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到我挨板砖了。

1。根本因素：
东周列国时的主要舞台（中原）的地理环境：东西间有两大河沟通，南北间（两大河之间）是平原，无阻隔。农作物比较单一。北方有匈奴。
这地形派生出三股动力：

甲。出于治水和抵御匈奴，各地需要互相协调。
问题是用什么体制来协调？有两种选择：或统一各地成一个国而集权于中央（集权制），或保持各地独立而通过互利合作的关系结成联盟（分权制）。
以下的两股动力选择了集权制：

乙。由于当时农作物比较单一，各地间的产品差异不大。所以各地间的关系主要是互相竟争土地，而非互利合作。所以当时缺乏分权制所需要的发自基层的互利合作的经济关系。

丙。中原一马平川，易攻难守。以致土地兼并（动力乙）愈演愈烈。如果你占了比邻国更大的地皮，你就能动员更多的兵力和粮草，夺邻国一些地皮为己有。这滚雪球效应使北方列国间的关系变得你死我活，直至在北方死剩一国。

2。偶然因素：
不在黄河流域的楚国为何不能独善其身？关键是北方刚统一时，北方的最后胜利国已成长为高效的战争机器。此时如果楚国稍弱，北方的胜利国就会乘机挟其余勇杀到长江（反正距离不远又没山河阻隔），因为它会担心，战争机器不用就老化，良机不再。如果此时楚国不稍弱，那么北方的胜利国就有可能止步了。
所以吴起在楚国的改革的失败象是一个历史转折点。我还找不到他改革失败的必然性；似乎仅由于支持他的楚王的早死；似属偶然。

3。政制与文化偶合而至均衡：
以上因素催生了集权制大一统，但要维持这种制度，还须有配套的文化。（文化不是一个根本因素（不是上天给的），而是与制度相辅相成的一种内生因素。）
在文化选择上，刚诞生的大一统集权制（秦，前汉）得天独厚，因为800年的春秋战国产生出诸子百家。
为什么从中儒家脱颖而出？为什么儒家能维持大一统集权制？
这是因为儒家用一种简单实用的方法清楚地界定了自上而下的社会等级。它从每人都能切身体验的家庭出发，抽象出“父>子, 夫>妇, 长>幼“的等级关系，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类比方法把这公式推广而加入“君>臣，师>生“等，遍及全国。
在大一统创立伊始，社会分工不发达，人际关系更多的是对土地的争夺而非平等互利的合作。当张三碰到李四时，根本的问题是谁指挥谁，谁让谁饮头一啖汤？除非他们早已达成一致的答案，两者免不了大打出手甚至两败俱伤。
儒家的等级公式提供了一个避免这种无谓损失的 protocol。如果张三李四属于一家，套进“父>子, 夫>妇, 长>幼“就行了。如果不属一家但同住一村，那就看字辈，然后按“长>幼，男>女“决定。如果不属一村，仍可套用“长>幼，师>生，皇亲>非皇亲（衍生于“君>臣“），高官>低官“（“长>幼“）等。
这种非经济的人际关系（当时缺乏经济的人际关系，见根本因素乙），由家到国，自近及远，把华夏当时的各文明社会结成一体。是为大一统。它自上而下的等级划分正好与集权制的权力分配吻合。
按照儒家的等级公式，每一群人中有且仅有一人被赋与对这群人的极权。推广到全国，这就化成了“天无二日国无二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极权一统理念。
集权制的自上而下的权力分配，又强化和明细化了儒家的等级公式，并使大一统的理念深入人心。
帝国分裂时，儒家的等级公式并不随之消失。它逆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类比过程倒推回去，保存在每一家庭中，等到一统恢复，又扩张出来。

3。既成制度的自我强化：
以上是中国集权制大一统的形成和维持，但随着时间推移，为什么上列的根本因素－－社会分工不足－－不变化到足以打破集权制大一统的均衡？
一个大国需要大量稳定的税收来维持。如何收税？在当时，很难按所得来征税，因为要费颇大的成本才能查出一家农户的粮食产量。（现在发达国家能按所得来征税，是因为社会分工发达，所得收入多是经过交易，留下了把柄给政府查。）所以更可行的方法是按你所有的土地来征税，因为土地是背不走的。
因此，税收制度以纳税人拥有的土地为基准。而一旦帝国依赖于这种税收制度，为了使之可靠，帝国需要避免纳税人与土地 mismatched， 要把大部分的纳税人套牢在其耕地上，于是帝国往往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
于是，重农抑商，社会分工被压抑，上列的根本因素乙得以长期维持，人际间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发展不起来。同时，根本因素丙（易攻难守的中原）是不变的。
这两股维持集权制大一统的动力既然不随时间而消失，与大一统相得益彰的儒家文化又已深入人心，无怪乎中国的集权制大一统型态能如此稳定了。

旁注：
（1）从地理上找根本原因，得益于 Jared Diamond。
（2）说大一统初创时中国缺乏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关系，脱胎于黄仁宇。
（3）中原易攻难守，是读书时从与我共用办公室的一位 Anglo-Saxon 那听来的。（那哥们能说流利的普通话。立志研究中国史，已扎根于中国了。）
（4）说儒家的宗法关系不随皇朝崩溃而消失，源于80年代初时的金观涛等。

2007。2。2。 车由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