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3次机遇 临终前大呼“他坑了我”(2)
http://cul.news.tom.com　 2006年07月31日 09时33分　来源:国际在线
不过， 社会上依然流传着这样的童谣：“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同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

随后镇压义和团和妥善应对八国联军侵华，使得袁世凯得到了清廷上层的完全信任。1901年11月李鸿章临死前说：“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力保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荣禄等也极力推荐。于是，慈禧提升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加封太子少保。

1898年～1900年的机遇对袁世凯而言，是创造历史的第一次机遇。但是，袁世凯最终没有采取激进的行动，主要原因是他观察到清政府的气数并没有耗尽，慈禧当政的气势，仍然压制着任何图谋不轨的野心家。而且，就袁世凯而言，毕竟羽翼未丰，生性狡猾的他只能选择和强势一方的合作。

归隐的渔夫迟迟不剪辫子

1908年，光绪和慈禧相继驾崩，宣统继位。摄政王载沣监国，有意除掉身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袁得密报，惊恐万状，遂以“足疾”为由，辞官归隐，躲进河南安阳北门外的洹上村别墅。为掩人耳目，袁世凯让人拍了几幅题为《烟蓑雨笠——渔舟图》的照片，发表在当时颇有影响的《东方杂志》上。袁世凯垂钓的模样使人觉得这位不到50岁的枭雄，真的要归隐了。然而，袁世凯在一系列归隐的诗中表达了自己的雄心。比如“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实际上，袁世凯的寓所内设有直通北京的电报房，随时可与北洋将领们通消息。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迫使清政府急令冯国璋率北洋军南下镇压。冯国璋南下途中，先到河南彰德秘会主子袁世凯，请示主意。袁世凯授之以“慢慢走，等着瞧”的秘诀。而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也有“非袁出来不能收拾大局”的传言。清廷迫于形势，只好在辛亥革命后第四天重新起用袁世凯，先后任命其为湖广总督、钦差大臣、内阁总理大臣，使袁世凯重新掌握了军政大权。

于是，袁世凯得到了可以创造历史的第二次机会。

但是，袁世凯表示革命的行动，却是在一番激烈的交易中逐渐明确的。他要等到有了十分的把握，才采取了最终的行动。剪掉辫子是当时表示革命的标志性行为。而袁世凯剪辫子的事情，是一拖再拖。一说是1912年2月12日，即隆裕太后颁布清帝退位诏的当天晚上。此说不符合袁世凯当时的心迹。如果没有得到当临时大总统的承诺和法律上的地位，袁世凯是不会轻易剪掉辫子的。

于是，另一说可能成立：有学者据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循致《泰晤士报》代理外事主任布拉姆的信，确定：1912年2月16日下午3时15分，在外务部大楼，由蔡廷斡为其剪掉辫子。另据莫里循致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信中说：1912年2月 14日，袁世凯还不肯剪辫子。尽管当天孙中山正式辞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并举荐袁世凯任总统，但是直到次日，南京参议院才选举通过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电袁世凯，说“民国大定，选举得人”。袁世凯又观察了一日，终于下决心剪掉了自己的辫子。这确实符合袁世凯老奸巨猾的性格。

即使从后来他一再不愿意去南京就职，并且制造“兵变”以拖延去南京就职的情况来看，袁世凯在那些与革命党人纠缠的日子里，始终保持着相当的警惕。袁世凯剪掉辫子后的第20天，临时参议院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不久，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袁世凯“窃国”成功了。

“他坑了我”

袁世凯临终前，大呼“他坑了我”。关于“他”指的是谁，只有“洪宪皇帝”自己知道了。

不过，袁世凯要做皇帝，的确是他对时局的判断上出了严重的差错。不管“他”是谁，他自己都是那场闹剧首先应该负责任的人。

袁大总统要高升一步，推动他的倒是有几股外在的力量。一是他的大公子袁克定，因为想做皇储。二是他的癞蛤蟆转世的迷信，或者他的老婆巨莽缠身的隐喻，都造成其坚信做皇帝是顺从天意。三是日本人要搞《二十一条》。四是他授意亲信杨度纠合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组织“筹安会”，鼓吹恢复帝制。杨度等被称为“筹安会六君子”。他们的联合推动，使袁世凯丧失了对民意的准确判断。

袁世凯在1915年～1916年间，面临着打造中国宪政体制的历史机遇，但是，他被自己做皇帝的美梦迷惑，导致其君主立宪的意义没有凸现出来，而做皇帝的意愿则被理解为“复辟”。刚刚推翻帝制的国人，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还有什么可以在宪法之内行动的皇帝。

至于通过卖国以获取帝位之说，近年已经有学者查到袁世凯逐条反驳日本条件的证据。而在《二十一条》的最后，袁世凯是这样批示的：“各条内多有干涉内政侵犯主权之处，实难同意。”从年少时进驻朝鲜，到《二十一条》的谈判，袁世凯本人对日本人并没有好感，而且是处处防备。他在欧洲战争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曾寄希望于“西人掣制日本”的以夷制夷之策，但最终无法实现。

是君主立宪，还是走向共和，在1911年的对决中，中国历史的自然进程已经给出了合适的答案，即哪怕在一个民智未开的国度，通过革命，仍然可以超越历史的应有阶段。尽管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还无法理解什么是共和体制，但是，只要君主被推翻，不管以任何方式再恢复君主的称号，都已经无法在社会上获得共识。袁世凯自己的北洋将军们都反对他当皇帝，何况普通百姓了。

袁世凯这第三次的历史机遇，是要在中国确立制度创新的合法性。但是，由于袁世凯本人在思想上和知识上的缺陷，致使他本人不仅无法理解共和体制，而且也无法理解真正的立宪君主体制。因此他错过了成为中国的华盛顿或者杰斐逊的历史机遇。

（来源：《世界知识杂志》 李扬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