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外交心态浅析
中国近代历史是从一次失败的战争开始的。在这场战争中，早已度过中国最后一次所谓的盛世而渐走下坡路的大清帝国极不光彩地臣服于新兴的西洋资本主义头号强国大英帝国，第一次使中华帝国臣服于西方膝下，并开始了长达一百余年的耻辱史。

然而，中西两种文明这第一次真正的战争中中国非得以这样的结局收场吗？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局？

不可否认，自从资产阶级革命以来，英国依靠其自身强大的政治、经济、地理优势，积极发展自身实力，社会经济获得了飞跃式的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大量向海外输出工业品，占领了绝大部分的海外市场。同时，依靠其在1588年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而建立起来的海上霸权，疯狂地向海外扩展殖民地，在相继打败了西、荷、法等竞争对手之后，建立起一个领土及殖民地遍及欧洲、北美、澳洲以及亚洲的“日不落帝国”，当时的英国显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居于世界的领先地位，若是以其全部力量，在当时世界上无出其右者。再回过头来看看中国，此时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处于满清统治下的中央集权、高度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继续延续着几千年来的统治方式并将其空前完善、加强，在这种社会制度以及千百年沿袭下来的统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中国将封建专制制度发挥到了极至，达到了封建制度下所能达到的最高峰。但封建制度自身的局限性决定了中国再也无法创造出更高于此的成就了，因此，在经济政治上，中国与英国无法相提并论。即使像某些学者所得出的结论那样，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当时世界的百分之三十，从经济结构上一分析，孰优孰劣也一目了然，因为当时中国仍然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仅没有出现像英国那样的机器生产的大工厂企业，就是连规模较大的手工作坊也少得可怜，政府的勒索盘剥再加上自古以来就有的重农抑商政策，更是束缚了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个没有强大的工业经济的国家，又如何得以富裕，如何能够强大呢？此外，清朝的军事也远远落后于英国，八旗、绿营本就不是近代化的军制，又军警不分，而长时间的无战事，又使其训练废弛，早已失其骁勇，战斗力极差。武器也极其落后，大多是冷兵器，远不及英国的先进精良，因此，中国在军事上亦处于明显劣势。

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这场战争中国必输无疑呢？我不这么认为。因为这场战争中国本不是输在战场上，因为战场上的一切都可以改变??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政府可以组织拥有最强大力量的人民群众来跟英人周旋；没有先进的武器，可以像林则徐那样仿制洋枪洋炮，仿造军舰炮船，“以夷制夷”；没有现代的进攻理论，并不意味着不能严防固守。事实上，这是一场在中国的领土领海上进行的战争，清政府完全可以利用天时地利人和，化劣势为优势，至少不会以战败告终。那么，这场战争中国到地输在哪里呢？我认为，这场战争中国输就输在统治者的传统得以至于迂腐的、顽固而又摇摆不定的外交政策和外交心态。

传统的，即是长时期来的对外部世界的漠视和闭关自守。早在明朝中期，由于海外殖民者的活动日益频繁和海盗滋事的渐渐猖獗，对沿海地区的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为了防止外国殖民者的活动，更因为害怕沿海居民与海盗勾结对自己的统治产生威胁，明王朝下令实行海禁，严格限制对外交往，也就是“闭关锁国”。到了清朝统治时期，更是变本加厉，这一方面是因为西方的殖民活动的确越来越猖獗，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防止人民与海外力量联合起来威胁到他的统治。首先是推行海禁政策，进而实行迁海政策，先后于1661年（顺治十八年），“迁沿海居民，以垣为界，三十里以外，悉墟其地”（《重纂福建通志》海防篇），1664 年（康熙三年），“又遣吏部尚书伊里布，兵部尚书硕图，偕藩院将军提督复勘，令再徙内地五十里”（阮元：《广东通志》边防篇），1679年（康熙十八年），“福建上自福宁，下至诏安，赶逐百姓重入内地，或十里或二十里”（《台湾外纪》卷二十二），上述三次迁海，范围遍及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以及长江下游镇江以下沿海沿江三十里以至五十里以内的人民全部迁入内地，房屋一律烧毁。如若不从，即以违旨罪处死。这种政策推行的结果怎么样呢？由于推行这种暴力迁海政策，富庶的沿海地区变成荒芜的废墟，许多沿海居民成了无所事事的流浪汉，对生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同时由于在迁海令推行期间，中外贸易明令禁止。使中外商品交流受到重大影响。由此可见，清政府的迁海政策，不但严重破坏了沿海人民的生产生活，阻碍了中外经济交流，而且对清朝财政收入也带来了重大影响。后虽开四埠通商，但旋即又只准广州一地从事对外贸易。

传统的“重疆防，轻海防”的心态，又是使得中国在战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一个重要方面。清王朝统治者深受传统外交思想的禁锢，不重视海外交往，只知道一味地在沿海地区迁海，却极为轻视海防，丝毫不重视海上防务，以至到了后来，面对着远道而来的英国舰队却无一支可以出战的海军，只能靠毫无机动能力的炮台对英舰进行被动的反击，在战争中处于劣势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如英国人律劳卑在给印度的格雷伯爵的一封信上所描述的：“一支只有弓箭、长矛和盾牌的军队怎么能抵挡住一队富有经验的英国老兵呢？我确信他们任何时候都不敢进攻，……炮台是根本不足挂齿的，炮台上根本没有人”（《林钦差与鸦片战争》第57页）。

同时，由于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中，并无多少的好战因素，万事都企图用和平的手段解决问题，这在以往的历史中已经得到了多次的体现。满洲人本是好战民族，虽然满洲贵族竭力地想维持自己的民族特性，但在治理国家的思想和思维方式上，却无论如何也抵挡不了中原文化的浸润。入主中原近两百年后，因不得不采取接受中原文化以巩固统治，早已失去了它原有的性格，在对外部势力的的挑衅和对待战争的态度上，已与前朝无异。这种和平的外交思想，在中华国力强盛时，不失为一种维护和平安定，稳定社会秩序的良方，但在国力衰竭，敌手又穷凶极恶的时候，却无异于一杯毒酒，只会加速自己的死亡。实际上，当时英国与中国相去万里，即使是从印度也是一段极为漫长的路程，英国的兵力不可能充足，且劳师远征，实乃疲惫之师，而中国则固守本土以逸待劳，战事本不应至此，但在整个战争中，清朝统治者都从未放弃过以和谈手段解决问题的幻想。而这正中了英国人的下怀，他们从清政府的政策中看出了厌战的情绪，然后把握住清政府的这种情绪制订出最符合自己要求的计划，这样一来，战争的主动权就被英国人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了，而中国则更加的被动。

如果说“重疆防，轻海防” 的传统对外军事思想，还不构成对中国战争胜利的最大威胁的话，那么，在战争中，作为最高决策者的清政府的摇摆不定则注定了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失败的结局：战事顺利时，想着以胜利为资本求和，作战不坚定；战事不利时，更是不思进取，而是希望以求和来逃避，往往使士气更为低落。这样一来，便造成了整个战时政策的摇摆不定，而这又正是战争中最忌讳的。其实从禁烟时起，作为中国最高统治者的道光皇帝就已经表现出其优柔寡断的性格了。他时而听从弛禁派的进言，时而采纳严禁派的主张，经常是在两种甚至几种想法之间徘徊，很少能下定决心。好不容易下了禁烟的决心，派林则徐禁烟，但在战争爆发后，马上就慌忙将林则徐撤职充军，又没有坚持抵抗到底的决心，时而认为作战失利有损国威，严令出战；时而害怕殃及统治屈膝求和，毫无定则。在用人上也失误不断，在任命大臣时，不是因事取材，而是任人唯亲，将办事得力的林则徐革职查办，却派毫无经验又昏庸无能的皇亲国戚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明显是对外交一窍不通的表现，也正是这些幼　　稚的决策使本可以挽回的局势进一步沉陷，以至积重难返，铸成千古大错。

那么是什么使得清朝决策者的外交决策显得如此昏庸幼稚呢？应该说这是长期以来中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和狂妄自大的必然结果。自古以来就远胜周边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优势和地理上与西方各国的隔绝状态使统治者很容易产生“惟我独尊”的思想，以“天朝上国”自居，对外来的事物一概以为不如“天朝”，以为是“奇技淫巧”且自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而实际上，中国的皇帝及其幕僚大臣们对外界事物一概不知，又不愿主动去了解，以至于在与英国开战几年后，道光皇帝尚不知英国在何方，竟怀疑其与俄罗斯接壤，其封闭愚昧可见一斑。

由于对敌手的情况一无所知，而对方却对中国早已有了比较详细的调查和极其周密的计划，这直接导致了中国在战争中的被动地位。在当时，似乎只有林则徐等少数较早“开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了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原非像自己过去想当然的那样是“天朝上国”，却早已落后于世界的大潮流了。因此他们也是最早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人，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在当时已经是很难得的先进思想了。如果当时的统治集团采取这一观点，抛弃陈腐思想，积极开眼看世界，迎头赶上世界潮流，则不仅在鸦片战争中不至于失败，更有可能重新树立起中国在世界的威望（我认为这并不是空想，相对于日本明治维新，鸦片战争时的国际形势要宽松得多）。为什么当时的统治者不这样做？这也牵涉到一个心态的问题。由儒家文化教育出来的统治集团的顽固程度超乎想象，而且其外交理念也与时代极不相符，他们在和外国人打交道时，出发点并非国家民族的利益，而是以维护自己的统治为基准，在其头脑中也没有国家主权的概念，认为中国地大物博，割一两块地方??只要不是自己的祖宗发祥地??概不足惜。在这种原始而愚蠢的外交心态的影响下，能制订出正确的外交方针，进行正确的外交谈判那才是怪事呢！由于在各方面都毫无经验，因此，在和英国进行外交谈判时，只能被对方牵着鼻子走，吃了大亏还以为是自己拣了便宜，留下笑柄。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得出结论：鸦片战争中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的手段、经验、理论等各方面的缺陷，造成了在战时指挥和任命用人方面的重大失误，并直接导致了战争其他方面的受挫，使一场本不应失败的战争变成了一出悲剧，在历史上留下了一道令中华民族永远忘不了的伤疤，这不仅是民族的悲哀，更是中华历史上的一个莫大的遗憾。中国的失败固然还有其他方面的种种原因，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当时的外交政策和活动，对我们今天以及以后的对外交往活动的也是有着极为积极的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