党政大权，鲍罗廷对此难以善罢甘休。

　　鲍罗廷首先致电莫斯科，声称在迁都问题上不能对蒋妥协，否则不仅会大大加强蒋的独裁地位，而且难免会被北方军阀和帝国主义看成是广州软弱的表现，进而导致对方转入攻势，自己也将会因此而无法在现在的岗位上继续留任，非辞职不可。莫斯科回电反对鲍罗廷因为任何理由离开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岗位，它也赞同鲍罗廷的担心，但同时仍建议鲍罗廷应亲赴南昌劝蒋，争取妥协解决争端。［５６］（p.66）

　　既然莫斯科基本赞同他的意见，鲍罗廷遂横下一条心，不惜把自己推上第一线，与蒋介石摊牌。意在利用国民党领导层多数坚持联俄，并不愿国民党再生分裂的心理，促使南昌方面的国民党领导人离开蒋介石，使蒋陷于孤立而被迫屈服。据此，在1月12日欢迎蒋介石一行的宴会上，他直言不讳地批评有军人摧残党权、欺压CP和妨碍工农运动的发展。进而指名道姓地对蒋说：“蒋介石同志，我们三年以来共事在患难之中，所做事情，你应该晓得，如果有压迫农工，反对CP的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子来打倒他的。”[20]［４２］(p.243-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