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戈
早在去年便有意写一下北洋的陆军师，以纪念一百年前的那场军事变革，因事务忙，一直没动笔。后来看西塞罗兄写《中国近代陆军编制发展的思路浅析》一文，感觉想说的塞兄已经全说了，且更加透彻和详细，又不知该怎么写了。但终究还是想说，便想尽量变换角度说出来以求一快。虽然如此，重复之处仍在所难免。
本文系仅对北洋时期第一代陆军师所作的浅议，并未涉及后来各个时期的师的情况。
一百年前，中国的陆军制度有了一次大的革命。这次革命，说它空前是没错的，说它绝后也许尚早，但至今为止，它的许多东西仍然没有被超越，则是事实。
在这次军事革命中，中国第一个陆军师诞生了，这就是北洋陆军的师。本文即试图通过对这次军事变革中有关北洋陆军师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说上几句，抛砖引玉，算是个纪念吧。
（一）
清末的军事变革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自１８９４年至１９００年。自甲午战败之后，清军后起之淮军又是一厥不振。旧的编制已经被充分否定。有感于国破军弱，张之洞、胡燏棻等倡议按西式新的军制编练陆军。于是，便有张之洞在南洋练自强军，胡燏棻在北洋练定武军。后胡他调，定武军由袁世凯接统，改称新建陆军。南张北袁最可贵之处，都在于打破自洋务运动以来只重装备改进而不重编制改革的练兵方法，大胆采用西式军制，从编制体制上进行改革，迈开了军事革命的步伐。
在江南，张练的自强军最初的编制如下：
自强军——左翼——步队营（４）
右翼——步队营（４）
马队营（２）
炮队营（２）
工程队营
自强军之下，虽然仍以营为基本单位，但营之上又有了翼的组织，且将马、炮、工等兵种单位混合编入，较之以前的绿营和湘淮军已经有了一个可喜的进步，新的陆军师的雏形已经显现出来。
在北洋，袁世凯接任之初，在给朝廷的上禀中，所拟定的新建陆军的编制如下：
军（总统）—左翼（统领）—（分统）（２）—步队营（统带）（２）
－右翼（统领）－（分统）（２）－步队营（统带）（２）
－（分统）—炮队营（统带）（２）
－（分统）－马队营（统带）（２）
－工程队营（统带）
上表中，括弧前面为军队一级组织的名称，括弧中为官职名称。如步队营系一级军队组织，后面括弧中的统带则为该一级组织的长官的称呼。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括弧前有的根本就没有组织，而只有括弧中的官职。一般来说，要先有组织，然后才有该一级组织的官职，而这时的分统、领官（哨以下的一级官职）等，则是有官而无组织，就象是有了住持却没有寺庙。实际上他们应该算是上一级的派出官员，有点类似于以前各省派出的负责管理若干县的专员。
从表面上看，新建陆军还是以营为基本单位，营以上也还是直接隶属于军，明显地受中国旧的军制的影响。但可贵的是，在军之下，又设有翼这一级不太算是组织的组织，在翼之下，则又设分统来分领下面的各营；在营与哨之间，也设有领官来分领各哨；在哨与棚之间，还设有哨长，应该相当于现在的排长或者副连长。这样算来，就不再是军——营的简单编制，而实际上成为多级编组，其新的层次结构更加适应了新兵器与新战术的要求。
此一时期的自强军和新建陆军，尽管没有师的称法，但实质上，从张之洞自强军和袁世凯新建陆军的建军方案中，我们却分明看到了陆军师的编制结构已经在孵化过程中了。
第二个时期，是自１９００年至１９０４年。自庚子之乱后，清廷再一次受到刺激，不得不采纳了一些有识之士的建议，开始了常备军、续备军的编练。朝着全国统一兵制的方向，又走出了一步。但这常备军、续备军交由各省编练，多数都仅立名目，许多连征兵制常备续备的意义都不知道的，真正迈开步子大胆改革的，仍然还只是北洋的袁世凯和湖北的张之洞。 １９０２年，张之洞以湖北护军营为基础仿照日军师诺谋嘀聘谋辔背１妇Ｆ浔嘀迫缦卤恚?br>
湖北常备军——左翼——步队旗（２）——步队营（４）
右翼——步队旗（２）——步队营（４）
炮队旗——炮队营（３）
马队营
工程队营
辎重队营
从上列编制表中，在翼与营之间，又加进了“旗”这一级。与当时日本陆军的师团相比，这里的军可比作日军的师团，翼可比作日军的旅团，旗可比作日军的联队，营仍可比作日军的大队。它所体现的不仅是部队的规模增大了，也更加接近现代陆军师的层次结构。
同年，北洋的袁世凯编练的北洋常备军完善为如下编制：
镇——步队协（２）——标（２）——营（３）——队（４）——排（３）——棚（３）
马队标——营（４）——队（４）——排（２）——棚（２）
炮队标——营（３）——队（３）——排（３）——棚（３）
工程队营——队（４）——排（３）——棚（３）
辎重队营——队（４）——排（３）——棚（３）
袁世凯的北洋常备军较之张之洞的湖北常备军，更接近近代陆军的编制，从各项章制上看，也渐趋完善。因为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此时在同一隶属关系中平行单位的编号，还不是按一二三四来区分，而是按照中国文化所固有的对称法则，有三个平行单位则称“左、中、右”，如炮队营中的“左队、中队、右队”；有四个单位则称“前、后、左、右”，如马队营中的“前队、后队、左队、右队”。但不论称呼如何，旧的形式中已被赋予了全新的内容，就好象旧有的瓶子中已经换上了新酒。一个全新的陆军师的编制已经呼之欲出了。
（二）
因各省所练的常备军都是有名而无实，于是在１９０２年底，清廷降旨要各省派员赴北洋和湖北参观学习，并以此二地的常备军为样板进行编练，这是清廷统一全国军制的开始。
大概清廷也感到之所以各省练兵各有各的编制，原因在于一直到这个时候，全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练兵机构来统筹全国练兵事宜，于是，在１９０３年底，在京师设练兵处，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负全责，以袁世凯为会办。奕劻根本不懂练兵，也懒的管事，练兵大权便实质上掌握在袁世凯手中。而此时的袁世凯，正以练兵为已任，且已有成绩，现在又掌握了全国的练兵实权，中国的练兵开始了一个急速的腾飞时代。
光绪三十年八月初三，也就是公历１９０４年９月１２日，这是中国军事历史上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这一天，由练兵处会同兵部拟定的新式陆军章制正式奏准，成为全国统一的陆军编制。至此，历经甲午战败后十年的苦苦摸索，在冲破了几千年旧的传统的束缚后，中国陆军完成了从旧制到新制的革命，一个全新的陆军编制单位——镇——也就是民国后改称的沿用至今的陆军师，诞生了。
这时奏准的新式陆军的编制，是以镇为平时最大的战略单位，其编制基本与北洋常备军的镇相同，即每镇辖步队两协，马队炮队各一标，工程辎重各一营，军乐一队。每协辖步队两标。每标辖三营，步马炮队同。步队、马队、工程、辎重每营分前后左右四队，炮队每营分中左右三队。步队、炮队、工程、辎重每队三排，每排三棚，马队每队二排，每排二棚，各兵种每棚目兵均是十四名。和北洋常备军所不同的是，全国所有陆军各镇、协、标、独立营，其序号统一编排，再不用各省自己随便取的名字和序号。如第一镇所辖为第一第二协，第一至第四标，马队第一标，炮队第一标，工程队第一营，辎重队第一营；依次类推，第二十镇所辖则为第三十九第四十协，第三十七至第四十标，马队第二十标，炮队第二十标，工程队第二十营，辎重队第二十营。
可不要小看了这一小小的变化，它绝对不仅仅是称法上的变动，它所体现的是“通国一贯、脉络相联”的军队国家化思想。在湘军时代，军队自立名号，有吉字营、老湘营、霆字营等，淮军时，也继承了湘军的作法，有铭字营、鼎字营、盛字营等，就象时下一些地滩纪实作品和一些与地滩一样水平的影视导演所热衷的“陈兵团”、“王纵队”一样，张扬的是封建的旧东西。为杜绝此一流弊，练兵处在上奏的《立军制略》中明白表述：“今各国军队……其编列名号，莫不由第一以至于十百，通国一贯，脉络相连，盖以兵为国家之兵，非一人所能私，一隅所能限，故将帅不能擅立主名，军队亦不得自为风气。其编列号数，大抵视辖境之遐迩，因其区域，划分次第，而章制操法统归一律，遇有征调，无论何处兵队，均可编配成军，协力攻守，无论何军将领，均可统率节制，如法指挥”。一扫湘淮军兴以来自立主名，军队为将帅所私有的现象。
１９０７年，全国拟定按统一编制编陆军36镇。但至清亡，只编成１４镇。属于北洋的为一至六镇、二十镇、二十三镇。
进入民国后，编制一如北洋旧制，只是在１９１２年９月，将新式陆军的镇、协、标、营、队、排、棚的名称改作师、旅、团、营、连、排、班，将原有的“左、中、右”、“前、后、左、右”等一律改作“一、二、三、四”等。
此一编制的诞生，是中国陆军史上开天辟地的军制革命，尽管它基本上是仿照德日等国陆军的编制结构，还算不上原创，但毕竟是在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中国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就基于此，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进入民国后的１９１２年，随着部队名称的改变，北洋六镇、二十镇、二十三镇等８个镇改成了８个师，番号不变。又增建十九、二十七、二十八师，北洋军实力达到１１个师。
１９１３年，建七、八两个师，达１３个师。
１９１４年，建第十师，为１４个师。
１９１５年，裁二十三师，又减至１３个师。
１９１６年，建十一、十二、十三师，又增至１６个师。
１９１７年，建十五、十六、十八、二十九师，达２０个师。
１９１８年，建第九师，参战军一、二、三师，达２４个师。
１９２０年直皖战争后，建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师，裁七、十一，十五师、边防军一、二、三师，总数减至２２个师。
１９２２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裁十六师。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等３个师独立于北京政府之外，又建十五师，北洋实际控制的陆军师减至１９个师。
１９２３年，建十四师，又增至２０个师。
１９２４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直系所控制的陆军师大部被裁，余下的也名存实亡，奉系则早在１９２２年后便使用了另外的编制，自１９０４年以来运行了二十年的第一代陆军师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
上列统计中，虽使用中央陆军番号，但其隶属关系则归地方长官的师只列十九、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等师，因这几个师与北洋有较深远历史渊源，其它与北洋少有渊源的如川军等师则未列入；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中央陆军不论从实力上还是从享有的地位上，与省军相比都不再具有任何优势，未再统计。
在北洋控制和省区，除中央陆军外，还有属于各省的陆军，也用与北洋陆军完全相同的编制，番号比中央陆军更多，但质量参差，实力多不如中央军，至少在直奉战争以前是这样。
在陆军师诞生的同时，有意无意间，它的副产品，一个比师略小的合成战术单位——混成旅，也悄然地在中国的陆军编制中产生了。
清廷也好，袁世凯也好，大概都没有将混成旅列为练兵的计划。其实就和混成团、混成营一样，混成旅也只是一个战时的军队编组而已。清末的混成协有些不同，它是在暂时还不能编成一镇的省区先编成混成协，是一个过渡性的组织。但不管是战时的编组也好，过渡性的编组也好，都说明它本来不是一级平时的军队编制单位。可历史却在这里开了一个玩笑，在进入民国后，混成旅除了依旧具备战时编组的含义外，更多情况下，则演变成一个平时单位。
因没有法定编制的制约，混成旅的编成便各有不同。一般来说，旅下辖有步兵２至３个团，骑兵１个连至１个营，炮兵１个连至１个营，工兵、辎重兵１个连。编制小一些的有三千兵马，多的则逾万人，如著名的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郭松龄东三省陆军第二旅等，俨然一个陆军师的规模。从兵种组成上可以看出，混成旅具备战斗、战斗支援和战斗勤务支援全方面功能，可以独立承担作战任务。
至清亡时，全国编练的新军共有１８个混成协，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央陆军混成旅的番号共有３４个，但成立的时间有长有短，许多番号时有时无，保持最多时不过二十个左右。
（三）
从陆军师在中国诞生开始至北洋军阀没落直至灭亡这二十多年，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类型的陆军师存在的二十多年。这一时期的前多半部分，即自１９０４年至北洋内哄开始之前，也是旧中国军事建设最好的时期。虽然也有二次革命、护国、护法等战争，但对于北洋陆军来说，对军事建设的影响不是很大，反到通过南北战争缎练了部队，单纯就军队建设的角度说还是在稳步前进的。
和以后民国历史上其它类型的陆军师相比，这一时期的陆军师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合成化程度高。北洋陆军的师是诸兵种合成的战略单位。师不仅辖有两旅四团的步兵，还有骑兵炮兵各一个团，工兵辎重兵各一个营。
如此多兵种合成的陆军师，与当时德日等国的陆军是不相上下的，也是后来国民政府时期各路军队的陆军师所不能相比的。当然，由于没有更多适合于不同军队层次的不同口径的火炮，这或许和以后团有团炮，营有营炮的情况相比略显不足，但一个师编５４门制的７５口径炮兵一个团，则是一个了不起的编配了。
一直到一百年后的今天，５４门制炮兵团仍是最理想的用的最多的编制（我军现在的炮兵团，也还是５４门制居多）。在国府时期，更多的情况，编制最强的也不过是每师一个的１２门制７５口径山炮营而已。即使如火炮编制最称强大的驻印军、青年军，师属火炮也仍然没能超过５４门之数，且此二军在历史上都仅仅是昙花一现，存在时间极短。三十年代初期，由西北军改编的石友三师、韩复榘师和由直鲁联军改编的刘珍年师、徐源泉师等部队，炮兵团曾编到陆军师，但上述诸师的兵力均在二万以上甚至超过三万，就象后来的整编师一样，其名为师而实质是军了，而炮兵团则多为三十六门制甚至更少，其步炮的比例则与北洋时代仍不能比。
这一时期的陆军师，将战斗支援和战斗勤务支援单位列编到师一级，使得师这一级具备很强的独立作战能力，但旅、团、营各级则是单一的步兵。战时，若需要旅团营等独立执行某个作战任务，则需加强骑炮工等兵种组成混成旅、混成团、混成营等。如１９１３年北洋军征赣时的第六师张敬尧团，便临时配属炮兵第六团一个连，骑兵第六团一个连，机关枪两个连，卫生队、电话队各一部组成混成团。同年在反击外蒙侵略战争中的第一师李奎元团，也临时配属了骑兵第一团两个营，炮兵第一团一个连、机关枪兵一个连组成混成团。护国战争时的北洋陆军第三师第五混成旅，第六师第十一混成旅等，也都属于这一种情况。
旅团营各级没能编配队属炮兵，主要原因是受当时火炮种类单一，团营属轻便火炮基本没有的限制，是没有办法；骑兵、工兵、辎重兵等兵种单位是可以编到旅团却没有编到旅团，则简化了指挥与管理程序，减少了不必要的矛盾，是一种很好的编制方式。它的优点就在于战时的编组十分的灵活。比如你这个团的作战任务重要，我可以加强给你两个炮兵营，他那个团的任务次要，我也可以只配属他一个炮兵连，而不用从甲团抽调炮兵配给乙团的作法来区分兵器与火力，还可以很方便的组成炮群。其它如骑、工、辎等兵种的配属也是同理。今天的美军等西方军队仍在使用这种办法，可见其科学合理性是经受了历史的考验的。
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后期，奉军于第一次直奉战争战败后，进行军事改革，采取了与关内北洋军不同的编制。此种编制是以旅为平时基本单位，虽也保留了师的番号，但其性质已与关内北洋军有了些许不同。奉军的旅名为步兵旅，但其性质则应属混成旅。其实际编成情况各有不同，小一些的仅辖两个团，大一些的则辖步骑炮达五个团之多，其规模更象一个师。由于全军以团为单位统一编号，旅团番号之间互不连属，并无规律，如郭松龄第二旅下辖步兵第一团、第三团、第十九团、骑兵第十四团、炮兵第十九团。
从表面看上去，团似乎是一个基本的独立单元，而旅、师则更象一个积木式组合单位，很象美军在二战时期的编法。如果真是这样，从管理的角度讲，也许更加简单，作战编组也许更加灵活，但合成后的效果则未必理想。须知奉军的骑兵团、炮兵团，并非关内北洋军的师属骑兵团、炮兵团，奉军的步兵旅，也不同于关内的师属步兵旅。
这样的关系，较之北洋军那种同属一个师内的旅团关系必定更形疏散，将会使旅团指挥员之间、合成军队指挥员与兵种指挥员之间配合的默契程度降低，感情的磨合变慢，兵种间的协同难度增大，从而对部队合成效能与战斗力的发挥带来不利的影响。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这是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即使到了今天，也是如此。
如果要说北洋的师的编制有什么不足，一个是二旅四团的方块制结构，实在不是最佳的编制方案。特别是当时的西南军阀，因为也采用了和北洋陆军相一致的编制，而由于无限制的扩军，许多陆军师的骑兵团、炮后团基本没有，师仅辖二旅四团，比北洋的二旅四团又另骑炮各一团的情况相比更是不佳。如果都能按郭松龄东三省陆军第二旅那样的编制，感觉应该是十分合理的编制了，只可惜象郭旅这样的编制即使是在奉军中也并没能普及。
再一个，是师属骑兵的编配不尽合理。在当时，就整个世界军事发展的总趋势来看，骑兵正在急据的衰落，但就中国的情况来看，骑兵却仍有活动空间。单就中原来看，每师编一个骑兵团是合理的，但中国地幅辽阔，南北东西地形差异悬殊，而此时的陆军师只一个模式，不管南方北方，每个师的骑兵都是一个团，就显的不够灵活。正象《联军志略》中所说：“在江南，每一个师编一个骑兵连，供侦察、搜索已足够，在满蒙，则宜多编”。大概北洋军成军是在华北，没能兼顾到江南与满蒙，这是它的不足。
可喜的是，混成旅这一合成的战术单位，因没有固定的编制的束缚，到是处理的很是适宜。如在南方，旅属骑兵多数不超过一个连；在中原，则基本是一个营；在满蒙又编的较多，如黑龙江的混成旅就曾以一步一骑两个团加其它兵种分队编成，吉林的混成旅则以两个步兵团和一个骑兵团为主编成，绥远的混成旅甚至以两个骑兵团和一个步兵团为主编成。根据不同的地域特点编组不同类型的混成旅，这又是其歪打正着的可贵之处。
二是满员率高。这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兵员满员率高，一个是装备满员率高。在国民政府时期的许多军队，你根本无法从编制表上来判断这支部队的实力，有一个师应编一万人而实力不及三千人的，有应编一个炮兵营而实际连一门炮也没有的，有名为骑兵团却基本没有战马而全靠徒步作战的。在北洋陆军存在的二十多年时间，这种情况只是到了后期才有，前多一半时期是没有的。
对于兵员的数额，早在清末，对于刚刚练成的新军各镇，便施行了极严格的点验制度。那时象后来那种吃空额的现象还没有发生，各镇均是按编制表落实。北洋六镇成军之初，清廷曾屡派大员赴各镇实施点验。尽管朝廷内许多人对袁世凯心怀猜忌，有意刁难，但几次考验北洋各镇的结果，仍无可挑剔。以考验大臣荫昌１９０６年考验各镇奏折为例，以点名一项，有以下评说：“所有三镇（一、五、六）人数，查与定额相符，骡马匹数，验明足额，喂养亦尚合宜。此点验三镇兵马额数之大概情形也”。后荫昌又几次考验北洋六镇，其结论均与上同。
不仅兵员的数量足额，其质量亦为后来靠捆绑抓来的壮丁充数所不能比。由于饷厚足以养家，吃粮当兵显得很俏，从许多预防不良假冒入伍的呈文中，可知其时的兵员是供大于求的，对兵员的补充至少是有挑选余地的，这便有效地保证了兵员质量。
以装备情况来看，当时新军中还鲜有机关枪，装备主要就是步枪、马枪和山炮、野炮。其步马枪的口径，以六五、七九为多，少数有六八口径的。六五口径系日本造，基本为三０式步马枪，进入民国后则有三八式。七九口径系德国造或仿德造毛瑟步马枪。都是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武器。至于火炮，则主要装备七五口径野、山炮，也有少数五七口径山炮。有购自德法英奥等国的，也有国内自产的。１９０６年，清新军在彰德举行陆军会操，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红蓝实兵对抗演习。组成南军与北军。南军由第八镇全镇与第二十九混成协全协组成，共装备陆路炮３６门，过山炮５４门。北军由第五镇抽拨的步队一协，马队一标，工程队一营，第六镇抽拨的步队一协，第四镇抽拨的炮队一标，编成混成第五镇。又由第一镇抽拨步队一协，马队二营，炮队二营，工程队一营，编成混成第一协。统计北军共装备陆路炮５４门，过山炮３６门。
由此可以看出，尽管北军系由几个镇抽拨的部队编成，但都是成建制抽拨的，而南军则是成建制抽调第八镇和第二十九混成协参加。那么也就是说，第四镇的炮标是按编制编满了５４门火炮的，第一镇的两个营也是按编制编满了各１８门火炮的。至于南军的第八镇，其按编制编了５４门火炮是肯定的，第二十九混成协，编了３６门火炮，这正好是两个炮兵营的想定编制。
在整个旧中国，步枪基本上可以保证装备，限制一支军队装备的瓶颈主要是火炮，而清末新军中的火炮装备基本上是满员的，这种状况也一直延续到民初。关于这一点，塞兄已有专文述之，此处不再赘言。
清末是如此，到了民国时期的北洋军阀统治的大部分时期，其编制的满员率仍是如此。以护国战争时北洋军实力统计为例，第六旅５０００人，第七师（欠一团）６０００人，第八师（欠一团）８０００人，第十二旅４０００人，第四混成旅４０００人，第十三混成旅４０００人，第十六混成旅（欠一团）２０００人，第五旅５０００人，第十一旅４０００人，第二十师（欠一旅）６０００人，第二混成旅５３００人，第七混成旅５７００人。由此大抵看出，除第七师（欠一团）兵力稍弱，其它基本是满员的。
三是训练程度好。北洋军的训练，一方面是是制式教练，也就是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队列训练。一方面是战斗教练。在前者，北洋军做的是相当的可观，以至于许多对袁世凯有各种猜忌心理的清廷大员屡屡上奏，谓袁世凯练兵中看不中用。此说对错参半。中看说对了，不中用则未必。袁在练兵时，的确十分注重队列教练，并将其看成是养成良好军纪的途径，称制式教练为“军纪操”。陈夔龙在《梦焦亭杂记》中记述：“文公驰往小站，该军仅七千人，勇丁身量一律四尺以上，整肃精壮，专练德国操。马队五营，各按方辩色，较之淮、练各营，壁垒一新”。以上文字，可见其时袁世凯练兵之一斑。而陈此行还是奉旨陪同荣禄前往查办袁世凯时所写的文字，其客观价值自不必说了。再如曾参奏袁世凯的考验大臣荫昌，在考验过后的奏折中多处却有这样的文字：“步、马、炮、工、辎各队教练进退敏捷，动作合法，官长调度指挥，因地易形，颇为灵便……综观三镇，虽各瑕不掩瑜，而章制、操法大致已臻完备……总期备国干城，足胜御侮折冲之任……奴才窃喜其成效足观，缓急尚属可恃”。
队列教练，实在是养成一支军队良好作风的必备途径，袁将此命名为“军纪操”，是太恰当不过了。依个人当兵二十多年的体会，哪个连队队列练的好，其士气、作风必占一流，各方面成绩必定优秀，此乃任何一个带过兵的人到最后都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也是古今中外军队都要花许多精力进行队列训练的内在原因。在战斗教练上，先是有《训练操法详细图说》的问世，后又有《新定步兵操法》的出台。特别是后者，其问世于１９１０年，此时新军已按新军制运行，此《操法》可算是量体裁衣，颇合时尚，许多观点至今仍闪烁着夺目的光辉，是一部划时代的兵学论著，有着里程碑的地位。进入民国后，《陆军军队常年教育顺序令》、《陆军教育纲领草案》、《平时军队参谋训练条规》等有关军队训练的条令条例也相继出台，为军队的训练提供了法治化正规化准则。
清末，由于袁世凯执掌了新式陆军训练实权，于是，“倾全国之财，练六镇之兵”。清亡前，北洋各镇连续数年举行会操。袁对此可谓煞费苦心，每次会操，必调谴精兵强将，兴师动众。如１９０５年在河间举行的会操，南军由第四镇全镇、第二镇抽拨的第四混成协、第五镇抽拨的第九混成协共２２５１３人组成，北军由第三镇全镇、第一镇抽拨的第一混成协、第六镇抽拨的第十一混成协共２２４８９人组成，北洋六镇都有参与。组织如此大规模的带实兵的对抗演习，就是到了今天，又谈何容易，何况一百年前呢。会操中，对从兵力兵器的区分到伤员的救护，从地形地物的利用到粮秣的补充，都有极严格细致的要求与评判，少有敷衍塞责现象出现。通过这一次又一次的会操，提高了北洋军的战斗力，也锻炼了一大批军官，为以后北洋军的大量繁殖提供了干部资源。民初吴佩孚、冯玉祥、孙传芳、郭松龄、李景林等，都以擅长练兵而闻名，所带部队亦成当时劲旅，其基础即奠于此。到了民初，军队的训练仍保持了北洋练兵时的一些好的传统，并吸收了一些新鲜的东西，在当时是有一定先进性的。１９１９年，皖系参战军第一师在进行混成旅攻防对抗演习和步炮协同演习时，曾邀请在华外国武官参观，赢得了较高赞誉，在国际上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后来，北洋军的一些好的练兵方法被一代一代继承下来，在国民军中，在黄埔军校中，都吸取了北洋练兵时的一些有用的东西。说实在的，一直到今天，仍旧可以从我们的训练中找出北洋军练兵的影子。
基于上述特点，使得那时的北洋陆军师在当时的军事和政治生活中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法码。北洋时期，共有中央陆军一至三十五师的番号。但如前所述，除掉临时给予西南部分军阀的番号外，北洋陆军的陆军师最多时只有２４个。因为兵不多，就可以集中财力物力重点建设，所以说此时的北洋陆军师是相当精锐的，称的上械精饷足，兵强马壮。
那时的军阀，可以不当省长，可以不当空头的司令，甚至可以不当督军，却不能不当师长。在北洋军阀控制的省区，各省的军政长官（不同时期称都督、将军、督军、督理、督办等，特别区称都统）多数都要兼任一个师长，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难以罗列。不仅如此，许多军阀即使当上了相当于今天大军区司令一级的巡阅使，官居上将了，也依然紧紧抓住师长的权柄不放。比如吴佩孚，在任直鲁豫巡阅副使时兼任第三师师长，后来任两湖巡阅使，仍兼第三师师长，再后来任北洋最核心最要害的直鲁豫巡阅使了，还要兼任第三师师长。其它还有任苏皖赣巡阅使仍兼第六师师长的齐燮元，任热察绥巡阅使仍兼第十三师师长的王怀庆，任闽浙巡阅使仍兼第二师师长的孙传芳，任两湖巡阅使仍兼第二十五师师长的萧耀南，任陆军检阅使仍兼第十一师师长的冯玉祥等。在北洋，除了张作霖的东三省巡阅使没有再兼任师长外，全部的巡阅使都兼了某一个师的师长。
需要搞清楚的一个问题是，这些人，并不是因为兼了督军、巡阅使等高官才使他们师长的身份得以显赫。正相反，恰恰是因为兼了师长，才使他们督军、巡阅使的官真正的象了个官。虽说督军、巡阅使等也是军职，但他们的实力则要靠具有独立作战能力的师和混成旅来填充。在那个有枪才有一切的年代，也只有抓住个把陆军师，你才有说话的份量，不然，再高的官也是空的。比如冯玉祥的陆军检阅使，如果不是兼任了第十一师的师长，恐怕他这个上将检阅使也会象抗战时的军风纪巡查团的上将主任委员一样变的无声无色，还不如个连长能有所作为。这也正是为什么那些督军大人们非要死死抓住师长的权柄不放的原因，同时也从一个侧面验证了当年一个陆军师的价值和一名师长的炙手可热。
当我们说到北洋陆军的某某师，比如说到第三师、第六师、第十一师等，就象说到美军第四机步师、第八十二空降师一样，能让你充分感觉到它的份量。而如果说起抗战后期和四十年代末的某一个师，你是无论如何找不到这种感觉的。冯玉祥武穴停兵，不过一个混成旅长，马联甲发动安徽政变，也不过一个混成旅长，臧致平、杨化昭离闽入浙，都不过一个混成旅长，但却每每使政局产生严重动荡。这些都还只是一个混成旅而已，何况一个师呢。当时吴佩孚率第三师自湖南前线回师北上，孙传芳率第二师离鄂经赣入闽，尽管不是战斗行动，却都引起当时军界政界极大震动，可见其所占法码之重。其实，那时的某个师长和混成旅长，就是兵马一动不动，只是发个通电，就足以使政局的天平产生极大倾斜，真可称的上是呼风唤雨，举足轻重了。
到１９２０年直皖战争暴发，军阀混战开始，北洋内部再也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其军队建设开始走下坡路。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北洋各派系，包括战胜的奉系，都元气大伤，各大的派系复又分裂成更多的小的派系，互相之间你争我夺，混战不已。为了打仗，所有大小军阀都在疯狂地扩军，有的在极短的时间内，其兵力增长到五倍、十倍以上。
到１９２６年底，由北洋军阀繁殖和收编的军队从番号上看已达２００余师，３００余混成旅。在混战开始后的前两年，由于大量破产农民为军阀混战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源，各师中步兵的满员率还是可以得到基本满足的，但中国的兵工生产因饱尝战火，受到严重的破坏而停滞甚至倒退，步枪的生产还勉强可以拼凑，火炮和军马的生产与采购却再也无法满足频繁的消耗和急剧的扩军，于是陆军师的满员率越来越差，骑兵团无马，炮兵团缺炮的现象已经相当的普遍。到北洋军阀统治的后期，各师旅已经很难说的上按编制配备。以驻豫岳维峻部为例，全军１１个师，２０个旅，有炮仅３０门，平均每个师旅还摊不上１门。
到了北洋末期，兵源亦呈枯竭，连步兵也难以保证按编制数配齐了。北伐战争时，五省联军之闽军第一、三、四、六４个混成旅的兵力加起来，还不足五千人，即使有着很长历史的中央陆军第十九师，全师兵力也已下降到不足三千。兵额如此缺少，训练更不堪言了。不数年间，这一在中国军事发展史上享有极高地位、编制最是齐整、装备最是精良、训练最是优秀的第一代陆军师，就这样走到了它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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