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6年早春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顿挫 |
| 送交者: 是地 2007年02月23日08:54:21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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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早春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顿挫 汪朝光 「内容提要」1946年早春，由于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及其通过的各项决议，中国出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难得的一次民主化进程。它实际上是当时特殊的国内外环境下的特殊产物，缺乏在中国生存的现实环境。在政协召开之后的一段时间，中共曾经希望经此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但国民党囿于其一党专政的统治理念和自身执政的既得利益，对实行政协决议动摇反复，使国共两党间的疑虑经一度消解后重又加深，由政协开始的民主化进程在国共全面内战的枪炮声中终结。 「关键词」政协/国共关系/民主化/六届二中全会/和平民主新阶段 1946年初召开的涡袒嵋榧捌渫ü闹钕罹鲆槲泄蚩嗣裰骰痰拿呕В蚨艿焦谕獾墓惴汗刈ⅰ５牵舜蚊裰骰套钪杖匆怨踩婺谡降谋⒍嬷战幔涔陶凵涑鼋泄裰骰讨枘亚邸１疚闹髦荚谟谝岳肺南孜。菇ù舜蚊裰骰谭锤粗常⑻致鄣贾缕涠俅熘髦忠蛩兀ㄗⅲ汗赜谡难芯恐饕谥炝蠲吨泄蚴贰罚ㄐ陆笱В?989年），王干国《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史略》（成都出版社，1991年）和李炳南《政治协商会议与国共谈判始末》（台北永业出版社，1993年）。前两著略失于简，李著则于政协之前因后果有较详尽之讨论。杨奎松《失去的机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也有关于政协前后国共谈判过程的叙述。论文主要见李起民《旧政协述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4期）和范力《国民党与旧政协关系探析》（《山西大学学报》1992年4期）。上述对政协前后国共之间的互动关系似仍有讨论未尽之处，此当为本文写作之出发点。）。 一民主化进程之开端 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缘起于抗战后期，而在战后国共重庆谈判期间决定了其组织形式与讨论内容（注：有关政协召开之谈判过程，参阅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重庆谈判纪实》（增订本）（重庆出版社，1993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7编（台北，1981年）。李炳南将政协起源前溯至抗战以前，似于政协之本质略有差异。）。政协名为多党协商，实际主角自为国共两大党，但它对于两党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在中共方面，既以抗战而实力大增，与国民党已成分庭抗礼之势，当然希望以政协为联合各方力量之枢纽，压迫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进而分享政权，具有进攻性。而在国民党方面，由于战时自身实力的消耗以及各方压力，不能不以“宪政”作为退步，希望通过国大制宪体现政权合法性，而将政协作为“咨询”机构，先期应付外界压力，表示出防守性（注：政协是以党派为代表参加，国共之外的其他党派，在要求国民党开放政权方面，与中共有较多的共同语言，而且政协体现了多党参政，因此为国民党所不直；而国大代表早在1936年即已选出，且为国民党一手包办，国大制宪所要体现的又是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因此为中共所反对。战后一段时间里，国共两党之所以一坚持开国大，一坚持开政协，原因盖在于此。）。此一攻一防之间，决定了国共两党对政协的不同态度及其成败得失。 重庆谈判结束后，国共双方关于政协召开日期的谈判一波三折，会议迟迟未能举行（注：召开政协本为中共所坚持，但重庆谈判之后，国民党企图通过政协确定国大召开日期，使其统治合法化，并以接收名义向全国进军，对中共构成重大威胁，中共因而对召开政协一度反应冷淡。）。直到1946年初，在马歇尔来华调处、社会各界强烈反战、国民党军事进攻未达预期目标、停战令即将颁布之际，政协的召开才似水到渠成。然国民党内对政协能否如其所愿仍有激烈争论，强硬派如陈诚等认为，须先军队国家化，然后始能政治民主化，否则，中央政权公开了，而共党军队仍不交出，将为国家无穷之害（注：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1991年，582页。）。温和派如孙科、王世杰等则主张“亲苏和共”，“本党此次下大决心，作一妥协之尝试”（注：《王世杰日记》，1945年11月23日、12月16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影印本，1990年。国民党强硬派主要由掌握组织系统的CC系、持僵硬政治立场的部分官僚以及军队中的高级军官等组成，以陈果夫、陈立夫、张继、邹鲁、陈诚、白崇禧等为代表；温和派则主要是与蒋介石个人关系比较密切、政治态度较为务实的部分国民党高级官员，以宋子文、孙科、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等为代表。自抗战后期起，两派的政治态度，尤其是对中共态度渐显差别。由于后者与蒋的个人关系，蒋在决策时更多地考虑到他们的意见，从而引起前者的不满。中共的分析是，“黄埔、CC是要战的，但对战，尤其是军人，并无足够信心。政学、英美、元老三系是倾向和的，当然希望照他们能出的价钱和下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页））。鉴于当时的国内外环境，国民党领袖蒋介石接受了温和派意见，企图以政协作为获取社会舆论和美国支持的手段，争取政治上的主动，但对于会议本身，蒋并不重视。在其心目中，政协不过是个“协商”或“咨询”机构，能够以此达到国民党的目的固好，达不到目的亦不妨碍其以军事进攻压服中共，同时以国大制宪完成国民党操控的体制框架。以后的事实表明，这种近于短视的做法，使国民党失去了与中共进行政治斗争时的相当主动性与多重选择性。 格于与国民党长期武装斗争的经验，中共起初也并非十分重视政协，而更倾向于在实力基础上通过国共两党直接谈判解决问题。毛泽东认为，“政治会议实际上是一对于各中间派的教育机关，使他们取得经验，问题是不会在那里解决的”；周恩来亦将政协视为“我方进行政治攻势的主要讲坛，辅之于国共的幕后商谈”（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59页；《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13页。）。然而政协召开前后出现的若干新情况，诸如停战的实现，美苏的态度（注：1945年底，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强调了在国民政府之下，统一与民主之中国，民主党派之参与以及内部冲突之停止的必要性，并重申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之政策。同时，美国派出马歇尔来华调处，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化；苏联亦建议中共停止内战，并取得蒋同意进行民主化。美苏的态度对于政协召开有一定影响。有关美国与国共之间的关系已有较多研究，参阅陶文钊《中美关系史》（重庆出版社，1993年）、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重庆出版社，1987年）、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等著作。苏联与国共之间的关系，目前研究不够充分，已有研究以杨奎松的论著涉及较多。），及各党派和国内舆论的反战呼声，使中共敏锐地观察到形势的变化，从而更为重视政协的作用，提出“我们必须坚持用党派会议方式来解决问题”，“我们准备提出的纲领，就应更实际一些、简单一些，而不只是为了宣传”（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4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人民出版社，1993年，506页。）。中共从视政协为“讲坛”到坚持以其“解决问题”，表现了政治上的敏锐与主动，使其在政协会上得到了一系列成果。 1946年1月10日，各方关注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政协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在中国实现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国民党要求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用蒋介石的话即“对共条件应着重在军队统一与统辖于中央，而对政治方面尽量开放为主”（注：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印，1978年，910页。）。中共则坚持先政治民主化，后军队国家化，即国民党只有先改组政府，容许各党派参政，中共才能考虑改编其军队成为国家军队的问题（注：许多不了解中国政治的西方人想当然地认为，这两者可以同时进行。殊不知这两者孰先孰后的问题绝不仅仅是文字游戏，而是事关国共两党政治命运的关键问题。）。由于国民党长期一党“训政”招致的社会反弹，各界普遍对于政治民主化的呼声很高，政协对于各项问题的讨论，也以政治民主化问题为最多、最激烈。国民党主张，保留1936年选出的国大代表，在“五五宪草”的基础上起草宪法，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仍由国民党保留用人决策权和主席紧急处置权，目的是维持一党“训政”的实质内容。中共联合民盟则坚持，国大代表应由重新举行的普选产生，宪法应在民主基础上重新起草，改组后的政府应成为各党派共同参加的最高权力机构，目的在于否定国民党的一党“训政”，与其分享政权。 在参加政协的五方面代表中，中共与国民党立场对立自不待言，民盟和部分无党派人士信奉的西方自由主义与民主政治理念，与国民党“党治”理念距离甚远，所以在要求政治参与的问题上，他们与中共意见一致。即使是与国民党较为接近的青年党和另一部分无党派人士，多年在野，时受挤压，也希望通过开放政权而分一杯羹，他们对国民党的公开批评虽较为克制，但在要求政治参与的问题上与国民党实有分歧。总体而言，国民党在会上处于被动地位。中共认为，国民党“现利于速决不利于拖，愈拖我愈强他愈困难愈被动”（注：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8年，43页。），因此，中共充分运用其统一战线方针，与民盟联手合作，在会议期间向国民党施压，迫使其不得不做出若干让步（注：有关政协会议期间各方争论的情况，参阅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编《政治协商会议纪实》，重庆出版社，1989年；《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7编。）。 几经周折，参加政协的各方达成妥协，成立了五项决议（注：五项决议的具体内容，见《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2月1日。）。在建国原则方面，各方同意遵奉三民主义为建国之最高指导原则，并以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在各方争论最多的问题上，国民党在宪草原则和改组政府方面做出了让步，同意实行国会制、责任内阁制和省自治的政治制度，使中国成为采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共和国（注：国民党设计的五权宪法，本质是实行大权独揽的总统制，五院在总统之下，另由一个大而无当的国大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以体现所谓“主权在民”原则，并便于总统个人专断。政协宪草原则则规定，由选民直接投票行使四权，使国大由有形化为无形；以监察院作为上院，立法院作为下院，行政院负实际政治责任，对立法院负责，从而有五院之名而无五院之实。时人认为，这样既可得民主之实，又可在名义上符合孙中山的五权设计，以免国民党的反对。而蒋介石从来看重的都是实权而非纸面文章，因此对宪草案基本未予过问。据雷震告梁漱溟，孙科“把宪草小组会议记录送蒋过目，而蒋却未看。我们屡次请他看，他却始终未看。到了政协闭幕前夕，蒋才看会议记录，已经晚了，来不及挽回了。”（梁漱溟：《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6辑，中华书局，1980年，65页）蒋本人过后亦谈道：“此次政治协商会议中，宪草所决定之原则与总理遗教出入处颇多。余事前未能评阅条文，在协议决定以前，不及向本党代表贡献意见，以相商榷”（《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41页）。）；国民政府委员会成为有议决大政方针及任免阁僚权力的最高国务机关，委员名额国民党占一半，其他党派共占一半。中共与民盟在国大代表方面做出了让步，同意1936年选出的国大代表名额照旧，增加党派及社会贤达代表和东北、台湾区域代表，另行分配与选举（注：党派及社会贤达700名代表的分配方案是，国民党220名，中共190名，民主同盟120名，青年党100名，社会贤达70名。另根据国共双方的默契，华北战前未及选出的250名代表和东北、台湾150名代表当中，200名由中共解放区选出，无党派代表有5名由中共或民盟提名，这样中共和民盟代表合计为515名，超过国大代表总数2050名的1／4，拥有对议案的否决权（《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史略》，67页）。）。 1月27日，周恩来飞返延安报告政协商谈情况。中共认为政协谈判成绩很大，方针正确，授权代表团在各项决议上签字（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656─657页。）。国民党对政协本不重视，既未就此进行过深入讨论，又无党的统一方针，其政协代表中主张对共缓和的温和派较为活跃，他们通过与蒋介石的个人沟通决定了国民党的让步。考虑到“此次政治协商会议之结论，将造成空前之政治新形势，兼之协商会中所商定之五五宪法草案修正意见，尤足引起党内外之反对”，故王世杰建议“应将协议结果提请常会核定后，始能由本党代表于政治协商会议末次会中正式表示接受”（注：《王世杰日记》，1946年1月31日。）。31日下午，国民党中常会讨论通过各项议案，授权代表签字，但反对派如谷正纲等对宪草协议极为不满，预示了其后国民党履行政协决议之艰难。 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通过五项决议后闭幕。国共两党对政协决议都表示尊重与支持，然而，有心人仍然可以从蒋介石和周恩来的闭幕讲话听出不同的声音。蒋介石强调政党不应再使用武装暴动，所有军队听命于政府，是决议“能否全面贯彻的试金石”，这显然是对着中共而发。周恩来则两次提及宪草修改原则，并强调改组政府是将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联系起来的关键，隐含着国民党应负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蒋在讲话中丝毫未提到宪草问题，而且在议程讨论完毕时曾经声明，宪草决议不过提供国大“采纳”而非“接受”，并不因此影响国大之权限，这又埋下了动摇宪草决议的种因（注：《中央日报》（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2月1日。）。以后的事实证明，国民党对政协决议的反复，就是自宪草决议始，因此蒋有这样的表态恐非偶然。 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诸项决议，为中国初步打开了民主化进程的门户，为国人展现了建立一个基于民主制度的统一国家，各党派合作建国，并在此基础上和平建设发展的美好图景。在讨论政协决议的过程中，参加各方互有让步，国民党承诺放弃原本独家垄断的权力，中共承认三民主义、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并因此可以合法登上全国政治舞台，与国民党一争高下。就国家民族利益而言，政协可谓双赢结局。近代中国一直苦于战乱与分裂，如果能在政协决议基础上，创立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当然于国家民族功莫大焉，而且无论国共，应该都有在和平环境下正当发展之机会。政协决议使国人感到了艰难不已的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融融暖意，马叙伦曾经用生动的语言写下了人们的期待：“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现在是被鸡唱出了曙光，怎样不叫人们对这个曙光发生欣慰，和希望他不要被阴霾来笼罩了”（注：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宣传部编《马叙伦政论文选》，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86页。）。但是正如黄炎培所说，建设中国好比造房子，政协决议只是一个精美的图样，真正要把房屋造好，还须依靠今后努力（注：《新华日报》1946年2月2日。）。近代中国自转型以来，不乏仁人志士种种美好的设计，结果不是未能实现，就是在实践中走了样。政协决议设计的民主中国，需要所有党派与社会力量的通力合作，而关键又在于国民党的态度。作为当时中国第一大党的执政党，国民党对政协决议的履行负有至关重要的责任。 二国民党对政协的反弹 政协决议以及政协前后的民主化进程，在国民党内引起了强烈反弹（注：周恩来曾经做过这样的分析，“停战协定使政府军事领袖不满，政协决议使顽固分子不满，整军协定使高级军官不满，东北问题又使若干国民党分子不满”，这些不满汇合起来，形成了民主化的反对派（《世界知识》13卷10期，1─2页）。）。长期占据一党独尊地位的国民党，既无与其他党派分享政权的心理准备，其军政官员更不愿意放弃种种特殊利益（注：张厉生私下里说过实话：“要改组行政院，那吾们也要恐慌，问题到吾们身上来了。”（《黄炎培日记》，1946年10月27日，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5辑，中华书局，1979年））。为了达到改变民主化进程之目的，国民党内反对派做出了一系列动作。继1月中旬沧白堂事件、2月10日较场口事件之后，2月下旬又发生了全国范围的反苏反共游行示威（注：沧白堂和较场口事件均有国民党背景。陈立夫曾授意重庆市党部主委方治召开党部临时紧急会议，讨论“如何遏止反动言行以戢邪乱”，并做了具体安排（《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584—587页）。有关反苏游行的问题，牵涉方面甚多，笔者拟另文探讨。）。国民党操纵的部分舆论还声称政协只能代表党派意见，不能代表国民意见；国民党只能“还政于民”，不能“还政于党”；政协决议没有法理效力；甚至指政协为“反动”，等等（注：参见李旭编《政治协商会议之检讨》，时代出版社，1946年；孔繁霖编《五五宪草之评议》，时代出版社，1946年；三民主义宪法促成会编《宪草修改原则批判集》，1946年。）。这些动作表示了国民党内对于政协强烈的反对意见，也大大恶化了政协之后国内的和解气氛。 在论及政协与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走向时，国民党各派有很大的意见分歧。操控党务的CC系对政协的反对最为激烈，因为民主化对他们控制的国民党党权的影响最大。他们认为中共的目的是夺取政权，因此“决不能妄存幻想，希冀中共和平合作。”（注：《政治协商会议与国共谈判》，286页。）CC系领袖陈果夫向蒋介石进言，“政治协商会议必无好结果。且无论如何，共党已得到好处，本党已受害……中国如行多党政治，照现在党、政、军均未健全之际，颇有陷覆辙之可能。请临崖勒马，另行途径。”（注：徐泳平：《陈果夫传》，台北正中书局，1978年，935页。部分握有实权的国民党军政官员亦反对政协，如阎锡山认为，“协商愈久，祸患愈大，调处结果是助共选举，毛得政权，华南三之一，华北十之九有选举把握”（《徐永昌日记》，1946年4月15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影印本，1991年）。）中统局还以重庆传言的名义向蒋介石报送情报，告以“多数国军干部咸表愤慨”，中共“意在逐渐减消委座权力，以法共对戴高乐之手段对委座，是可忍孰不可忍”（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13—239.）。他们以举足轻重的军队态度警告蒋，又以个人权力的消减刺激蒋，显然企图以此影响蒋介石的态度。在支持政协的一派人士中，孙科指责反对派的意见“犯了严重之错误”；王世杰认为，如果政协能使国大顺利召开，并使共军改编为国军，则国民党之让步方有意义，而欲达此目的，应从国共双方停止互相攻击入手；邵力子提醒，“政界若干人士刻正企图破坏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我人必须保持镇静与忍耐的态度，勿入若辈圈套。”（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593页；《王世杰日记》，1946年2月3日；《时事新报》（重庆）1946年2月24日。）在国民党总裁决定一切的体制下，党内意见不同的双方都在寻求蒋介石的支持，蒋的态度实际决定了国民党未来政策的走向。 蒋介石表面上虽对政协表示支持，但过后却称“政治协商会议集会的三个星期，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注：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1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印，1984年，487页。）。他在2月召开的军事复员会议上，专门对高级将领解释了召开政协的原因：1.军队疲劳与空虚；2.官兵精神松懈，志气消沉，士气不振，纪律废弛，漠视命令；3.民众痛苦，经济凋零，社会困苦，大家希望安定，厌倦战争；4.国际上美国希望中国统一，希望现政府成为强有力政府，但不希望一党专政，如果先动武，国际舆论必有不利反响。故本会议可说是一种政策，希望大家忍耐，在本人岗位上埋头苦干，克服困难（注：《张发奎日记》，1946年2月，Chang Fa-kuei Collection，RareBooks and Manu???? Library，Columbia University，U.S.A.）。由此可见，蒋对政协的态度根本上是为了应付国内外环境的压力。然而政协的结果将使中国走向多党民主道路，势必动摇国民党和蒋个人的独尊地位，多少出乎蒋的预料，也使蒋感到了危险。更为现实的是，政协宪草原则决定采责任内阁制，“而这样一个宪法是最不利于蒋介石的。因为蒋介石只能摆在最高地位，只能作总统而不能作行政院长，没有实权了。就是降格作行政院长吧，也随时有倒阁的危险”（注：梁漱溟：《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6辑，64页。）。一直醉心于个人专断权力的蒋介石绝不甘心自己被置于这样的处境，因此，本不重视政协决议尤其是宪草决议的蒋介石，在现实危险面前成为政协决议的坚决反对者。 2月10日，蒋介石约请部分国民党高级干部谈话，专就政协宪草案表示了意见。他以当时对宪草案“虽有不同意之处，党亦只好为所派遣之代表负责”为理由，将该案通过推为代表个人行为，作否认之借口。他认为宪草决议“窒碍甚多”，“不合党纲，不适国情”，“不足以服党内同志之心”，对宪草原则表示了全面的反对意见。蒋特意作一番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表白，即他过去没有就此发表意见，是“恐有人以为余有希望作总统之意，而所言者乃为自身打算”，而最后他“深望今日在座之各位老同志，于此次宪草审查委员会开会时，尽保障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责任。”（注：《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41—43页。）蒋的这番谈话，是对政协决议的实际否定，并鼓励了党内反对派的活动。 3月1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重庆开幕（注：六届二中全会是决定国民党战后政策方针最重要的会议之一，对其前因后果之研究以邓野《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1期）较为充分。）。蒋介石在开幕词中表示将实行“和平建国”的方针，但他也为国民党的反复预留伏笔。他强调：其一，国民党是“在不违背革命主义，不动摇国家法统之下，不惜变通总理关于建国程序的遗教”而得到有关宪政的协议。此处为国民党设立了底线，即“主义”和“法统”，至于对此如何解释，则全取决于国民党自己，而有关“变通”总理“遗教”的说法，恰恰呼应了党内反对派的意见；其二，国民党“还负有捍卫主义、保障民国的特殊义务”，“在宪政实施以前，我们在法理上与事实上，还不能诿卸我们对于国家所负的责任。”（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编《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记录》，1946年，6—7页。）这仍然是将国民党凌驾于其他各党之上，足以引起他党之疑虑与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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