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帝国主义行径

随着人类文明历史的发展，到了19世纪，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可能再有哪一个民族能够紧闭国门，拒绝一切对外政治经济活动而孤独、安全地生存和发展了。1840年英国军舰对中华帝国南方一个港口的炮击，标志着这个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相对封闭状态中的帝国的平静生活终于结束了，它开始接触外部的世界，接受融入世界政治经济大体制的现实，以这个星球上众多民族之一的身份登上世界舞台——尽管这一切都是中华帝国在武力攻击下被迫接受的。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洋人与中华帝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至今所有的中国人对此依旧愤愤不平，把这些条约一律称之为“不平等条约”。分析当时所签订的各种条约的每一条条款，其中最令中国人感到屈辱的，恐怕是洋人居然有权在中华帝国的领土上强行“租借”居住地和洋人们在这块土地上居然可以享有凌驾于中国人之上的种种特权。而强行要求中华帝国“开放通商口岸”、“给予贸易最惠国待遇”以及“制定相关的关税制度”等等条款，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也统统是一种侵略行径。

于是，“帝国主义”这个词在中国出现了，而且几乎就是登门入室的强盗、窥视和抢劫财物的土匪、欺良害善横行霸道的无赖的同义词。西方的一些学者根本不承认“帝国主义”这个名词在中华帝国的存在，他们认为，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它是革命党人民族心理上的一个幻觉。尽管如此，在这个世界上，中国仍是最频繁最刻骨最顽强地使用着“帝国主义”这个词汇的为数不多的民族和国家之一，而这些民族和国家都有这样的历史特点：文明发祥绝早，民族发展历史上几乎没有对外扩张的记录，基本上以农耕为主要的生存方式，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平民是在几乎不占有生产资料的状态下生活的；统治者的基数很小，从平民到集权专制的统治者之间，几乎没有过渡的社会阶层。

公元1500年前后，相对于中国是明朝成化至嘉靖年间，西方开始了海外冒险和殖民扩张。随着跨越大西洋的贸易的展开，世界范围内的财富流入欧洲，这些财富培养起来的是一个新兴的阶层，这就是暴富起来之后敢于与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王室、教士和贵族阶层抗衡的市 民阶层。社会财富的膨胀为这个阶层带来了相应的政治要求，近代民主和民权的观念随之在西方产生，欧洲各国相继爆发了由市民阶层为主力军的资产阶级革命，市场经济的直接利益获得者通过革命建立起以扩大再生产和赚取利润为目的、以全球扩张为需求的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原始积累的完成和殖民扩张的成功使资金加上市场都已万事俱备，于是更新技术的要求成为当务之急，欧洲的工业革命应运而生。从古怪的机器里喷出的大团大团的蒸汽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欧洲近代政治制度和近代工业的诞生成为资产阶级的双重武装。

具有双重武装优势的西方，继续市场的扩张是必须的。

19世纪中叶，西方的扩张触角越过马六甲海峡，进入远东。中华帝国，这个平静了数千年的国度，它的痛苦由此开始了。

1831年，在广州的英国商人写信给英国皇帝，提出尽快打开中国市场的要求，办法是：“用一支武装力量便可以轻而易举地封闭中国的全部沿海贸易”。而早在1660年，法国就在中华帝国内设立了名为“中国公司”的贸易据点。当英、法等国的商品在中国销路不畅的时候，美国在中国销售的商品似乎更符合中国市场的需求，其中大部分商品至今还是中国人喜欢的东西：可以提高情绪的北美西洋参、显示风度和富贵的珍贵动物毛皮以及中国人日常生活绝对离不开的廉价棉花。巨大的经济利润和世界政治的需要使美国政府声言：“中国是一个不可限量的销售市场。”

中华帝国长期自给自足的经济“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固的抵抗”。据史料记载，早期的中国对外贸易一直处于顺差状态。仅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英国平均每年从中国广州运出茶叶近26万担，生丝8000担，而英国人却苦于没有什么对路的商品和中国人进行交换。英国商人说他们的毛织品是“一种非常难卖的商品”，而印花洋布“往往要亏本60%才能出手”，可见“销售英国商品的时代还没有到来”。这一切的根源是中华帝国的社会结构不适合资本主义的扩张需求；而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讲，打不开世界市场就无异等待死亡。能使一个封闭的国家的社会结构发生动摇的办法并非战争，而只能是这个国家市场的开放。于是，西方各国都在如何打开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上颇费心思：既然一般的商品打不开中国市场，中国人没有外国商品照样能够生存下去，那么就必须出现一种特殊的商品，这是打开中华帝国坚固堡垒的最后的武器了——洋人选择了鸦片。

把毒品当做商品向中华帝国大量倾销的国家，包括俄国和美国，而其中倾销数量最大的是英国。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人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从最初的每年1000箱迅速增加到4万箱，每箱100～120斤的鸦片价格在400～800银元之间。于是到了1838年，在中国和英国的贸易中，中国逆差达250万英镑，在英国向中国出口的价值563万英镑的商品中，卖鸦片所得居然占了总额的60％。当中国人不能没有鸦片的时候，任何来自帝国政府的干涉都是徒劳的，包括虎门的销烟池和帝国的海岸大炮——已经发了财的英国人有钱用最先进的武器装备自己的军队，然后以武力来维护他们在已经打开的中国市场上的地位和特权。1840年英国人对华战争的理由是：“为商务监督和女王陛下的臣民所忍受的暴行和虐待得到赔偿，为英国商人在恐吓和暴力之下所受到的损失得到赔偿，为英国商人的人身和财产获得保证，使今后免受暴虐和残忍的待遇，并能够在正常的情况下经商 。”英国的先进武器使中华帝国屈服了，英国人的要求被一一满足了，由此导致的是美、法、德、意等紧随英国蜂拥而至。这就是理论上的“帝国主义的行径”。

至今，西方学者的那种“西方资本主义对东方的拓展，目的是让东方得以发展和富起来”的说法，无论如何让人听上去还是感到有些怪异，尤其对于那些在向前看的间隙偶尔向后也看上一眼的中国人，尤为如此。

西方船队的桅杆林立在中国海岸，而中国是很早就掌握了制造和驾驭舟楫技术的国度，它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早具备扩张能力的国家。那么中华民族为什么没有向外部世界更广阔地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呢？

中外学者大都根据世界民族分为“海洋型”和“大陆型”两种类型的特征，把中国列入“大陆型”民族。以游牧和农耕为主要自然经济特征的中华民族，无论在地理因素上还是在文化心理上，广阔的内陆始终吸引着它的注意力。“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汉唐宋元明清历经千年均如此。中华民族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始终认为，帝国的发展方向和对帝国的威胁不是来自海洋而是来自大陆。于是，中华民族精湛的航海技术自古以来大才小用地只应用于有限的近海捕捞和贸易，中国人设备优良的大船在海上航行的范围很少超出过“稗海 ”。“稗海”是战国时期阴阳家对内海和近海的称谓，而广阔的大洋则被称为“大瀛海”。

中国的海运贸易仅仅限于把南方的物产利用沿海海路运往中原。即使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以后，“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也主要是在为帝国的上层阶级服务，并没有与中国民众的生活和利益发生广泛的联系。中国历史上最早、最大规模的船队驶向世界，当属郑和下西洋，其船队的庞大及航海的水准，都是当时世界所有民族都不能比拟的。但是，这支由明代皇宫里的太监为首领的远航船队，却很少配备武器装备，而是载满了“中华物产”，它的航行既少有海外征服的任务，也并不主要打算推销中国的商品，更多的仅 只是一次为了显示中华皇帝的威仪而进行的彩船大游行，以让四方“蛮夷”近一步领略中华帝国的富庶与慷慨——“振纲常以布中外，敷文德以及四方”——郑和七次“下西洋”，惊涛骇浪，九死一生，病伤死无数，花费大量，其结果是给皇帝带回来一些中国人看作是“无名宝物”的“旅游品”，这些“异邦的贡物”的惟一效果是让中国皇帝看了之后更加觉得自己的国度是“天下”的中心。连当时的大臣都对郑和这种远航的实际意义产生怀疑：“三宝太监下西洋，费钱粮数千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回，于国家何益？”于是，当哥伦布奉西班牙女王伊萨贝拉的指令出发去寻找可以占领的新国土，并且发现中美洲的巴哈马群岛的时候；当 达·伽马奉葡萄牙国王努艾尔的指令从里斯本出发，探求通往印度的航路的时候，中华帝国的皇帝却宣布上任皇帝的“下西洋”是一大“弊政”，必须从此结束此类行为，销毁郑和远航的一切档案，消除其“恶劣影响”。在从此以后的历史中，中华帝国连“宣扬国威”的壮举都没有了，中国终于失去了跻身于15～16世纪之交世界地理大发现并随之成为世界强国的机会。

到了明清两朝，帝国政府不但对对外贸易不感兴趣，而且使用一切手段阻止外国商人来华进行贸易活动，同时严厉地禁止中国人对外进行任何商业活动。帝国统治者视海洋为国家与民间一切行为不可逾越的最后边界，相当坚决地开始实行“海禁”。明洪武年间，政府明令禁止民间建造三桅以上的大船，以阻止中国人下海，截断中国人与外国人的贸易活动，“违者照谋叛罪处斩”。后来进而下令强迫民间的海船“悉改为平头船”，使其根本无法远航。到了明永乐年间，帝国政府干脆宣布“片帆寸板不许下海”。清康熙年间曾经一度开放海禁， 但是很快就在官员们的反对下被“纠正”了。雍正以后，中华帝国正式实行国门的关闭政策，禁止民间的一切对外贸易。“故有以四五千金所造之洋艘，系维朽蠹于断港荒岸之间，沿海居民，萧岑索寂，穷困不聊之状，皆因洋禁”。乾隆时，帝国政府将外国商人在华的贸易一律限制在广州的一个口岸，进口商品也极其严格地规定在有限的范围内，大米和豆类、小麦和杂粮、铁器和废铁、生丝和绸缎，甚至马匹、书籍等都在禁止之列。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帝国政府的所有规定都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什么时候没有一个外国人来华投资了，没有一个外国商人来中国做生意了，那就是帝国政府最理想的境界了——中华帝国根本不需要和外国人进行什么商品贸易，没有外国人的骚扰，中国人会过得更好；至于把中国的东西卖给外国人，并不是因为中国需要贸易交流，而是外国人的日子要依靠这些中国的东西，不给他们实在于心不忍。乾隆皇帝就曾对前来请求与中国通商的英国特使说：“天朝无所不有，原不管外洋货物以通其无。特因天朝产茶叶、瓷器，是西洋各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

从根本上讲，即使中国积极地开展对外贸易，中华帝国也不可能如同欧洲国家一样成为这个世界上扩张市场经济的主角。中国的社会结构中从来没有存在过，或者从来没有以一个阶层的规模存在过，并能够导致近代政治革命的市民阶层。而在流通领域里，帝国原始的农业经济不存在对市场的需求，更没有扩张市场的强大动力和足够资金，因此，工业革命根本无法出现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这一切，都注定了这个东方帝国只能是被世界各国争夺的市场。而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如果它没有机会，或者不给它机会迅速地适应世界潮流的发展，彻底地改变陈旧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利用文化、资源和物产的优势敞开国门迎进来和走出去，那么，它惟一可以做的就只剩下抵抗了——如果它还有足够的勇气和足够的力量能够进行抵抗的话。

5、侮辱那个低劣的支那种族

中华帝国选择的是抵抗。

帝国的抵抗是一部伤感的童话。

近代中国人对于洋人的蔑视，最甚莫过于日本人。确切地说，那时中国人就没把日本人当做洋人看待过。这不仅仅是因为日本人除了说话之外和中国人的相貌差不多，更重要的是 ，中国人历来把那个小岛看做是一块没有开化过的蛮荒之地，只不过秦时从中国本土去了几对男女，才让岛上有了人烟。从唐开始，帝国的土地上就能看到从那个小岛上来的人，除了学经的和尚之外，就是手拿竹棍的“浪人”和鬼鬼祟祟的小偷。明时，中国人干脆称日本人为“倭人”：“倭在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国。”14世纪，日本人开始在中国沿海以抢掠劫盗为生，中国人对其始称“倭寇”，意为“矮小的强盗”。长期以来，中国人很厌恶这些只会趁着月黑风高在海边抢了就跑的近邻，认为这些似乎和中国人有点“血缘关系”的野蛮人实在给帝国丢尽了面子。

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上，恰恰是这些“倭寇”最深刻地让中国人知道了什么叫做耻辱。

19世纪后半叶，中华帝国除了由一色的洋枪洋炮装备起来的皇家精锐部队和在与太平军作战中组建锻炼出来的湘军、淮军、甘军、毅军等陆军部队之外，因为开明的官僚发起的洋务运动，帝国用大笔的银子又建起了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海军，其舰只数量、吨位和火炮口径，已经位居世界第六。由排水量7000吨、钢铁船甲14英寸厚、装备有12英寸巨炮的两艘主力舰和各式巡洋舰、鱼雷艇等数十艘舰只组成的庞大舰队，堂堂之阵，猎猎之旗，曾经威风凛凛地“访问”过高丽、日本和新加坡的海面，消息传出，让远方的欧洲人都听着心慌。 只是，帝国海军的举动和明代的郑和下西洋差不多，仅仅是体恤的“访问”。而当时的日本 ，陆军总兵力不过10万余人，海军实力位居世界的第16位。关于清帝国海军在世界各国海军实力的排位问题，是根据当时世界海军年鉴等资料和现代研究者的观点相比较而成，没有绝对标准。一般的说法是：当时清帝国海军实力在第六位至第八位之间，日本海军实力在第十一位至十六位之间。（转引自《晚清七十年》，（美）庞德刚著，岳麓书院1999年9月第一版，第191页。）所以，当日本人表示要与中华帝国进行一场战争的时候，少数主张议和的人立即遭到嘲笑，中华帝国举国上下主战派的意见占了绝对上风，坚决要“以大清帝国的神威教训一下日本人”。

当朝鲜国王为了镇压国内的一个“既反对政府腐败，又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武装组织请求中华帝国政府出兵的时候，中华帝国的皇帝感到这是一种“上国体面”，当然责无旁贷——中国向领土之外派出军队，在它的历史上极其少见，而且即使向领土之外派出军队了，其目的与洋人派军队来中国也截然不同：后者是在军队的护卫下进行商业上的强买强卖和文化上的强行灌输，最好是“发现”一块“新大陆”并且插上自己的国旗，宣布从此对该土地“以本国国王的名义实施管辖”；而中国人认为这样的念头连想一想都是羞耻的，不符合泱泱帝国的翩翩风度和道德规范。而之所以派出军队，只是中国皇帝一向对“天下”的恩赐和怜悯。于是，1894年6月4日，帝国政府命令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领致远舰和扬威舰赴朝鲜仁川，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领淮军1500名分乘招商轮船前去朝鲜。同时，遵照中日《天津条约》的有关条款，中国驻日本大使汪凤藻于6月6日将此事通知了日本。

没有人知道，这时的中华帝国其实已经落入了日本人——那些即使是强盗也是矮小的强盗——的圈套。

1894年6月5日，日本成立了由参谋总长、次长、陆军大臣、海军军令长等高级官员组成的战时大本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亲自向回国述职的日本驻朝鲜大使大鸟下达了向中国挑起事端的任务。大鸟当天就带400名海军陆战队员乘“八重号”巡洋舰返回朝鲜——从时间上看，中国军队此时还没有出动，日本军队已经浩浩荡荡地向朝鲜出发了。

日本人早就决心和中国人打一场仗了。战争的目的明确而简单：英国人跟中国人打了，法国人也打了，该轮到日本人用战争证明它有资格加入帝国主义的行列了。中华帝国应该给予日本人真正的“洋人”待遇，在已经处于将被瓜分的中华帝国的领土上得到它的那份份额。朝鲜问题对于日本人来讲仅仅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机会而已。

7月12日，日本外相训令驻朝公使大鸟：“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务之急。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李鸿章》，董守义著，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第358页。）

7月14日，日本正式向中国总理衙门提交照会，直接威胁说：鉴于清国政府拒绝和日本一起改革朝鲜内政，“今后因此如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这等于明确告诉中国，战争马上就要开始了。

面对日本人的战争威胁，帝国政府显示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无所畏惧的气概。以光绪皇帝为首的主战派热血沸腾，督促军方“筹备战守”的诏书一道接着一道。原因很简单：日本不是大英国大法兰西，如果日本人真的敢于和地大物博的中国打仗的话，正好给了中国一个出出这些年受洋人窝囊气的机会。中国人管此举叫做“扬我国威”。

就在战争迫在眉睫的时候，一直注视着形势发展的帝国主义们出面了。

帝国主义们的心情是矛盾的：他们希望战争，尤其希望中华帝国对外战争爆发，因为这不但可以削弱这个帝国的国力，而且还可以检验这个帝国目前的抵抗能力——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自中国务实的官员致力于洋务运动后，帝国的防务实力让帝国主义们有点儿不摸底了。只是，除了日本人之外，帝国主义们并不希望日本人真的打胜，至少是不能让日本人获得圆满的胜利。因为如果这样，中国人给日本人的好处肯定会影响到自己的利益——中华帝国的版图和市场再大也是有限的。

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赶到天津会见李鸿章。在了解了局势的真实情况后，他答应由英国政府出面劝说日本停止向朝鲜增兵，但临走时他又补充了一句：“就怕日本人不听。”

俄国公使格希尼接着来到天津，在探听到了帝国政府的坚决态度之后，表示“俄朝近邻，亦断不容日本干涉”，并且说如果日本人不听，俄国准备“压服日本”。至于怎么个“压服”法，俄国还得考虑考虑。

但是，没过几天，中华帝国驻英国大使的情报传来了：英国的工厂正在为日本人制造“大铁舰”。接着，俄国公使也派参赞来阐述俄国方面考虑的结果：鉴于和日本的友谊，只能劝说日本撤军而不便武力逼迫。

1894年7月21日，已经被“帝国主义”们的“调停”耽误了调兵时间的中国迫于军事形势和驻朝军队的安全，开始向朝鲜增兵“以防不测”。出于对日本有可能袭击运兵船的担心，帝国政府特地租用了英国的商船。中国人认为，日本人胆子再大，也不敢在公海上向英国船队开炮。

7月23日，帝国的运兵船队航行在去朝鲜的途中。这一天是光绪皇帝的寿辰，京城里处处张灯结彩，紫禁城内在盛大的宴会之后，宁寿宫里搭起的大戏台上青罗戏袍一直飘舞到深夜。

7月25日，中国军舰“济远”号和“广乙”号护送运兵船行驶至丰岛海面。大约早上7时45分，突然的巨响打破了丰岛海面的沉寂，一颗炮弹在“济远”舰右舷不远的地方爆炸。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中国水兵们没有跑向炮位，而是跑到甲板上四处张望——浓雾中迎面冲来一支规模骇人的联合舰队，旗舰上被雾水浸湿的旗帜已经能看得清清楚楚，中国水兵惊叫起来：日本人！

这就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事件甲午战争开始的瞬间。

那个早上发生于丰岛海面上的海战算不上是帝国海军与日本海军的一场战争，充其量也只是日本人的一次诡秘的偷袭，其行为和手段与14世纪时他们的“倭寇”在海上的抢劫没什么两样：突然开始，短促攻击，戛然而止。丰岛海战最后的结果是：“广乙”舰被击沉，“济远”舰勉强应战后受到重创逃离战场，失去了掩护的“高生”号运兵船被日舰团团围住。日本人对这艘没有任何还击能力的运兵船上的上千名士兵悲切的呼号置之不理，直到把“高升”号击沉。另一艘运输船“操江”号向日军投降。日本人没有将其击沉的惟一原因是，这艘船运载的不是中国士兵而是军械物资：20门大炮、3000支步枪、大量弹药，还有20万两饷银——这些银两是那些驻扎在朝鲜的帝国官兵们的“工资”——这些银子和物资连同“操江”号上的83名中国船员当天就被劫持到了日本的佐世保港。

丰岛海战发生七天之后，1894年8月1日，中日双方皇室同时下诏宣战。

战争真的爆发了。

英、法、俄、美、德等帝国主义们经过充满惊喜和忧虑的紧急磋商后，立即宣布全体“中立”。

这些帝国主义们曾经大肆向中华帝国政府推销他们的军舰大炮，现在战争打起来了，中国真正需要使用这些洋武器了，但是根据国际法中的中立原则，他们即刻停止了对中国的一切弹药和武器零部件的供应。

至于日本人在丰岛海面袭击英国轮船之事，经过英日双方友好的协商，日本方面不但答应赔偿英国人的全部损失，而且向英国人表示“保证英国在华利益的安全”。于是，英国人很快就对这件事闭口不谈了。

不久以前刚刚知道“天下”是什么样的大清朝廷当然无法料到“帝国主义”们的狡猾。

为了激发中华帝国的战斗热情，英、法、俄、德、意、美各国到处散布对日本不满的言论，从而给帝国政府造成一种“只要战争真正开始，日本人就会陷入极其孤立境地”的态势。帝国的激情果然被调动了起来。激情的迸发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捷报”在中日宣战的第二天传到了光绪皇帝面前：“我军大捷于牙山，斩首二千余名，乘胜进击，仅距汉城七十余里。已催北路各军克日前进，并令海军军舰齐往迎击，南北合势，及早驱除。”（《李文忠公尺牍》第780～781页。）而其实，帝国位于朝鲜前线的叶志超、聂士成所属部队在日军向朝鲜增兵以来的一个月间，从来没有“乘胜进击”过一次，而是已经向北撤退到了平壤附近。这一点，帝国政府的官员们一清二楚。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帝国的官员在皇帝收到“捷报”的那一刻呈现出一片“欢欣鼓舞”。结果，真的就 致使全中国莫名其妙地弥漫出一种“战胜日本胜券在握”的乐观情绪。

在那段沉重的历史中，中国人令人惊骇地生生把一出悲剧写成了一场闹剧。

欢欣鼓舞的帝国政府开始调四路大军向朝鲜增兵：盛军卫汝贵部马步兵，盛军丰升阿部盛字营马队和吉林马队，毅军马玉昆部，奉军左宝贵部的步兵、骑兵和炮兵，总计约一万五千多人马。但是，当帝国的军队到达前线之后，却发现当面日本军队的兵力更多，且尾随在一路撤退的中国军队之后，已经直逼平壤城下，并已摆开决战的架势。

中日军队的首次战斗是平壤城的攻防之战。

9月12日凌晨，日军的攻击开始不久，日军官兵就感到中国军队不像他们军官所说的那样一触即溃，相反，中国官兵的防守顽强得出奇。在平壤的玄武门下，日军看见中国的防守阵地上有一个服饰华丽的军官毫无惧色地把自己暴露在炮火下指挥战斗，他身边的士兵高声呐喊，精神抖擞，起伏的身影随着这个军官华丽服装上飘动的彩带在烟火中时隐时现。此情此景如同一幅描绘中国远古战争的图画，让同样具备东方文化心理的日本人产生了一种大祸临头的不祥之感。

左宝贵，帝国军队中的一名悍将，迎敌时不穿盔甲，而是穿上了全套的锦绣朝服，那是皇帝恩赐的用中国江南上等丝绸制作的黄马褂。部下说这样太显眼，劝他脱下来，免得引来敌人的炮火。左宝贵答：“吾穿此服，是让士卒知我率先战斗，能出死力，敌人注目，吾何惧乎？”话未落，他身边的炮手中弹死亡，他亲自操炮，连续发射36枚榴弹，最后当胸中弹倒下。

整整一天，日军死伤七百多人，远远超出中国军队死伤的数字。黄昏的时候，日军口粮和弹药已经告罄，天又突降大雨，日军冒雨露宿，处境艰难，人心浮动。 已无心再战的日军正处于是否退兵的矛盾中，这时候，令他们都不敢相信的情形发生了：在中国军队顽强防守的城墙上，树起了一面表示投降的白旗！没过一会儿，中国前线将领叶志超派来乞求投降的军使到达日军指挥部。

叶志超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从一开始他就主张不 战而退。日方没有接受中国军队投降的思想准备，正不知道如何是好，一个消息又传来了：中国军队已经弃城而去。中国军队辉煌战斗的一天终于在逃跑的命令中演变成一场真正的大混乱。叶志超带领的逃亡部队没跑多远就遇到日军的伏击，大雨滂沱中，被日军杀死的中国 官兵达两千多人。

就在前线的帝国军队疯狂逃亡的时候，对前线惨败的消息一无所知的帝国政府还在向朝鲜增兵。9月15日夜，由丁汝昌亲自率领的18艘舰只，护送刘盛休的铭军8个营4000人，分乘招商局5艘轮船从大连港起锚，前去支援平壤战斗。16日，舰队安全到达安东附近的大东沟，中国步兵连夜登陆，北洋舰队返航。17日，返航舰队在鸭绿江口外的黄海海面与日本海军舰队遭遇。

那是中午时分，阳光照射在海面上，海水泛着耀眼的波光。面对迎面而来的日本舰队，12时50分，帝国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以32.5厘米主炮首先开炮，炮弹呼啸着从日本舰队吉野舰的上方飞过。几分钟之后，北洋舰队“镇远”号的32厘米主炮的炮弹击中了日本的“先锋”舰。日本舰队用四艘快速舰死死缠住北洋舰队 中火力最弱的“超勇”号和“扬威”号穷追猛打，“超勇”号和“扬威”号终于中弹起火。这时，旗舰“定远”号也中了弹，指挥战斗的丁汝昌被巨大的爆炸震落于指挥台下。这位帝国海军将领拒绝进舱避弹，干脆坐在甲板上指挥战斗。然而旗舰上的信号系统被打坏，丁汝昌的指挥口令已无法发出。

这时的战场局势对日本舰队极其不利，因为北洋舰队已经把日本舰队的队形拦腰截断，日军的“比睿”号被击成重伤，正带着大火逃离战场，“赤城”号在北洋舰队猛烈而准确的炮火轰击下包括舰长阪元在内的舰上所有军官几乎全部死亡。14时，北洋舰队开始追击逃跑的“比睿”号，追击中“来远”号被“比睿”号上发射的炮弹击中，燃起大火，追击的其他军舰为此减速。这时，混战中的北洋舰队指挥官发现，日本舰队不知道什么时候绕到了中国舰队的背后，北洋舰队两面受敌了。

但是，和帝国陆军不同的是，北洋舰队的水兵没有怯战。“超勇”号直到沉没的最后时刻，火炮一直没有停止发射。日本舰队的“西京丸”号被击中。这时，北洋舰队炮弹已经打光的“致远”号与日舰“吉野”号迎头相遇。“致远”号管带邓世昌，五短身材，头发稀疏，人称“邓小辫子”，打仗时爱犬跟随身边。他知道“吉野”号是日舰主力，装备精良，于是下达了撞沉“吉野”号的命令。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其珍贵的一幅壮烈场面：“致远”舰大副陈金揆亲自操作鼓轮猛冲，那些还活着的衣衫褴褛的中国水兵全部站在前甲板上，他们等待着和日舰同归于尽的时刻。但是，那个时刻没有到来。没等与“吉野”号相撞，“致远”号就中了水雷，全舰除了七名水兵获救外，全部殉国。邓世昌的尸体漂浮于海面，他的爱犬跳海衔住他的辫子不放，直到尸体被打捞上来。

在“致远”号被水雷击中的同时，一发炮弹落在了北洋舰队“经远”号的指挥舱内，正在指挥射击的管带林远升的头颅被炸碎，舰上除了16名水兵获救外，其余的全部随舰沉入海底。更为严重的是，在这个决定帝国海军生死的最关键的时刻，“济远”、“广甲”两舰军心动摇，开始掉头逃跑。

海战进行到15时30分的时候，中国坚持战斗的军舰为四艘，而日舰有九艘，吨位对比为19870∶33834，日舰实力已远远超出北洋舰队。日舰以四艘军舰开始围攻“来远”号和“靖远”号，以五艘军舰包围着“定远”号和“镇远”号。帝国海军的“定远”号和“镇远”号都是当时世界上少有的大型铁甲舰，日本舰队决心把这两艘军舰击沉，以实现“聚歼清国海军于黄海”的预定目标。但是，从“定远”舰上射来的重磅炮弹击中了日军旗舰“松岛”号的弹药舱，黄海海面上响起了令中日 水兵都感到震惊和恐怖的大爆炸，“松岛”号上的日本水兵当时就有113人被炸上天空，所有的炮手全部死亡。日本舰队旗舰所遭遇的重创严重挫伤了日本人的士气，指挥官下达了退出战斗归航的命令。

中日黄海海战最后的战果统计是：中国“致远”、“经远”和“超勇”号三舰被击沉，“扬威”号退出战场时搁浅自行焚毁，逃跑的“广甲”号慌乱中触礁，“来远”、“靖远”、“镇远”、“定远”号四舰受伤，其中主力舰“定远”、“镇远”两舰受伤“达数百上千处”。海军军官邓世昌、林履中、林远升殉国，水兵伤亡千余人。日本方面，军舰无一沉没，“松岛”、“比睿”、“赤城”、“西京丸”、“吉野”舰受伤，官兵伤亡六百余人。

至今几乎所有的评论都说帝国北洋海军黄海之战是一场“惨败”。如果指战术指标而言不无道理，但是从战略上看，北洋舰队完成了为陆军护航的任务，且海战掩护了陆军的顺利登陆和安全集结，海战还给予日本舰队以一定的打击，并迫使日本海军企图一举歼灭北洋舰队的目标落空。

就在帝国海军血战的时候，帝国陆军的溃败一发而不可收。

尽管叶志超带领残部逃到了距离平壤90公里的安州，并且与那里的聂士成的部队会合，但是叶志超下达的命令依旧是逃跑，帝国的陆军一口气逃过了中朝边界。面对日军的紧追，李鸿章严令叶志超不准再退：“一溃再溃，大局不保，负咎更重。”（《李文忠公全集 》，电稿，卷十七，第21页。）同时，帝国政府开始紧急向中朝边境增兵——朝鲜国王的事情可以不管了，至少要把自己的国土保住。不久，集中在中朝边境上的帝国陆军达到了70个营，4万多人，由人称有勇有谋的“白发将军”宋庆统一指挥。

但是，日本人对帝国在战争状况下重兵把守的边境线的突破，轻易得令人匪夷所思：10月26日，日军一支由30人组成的先遣小分队，从中国安平河口对面的朝鲜水口镇开始涉水渡江。日本人只放了一排枪，当面帝国依克阿唐部队的官兵就仓皇逃逸了，日军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从容地在鸭绿江上架起三座浮桥，接着，大部队在炮火的掩护下大举渡过鸭绿江，开进了中国领土。刘盛休部的铭军没做任何抵抗放弃阵地狂逃，接着，盛军也从阵地上撤退了，中国边境重镇安东和九连城瞬间即被日军占领。帝国的边境如此轻而易举地被敌人突破，总指挥宋庆的理由是：聚集在这里的帝国陆军系统不同，难以实施统一指挥：“各营统领素无节制”，“一遇到贼至，政令不一”。

日军在向沈阳方向攻击的部队受到聂士成部和摩天岭险要地形的阻击后，立即变换方向向大连方向实施攻击。11月5日，日军开始攻击金州。金州是大连的后方要塞，防守金州的帝国将领徐邦道向驻守大连的守将赵怀业请求援助，谁知距离敌人还有百里之遥的赵怀业正在码头亲自指挥士兵往船上装载自己的私家财产和饷银，拒绝向金州方向派兵，准备立即弃阵而逃。第二天，当徐邦道部在阻击之后放弃阵地的时候，赵怀业连同他的部队一起已经逃得没了踪影，大连成了一座没有军队防守的空城。恼怒的李鸿章立即命令刘盛休部和晋军提督程之伟部火速赶往大连方向，而刘盛休的回答是：他的部队的枪支弹药在鸭绿江边上都丢失了，现在无法上阵。李鸿章急电营口转运局“设法运送毛瑟枪弹，至少须子弹百万颗，即重价雇船亦可，勿迟误。”而晋军程之伟部传来的消息是：为防“腹背受敌”，部队已撤至普兰店。李鸿章大怒：“两军会合，兵力不单，何以又闻退扎？如屡退缩，国法难逃！”（《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十八，第42页。）

11月24日，日军对帝国北方重要港口旅顺开始总攻。在一百多门大炮的掩护下，帝国军队的阵地相继陷落。让日军喜出望外的是，防守东海岸旅顺最大最重要的黄金山炮台的中国统领黄仕林没有做任何抵抗就丢弃了炮台。当天晚上，旅顺陷落。

紧接着海城失守。

中国辽东尽失之后，日军一鼓作气开始对威海的帝国海军做最后的攻击。被海水包围的日本人认定中国海军主力北洋水师是他们的最大威胁。1895年2月7日，经过数天的激烈战斗后，日军二十多艘战舰对北洋海军进行总攻。由于威海卫南岸的炮台已经被日军占领，北洋海军舰队不得不进行腹背受敌的作战。两天后，一直消极避战的北洋海军鱼雷舰队动摇逃跑，解除了鱼雷威胁的日军趁势轰击刘公岛，“炮弹如雨”，威海卫大势已去。

当四面楚歌的北洋海军指挥官丁汝昌接到李鸿章的命令，让他率领舰队设法突围的时候，两个洋人突然出现在战争中。

这两个洋人是李鸿章请来的“外国顾问”，目的是为帝国海军训练海军人才。在现代技术方面，帝国对洋人的看法走的是另外一个极端，认为大凡是洋人必定都“身怀绝技”。这两个美国人，一个叫浩威，一个叫严威德，他们是这样向帝国官员描述他们的“现代技巧”的：我们能够设计一种炮台，“外国再精强的水师都不能攻入”；我们能够设计一种战船，“运兵登陆时敌人看不见，轰击敌舰时无论敌人停泊还是行驶都能将其击沉，而且经过敌人炮台时敌人也还看不见，经过水雷时没有任何危险”；我们能让“我方鱼雷靠近敌人舰队时敌人没有察觉”；我们能够轻易地把普通商船“改造成标准的战舰”；我们能够在48小时之内把海面布置成天罗地网而“不用水雷”；我们能让机器喷出烟雾缭绕于大海上使敌人“闻而气闷即退”。就是这样的两个洋人，他们的任命书竟然是由帝国的皇帝亲自颁发的：“令丁汝昌与二人画押，先付聘金美金一万元。”结果，战斗开始以后，两个洋“顾问”忙了起来 ，忙着借用丁汝昌的名义起草“投降书”。投降书中明确向日本人表示：他们准备把中国北洋海军“正式移交给日本方面”。（《李鸿章》，董守义著，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第384～385页。）

史料记载：“洋员……煽动士兵拒不执行命令，并迫使丁汝昌投降，”丁汝昌不从。但是，威海口外日本军舰和鱼雷艇已经布满，北洋舰队各舰均受伤，率领舰队突围已经不可能。最后，悲愤已极的丁汝昌下令将“定远”、“靖远”两舰炸沉，以免落入日本人之手，另外派人把北洋海军的档案送往烟台。然后，帝国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自杀。

丁汝昌的副手刘步蟾自杀。

刘公岛护军统领张文宣自杀。

“镇远”舰代理管带杨用霖拒绝出面接洽投降，自杀。

洋“顾问”借用丁汝昌名义起草的投降书被中国主张投降的官员送至日军手中。果然，按照洋人的建议，北洋舰队所剩10艘军舰被“移交”给了日本军队。

1895年2月17日下午16时，雨雪交加，日本联合舰队开进中国威海卫口内。

中华帝国北洋海军全军覆灭。中日甲午战争以帝国军队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

帝国北洋舰队的主力舰被拖到日本本土，停在一个海港的民用码头上，被当做日本渔船停泊时人员和货物登岸用的“趸船”——日本人对此举所作的说明是：永久地侮辱那个厚颜无耻的大清帝国和那个低劣的支那种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