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陆军有四大战略集团，即在日本本土的“国内军”（含驻台湾、朝鲜的日军），太平洋战场的“南方军”，以及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和关内的“中国派遣军”。1931 年，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全东北，此时东北的抗日力量主要有两支。一支是东北义勇军，高峰期达到30万人，另一支是中共领导的抗日联军，最多时接近5万人。但在关东军残酷清剿下，义勇军在30年代初期已大部覆灭，少数退入关内；所谓抗日联军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后基本打散，1940年残部千余人逃入苏联编成1个旅。这就是说，中国八年抗战的战场是中国长城以内，作战对象为日军“中国派遣军”。

1941 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战争的规模空前扩大，面对美军越来越猛烈的反攻，战略重心逐渐转移，“南方军”自当成为最精锐的战略集团。为抗击美军可能登陆本土，“国内军”也通过总动员而使自己空前膨胀。关东军全部精锐师团和“中国派遣军”大部主力师团都调往太平洋加强“南方军”和“国内军”，成为战略预备队。此后的“中国派遣军”只有27个师团，而“南方军”和“国内军”合计约120个师团，不但占日本陆军师团总数171个的70%，而且云集了绝大部分精锐师团。

至日本投降时，日军总数为720万，其中“中国派遣军”105万，不到15%；向苏军投降的关东军68万，占9%。在太平洋战场向以美军为首的盟军投降的“南方军”和“国内军”合计约550万，占76%。由此可以看出，在日本军部的部署中，中国战场并不是日军的主战场，投放在中国战场的军队，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也不是其精锐师团。

在中国战场上，多数情况中国人不是在与日本军队作战，而是中国人在打中国人，或者是中国人的“单打”在对中国人、日本人的“混合双打”。淞沪会战时就屡见这样的场景——伪满洲国的军队在坦克车前面冲，日寇则跟在坦克车后，都穿一样的军装，使一样的武器。只有当他们被俘后，我方士兵才清楚这些人高马大的家伙是来自松花江畔的东北人。

为“分而治之，渐之殖民化”，日本侵华后，先后在沦陷区扶植了五个较大的伪政权，即：伪满洲国、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伪华北临时政府、伪德王蒙疆政权和伪汪精卫政权。每个伪政权都有自己的军队。一时间，招牌林立，山头各异，如治安军、兴亚同盟军、蒙古军、剿共军、皇协军、防共军、绥靖自治军、联防救国军、和平建国军、绥蒙联军……伪军总数由 1941年的35万人激增至1943年的80万人。在这乱世，中华文化里“有枪就是草头王”的绿林哲学，被各路英雄用得淋漓尽致。其中，华北的伪军最多，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地雷一响，炸死三个鬼子，十八个伪军。”至八年抗战结束，为日寇作战的伪军已超过百万之众。如阿Q身上的虱子，伪军在一些地方密到了什么程度呢？在阿Q的故乡绍兴，“汉奸之多，全省第一，伪军之多，全省第一”。绍兴的伪军，在全盛时期有伪“陆军第13师”、伪 “南岸地区自卫纵队”、伪“浙东自卫纵队”、伪“中顺部队”及伪“浙东保安队”，加在一起，有两万余人，分布在日寇据点外围的交通线上，番号林立，妖形万象。一个叫黄阿宝的鸡鸣狗盗之徒四处找来几条烂枪，又请日军一个上士曹长在信纸上划了几笔，便算是有了委任状，也可以称“司令”做“队长”……

站在前面的是伪军，躲在后面的是汉奸。看得见的是伪军，看不见的是汉奸。
与伪军比起来，汉奸的为祸之烈，从华北到陕北，从长江沿岸到东部沿海，从正面战场到敌后战场，更是遍布国中！

1937 年9月下旬，日军西进一路主力在平型关战后，改变了作战部署，其先头部队在汉奸的带领下，从平型关和雁门关之间的隘口——菇越口越过长城，置国军防线于其后，而此地是晋北御敌主阵地之要点。日军突破后，一面南下直趋太原，一面威胁平型关、雁门关之后侧翼。战区内汉奸到处活动。他们给日军指路，白昼发射带烟信号弹，晚间乱照手电筒，暴露国军阵地，致使坚守平型关一线的国军撤退，未能进一步扩大战果。

一是淞沪会战。此战最后中国军队溃退的导引，在于日军增援部队成功地从杭州湾登陆成功，立时陷中国军队于腹背受敌之窘境。日军将登陆地点选在了出乎所有中国高级将领意料之外的金山卫，便首推汉奸的“功劳”。

一个奉命早期潜入金山卫的日军军曹山田武一，事后有这样的回忆——

我在接受任务时，感到了迷惑，我没有受过搜集情报这类事的训练，中国话也讲得不好，可是同伴们都鼓动我，用轻松的口气告诉我这是一趟愉快的旅行。我们随身带着许多当地人喜欢的小礼物，糖果、烟卷、电筒、胶靴，还有为数可观的“法币”，那是前两年刚在中国流通的一种纸币，信誉很好，中国人相信它。我们都穿着便衣。

大概在战争爆发后一个星期，我们从上海出发，自松江县，经金山县来到金山卫。住在一个姓陆的当地人家中。我敢肯定，这家姓陆的，接待过的日本人，我们既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最后一批。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在向导的带领下，走遍了这里的海滩，这里的海面辽阔，地形开展，很方便大部队的集散、运动，但是，水比较浅，根据我们的测量，军舰停下后，士兵们划着小艇需20分钟左右才能到达海岸，在这段时间里，守卫部队完全能够组织起一种有效的阻击。即使上了岸后，还未脱离危险，有大片的滩涂，泥沼可以陷没你的足膝，如果考虑到你身上还几十斤重的装备，情况就更糟了，守卫部队要做的事就是用准星对准目标。

庆幸的是，中国军队没有在这里布防，金山卫就像敞开了胸怀。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证实这一点……

我们和当地人平安相处，以略高于市场的价格买进他们售出的物品（尽管这些物品我们也不需要），你就可以得到他们的帮助，甚至满足你过份的要求。他们都知道我们是日本人，而且正在战争状态，但是没有人向当地政府或者警察报告我们的活动，我们很安全。

主人的儿子是我们的向导，向我们带一天路的价格是10元“法币”，这是个不低的价格，当时中国的一个普通飞行员的月薪也不过30元左右。他显然很珍惜这份工作，十分卖力和热情，有时候赤着上身钻进海中，快活地溅起一身水花，这种情绪也感染了我们。

我们随身携带的礼品发挥了很大作用，将许多当地人联系到了一些，通过这悠悠众口，我们证实，防守这里的中国军队是属于“杂牌”的地方武装，他们没有战斗力，不堪一击，而且防区远离海岸线，对登陆部队构不成威胁。为了使我们的工作成果得到维持，我们又发展了许多亲日分子，发给他们电筒和信号枪。约定暗号，规定他们联络时间，在登陆的前几夜，金山卫一带海岸线，到处都可以看到电筒的光柱和信号弹，像夏日夜空中划过的流星。这种景象，连飘泊在海上的帝国军队都能清晰地看见，这是一个海军陆战队士兵亲自告诉我的。

二是武汉会战。南京失陷后，武汉已成为国民政府实际上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为了阻止日军沿平汉线南下，攻占武汉，国民党军队在郑州东北郊花园口炸决黄河大堤，洪峰突发，夺路东去，淮河流域尽成泽国，日军运动极其困难，其进攻路线只能沿长江西上,别无它途。长江的江防顿成万众瞩目的焦点。马当，便是长江下游南京到武汉之间的第一道屏障。在此，中国海军设人工暗礁30处,沉船 30艘,布雷1600余颗，无疑指望这一带江面能成为阻挡鬼子西进的滑铁卢。

1938年6月8日，拂晓。某部连长率着两个士兵沿江边查哨时，抓到一个形迹可疑的青年。刚刚挨了几下枪托，细皮嫩肉的此人便竹筒倒了豆子——
问：你叫什么名字？何处人氏？战前系何职业？
答：我叫周文冠，苏州人，22岁，辍学后在上海一家日本纱厂做事。
问：你接受什么人的命令？有什么任务？
答：我的表哥在伪市府做事，他是日本留学生，是他让做这些事的，他只是让我把看到的记下来就行。
问：这些东西你交给谁？
答：有人从安庆过来取，但到现在还未有过一次。
问：还有哪些同伙？
答：就我一个……临来时，听我表哥说，不止我一个，他这是替我壮胆。
问：你知道这是出卖国家、出卖军事机密的行为吗？
答：我被人欺骗了，知道有罪。
在周文冠的交待材料里，有一段叙述了他“落水”为汉奸的过程。

…… 上海打起来前，我就失业了，靠帮人家抄写和表哥接济生活，苏州乡下的父母都老了，没有力量再负担我，我也不愿回去。中央军队撤退上海后，有一天表哥找我，问我愿不愿找事干，我说愿意。后来就有日本人找到我，还有其他一些人，给了我们任务，说完成以后，就在上海市为我们安排就业，有的人想去日本上学，他们也可以帮忙。我当时正走投无路，连生活都很困难，听说这些条件，没有细细考虑，就答应了。

周文冠因刺探军事情报罪被立即枪决。

像周文冠这样的大大小小汉奸几乎布满了长江沿线，有渔民，有船工，有农夫，有商人，有学生，有士绅，有流氓。周文冠的情报没有送出去，但其他汉奸的情报送出去了，日本人对马当的江面情况、中国军队的配置了如指掌。6月24日，日军波田支队乘八艘运输舰顺江而下，至东流舍舟登陆，连陷马当东面的香山、黄山、香口诸要地，乘胜攻向马当。马当要塞500名中国士兵尽管拚死抵抗，却因众寡悬殊，援兵不至，伤亡殆荆26日，马当失陷，日军又拿下湖口，凶锋直抵九江。

九江若破，武汉下游则屏障尽失，国民党方面决心要固守九江，在此积集数十万兵力，但日军的进攻势头风掣电闪，九江防务应对却仓促不周。更严重的是，作战部队都有一种被汉奸包围了的感觉。一个到处在口口相传的例子是——

在九江与瑞昌之间，有一处炮兵阵地，驻守该地的是某炮团三连。某日，该连正接收查验刚从后方运来的两门山炮。山炮由两辆美国道奇卡车拉着来到炮场，正是开晚饭时分，几乎所有官兵都围过来等着看这新家伙。连长指挥几个士兵卸下大炮，又脱去炮衣时，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了——两门大炮的炮身、炮筒上，都赫然刷着攻击蒋介石、反对抗战的口号。连长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是他亲自押的车，一路上日夜提防，戒备森严，汉奸尚且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大炮上刷“反标”，那么，这些来无影遁无形的蟊贼日后再在炮身上做点其他手脚不也是轻而易举？

孙猴子钻进了铁扇公主肚皮里，数十万兵力又奈若何？
一位署名味夫的作者在一份叫做《呼声》的刊物上撰文惊叹：

“在这九省通衢之地，抗战后重心所在的武汉，也不知有多少魑魅魍魉。贩夫走卒，衣冠士林，即或在你每天打招呼的熟人中间，保不准许有一个黑透了心的汉奸特务，如果把武汉彻底清扫一遍，准能理出一大堆这样的垃圾，熏臭武汉的江面。”

现在看来，九江的失守，武汉的沦陷，可能很大程度上在于我军未开仗之前，士气即已被有恃无恐的汉奸们耗散大半。

沦陷区里，汉奸更是波澜壮阔。

1939 年2月，日军占领汉口后，昨天还疾呼抗日人一夜变色。汉奸们迅速公开麇集起来，成立了“新民会”的组织，并在闹市区召开支持侵略者的“民众救国大会”。上千面小太阳旗在汉奸们的手里哗哗地挥舞，会场上方的标语竟然写着“新中国万岁”，将铁蹄下正饱受蹂躏的中国称为“新中国”，其寡廉鲜耻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港岛、沪上，一些报纸一言一字均受日人指使。每星期中，总有几次什么“海军报导会”、“陆军报导会”、“大使馆报导会”，各报社派记者参加，由日人主持，讲解时事，提供消息。于是，版面上不是“日本飞机生产急速进展”、“日本海军新锐飞机雄姿”等大幅图片，就是“世界人民所以遭此空前之惨祸，莫不皆由贪婪无厌之英美帝国主义之野心造成”等一类高论，或者请来希特勒的语录：“自由时代已成过去，民主主义之复活已完全失败，各国未能觅得社会改造之真正途径者势必混乱”……

其中有一家报纸为大名鼎鼎的《申报》，总编辑是由占领当局委派的陈彬龢。此人在30年代初已是该报的总编辑，因在报上多有激烈文字让蒋介石不悦，令其离开，此后斗志不坠，又参加了宋庆龄等在沪上发起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自他再主持《申报》以来，该报一切言论完全站在日方立场，影响最为恶劣。比如为日军容易收购“军米”，他便在报上撰文，劝自己的同胞吃杂粮，理由极为充足，当然他自己仍每餐大菜，常是国际饭店的坐上客。日本人很是满意他，送他两辆汽车，他自己还有三轮车包车和马车，出门行走煞是威风，时称“五车先生”。

在上海的“中华影业公司”，所辖演职员达3000余人。在占领当局所举行的各种“祝捷”、“反英美”活动中，无不有赞颂“皇军神勇”的宣传片予以积极配合。此外，还摄制了不少充斥风花雪月、靡靡之音的影片，让百姓不知有晋，何论汉唐。

北京大学并入西南联大去了昆明，日本人也要这块招牌来点缀“大东亚共荣圈”的古色古香，书声琅琅。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曾被郑振铎称为“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现在一个“重镇”居然成了一名力夫，帮助日本人挑起了这块牌子。与此相似的还有，中央大学搬迁去了重庆，但在南京也有一帮人物仍在操持着伪“中央大学”……

就在大厦将倾之刻，1945年3月5日下午5时，在上海外滩的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里举行了一场由《申报》张罗的所谓“神鹫赞美歌词”应征歌曲音乐会。陈彬龢先宣布：去年冬天美国在太平洋蠢动以来，盟邦陆军航空部队组织“神风特别攻击队”，以一人一机粉碎一舰。此英勇精神在后方有广泛宣扬之必要，对本报公开征求“神鹫赞美歌词”，社会反映异常踊跃……在海军报导部部长松岛致辞后演唱开始，“歌声雄伟，听者动容”。第一首歌由日本作曲家指挥，第二首是——

神风神风兮我武维扬
百战百胜兮太平洋
美俘束手兮战力强
威加天南兮黄人之光
神鹫振翼兮每发必中
协力同心兮海陆空
健儿身手兮个个英雄

指挥这首歌的是一个中国人——作者没有勇气秉笔直书其名字的一位著名的中国音乐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