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领土危机

台湾，中国一个多灾多难的海岛。

《马关条约》签订的第二天，当台湾省民众得知帝国政府把台湾割让给日本的消息后，“若午夜暴闻惊雷，惊骇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台北民众鸣锣罢市，宣布一切银两不准外运，制造局不得停工，台湾税收必须留做抗日之用。所以，当日本军队依照《马关条约》上岛去接收土地的时候，他们遇到了抵抗。

这是连日本 人都不可理解的战斗：战斗的一方是日本的正规部队，而另一方却是连军队都算不上的一群将辫子缠在额头上的“义军”。战斗从一开始双方就明了结局是什么，因为参战的中国民众一开始就声明他们“知其不可而为之”是要“以示不甘为敌国之顺民”。他们张贴出一张布告，为自己近乎“自杀”的行为向帝国政府、日本军队和全世界做出解释，措辞之凄凉令人不忍卒读：

此非台民无理倔强，实因未战而割全省，为中外千古未有之奇变。台民欲尽弃田里，则内渡后无家可归；欲隐忍偷生，实无颜以对天下。因此椎胸泣血，万众一心，誓同死守。（《凌霄一士随笔》卷九第二期《台人抗日》。）

中国民众的凄凉在于，他们面对的是朝廷的割让。

《马关条约》正式生效后仅仅六天，那些帝国主义们就突然一反“中立”的立场而跟“大获全胜”的日本人翻了脸。一份以俄、法、德三国名义发出的“最后通牒”被送达日本政府那里：日本占领中华帝国的辽东半岛，是对“远东和平的障碍”，日本必须放弃这个要求，如不答应，我们“将不惜一战”。

“各国联合起来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使中华帝国的官员受宠若惊，尽管他们中间有人似乎明白各国此举的意图何在。沙皇尼古拉二世认为，日本本是海洋国家，如果日本占领中国辽东，日、俄两国就等于是有陆地接壤的国家了，俄国人绝不允许日本以“中国的东北为根据地威胁俄国的安全”。沙皇的另一个意思没有明确说出来，那就是中国的大连和旅顺两个不冻港应该是他们的而不能是日本人的。于是，俄国决定要使中国的辽东半岛“保持战前的状况”，为此决定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包括轰炸日本本土的港口。而此时俄、法、德三国的联合舰队已经游弋在日本海海面上了。法国参加俄国人的行动是因为俄国和法国之间有一个《俄法同盟》。至于德国的目的，是他们“很愿意俄国继续忙于东方事务而缓和俄国人对欧洲的压力”。在中华帝国面前可以称霸的日本，在“帝国主义”们的行列中属于“弱者”，尽管他们极不愿意，反复地争辩，最后还是不得不表示“屈服”：“日本政府，本于俄、德、法政府之友谊忠告，约定抛弃辽东半岛之永久占领。”但同时日本人提出一个“不能便宜中国”的条件：中国人必须用钱来“赎回辽东半岛”。帝国主义们立即齐声说这样很好，很好，但日本人提出的5000万两银子似乎多了点儿，我们的意见是3000万两，这是一个公平的价钱。

就这样，连同《马关条约》中规定向日本“赔偿军费”的2亿两白银，年收入不过8890万两的帝国政府一共要向日本人支付2.3亿两白银。中华帝国即使举国不吃不喝也无法凑齐这笔巨款。而《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如果在1898年之前还不清赔款的话，不但每年要负担高达1400万两白银的利息，日本还有权驻军威海卫直到赔款还清。于是，帝国主义们期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他们争先恐后地“借款”给国库如洗的中华帝国——借款不但是盘活资本赚取利息从而获得巨大经济效益的绝好机会，同时也定会使借款国受到永远无法摆脱的制约。

帝国主义们的借款竞争激烈地开始了。俄国驻华代办警告帝国政府不能向英国人借款，否则俄国人“必问罪”。英国公使窦纳乐同时告诉帝国政府，如果中国借俄国人的钱，英国必采取“最坚决的报复措施”。法国的威胁是，如果帝国政府给予了别国利益而不考虑法国，法国就“立刻夺取中国南方的一块土地作为补偿”。谁也得罪不起的帝国政府只好请赫德出面，让这个英国人疏通与各国的关系，同时默许了俄国人对中国旅顺口的“租借”。中华帝国的“大借款”，令形同抢劫的帝国主义们都有了收获，其获得甚至不亚于日本人通过战争获得的。

至于《马关条约》中规定的中国向日本割让台湾省一事，由于那个叫做台湾的岛屿的得失与帝国主义们的现实利益没有多大的关系，于是，尽管帝国政府指望各国像干涉辽东一样干涉日本对台湾省的占领，但是帝国主义们谁也没有吭一声。

从1895年日军在台北登陆，直到台南陷落，台湾“义军”的抵抗进行了半年之久。日本人以为只要开上这块已经是他们“领土”的岛屿就可以开始他们的统治，他们没有想到的是需要用日本士兵的生命来换取台湾省的每一座城镇和每一座村庄。而台湾巡抚唐景嵩命令官员和官兵“全部撤出台湾”，自己则在混乱之中脱下官服，与换上男人服装的小妾们一起，混在难民中逃到英国人的轮船上寻求保护去了。台湾岛上，只剩下那些中华帝国的子民们在抵抗了。

后来日本人在记述他们“接收”台湾省的书中这样写道：

无论何时，只要我军一旦出现，附近的村民便立刻变成我们的敌人。每个人甚至年轻的妇女都拿起武器来，一面呼喊着，一面投入战斗。我们的对手非常顽强，丝毫不怕死。他们隐蔽在村舍里，当一所房子被大炮摧毁，他们就镇静地转移到另一所房子里去，等一有机会就发动进攻。不仅台北的情况是这样，而且整个新竹的四郊也是这样。新竹的村民是以顽强和勇敢著称的。（（日）竹越与三郎：《台湾统治志》第四章。施联朱：《台湾史略》第179页。）

根据日本官方公布的数字，日军在占领台湾省全岛的战斗中一共损失了3.2万人，这个数字占日军侵台部队总人数的一半。由此可以想像台湾民众的抵抗是何等的不屈不挠。

日本人对台湾占领并统治了近五十年。

当“帝国主义”们的“借款”竞争基本平息之后，他们该瓜分中国的土地了。

1898年的一个早晨，几个山东的中国农民把武装登陆的德国人背上了中国海岸。

那天，年轻的德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冯·法尔肯海因正蹲在一条小船的船头向弥漫着晨雾的中国海岸观望。在他的身边，是一位熟悉这一带水域同时也熟悉中国人禀性的德国传教士，传教士为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薛田资。在他们俩人的身后，120名德国海军陆战队员戴着立着尖矛的头盔，蜷缩在摇晃的四条小船里握着枪沉默不语。天色逐渐地亮了起来，海鸥尖厉的叫声划破了海面的寂静，面前的海岸就是中国山东日照县石臼所滩头。滩头砌有高大的石墙，冯·法尔肯海因上尉清楚地看见了石墙上盘着辫子的中国人正拿着火枪向海上凝望。 日耳曼人蓝色的眼睛和中国人黑色的眼睛对视了很久，冯·法尔肯海因终于站了起来。石墙后的中国人也站起来，“他们不是在隐蔽处准备射击，而是……由于感到新奇下到滩头上来”。已经把枪托握出汗的德国海军陆战队员们对海岸上的那些丝毫没有敌意的中国人的平静 姿态感到万分惊奇。这时，传教士用中国话向中国人喊起来，接着，岸边的几个中国人下海了。“我用中国话招呼海边的中国人，告诉他们如果能够下水把我们背过去，我们会给他们一些钱。大胆的人真的把裤管卷到膝盖以上向我们走来。第一个刚过来，其他人也都跟过来 了。于是，每个‘敌人’竟然都把一个德国军人背到自己背上，而德国军队是骑在中国人的背上进入敌国的。”（德国传教士薛天资回忆，转引自《八国联军侵华纪实》，孙其海著，华文出版社1996年6月第一版，第41页。）

当晚，德国军队占领了中国山东日照县城，捉住了知县。

冯·法尔肯海因的战斗日记记录道：“我们用一袋烟的工夫就出奇制胜地打下了日照城，大家不相信这是在敌人的国家。我们迈着悠闲的步伐，那样高兴和无忧无虑”。日照“城里笼罩着一片寂静。中国人在早上知道了我们来的消息，下午的时候已经跑光了”。

德国人在中国山东的历史——百年以后的今天在那块民心淳朴的土地上仍到处可见斑斑痕迹。

1898年3月6日，德国强占中国山东胶州湾，是帝国主义们全面瓜分中国正式开始的信号。

德国人觉得他们“迫切需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军港”，于是多次向中国提出要求，都被帝国政府婉言拒绝了。但是没过多久，一个“好消息”传到了德国：1897年11月1日，两个德国传教士在中国山东曹州的一次教民冲突中死了。德皇威廉二世立即命令他的远东舰队“驶往胶州湾占领该处所有村镇，并采取严厉的报复手段”（《德国外交文件》卷一，第15页。）德国海军上将蒂尔皮茨指挥的德国海军在中国胶州湾登陆。登陆后的第二天，德皇亲自主持内阁会议，决定“向中国尽可能地提高我们的要求，务使其无法履行，因而有理由继续占领”（《德国外交文件选译》卷一，第163页。）同时决定派遣海军大将亨利亲王率领第二支舰队开往中国。

帝国政府向胶州湾中国守将发出的命令是：“不可轻启兵端。朝廷决不动兵。”同时，中国政府乞求“与中国有联盟友谊”的俄国“出面调停”。

与写有中国政府求和内容的文本同时送到沙皇面前的，还有一份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耶夫的上奏：“由于山东已成事件，我们决不能失去时机，请立即派舰队占领中国大连湾——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东方民族最尊重力量和威力，在这些民族的统治者面前耗费任何建议和忠告都不能达到目的。”（《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80、185页。）沙皇立即批示：“完全同意”，令俄国舰队立即开进旅顺口。俄国对此举的解释是：应中国政府的请求来“保护中国”——而此时，德国政府已经收到俄国政府发来的正式外交通报：俄国人不反对德国对中国胶州湾的占领。

1898年3月，中华帝国政府和德国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条约规定把中国胶州湾和湾内的所有岛屿全部“租”给德国，租期99年。德皇威廉二世为此发布的命令全文是：“胶州湾领土，归德意志帝国所占有，兹以帝国之名，置该领土于朕保护之下。”（刘彦《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上卷，太平洋书店，民国18年版，第205页。）

这才发觉上当的帝国政府派遣官员要求俄国人从大连湾撤兵，但是帝国政府接到的回复却是和德国人一样的“租借”条约草稿。俄国人要求帝国政府必须在3月27日之前在草稿上签字，不然俄国就“自行处理，不能顾全联盟友谊”了。27日，中俄签订《中俄旅大租地条 约》，中华帝国将旅顺、大连及其附近水面“租”给俄国，租期25年。俄国人在远东拥有不冻港的梦想终于得以实现，沙皇向外交大臣穆拉维耶夫说，俄国人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德国皇帝也给沙皇发来了贺电：从道义上说，俄国已经成为北京的主宰。

法国人坐不住了，他们认为他们也是向日本人施加压力而迫使其退还中国辽东的“功臣”之一，为此中国也必须向法国人有所表示。1898年3月13日，法国驻华代办吕班向帝国政府提出“租借”要求，同时派遣军舰在中国福建海面示威。11月16日，中法《广州湾租借条约》签订。条约规定，帝国政府在不把广西、广东和云南租借给别国的前提下，把中国广州湾及其水面“租”给法国，租期99年。

资格最老的帝国主义英国自然绝不会在领土的盛宴上忸忸怩怩。早在1895年，英国就对中国云南提出控制要求，威胁的语言和其他帝国主义们一样：如果不答应，就“自行办理”。于是，1897年2月4日，中英签订《续议缅甸条约附款》，割让了中国云南边境地带。这个条约得罪了一直企图控制中国云南的法国，而英法两国之间并没有发生冲突，而是一起向中国漫天要价：法国人要求帝国政府做出“海南岛不得让给他国”的承诺，英国人就要求帝国政府保证“不将扬子江沿岸各省让与他国”。1898年，英国受到《中俄旅大租地条约》的刺激，通知帝国政府：“由于渤海湾上的均势因为把旅顺让给俄国而被打破，英国必须获得日本人一旦撤出威海卫后对该港口的优先占有权，条件和给予俄国人在旅顺的条件一样。”英国人的理由是：“因为俄国人有旅顺，法国人有广州，所以英国必须占有一个海港。”通知的最后特别写上了这样一句话：“英国的军舰正在由香港驶往渤海湾的途中。”（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二日。）1898年5月9日，日本刚撤出威海卫，英国国旗立即在那个中国海港上空升起。

经过战争而取得巨额赔款，并占领了中国的台湾之后，失去中国辽东的日本眼看着帝国主义们的狼吞虎咽终于按捺不住了。1898年4月22日，日本照会帝国政府，要求其承认日本对中国福建沿海的势力控制——如果拒绝，日本将“自行处理，中国方面必须为后果承担 一切责任”——两天后帝国政府被迫声明，福建沿海一带的土地不会租借给别的国家。

中华帝国被切割的过程在瞬间就完成了，没有抵抗和战争，没有流血和流泪，甚至连高声的争辩都没有发生。这个过程的迅速犹如使用极锋利的刑具行刑，受刑者甚至没有呻吟哀鸣一声的机会。在分割中华帝国的时候，帝国主义们的借口不一，手段各异，但是在向帝国政府发出威胁的时候，有一句话却出奇地一致：如果不答应，本国将“自行处理”——帝国主义们有什么权力“自行处理”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

更令人深思的问题是：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为何轻易地就被异国“自行处理”了？

12、言论自由：移民巴西！

《大清律例》：“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

《大清律例》：“捏造言论，录报各处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亡千里。”

本来就瘦弱又让酷刑折磨得失去了人的模样的文人们，辫子缠在死刑牌上，站在摇摇晃晃的囚车里，被行刑队押着通过大街。这时候，看热闹的中国百姓也许会庆幸自己的不识字 。

中华帝国的“言论”一向是“自由”的，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一样热衷于天南地北胡说八道，世界上也只有中国存在一种专供民间人士“自由言论”的公共场所——大清帝国所有城镇中风险最小、成本最微、收入最稳定的生意就是找个敞亮的地方开一间专供闲聊的茶馆。同时，所有的中国人几乎生来就知道什么可以胡说八道，什么连说都不要去说。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人又是世界上全民最自觉、言论最规范的国家。

突然，皇上说“开禁”了——大概是1897年的事情。皇上对他的子民们说：官绅士民有什么话就说出来吧——言论自由，恕尔无罪！

就在穿着各色军装的洋官洋兵们忙着在中华帝国的各个海岸港口登陆和悬挂国旗的时候，帝国的知识分子们正在全国掀起一个全民办报的热潮。木刻的、石印的各种类似大传单的东西满天飞舞，让几千年来一直敬重着纸张和纸张上的字的中国人突然觉得有点不吉利，因为这样的情形让他们想起了出殡时漫天飘荡的纸钱。

在那个有关“言论”的暂短的黄金般的日子里，因办报而著名的城镇就有上海、天津、广州、长沙、桂林、澳门、重庆、成都、杭州。北京是帝国的都城，官气阴重，报纸少些，只有《中外纪闻》和《官书局汇报》较有名气，而这两个报名其实又是一张报纸先后使用的名称。《中外纪闻》为康有为创办，双日出报，除了选载其他报纸的文章之外，报上的文章基本上都出自梁启超之手：《地球万国说》、《通商情形考》、《地区万国兵制》、《万国矿务 考》、《铁路通商说》、《铁路工程说》、《佃渔养民说》、《农学略说》、《农器略说》、《铸银说》、《西国兵制考》、《报馆考略》……《中外纪闻》在创刊35天之后，被帝国政府查封了。它被取缔的原因很简单：这不是一份一般的报纸，这是一份政治团体的“机关报”。

以“学会”的“学术”性质掩护政治目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发明创造——“谶纬妖书妖言传用惑众”——帝国的政治对知识分子的警惕和厌恶从此而来。

1898年即将来临的时候，散布在中华帝国国土上的各种“学会”达五十多个。京师的“强学会”就是由殿试和朝考失败后心情恶劣的康有为发起成立的一个最著名的学会。就凭发起人，便注定了它必是一个有明确政治目标的组织，而无论是其组织形式和运转方式，实际 都已如政党的雏形，而在中华帝国，“结党”是极其危险的。这个“强学会”几乎可以称做是“贵族俱乐部”，会员全部是高层知识分子和政府各级官员。工部主事康有为为负责人，文人梁启超是书记员，而会长则是户部郎中、军机处章京陈炽，会员包括文廷式、沈曾植、 丁立均等帝国朝廷命官，其中还有后来成为中国近代著名军阀的徐世昌和袁世凯。在“强学会”的赞助者中，不但有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和直隶总督王文韶这三位几乎控制着帝国半壁江山的封疆大臣——他们各捐了5000两银子，而且还有光绪皇帝的师傅翁同龢。甚至连李鸿章也表示捐款，可他是中日战争的总指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者，“强学会”的成员们杀他的心都有，怎能让他“入伙”？于是“坚拒”。

更为奇特的是，“强学会”得到了洋人们的坚决支持，有的洋人干脆就是“强学会”的骨干分子，连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也是学会会员。

“强学会”的“会序”出自康有为之手，它不但犹如一个政党的宣言，而且还是一篇“骚体”的美文。开篇就描写了帝国主义们窥视中国的各种眼神，然后描写了中国人在这种眼神下恍恍惚惚的神态：“俄北瞰，英西觇，法南瞵，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况磨牙涎舌，思分其余者，尚十余国。辽台茫茫，回变忧忧，人心皇皇，事势■■，不可终日。”接着，推断中华帝国如果再不“图强”便将出现的惨状：“三州父子，分为异域之奴；杜陵弟妹，各衔乡关之痛。哭秦庭而无路，餐周粟而匪甘。矢成梁之家丁，则螳臂易成沙虫；觅泉明之桃源，则寸埃更无净土。”（康有为《京师强学会序》，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65～166页。）美丽的对仗之后，接下来便歌颂中华疆土之广阔，物产之丰盈，人口之众多，气候之适宜，全球无比。最后，号召中华帝国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们，团结起来，向德国学习！向日本学习！

这是明目张胆地在发动群众。

查封“强学会”的旨意，是以皇上的名义下达的。有人说这是慈禧强迫皇上这么做的，因为所谓“查封”实际被落实为了“改组”：“强学会”改称为“官书局”，《中外纪闻》变成了《官书局汇报》——如果要查封一个有一定势力和影响的民间组织而怕造成不良后果，最好的办法是把这个民间组织“转正”，让其成为一个吃“皇粮”的衙门，组织中的许多人因此能够成为衙门的官吏，这是帝国政府收服文人之心的一个一用再用而且屡试不爽的绝招。

失望的康有为只有再给皇上写信！

在《上清帝第四书》中，康有为主张在帝国政府机构中施行“议院制”——先不去探究光绪皇帝是否知道“议院制”是个什么东西，仅从康有为直接向皇帝提出的这个建议的举动，就可以看出帝国知识分子的思绪有多么的飞扬，而他们的理想和帝国现实之间的差距有多么的惊人——在中华帝国的紫禁城里设立参、众两院，能够如此设想的人自古也就是康进士了。

中华帝国的知识分子是这个世界上最神经质的一群人，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人的心理会遭受到如此残酷的折磨了：他们对帝国的态度如同对祖国的情感一样，不断遭遇在大起大落骤喜骤悲的旋涡中——昨天还顶礼膜拜心驰神往，今早又热泪迸发咬碎银牙。试问哪个肉体凡胎的神经能始终受得住如此的翻云覆雨？

1897年11月，康有为从上海启程进京，身上带着一份他认为是极其重要、关系着中国“种族生存”问题的文件：将一部分中国人“移民”，在中国境外建立一个“新的中国”！

康有为设想建立新中国的地点是：南美洲的巴西。康有为设想建立新中国的目的是：“开巴西以存吾种”。

在中国的亡国事实就在眼前的时候，康有为“中夜屑涕，仰天痛哭，为免瓜分之祸，保中华之种族”，终于想出来了“移民”这个绝世良策——即使中华国土沦亡了，转移出去的中国人，依旧可以建立一个“中国”。

康有为真的专门为这件大事去找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至少他还知道涉及外交事宜需要外交大员的协助。李鸿章听了这个建议，居然镇静平和地表示同意，然后说，这件事情需要和巴西公使商量一下，目前那位公使先生还在巴西国内，等他来到中国再研究。至于巴西公使什么时候来中国，不知道。——李鸿章把康有为客气地送出门了。

为什么选择遥远的巴西？当时的中国人有几个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叫巴西的国家的？

请听康有为的解释：“中国人满久矣，美及澳洲皆禁吾民往，又乱离迫至，遍考大地，可以殖吾民者，惟巴西经纬度与吾近，地域数千里，亚马孙河贯之，肥饶衍沃，人民八百万，若迁吾民往，可以为新中国。”（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康有为什么都想到了，惟独没有想到一个问题：人家巴西国愿意不愿意？——慌乱的年头里，帝国的精英们确实精神错乱了。

皇家的考试又一次开始了。大批的知识分子们聚集在北京，京城危险了，帝国危险了。

北京城宣武门外菜市口米市胡同里的南海会馆始建于道光四年，由广东南海籍京官捐资购买工部尚书董邦达的故宅修缮而成，是南海籍学生进京应试复习课程和食宿之地。会馆很 大，分13个小院子。康有为住在会馆的北侧，院子里有七棵老槐，故名“七树堂”。康有为将自己住的房间命名为“汗漫舫”，取“小室如舟”之意。

小室春寒料峭，康有为心硬如铁。他的弟弟康广仁告诫他，由于他和帝党的关系过于亲密，已经引起了“后党”们的注意。皇上和他的帝党们是愿意变革的，而慈禧和她的“后党”们是反对变革的，这个观点不但在当时康有为的脑袋里坚信不疑，连今天的历史书也是这样写明的：慈禧“结党营私”，宁可把国家推入水火也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光绪“忧国忧民”，宁可失去皇位也要“繁荣富强”——中国人书写自己的往事犹如编写唱本，能把一部民族的历史写得如同京剧舞台上的恩怨故事一样，一板一眼都有音律，唱念做打均为师承，故事简约委婉，象征手法娴熟，色彩斑斓的油彩画在了脸上，曹操阴白的底色上点缀黑斑，关羽鲜红的底色上撒些碎金，令观赏者能够一边喝茶一边嗑着瓜子，亢奋的时候还允许叫一声“好！”——中国人以散淡的心态观赏复杂事物和以复杂的心态琢磨简单事物的本领举世无双。

康有为至死都是最坚决的“保皇派”，他“无限忠于”的感人事迹之所以被历史的书页埋没，是因为后人觉得他应该是“先进文化的代表”和“封建势力的掘墓人”。

无论如何，康有为在寒冷的如舟小室中顽强地再次给皇帝写信了。他向皇上提出建议，主张中国和英国、 日本两国“结成联盟”——旅顺城内中国百姓的血迹未干，写出这样的文字该是多么痛苦的事情？经过对诸位帝国主义的反复比较，康有为得出了要“联英日以拒德俄”的结论。康有为绝对揣摩过皇上的心思，因为，帝国主义们被各种利益驱使现在已经基本上分成两个集团：一个是德、俄、法集团，与慈禧的“后党”关系密切，尤其是“洋务派”的那伙人，包括李鸿章、刘坤一等要员，对俄国犹为亲近；另一个集团是英、日、美，这三个国家向光绪的“帝党”表示友好，特别是积极“支持”中国的变革。康有为认为，“日本与中国唇齿 相依，德、俄得东方，于日本不利”，况且，“日本欲奋扬威武而受德俄之挟制，日本必恨德俄”，所以，日本人说的是“真情也”，英国则是“真救人之国也”。

在康有为所有的“上书”中，最著名的是《上清帝第五书》。其中他为皇上指明了三条救国之路，即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向俄国和日本学习——康有为划分阵线的思维到这里又乱了——“采法俄日以定国是，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中策是“大集群才而变政”。康有为的“群才”不是指民间圣贤，而是指六部九卿各大臣，要知道康有为大小也是政府官员之一了。下策是“听任疆臣各自变法”，意思是皇上放权，让各个省的官员自己去进行变革实践。康有为最后说：推行上策，国家可以富强；推行中策，能够维持局面；推行下策，国家仅仅不至于灭亡。如果“三策”都不推行的话，国家肯定就完了，到时候皇上就是想当个安稳的普通百姓都不可能了。9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戊戌变法》（二）第195页。）

信写完了，请工部代呈，但工部尚书淞■认为康信有“偏激之词”，于是扣压下来。后来，这封信的内容被登在了上海的报纸上，“展阅一周，言有过于痛哭者。”

康有为彻底体会到什么叫做“宫深帝远”了。在经过几个晚上的痛苦失眠后，他终于决定离开北京回老家去，他不干了——如果那一年康有为真的这样走了，中华帝国的那段历史将平淡无奇。可是，当他已经把行李装上车时，突然有人告诉他，一位大官员到了南海会馆的门口，并且指名道姓地要见他。康有为顿时愣住。

来到米市胡同南海会馆的人名叫翁同龢。

中华帝国1898年的惊险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翁同龢，皇帝的老师，江苏苏州府常熟人。父亲翁心存咸丰时为朝廷宰相，同治时为皇帝的老师。名门并不一定出纨绔，翁同龢27岁一举中了状元。“状元”是 数十万读书人中独占鳌头的无上荣耀。中国明清两朝，非进士不能入翰林，非状元不能做宰相。翁同龢官运亨通，真就做了宰相，并且当上了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家父子二人，一个是咸丰、同治朝的宰相和皇帝的老师，一个是同治、光绪朝的宰相和皇帝的老师，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更奇特的是，翁同龢哥哥翁同书的儿子翁曾源在同治年间又中了状元，一时间国人盛传贫寒的常熟翁家的茅草屋肯定是盖在了龙脉上。宋明以来，中国开始重文轻武，武官有多大的功劳也顶多做到将军元帅，文官却可以入阁拜相，甚至成为皇帝的老师，得到的宠荣无以复加。1898年的翁同龢任协办大学士，是掌握帝国外交大权的总理大臣，还是掌握帝国财政权力的户部尚书，同时还是军机大臣，地位几乎仅在皇帝之下，首辅之尊，权势熏天，一举一动，满朝注目。

翁同龢是光绪皇帝的师傅，就必然是“帝党”之首。为了皇帝的利益，他不顾身份亲自跑到米市胡同拦住康有为的车，目的仅仅是一个：劝康有为留下来变法。

一个当朝重臣和一个“基层”主事密谈了什么，史书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接下来的历史事件是：康有为不但留了下来，而且在第二天，光绪皇帝就收到了一份特殊的奏折：《请召对康有为片》——请皇帝召见康有为“垂问国事”，并且请皇帝授予康有为适当的官衔，代表帝国到瑞士去参加一个国际和平会议，因为康有为“学问淹长，才气豪迈，熟谙西法，具有肝胆”。这是第一个正式向皇帝推荐康有为的奏折，在康有为的人生中极其重要。写这个奏折的人是兵部掌印给事中高燮——谁都会想到高燮的奏折是在翁同龢的授意下写的。当奏折递上去的时候，翁同龢及时在光绪皇帝面前把康有为推荐了一番。结果是必然的了，光绪皇帝表示要亲自召见康有为，命令总理衙门安排一下。

突然的变化，令康有为激动万分。他多年等待的时刻终于突然来到了。

但是，总理衙门的通知一直没有下来。总理衙门说他们要“研究研究”。

在帝国当时的政权结构中，坐在满族贵族系列中最高地位上的恭亲王奕訢，不但是六朝元老级重臣，而且还是慈禧最信任的人，为“后党”的首领，权力之大无人能比。恭亲王是总理衙门的大臣，对于皇帝要召见康有为一事，他和礼部尚书许应■表示坚决反对，尽管翁同龢从中极力周旋，奕訢就是不安排。他的理由是：“本朝法律，非四品以上之官，皇上不能召见，免失身份。今康有为区区小臣，皇上若欲有所问，可令大臣传语也。”（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

无奈的光绪皇帝命总理衙门大臣召见康有为问话。

召见的“降格”令康有为极其失望和愤怒。

正是春节。京城内外爆竹劈劈啪啪地响着，人们身穿干净的长袍马褂，见面拱手就说：您吉祥！

正月初三那天，西历1898年1月24日，下午3时正，心中鼓动着千种念头万种欲望的康有为阴沉着脸走进了帝国总理衙门。

总理衙门，全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帝国最高的外交机构。这个机构设立于1861年初，是英国人于鸦片战争获胜后强迫中华帝国设立的。英国人认为，世界发展到今天，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帝国居然没有外交部，简直不可思议。当洋人们有涉及对外关系的事务需要和帝国政府“协商”的时候，即使是要威胁和勒索，都不知道该找谁去说，真是一件很麻烦很荒唐的事。总理衙门设立后的主要职责是处理帝国的外交事务，派出大使，管理通商、海关、海防、订购军火和派遣留学生等；同时，这个机构还管理着中国的第一所外国语“学院”——同文馆。光绪让总理衙门召见康有为“问话”，可见，连皇帝也把帝国的知识分子与洋人们联系在一 起了。

西花厅，总理衙门的贵宾室，一向用做接见外国大使。区区小臣能和帝国要臣们平起平座，至少是总理衙门设立以来的第一次。这就是斗争的结果。走进了这个华丽的客厅，康有为看见五位帝国的大员正在等候他。他们是：北洋大臣李鸿章、总理衙门行走翁同龢、兵 部尚书荣禄、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

问话一开始就没有客套的语言。掌握着京畿军权的荣禄首先问：祖宗的成法不能改变，这一点你听说过吗？荣禄是此时朝野上下慈禧的绝对心腹。

康有为答：所谓祖宗的成法，是用来治理和保卫祖宗之地的，现在连祖宗之地都快守不住了，还谈什么祖宗的成法？再说，所谓成法，应该因时制宜。比如祖宗的成法中只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哪里有总理衙门？要说变法，仅凭这一条，各位已经变了。

本来对康有为不怎么了解的荣禄，立即对这个狂妄的文人产生了仇恨。康有为这样一句自以为机智的回答几乎在瞬间便决定了他凶险的未来。

廖寿恒对康有为的“变革”不是很了解，他没有敌意地问：你说要变法，怎么变？

康有为明确地答：宜变法律，官制为先。可以请个洋人，加上我，一起商量修改法律的问题。比如现在的六部就要彻底地变革一下。

谁也不知道康有为是否故意要刺激各位大员的神经。一个六品小官，竟然要从帝国所有位高权重的衙门下手。李鸿章不禁冷笑了：你胆子不小，把政府六部全撤了，不等于国家的制度 都不算数了吗？

康有为答：今天是列强并立的时代，不是过去的一统局面了。现在中国的法律和官制不但早就过时，而且弊端重重，将其全部废除，国家才有希望。

惟一与在座的大员们的心思不同的翁同龢见问答气氛紧张，于是岔开了话题：要变法，就要有经费支持，不知康主事对筹款有什么高见？

康有为答：筹集政治变革的经费，各国有各国的办法。日本人发行纸币，法国人实行印花税，印度征收田税。中国只要制度改变，税收至少可以增加10倍以上。还可以借洋人的钱来办中国的事。

问话从下午3时开始，黄昏时分才结束。这中间，除了荣禄对这样的问答感到厌烦而中途退场了之外，其余的四位大员都坚持到了结束。

翁同龢立即把康有为光芒四射的才华向皇帝禀报了，“光绪大悦”。

李鸿章也同时向慈禧禀报了这次问话的内容。慈禧问李鸿章那个叫康有为的人到底是个什么人物，李鸿章即刻将康有为描绘成一个幼稚的书生和街头混混的混合体：“此曹皆书院经生，市井讼师之流，不足畏也。”

慈禧于是就不明白了：洋人为什么支持他呢？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慈禧已经清楚地察觉到洋人在鼓动和怂恿帝国的文人们进行颠覆活动。

李鸿章回答得十分尖锐。他说，这是洋人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把中国的知识分子当成了他们的知识分子一样看待了。等洋人们了解了中国的文人们都是些什么角色之后，别说支持，就是躲避都怕来不及了。（“不达华情，误以其国士拟之，故容其驻足，然终当悉阙行藏，屏之且恐不及。”）

慈禧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因为康有为们正在策划又一次的“公车上书”，其规模将比三年前“车马塞途”更加猛烈。而它造成的后果之严重，包括康有为在内，没有一个人预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