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有痕之三：养猪的兵，挂灯泡的文艺战士。（上）

猪年到了，先给大家拜个年！

几天前，不经意间，发现了朱元璋在猪年写的一副对联：“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这副对联是大明第一天子专写给骟猪的老倌的。这一下，把我的思路打开了，勾着我走进往事。这幅对联要放在文革时期，那绝对就是一颗精神原子弹，这样的“最高指示”不仅会使骟猪的人欣喜若狂，凡和猪沾边儿的，象养猪的、杀猪的、卖猪肉的劳动人民也会欢心鼓舞。不瞒各位，我也会是这些人中的一员。青春年少时，我正经也养过半年的猪。当然，我不是以养猪为生，经历有点儿硌涩，还是从头说吧。

我是一九七五年高中毕业后当的“后门兵”。各位不要有什么偏见。一九七五年已经是文革后期，在北京，上山下乡政策宽松了许多，凡家里老大、老二等人户口不在北京，小的一个就可以留城了。我符合留城条件，可以不去插队，在城里当个“旱涝保收”的工人阶级。不知怎么，我那时特想当兵，一心就想穿上“国防绿”。条件是有的，那时老爹在国务院“国防工办”工作，把我送去当兵不是什么难事儿。但我运气不好，碰上了“批林批孔”加上批走后门。那个时代的人都记住了“反潮流英雄”张铁生、黄帅，但好多人忘了有一个姓钟的干部子弟也特出名。这个哥们儿在其父亲“解放”后，从农村开后门当了兵，“批林批孔”中跳了出来，反对走后门，自己脱了军装回井冈山插队去了。“四人帮”宣传他的劲头儿也特大。这种形势下，到了七五年，想走后门当兵不那么容易了，我父亲一直不开这个口。我也犯了倔，先分我到北京市公安局下属的消防队（那时也算穿军装），我不去，然后是工厂，我还是不去。所谓“严父慈母”，做妈的总是顺着孩子的时候多，我母亲拐了三个弯儿，找到她的一个表姐夫，把我送到四川省军区独立师当兵去了。说实话，我怎么也没想到会跑那么远，开始有点儿发怵。谁让自己在分配工作时犯狂呢，这也不去，那也不去，这回没辙了，又是自己闹着要当兵，没退路了，只好去。我当兵呆的第一个地方是师属警卫连，师部靠着成都。

当兵的生活可以拿出来神吹三天，这儿只讲我怎么和养猪搞在了一起。这全是我现在最铁的哥们儿，那时的战友，大傻害的。

大傻那时不叫“大傻”，叫“大块砣儿”（四川话)，我按北京话叫他“大傻个儿”。以后，他有了儿子，为了破坏他的威信，我就把后面的字切了，直接叫他“大傻”。当兵的时候，大傻一米七八左右的个头儿，在尽是四川娃子的连队里肯定就是大个儿了。大傻是西安附近人，你要看过《白鹿原》，会对他呆的那个地方有点儿感觉。这小子比我早当兵一年，和我睡上下铺，我们俩关系极好。大傻的父亲是县武装部部长，在当地是响当当的人物，因此给大傻提亲的人多了去了，他二十岁就搞上对象了。我那时不满十八岁，男女之间的事儿稀里糊涂，不太明白。他那对象三天就是一封信，大傻肚里墨水实在有限，因此每次都把信给我看，我们俩商量着如何回信。那女的号称护校毕业，我非常怀疑，来信的内容不说，通篇尽是错别字。给我印象最深的话就是，“哥，在部队，有无尺（扯）面吃？要无，少吃模（馍），多吃肉。”就这么句话，错两字，标点符号也是我后加的，方便大家能看懂。我们回信主要就是玩花活儿。我从连文书那里找来了一本贺敬之的长诗“雷锋之歌”，这封信抄两句，那封信再整几句，还真把那女的给忽悠晕了。由于我们俩关系好，难免互相护着，班长在班务会上几次提醒我们不要搞小圈子。

也是倒霉催的，我们俩很快就出事了。大傻日益临近复员，光我就帮他写了至少两份入党申请书，但入党问题就是解决不了，卡在指导员那儿。一个战士搞对象，而且老有信来，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事，指导员对大傻看不顺眼在情理之中。加上指导员家在四川农村，他把大傻归到了“干部子弟”堆里，又多了一分成见。四川人特讲乡情，大傻这个陕西汉子还吃了个暗亏。结果，大傻和指导员谈了几次入党问题都不欢而散。一天傍晚，吃饭前，大傻突然冲进屋，抄起枪就跑了。我正躺在上铺呆望屋顶，没理他。几分钟后，班长跑进屋，大叫我的名字，问我大傻有没有子弹。我当时没反应过来，嘻嘻哈哈地贫道：我这有子弹，你要不要？我一开玩笑，班长暴怒，“锤子”、“龟儿子“的乱骂起来。从班长语无伦次的秽语中，我听明白了一件事，大傻拿着枪正站在连部外面，大骂里面的指导员。我的天！我象火燎猴屁股似的，一下就窜了出去。外面已经炸了营，怕事的人正到处躲，但好多人在离大傻不远处成堆儿站着，七嘴八舌乱喊，让大傻把枪放下，可谁也不敢靠近大傻。我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死死地抱住了大傻。说实话，以大傻的力气和军事技术，平常放倒我这样的跟玩似的，但他实在不愿意伤了我，没有反抗。这时候，大伙儿才一哄而上，下了他的枪。一直堵在连部门口的文书示意我把大傻拉回班里去，我照办了。我那时以为这算不了什么事情，大傻拿的是空枪，是给自己壮胆儿，又没想伤人，最多，晚上班务会批评一下。但事情哪有那么简单！大傻这是严重违反军纪，还没等到吃晚饭，就给关了一级军事禁闭。也就是把他关起来，派一个全副武装的战士看管他，没有连长、指导员的命令，任何人不得接近他，关多长时间没准儿，全听上级命令。我万没想到，连长竟命令我们班负责看管大傻。连长大概是好意，毕竟，我们跟大傻最熟悉，这样大傻的情绪会稳定，省得再闹出意外来。

人算不如天算，谁知意外出在我这儿。

我给派了晚上十点的岗。上岗前，我早想好了，一定要帮大傻。我接岗的时候，连长在场查哨，他一走，我以为没事儿了，立刻拿钥匙开了锁，递给大傻纸和笔，要他立即给他父亲写封信，我一早就想办法发出去。这个????大傻，平常写信，依赖我依赖惯了，加上那时他脑子特乱，非要我进去和他商量商量怎么写。我还真犹豫了一下，但管不住自己，跨进屋了。那时，正值一九七六年冬季，成都阴冷阴冷的，我顺手就把门关上了。直到现在，我也认为这是我一生干得最蠢的事情。我和大傻左商量右商量，一时间忘了外面是否会出现状况。大约过了十分钟，门被突然推开了，连长铁青着脸站在了我们面前。我立刻就呆了，心想，完菜了！连长没废话，立刻让我和他出去，然后把门重新锁上。到了外面，连长朝我屁股就是一脚，然后就不理我了，一直盯着我到换岗。回到班里，我睁着眼干熬了一夜，心想天一亮，我就跟大傻一个样儿，大祸临头了。可直到下午，连长才把我叫到连部，严肃地“批评”我说，我站岗不应该和大傻说话，这是犯纪律，决定把我调到炊事班，主要负责养猪。我当时有点儿发懵，以为听错了。我这么大的事情，连长避重就轻就给抹了？以后，连长告诉我，我一接岗，他就看出我神态不对，换岗的动作都做错了，所以，他一直就没走远，看着我进了屋。考虑我自到连里后，表现一直不错，又是第一个冲上去下了大傻的枪，这回是初犯，处理我的问题在他和指导员的职权范围内，所以决定只给我调个岗位。多年以后，我们班长跟我说：连长没说实话。你想呀，你是省军区的关系送到连里来的，他治你，肯定就有人治他，不看僧面看佛面。成年后，有了社会经验，明白了官大一级压死人的道理，同意老班长的说法。但我到现在也认为连长是厚道人，他真要整我，路数多了，他还是有心放我一马。包括大傻的事儿，我相信，要不是整得指导员实在挂不住脸，而且闹得满连风雨，也不会报上级的。毕竟，连里没有即刻处置大傻，关大傻军事禁闭的命令是师部直接下的，不关指导员的事儿。

连长对我的严重违纪大事化小，但养猪这苦差事我是摊上了。搬到炊事班后，副班长“指导”了我半个月，我就自己单独干上这养猪的累活儿了。这活儿累在哪？四个字：起早贪黑。我养五头猪，每天早上三点半钟就要起床，同时熬出两大锅够猪吃一天的熟食。怎么起这么早？那时熬猪食难。第一是火，四川缺煤，军队优先照顾，但也不多。做饭的煤是定量供应，专门给熬猪食的煤没有，只能大部分用煤渣。烧煤渣，从捅开火到起火有多慢，用过煤渣的人都知道，不多说了。第二是食，那时人吃的不好，猪吃的就更惨了。猪，上肥骠靠粮食，出瘦肉靠麸子。那时，能算上粮食的仅有一些烂苞谷（玉米）、破红苕（红薯）。称得上麸子的只有谷壳子。我养猪主要靠破菜帮子。好在成都这地方盛产蔬菜，烂菜叶子是不缺的。我记得，有一种“牛皮菜”，菜帮子又大又厚，但特难熬，熬完还得等它凉下来，才能喂猪，极花时间。我不早起，猪到中午也吃不上食。更可恨的是，五点四十五分起床号一响，正是等猪食凉下来的空档，我还必须出早操。大家虽然都空着肚子，可我是三点半起的床，这回儿，已经饿的快前心贴后心了。都到这份儿上了，才刚是一天的开始。猪吃“早餐”的时候，我要参加班上的政治学习，然后，把猪赶到一个猪圈去，清洗另两个猪圈。十点以后，我可以休息，但想到自己是“改造”来了，总要去帮帮厨，哪儿敢去睡觉呀。下午，要清理猪粪，给来拉粪的预备着。这活儿不累，但太难受。成都那地方，一个月也见不着几回太阳，冬天也老下毛毛雨，什么东西都象沤着似的，那猪粪什么味儿，我就不说了。要是赶上卫生大检查，我就惨了。除了给猪“洗澡”，还要把整个猪圈，连同方圆五十米内的地方彻底打扫干净。我管的破猪圈偏偏又是水泥抹面，打扫不难，但要弄得极干净就要下功夫，不然，有点儿脏就特显眼。检查卫生的都是师部的人，挑出点儿毛病，连首长脸上一挂不住，我就惨到家了，一切争取好表现的努力都会前功尽弃。晚饭后，我就要为猪准备第二天的食了。双手菜刀飞舞，把那些破红苕、烂菜帮子切成块儿，整整两大锅的量呀！这还没完，要提六大木桶的水给泡起来，最后，检查灶火，千万不能让火灭了。营房十点响熄灯号，我每天十点半钟才能够爬上床。

养猪的日子，日复一日，但苦累中也有乐趣，记忆中最深刻的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杀猪。我因杀猪出了名，然后出现转机，不用养猪了。这也得感谢大傻。我当上“猪倌”三个月后，大傻被强制提前复员了。以大傻犯的错误，这个处理是很轻的，估计他爸发挥了作用。想要整他，送军事法庭都行，起码也是开除军籍。离开连队的前一天下午，大傻跑到我这儿，塞给我两瓶西凤酒，说了一句：“我记着你。”转身就走了。那时，我还以为，我正起猪粪，满身恶臭把他熏跑了。多年以后，大傻告诉我，他实在不敢跟我多说话了，怕再连累我。在回家的火车上，想起我当时的惨相，他就掉眼泪。我听了大傻的话，特受感动，顺口就说，我也一样，那天，看着你的背影，我眼圈就红了，要不是怕人听见，当时就会大哭一场。其实，我那时累得人已经麻木了，早没眼泪了，就是真想哭，也是哭自己。到了晚上，躺在床上，老往争取个好表现这方面想，想把这两瓶酒上交指导员，但又觉得这样干，太丢份儿，有点儿卖友求荣的嫌疑，无奈，只好把酒藏了个严实。一九七六年的“八一”建军节到了，这个节过得特沉闷，因为几天前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我们虽然远离唐山，但全军都处于听命状态，谁也不例外。于是，象放电影，搞演出，开表彰会这样的活动都没有了，就剩下改善伙食这一项了。“八一”建军节的前一天中午，司务长亲自跑来，命令我马上挑两头猪，他找两个人来杀猪，不许声张。以后，我才知道，其中有一头是送给师首长们的，在当时的气氛下，怕影响不好，所以弄得有点儿神秘。我这儿来了两个我们连号称会杀猪的的四川娃子，他们一动手，我就看出来了，这两孙子最多给杀猪的当过帮手，他们连怎么捆猪都不会。这一下，热闹了，五头猪声嘶力竭，凄厉的喊声响彻了整个师部大院。师长直接打电话来问是怎么回事，连长、指导员、司务长都坐不住了，跑到猪圈来了。他们看着那两个“瓜娃子”（四川话，相当北京话“傻逼”。）手忙脚乱，气得只骂。 结果，把个杀猪弄得跟杀人似的，气氛特紧张。连长看我有点儿幸灾乐祸，立刻拉下脸来，命令我去帮忙。我灵机一动，立刻报告连长，我有办法。连长半信半疑，我肯定的说，真有办法。我要那两孙子从猪圈里滚出来，好让猪安静下来。然后，我把要杀的两头猪赶到一个圈里，喂猪食。我叫大家千万不要碰这两头猪，我立码儿跑回宿舍，把大傻送我的两瓶西凤酒给拿了出来。回到猪圈，我一咬牙，把这么好的酒全????倒到猪食槽里面去了。两头猪闻到酒香，吃得更来劲了。连长看明白了我的用意，大笑起来。两头猪先从鼻子开始，然后是耳朵，最后整个猪头全红了，最多十五分钟，就醉倒了。以后的事儿，用“任人宰割”四个字就代表一切了。

这事儿，搁现在说，有点儿平淡无奇，但在当时，确有一鸣惊人的效果。当兵的生活枯燥无味，对眼前的事情都麻木了，稍微有点儿标新立异，都会使大家兴奋不已，议论纷纷。我这“用酒计赚肥猪”的举动，先在我们连传，最后居然传到了师长那儿，因为师长对那天杀猪有印象，听完后，哈哈大笑，而且，师长也跟着传。任何事情经过三个人的嘴就变样了。再以后，整个师部大院都在传，警卫连有个“北京兵”，祖传的，特会杀猪。这是哪儿跟哪儿呀。我杀猪的“事迹”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走样儿，但有一点准确，说我是北京人。这一下，师政治部宣传处盯上了我，最终，我离开了战斗了半年的养猪岗位。不过，这是另一段经历，以后再讲。

养猪的兵，算什么兵呀！但这么一段经历确在我人生的关键时刻起了无与伦比的作用。

一九七七年底复员后，我决定考大学。理科肯定不行了，试试文科吧。面对已经生疏了的课本，我只有下死功夫。我每天凌晨三点半钟起床，生背历史、地理、政治这三门课的课本和复习题，从没犯过困，效率极高。太阳升起后，整个儿白天，我就复习数学、语文，偶尔也看看英语（七八年文科高考，英语是参考分），傍晚回到原来的中学去听辅导课。就这么着，从无精力不济的状况出现。不吹牛，一般人做不到。进了北大后，看到我周围的同学，个个脑瓜子都贼灵，心里更明白，以我这等资质能考出高分来，主要靠的是拼体力，其次才是脑力劳动。没有当兵养猪时练出的起三更的本事，就我，想进北大，门儿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