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多种姓与多教派

种姓制度 这是古印度的特产，西方人通常称此为“卡斯特制度”，印度人称此为“瓦尔那制度”，瓦尔那意即颜色、品质或肤色。这种制度在早期吠陀时代就萌芽了，进入次大陆的雅利安人，自称为“雅利安瓦尔那”，即把自己当作高中贵者集团，而把当地居民称为“达萨瓦尔那”，意即敌对集团。随着雅利安人的内部分化，部落中出现了平民与贵族的差别，平民称为“吠舍”（vis氏族成员的意思），贵族称为“罗舍尼亚”（kajanya，意即发光，引申为显贵的意思），后贵族内部又分化为军事贵族和祭司贵族，这样就形成四个种姓的胚胎。

到后期吠陀时代，随着国家的产生和婆罗门教的形成，四个种姓的（或四个瓦尔那）制度也正式形成。显然，种姓制度是雅利安人与当地居民一分为二，以及雅利安人内部的贵族与平民、军事贵族和祭司贵族分化的结果。当然，雅利安人对这种姓制度的形成也有一套说法。他们说梵天口创婆罗门、臂创刹帝利、腿创吠舍、脚创首陀罗。所以，婆罗门教的典籍给四个瓦尔那规定了不同的地位、权利和义务。

第一种姓是婆罗门（Brahmana，意即梵天所生）。他们主管宗教祭祀，属特权贵族阶层。他们垄断了宗教和文化等方面的权力，而且其中一些人参与政权。

第二种姓是刹帝利（Ksatriya，权力意思）。他们是从“罗舍尼亚”发展而来的军事行政贵族集团。他们的

第三种姓是吠舍。他们是雅利安人的一般平民，主要从事农、牧、工商，吠舍中有富人，也有穷人，他们在政治上无特权。

第四种姓是首陀罗（Sudra，可能是“小人”或“陷入悲哀处境的人”之意）。主要由被征服居民组成，但也有一些失去公社成员身份的雅利安人，这一等级的人主要从事农、牧、鱼、猎及各种低溅的职业，他们不受法律保护，不能参加宗教仪式，属于“一生族”，即不能得到第二次生命，而前三个等级属于“再生族”。

在四个种姓中，前两个等级是统治阶级，后两个等级是被统治阶级；前三个等级有公民权，后一个等级无公民权。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念念有词的婆罗门是第一等，而掌握军政实权的刹帝利是第二等呢？这是由于婆罗门是“王者师”，一个婆罗门可以是几个国王的顾问，带有国际性，而刹帝利只是一国之主。另外，婆罗门念咒、占卜等方术也影响着国王的行政及军事行动。此外，首陀罗也不等于是奴隶，也有雇工等。所以种姓制度不是阶级划分，而是一种等级制度。

种姓制度在列国时代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引起的。这种变化的具体表现就是四个种姓的人都有贫富分化的现象，因而原来的种姓地位就不一定能反映一个人的实际阶级地位。从婆罗门来说，他们本是神权贵族，此时却有一些婆罗门从事农业，有的甚至穷的只有两头牛。还有许多婆罗门当了医生、信差、税吏、樵夫、商人、牧人、屠夫、侍卫、猎人、木匠。也有些婆罗门以赌博、讨好他人、斗鸡斗狗、演口技、算命相面、施魔术等手段谋生。刹帝利随着王权的加强和战事的频繁提高了社会地位。但也有地位下降的人。如有些刹帝利不得不从事农业和商业，有一个刹帝利王子甚至先后当过陶工、编蓝匠、花匠、厨师等低等职业。吠舍本是一般平民，但此时有一些吠舍经商致富，成为拥有大量财产的富翁，据文献夸大性的记载，有一个吠舍死后竟遗留下纯金8万斤，这些大财主还恃其财富跻身于统治者行列。当然，大部分吠舍则贫困化，甚至与首陀罗等级的人为伍。至于地位最低的首陀罗，其中也有少数人发了财，还成了富有的施主，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社会上受尽歧视和凌辱，生活极度艰难。从以上情况来看，四种姓与社会实际情况有不相符合之处，或者说势力日益强在的刹帝利和吠舍上层，对于婆罗门高居于其上的特权地位越来越难以容忍。至于受尽欺凌之苦的吠舍下层和广大首陀罗，对这种所谓的前生造定的社会秩序当然更不满意。所以，种姓制度便成为当时社会的众矢之的。

到孔雀帝国时代及其以后，种姓制度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具体表现：首先是种姓制度更加森严。此时的法经与法典严格规定了各种姓的职业，并强调职业的世袭性，严禁低种姓从事高种姓职业，但允许高种姓的人在不得以的情况下从事低种姓的职业谋生。同时，要求各种姓的人在种姓内通婚，如果不得已而与其他种姓的人通婚，只许高种姓男子娶低种姓女子，此种婚称之为顺婚，反对高种姓女子下嫁低种姓男子，这种婚称之为逆婚。在法权方面，对四种姓之间有不同的规定，即前三种姓与首陀罗种姓之间在法律关系上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仅以侮辱罪而言，婆罗门侮辱首陀罗只罚款了事，但首陀罗辱骂雅利安人要割掉舌头。在宗教生活方面，首陀罗无权参加宗教生活，偷听者往其耳中灌熔化的锡或蜡，偷诵吠陀经的要割舌头，偷记吠陀经的要将其身体劈为两半。所有这些规定目的是为高级种姓的特权利益服务的。其次是种姓制度更加复杂化。种姓制度具有种族歧视性和排外性，不适应帝国的需要。为了适应形势，婆罗门教对种姓制度也做了一些补充和解释。即四大种姓仍是基础，但同时也承认了许多“杂种姓”。这样，不同的职业集团、不同的部落或民族就可以被安排在这些杂种姓里，像波斯人、希腊人、塞种人都被解释为堕落的刹帝利，因为他们是入侵进来的武士阶层，又是外族。此外，还有那些放弃本业的、违反禁婚规定的种姓，所以《摩奴法典》提到的杂种姓有几十种之多。同时，因强调职业的世袭性，在吠舍和首陀罗中又衍生出不少职业集团或新的种姓，加上落后的山林部落的居民，这样，在《摩奴法典》中提到的新的种姓多达50余种，印度人称这些集团为“迦提”（jati）。这些迦提的地位有高有低，地位最低下的、最受歧视的是旃荼罗，他们可能是落后山林部落的居民，被视为不可接触的溅民，只能从事搬运尸体之类的工作，只能穿死人的衣服，用破容器吃饭。如碰上他们则是不吉利，所以他们行走时必须“击木以异，人则识而避之”。这些溅民据学者们估计，今天在印度仍占总人口的1/7。

种姓制度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变化的趋势一是等级歧视代替种族歧视，在当今的印度，有黑皮肤的婆罗门和刹帝利，也有白皮肤的溅民；二是分支越来越细，有的研究者统计，印度的种姓总计有3千多，仅婆罗门就有1800个分支，这是标准的多种姓社会。也是印度的一个顽症，它像钢铁般的框架，细节虽有变化，但框架依然存在，直到今天，仍在印度的占人口3/4的农村起着作用。它把印度害得像一潭死水，无生气，人们默默无闻，只要遵守其规定，便可获得安全。

宗教信仰 古印度也是一个多宗教教派的社会。在早期吠陀时代，雅利安人是原始社会式的自然崇拜，崇拜的主神竟多达3399位。到后期吠陀时代，随着阶级矛盾的激化和国家的出现，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婆罗门教也形成了，婆罗门教有一套比较系统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教义。其具体内容一是最高信仰为梵天。认为梵天是宇宙的最高主宰和创造者，宇宙万物和人的“自我”（即灵魂）都来自梵，人们只有通过抑制七情六欲，超脱现实的苦和乐，虔诚信仰梵天，才能使自我复归于梵天，即达到婆罗门教的最高理想境界——“梵我一致”。二是吸取了土著居民的灵魂轮回转世的宗教观念，创造了“业力轮回”的理论。所谓“业力轮回”，就是人在现实生活中必造业，一造业必有果报，有果报就要经历灵魂的轮回转世。而轮回转世的好坏，则取决于前世的善行或恶行，即现世的境遇都是前世善行或恶行的果报。三是婆罗门教还为各等级制定了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达磨”（法）。认为凡是遵守达磨的，死后可升天，不遵守者则转生为首陀罗或动植物。此外，婆罗门教还大力宣扬神创四种姓说，力图说明四种姓是神意决定和永恒的。

婆罗门教的经典是《吠陀》，意为知识和学问，共有四部，即《梨俱吠陀》、《沙摩吠陀》、《耶柔吠陀》、《阿闼婆吠陀》，其中《梨俱吠陀》最古，反映了雅利安人侵入次大陆后在野蛮时代的情况，后三部反映的是雅利安人国家产生及迈入文明的情况，所以有早期吠陀时代和晚期吠陀时代之称。除四部吠陀外，还有解释吠陀的典籍或散文式的辅导材料，即《梵书》、《森林书》、《奥义书》。

婆罗门教虽然认为梵天是宇宙万物最高主宰，但并不是一神教，被承认的神多达几千万种。有的神样子很怪，如“毁灭之神”湿婆，形象五面四臂。可能是由于神太多，太拥挤，无处不在，所以婆罗门教对神不立偶像，也不建神庙，这与埃及和西亚的宗教显然不同。婆罗门教崇拜的方式主要是祭祀，供品有粮食、奶、肉等，最上等的供品是用山果酿成的酒。这与其说是神爱喝酒，不如说是印度人爱喝酒。

到列国时代，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货币不仅起着衡量商品价值的作用，而且也起着衡量人与人之间关系以及人的价值尺度的作用，出现了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观念。当时的文献就提到，“谁有财富，谁就有朋友；谁有财富，谁就有亲戚；谁有财富，谁就是世界上真正的人。”这就使婆罗门教受到了冲击，如前所叙，掌握军政大权的刹帝利和部分发财致富的吠舍对婆罗门高居于其上的等级制度已不能容忍，要求改革婆罗门教。于是，古印度在列国时代也出现了类似古代中国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情况。据文献可知，当时的教派竟多达96个，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佛教、耆那教、顺世论等教派。关于顺世论，我们在后面的文化部分中加以介绍，耆那教等不做介绍，只重点介绍佛教。因为此时虽然教派很多，但讨论的核心是如何脱离现实，这与中国在战国百家争鸣时期讨论的主题——如何改革现实正好相反。

佛教 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其创始人是乔达摩·悉达多（公元前566—486年），又称佛陀或释伽牟尼，意即释伽族的圣哲，他是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王子，传说他结婚较早，但29岁时才得子，就在这一年，他放弃幸福美满的生活，离家出走，过起禁欲主义式的。所以要这样，是因为他发现人有生、老、病、死等痛苦，故出家修行。一位王子，苦行6年，皮包骨头，后在一次长达7天7夜的苦思瞑想后，终于大彻大悟，得道成佛。接着他在恒河流域传教40年，80岁逝世。关于他得道成佛的传奇故事当然是其信徒的虚构。因为佛教产生的原因我们已知道，是反婆罗门教的产物，而非某一圣哲一时的大彻大悟。佛教提倡“众生平等”，力图打破婆罗门教的种姓界限，这实质上代表的是刹帝利和上层吠舍的利益。

佛教的教义是四谛，即四条神圣的真理。四谛有苦谛、集谛、灭谛、道谛。苦谛是说人生有各种痛苦，如生、老、病、死等；集谛是说人所以有多种痛苦，其根源是由“欲望”造成的；灭谛是说既然苦因产生于欲望，那么，灭苦因就要灭欲望，这样才能达到超脱的理想境界，即“涅磐”境界；道谛是指达到“涅磐”境界的具体方法，即修道的八种方法，又称八正道，即“正见”（正确的信仰）、“正思”（正确的思维）、“正语”（正确的言论）、“正业”（正确的行动）、“正命”（正确的生活）、“正精进”（正确的努力）、“正念”（正确的思想）、“正定”（正确的自我专心）。

四谛论教义还包括“十二因缘”，这是集、灭二谛的具体说明，其主要内容是说人生有十二个互为条件和因果联系的环节。即：“无明”（愚味无知）、“行”（善恶行为）、“识”（精神活动）、“名色”（精神和肉体的统一）、“六入”（眼、耳、鼻、舌、身、意）、“触”（接触事物）、“受”（感受苦乐等）、“爱”（贪欲）、“取”（追求取著）、“有”（生存环境）、“生”、“老死”。其中，1和2是前世因，3至7是现世果，8至10是现世因，11和12是来世果。这样流转不息，就构成前世、现世、来世这三个世和前世因与现世果、现世因与来世果的二重因果的业报轮回。说得简单些，就是指人生之苦都源于“无明”而引起的造业果报，进而生死轮回不息，因而只有消灭“无明”，皈依佛教，才能得到解脱或超脱轮回，达到不生不灭的“涅磐”理想境界。

从佛教的教义可以看出其特点：一是有严密的逻辑性；二是虽有婆罗门教轮回说成份，但它不承认神能主宰人的命运，一个人要达到最高境界完全靠自己，而不是靠神，“众生平等”是针对梵天造四种姓而提出的响亮的口号；三是要人们脱离现实，断绝各种欲望，通过苦行僧生活达到虚无缥缈的涅磐境界，所以也是一种有利于统治阶级的麻醉人们的精神鸦片。不过，由于“众生平等”的口号对下层群众具有吸引力，所以佛教得到迅速发展和广泛传播。

释伽牟尼逝世后不久，他的弟子们在摩揭陀国（阿舍世王时）举行佛教第一次大“结集”，结成佛教经典——“三藏”中的经藏和律藏，这是原始经典。公元前386年，为排解教派纷争，在吠舍厘城召开佛教第二次大“结集”，进一步修订了佛经。阿育王时，在首都华氏城举行佛教第三次大“结集”，为最后定型的佛教经典（经、律、论三藏）奠定了基础。此时，佛教不仅是阿育王帝国的国教，而且开始向国外传播，成为世界性宗教。贵霜帝国时，佛教分裂为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大乘即宽广的解脱大道，小乘是大乘对早期佛教的贬称，即解脱之道狭小。两大派何为正统，或者说那个更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这是帝国必需考虑的事情。于是迦腻色迦举行了佛教的第四次大“结集”，编纂了经、律、论三藏经典，定大乘佛教为正统，并在首都富楼沙建佛塔和寺院。从此，大乘佛教居于主要地位。

大乘佛教能够成为正统，简单说它更适合统治阶级需要，具体说它与小乘佛教有如下不同之处：一、在宗教学说体系方面，小乘仍墨守释迦牟尼的遗教，不拜偶像；大乘虽承认早期佛教的经典，但接受了外道思想，注重宣扬神，把释迦牟尼奉为创世的最高神，并造出各种偶像加以崇拜。二、在修道途径和目标方面，小乘主张众生自度，即通过自己修行最终进入涅磐境界，但不能人人成佛；大乘则主张兼度，即佛教徒不仅要自己解脱，还要帮助别人解脱，即“普度众生”。它还主张只要虔诚信佛，人人都能成佛。三、在宗教理论方面，小乘主张“我空法有”（我是主观，法是客观）；大乘则主张“我法皆空”，即主、客观的真实性都否定。此外，小乘佛教的教徒往往是乞食于村邑，宴息于林泉；大乘佛教的教徒有的已是特权阶层，用不着过苦行僧生活。总之，大乘佛教更唯心，更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所以不仅在古印度占主导地位，而且在亚洲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佛教的传播基本上分为南传和北传路线。

南传路线从阿育王开始，先传到斯里兰卡，4—5世纪时由斯里兰卡传到缅甸，11—12世纪传到泰国，以及柬埔寨、老挝，并都被奉为国教。

北传路线也从阿育王开始，先传到中亚，公元前1世纪前后传入我国新疆。公元前后，佛教由新疆传入我国内地汉族地区。公元4世纪，佛教由中国传入朝鲜，5世纪初由朝鲜传到日本。越南的佛教，大约在公元2世纪由中国内地传入。北传佛教一开始是小乘佛教，大乘佛教兴起后在东亚各国得到广泛传播，并占主要地位。

公元7世纪前期，佛教由印度和中国内地先后传入我国西藏地区。并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具有西藏地方特色的西藏佛教。西藏佛教又称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属大乘佛教，它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群众性，传遍整个藏族地区。蒙古族信仰的佛教是元朝忽必烈从西藏接受的喇嘛教。公元1260年，忽必烈封西藏喇嘛教教主八思巴为国师，定喇嘛教为国教，这是蒙古族接受佛教的开始。以后，佛教只是在西藏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汉族和蒙古族地区则没有达到如此高的地位。据专家考察，4世纪时，我国西北部有9/10的居民信佛教，6世纪时，我国南部的居民也开始信奉佛教。700年左右的唐代，佛教在中国达到繁盛。以后，由于寺院拥有大量财富，众僧尼脱离民族经济，引起官方妒忌，招致迫害。据记载，841—855年期间，有4600余所寺院和4万余所祠庙被拆毁，26万多僧人被勒令还俗，经唐代这次打击后，佛教与道教和儒家学说一样，仅仅成为旧中国统治阶级的精神工具之一。

需要说明的是，古印度是佛教的故乡，但最后在印度让位于婆罗门教。其原因主要是12、13世纪时，中亚伊斯兰教诸王侵入印度后，认为佛教对他们的军事封建贵族政权不利，并从宗教偏见出发，对佛教徒及其寺院采取镇压政策，从而使佛教在印度本土遭到了全面的溃灭。至于婆罗门教，这是古印度的顽症，加上它不立偶像，不建神庙，看不见，摸不着，不好消灭。当然，佛教在印度也不是完全不存在。据专家估计，印度现有印度教徒2亿多人，锡克教徒300多万人，耆那教徒100多万人，佛教徒有近百万人，犹太教徒两万多人，基督教徒400多万人（主要是欧洲人）。今日的印度依然是一个多种姓和多教派的国家。

五、古印度的文化遗产

古印度虽然是一个多种姓的、历史包袱较沉重的国家，但依然为世界文化留下了独特风格的遗产。

从文字来看，公元前3000年代中叶，古印度居民就创造了印章文字。印度河文明毁灭后，落后的雅利安人只有口头相传的作品。再次出现文字约在列国时代之初，流传至今的最古文字是阿育王所刻的铭文。阿育王铭文所用的文字有两种：一为婆罗谜文，可能源于塞姆人的字母；二是去卢文，可能源于阿拉美亚人的字母。去卢文后来逐渐失传，而婆罗谜文在公元7世纪时发展成梵文，这种文字由47个字母构成，在词根和语法结构上与古希腊语、古拉丁语、古波斯语相似，在语言学上属印欧语系，是近代印度字母的原型。古印度的写作材料是铁笔和经过处理的树皮，直到17世纪时，还存在这种木质的纸。

古印度最古的文学作品是《吠陀》，其产生最古、文学价值最高的是《梨俱吠陀》，它是一部诗歌总集，共有1028首诗歌，以颂神为主，也有世俗诗歌。所以《吠陀》不单纯是宗教经典作品。古印度最著名的文学作品是《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两部史诗。前者长达10万颂，后者约有2.4万颂，是古代世界绝无仅有的长诗。《摩诃婆罗多》有18篇，主要内容是说婆罗多家族中居楼王一支与般度王一支之间争夺王位斗争的故事。双方经过许多曲折的斗争，最后不得不进行了为期18天的大战。战争据说卷入了印度所有的国家和部落，结果是居楼王一支全部战死，般度王一支取得胜利。相传这部长诗的作者是毗耶娑，实际上是很多代民间诗人逐渐积累并编集起来的。它的基本内容在公元前5世纪已大体形成，而最后定本是在公元4世纪。《罗摩衍那》有7篇，主要故事情节是：居萨罗国的十车王之子罗摩，因遭继母陷害，与妻子悉达在森林隐居14年。后魔王罗婆把悉达劫到楞伽岛，即斯里兰卡，罗摩在神猴的协助下，率猴兵打败并杀死魔王，救出了悉达，然后携悉达回国为王。相传此诗的作者是蚁垤，实际上此诗也是在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2世纪期间逐渐编成的。两部史诗虽然是神话故事，但有哲学、宗教、法学以及各种科学知识的论述，反映了当时印度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情况，也反映了雅利安人向东、向南扩张的一些情况。尤为可贵的是，它贯穿着对正义善良的深切同情，对奸诈残暴等丑恶行为的无情揭露和谴责，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份瑰宝。

古印度的民间文学作品也占有重要地位。它们大都保存在《五卷书》、《益世佳言集》和《佛本生经》等作品中。其中《佛本生经》流行最广，主要记述佛陀前生的故事，保存在这里的民间故事都经过了佛教徒的加工整理，原作品的主人公也被附会为佛陀，以宣扬佛教的教义，但它仍保留了不少优秀的、健康的世俗性故事。这些故事鄙视奸诈，同情善良，寓意深刻，爱憎分明。这些伸张正义的作品不仅有重要的文学价值，也为研究当时社会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全书有550个故事，其成书年代约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

从建筑艺术看，吠陀时代与列国时代基本上是木质结构，这些建筑物现已荡然无存。阿育王时，开始用砖石建筑材料，桑奇地方保存的佛塔就是用砖建成，以后又扩大，并砌上一层石块。该佛塔呈半圆形，直经约30余米，顶端为平台，台上造一方坛，坛上竖立层叠着的伞形柱，这是佛教徒奉祀佛骨的地方。该佛塔周围有环形道路，并绕以栅栏和四个大门，四个大门都布满了以佛教题材为中心的精致雕刻。

前面提到的阿育王沙石柱，也是古印度建筑艺术的重要遗迹。这些高达15米的石柱，最重的达50吨左右，除奔马、瘤牛、大象等造型的柱头外，最著名的是萨尔纳兹大石柱，其柱头的四个背对背蹲踞着的狮子，栩栩如生，雄劲有力，象征着帝王的权威。

造型艺术中的重大成就还有我们比较熟悉的石窟艺术，其中最著名的是阿旃陀石窟。它位于海德拉巴省温德亚山脉的深山中，大约于公元前1世纪开凿，公元7世纪完成。因其在深山中，建成后约有1000年人烟绝迹，直到1819年才被欧洲人发现。石窟开凿在河流旁半圆形的悬崖上，共29个石窟。石窟的建筑有佛殿和僧房两种，内有大量的以佛教为题材的精美绘画和雕刻，也有以现实为题材的作品，体现了古印度艺术的独特风格和高超技巧，是建筑、雕刻、绘画三种艺术结合的范例，被誉为世界艺术精萃之一。据说唐玄奘到印度时曾拜访过这里。古印度人竟把一座石山变成壮丽的艺术宝库，充分体现了古印度人民的伟大创造力。

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发展，古印度艺术也融入一些古希腊的风格，如公元1—3世纪的乾陀罗艺术（因艺术标本大都出自乾陀罗而得名），佛和菩萨的石像刚健丰满，体态潇洒，服饰褶皱分明。总之，古印度的艺术基本上是佛教艺术，婆罗门教艺术则比较少见，如前所述，这大概与婆罗门教不立偶像，不建神庙有关。不过，婆罗门教的那些多手多眼的怪神对佛教艺术也有影响，如后来的“千手佛”和“千眼佛”等造型。

古印度在自然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其中天文学、数学、医学方面的成就比较突出。在天文学方面，由于农业生产和生活方面的需要，古印度居民很早就注意观察天象。早在吠陀时代，他们就知道金、木、水、火、土五星，将五星与日月并称为七曜。把月亮所经过的星座划分为28宿，称之为“月宫”。但他们认为，太阳、月亮、星星都是围绕地球转的。他们把一年分为12个月，每月30天，一年共360天，所余差额用每隔五年加一闰月的方法来弥补。关于季节的划分，除我们熟悉的春夏秋冬四季外，还有热时、雨时、寒时的三分法，以及渐热、盛热、雨时、茂时、渐寒、盛寒的六分法。公元1世纪以后，古印度出现了著名的天文历法著作《太阳悉檀多》，此书已有时间测量，分到点。此书也是重要的数学著作之一。

说到数学，古印度最重要的成就是发明了十个数字符号（0是以黑点表示）和定位记数法。这种记数法为中亚地区许多民族采用，后又经阿拉伯人对十个数字略加修改后传到欧洲，逐渐演变为现今全世界通用的“阿拉伯计数法”。大约成书于公元前5-4世纪的《准绳经》中，已有许多几何学知识。《太阳悉檀多》中，已有三角函数表。

在医学方面，《阿闼婆吠陀》中已记载了77种病症之名，并开出了对症的药方，当然，这些记载也夹杂着巫术谜信。最著名的医学著作是《舍罗迦本集》和《妙闻本集》。相传舍罗迦是迦腻色迦的御医，2世纪人，他的书被誉为医学百科全书，探讨了诊断、疾病预后和疾病分类问题，并把营养、睡眠与节食视为维护人体健康的三大要素。书中提到的药物有500种。妙闻稍晚于舍罗迦，他的书内容比较广泛，除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外，还研究了内科、外科、妇产科和儿科病症达1120种。尤其是在外科手术上有相当高的水平，书中记有120种外科器具，并有拨除白内瘴、除疝气、治疗膀胱结石、剖腹产等手术方法，所记药物多达760种。这两本书今天仍有实用价值。

　总之，古印度的文化遗产是丰富的，要不是多种姓的束缚和多教派对现实的莫不关心，古印度文明也许会更加灿烂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