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元朝的一些常见的谬误
时间：2007/01/16 出处：历史研究

　　关于流传最广的“人分四等“,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王东平博士在文章中指出,元朝并没有把民族明确分为四等的专门法令,但是在诸多政策法令法规中,蒙古人色目人享有特权,这恐怕是人分四等这一说法的来源.至于“九儒十丐“,也是民间的一种说法,实际上元朝儒士的地位并不低.这种等级是不存在的.关于“停止科举“,其实元朝在元仁宗时已经恢复了科举考试,在顺帝初伯颜专权时曾一度中断,顺帝搬倒伯颜后,科举考试又得以恢复.关于元朝的铁器之禁,成宗时其实已经开放铁器之禁,后来铁器之禁时有时无,主要和形势有关系,并不是终元一世的政策.关于所谓初夜权之说,则纯粹是民间传说的无稽之谈,近人程树德在>中多次指出“与史无证“.南宋徐大焯在>中所列“二十家为甲“,是以北人为甲主,而不是以蒙古人为甲主.保甲制度实际创立于北宋王安石.关于蒙古人不懂得汉文化,其实也不全面,元仁宗元英宗对儒生十分重视.拜住脱脱等都是蒙古人中的儒臣.

元朝的军、政体制与前代相比是较为健全的。中央政府的军、政统治机构，主要由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构成。中书省领六部，主持全国政务，枢密院执掌军事，御史台负责督察。地方行政机构，分别为行省、路、府、州、县。行省是朝廷委派重臣到各地署事，行使中书省职权的简称。以后行省由中央临时派出机构转为地方常设的最高行政机构。行省握有很大权宪，统辖路、府、州、县的政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事等等。元代行省制度是自秦汉以来中央集权制度的一个重大发展。

元朝的经济仍以农业经济为主，但生产技术、垦田面积、粮食产量、水利兴修以及棉花的广泛种植等都超过了前代。棉花的种植范围进一步扩大，为棉纺织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松江地区的棉纺织业尤为兴盛，那里出产的“乌泥泾被”名闻远近。当地农家妇女黄道婆，从黎族人民学到了先进的棉纺织技术，她把这些技术在家乡传播开来，并改进了棉纺织工具，为棉纺织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元朝的手工业生产除官办作坊外，民间手工业比较发达，行业种类超过前代。特别是新兴棉纺业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瓷器、印刷业也有较大进步。由于驿传制度的完善和海运的开通，国内外交通空前发达，商业比唐、宋时代有了很大的发展。城市繁荣，盛况空前，出现大都、杭州、泉州、广州等闻名世界的大都市。泉州是元朝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经常停泊着数百艘海船，大量货物在那里汇集和起运。至今屹立在泉州附近的六胜塔，就是当年引导海船进出港口的灯塔。

元朝在词和民间通俗文学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曲。元曲包括散曲和杂剧两种。散曲是由词发展而成的一种近于民谣的新诗体，可供清唱，又叫清曲；杂剧除歌唱的曲子外，还有道白、表演，实际上是剧曲或戏剧。元代的散曲用词清新古朴，多世俗词句，常以不拘一格的体制塑造鲜明形象。著名的散曲作家包括有「曲状元」之称的马致远，以擅长杂剧而出名的关汉卿以及张可久、乔吉等等。像马致远脍炙人口的《天净沙》(「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通过对一幅秋郊夕照图的描绘，委婉地刻画出旅人飘泊天涯的心境，成为经典名作。
元朝的杂剧，成就极其辉煌，优秀的戏曲作家辈出，而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并称为元曲「四大家」。若以作品艺术性之高及对后世影响之深而言，则关汉卿的《窦娥冤》和王实甫的《西厢记》堪称不朽的杰作。《窦娥冤》通过贫苦妇女窦娥含冤负屈被官府误判死刑的剧情，揭露官场的黑暗，并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思想。《西厢记》则讲述相国之女崔莺莺和书生张生，勇于冲破封建樊笼，历经千辛万苦，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爱情故事，为世世代代中国人所传颂。
　　
　　 元朝在其他艺术方面的成就也不小。书画方面，元初书坛三大家赵孟孚、鲜于枢和邓文原，提倡「专以古人为法」，深研晋、唐先贤的书法，对元代及后世书法的影响甚大。其中赵孟孚以一代文豪兼工书画，他精通各种书体，而他的画也是山水、树石、人物、走兽无一不工，实为元代书画的一代名家。

建筑方面，元代有很多宏伟的建筑，其中元大都的建设可为典范。大都为元之国都，也是13－14世纪世界上最宏伟壮丽的城市之一。它花了十八年的时间建成，其严整的规划布局，建筑的技术、艺术水平都是当时世界上罕见的。元代统治者为了修建这座规划庞大、辉煌宏丽的都城，调集全国各地大量优秀工匠，同时，大量西域人也为大都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才华。明、清的北京城就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改造和扩建而成的。 陶瓷艺术在元代也有进一步的发展，其特色是青花瓷器的制作。青花是用氧化钴作颜料在陶胎上描绘纹样，然后上白地蓝花的透明釉加彩绘。中国青花瓷的发展，便运用唐代三彩技术并学习、改良西亚的青花技术而来，到了元代中叶臻于成熟，其工艺水平超于前代而远销世界各地。

同时，元朝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来保障商人的权益。为了禁止官员经商与民争利，出台了《市舶则法》，规定各衙门不得“差占”舶商船只，“永为定例”；船商进港，不许“权豪势要人等诡名请买”并免除舶商、艄水之家的一切杂役。从而使得“富民往诸蕃商贩者，率获厚利，商者益众”。这使得1314年因出口量过大，超过了海外市场承受能力，导致“中国务轻，蕃货反重”，于是元朝又采取干预措施，规定“发舟十纲，给牒以往，归则征税如制，私往者没其货”，限制出海船只数量，以减少贸易逆差。等到1323问题得到解决后，又很快废除了这项规定。
　　　　 元朝中国的重商政策，国家对于世界的影响是提高还是降低，不言自明。

在天文学方面，元世祖忽必烈在尚未登基之前，就征招“回回为星学者”翻译及带来诸如托勒密的《天文大集》，伊本.优努斯（也译做尤尼）的《哈基姆星表》（也译作《哈基姆历数书》）等天文学著作。1260年，元朝廷承金人旧制，设立司天台；1271正式设立回回司天台，1312设立回回司天监。后来还任用了一大批以札马剌丁（又译作扎马鲁丁、扎马剌丁）为代表的天文学家管理此类工作，为中国天文历算的完善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札马剌丁自己制作的天文仪器有多环仪、方位仪、斜纬仪、平纬仪、天球仪、地球仪，观象仪等七种。除外来科学家外，中国本土的天文学家、水利学家和数学家郭守敬设计、制造了简仪、仰仪和圭表等天文仪器，同時，他主张以实际观测为依据，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天文监测网。另外，郭守敬还设计、制造了大型计时仪器——七灯漏（大明殿灯漏）。天文学的发展，必须有数学的的相辅相成。在元朝，中国人首次使用阿拉伯数字。1280年，数学家及天文学家王恂与郭守敬等制订《授时历》，不但列出了三次内插公式（“招差法”），还使用“垛垒、招差、勾股、弧矢之法”进行缜密计算，其中将穆斯林发明的弧三角法应用于割圆术获得“弧矢割圆术”（即球面直角三角形解法）最为称奇。1303年，数学家朱世杰的《四元玉鉴》问世，此书将“天元术”推广为“四元术”（四元高次联立方程），并提出“消元”的解法；欧洲则在1775年由法国人别朱提出同样解法。朱世杰的另一项成就是对各有限项级数求和问题的研究，而且在此基础上得到高次差的内插公式；在欧洲1670年英国人格里高利、1676~1678年牛顿才提出内插法的一般公式。
　　另外，中医药学在元朝也有很大发展，出现了（金）元四大学派，特别是中国与阿拉伯、波斯等地密切而频繁的交往，使得当时处于领先水平的阿拉伯及波斯医药学典籍被带来中国并翻译成中文，阿拉伯式的芳香挥发剂、滴鼻剂、露酒剂、油剂与糖浆剂等已经普遍得到推广应用。在元朝的秘书监中，保存了不少阿拉伯人关于医药学方面的著作。中国传统医药学此时已经深受这些外来医药学的影响，特别是中药学扩大了“中药”的内涵，大量吸收、使用由阿拉伯人、波斯人甚至印度人传来的“海药”。综合了中医和阿拉伯医学的《回回药方》是中国大型综合性回医药学典籍，共有36卷，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伤和皮肤病等科，约有药方6000---7000首之多。元政府在太医院下面专门设置广惠司，掌管回回医药事务。公元1291年先后在大都、上都建立“回回药物院”。在民间，元末杭州穆斯林已经开始设立比较正规的医院为国人治病。

在征服战争频繁的古代，蒙古对于宋朝的征服是历史的事实，这无法改变。但蒙古对于宋的征服，就如所有的征服战争一样，在破坏之后都是有建设的，而且建设的水平与前朝相比并不逊色，甚至可以说对于中国文化有着相当大的推动，若说元朝使中华文化断档或是遭受毁灭性打击，只可以说是对于历史的不了解或是以民族情感来忽略历史真实。
　　　　评论历史，不可有着非黑即白的观点，历史就是已经发生而且并不随人的意志而改变的事实，用情感来左右对历史的看法，只能得出错误的判断。清朝有血腥的征服战争，有文字狱，但也有稳固的版图、《四库全书》、康乾学派和《红楼梦》，两者都不可忽视，元朝也是如此。当然，“历史是任人打扮小姑娘”，如果为了某些特定的目的而故意强调其中一点无视另外一点，也是评史人的自由。
　　　　只是，那是政治，而不再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