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蓝色长袍上宫殿

1898年4月22日，在帝国的京城梦想通过科举时来运转升官发财的“公车”们又一次上街了。

导火索是康有为们精心寻找并且立即加以利用的：几个入侵山东的德国官兵有一天闲逛进了即墨县的一间孔庙，他们拿里面的一个泥塑的长胡子老头开玩笑，弄断了他的一条胳膊，又把他的眼睛戳成了两个黑窟窿。中国人把这个长胡子老头叫做孔子。中国的圣人遭到 了洋人 的戏弄，康有为和梁启超闻讯，知道他们“革命”的时机到了。梁启超立即起草并且向京城内的所有举子发布了一个类似宣传鼓动传单的文章，名为《圣像被毁，圣教可忧，乞饬驻使责问德廷，严办以保圣教呈》，指出德国人“灭我圣教”的举动，是对我民心士气的一个试探，如果中国人没反抗，圣教亡了，国家也就亡了——“若达教即亡，纲常绝纽，则教即亡而国亦从之。”（麦孟华、梁启超等：《圣像被毁，圣教可忧，乞饬驻使责问德廷，严办以保圣教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都察院门前又出现了“公车”填塞、川流不息的景象。几天之内重要的上书就有八次之多。同时，上书的官员的数量也大大增加了。帝国的官员们没有一个不恨德国人毁坏孔子塑像的，但是，他们也没有一个人不清楚，文人们真正的意图不是维护那尊泥塑，而是要对帝国现状提出非难。

面对知识分子的呼喊，帝国的官员们坚决主张施行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原则：先安内，再攘外。围绕在慈禧太后身边的保守派明确提出，要对企图改变国家政治体制的潮流予以坚决的镇压。社会有点问题仅仅是某些小小的失误，是“时弊”而不是政体不好，不能因为出现了某些问题就否定国家的体制，帝国的体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体制——“我朝成法，尽善尽美。”在保守派的强大压力下，围绕在光绪皇帝身边的“帝党”退缩了，连皇上的老师翁同龢也沉默了。

这一年的4月和5月，是康有为难过的日子，他在《自编年谱》中说：“谤言塞途，宾客至交，皆不敢来，门可罗雀，与三月时成两世界矣。”

然而，当关于那尊孔子泥塑的事情已经就要不了了之的时候，突然，一个消息传来：恭亲王死了。

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形：一个高级政治人物的死亡，会导致某种政治禁令的突然“解冻”，甚至会导致另一种政治局面的骤然诞生。恭亲王是公认的保守派首领，他的死，对于康有为们来讲是一个动手的信号。

恭亲王死于1898年5月29日。这一天，光绪皇帝来到这位权势熏天的满族贵族床前。恭亲王最后的遗言是：“闻广东举人康有为等主张变法，请皇上慎思，不可轻信小人也。”

光绪皇帝什么也没说。

两天之后，6月1日，光绪接到康有为以帝党骨干御史杨深秀的名义递上的奏折——康有为官太小，没有权力上奏——请皇上颁布谕旨，明定国是；6月6日，光绪又接到康有为以另一个帝党骨干侍读学士徐致靖的名义递上的奏折，请皇上立即宣布变法。当天，光绪把奏折 送到颐和园，让慈禧过目。光绪等待着慈禧的表态。但是，从颐和园回来的人向光绪密报说，慈禧看了奏折之后将其“掷于一边”。这一回，光绪皇帝发火了——他知道现在他现在应该火一次，并且必须火一次了。现在到了恢复他帝权的关键时刻了。

光绪立即把自己变法的决心托性格软弱的庆亲王转告慈禧，其中有这样强硬的话：“倘若太后再不放权，许我变法，我定宣布退位，不甘做亡国之君。”

慈禧也火了，她让庆亲王告诉皇上，他不愿坐此皇位，我也早不愿他坐！

慈禧说的是真话。废除光绪帝位的计划已经开始酝酿。

庆亲王究竟是负责处理洋务的，他深知皇帝退位可不是慈禧说退就能退的，因为“热衷”于中国变革的洋人绝不会答应。洋人一干涉，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于是他力劝太后息怒。

慈禧说：由他去办，等办不出个模样再说。

6月8日，慈禧召见庆亲王、刚毅和荣禄三人，说皇上要变法，如果有过头的地方，你们要出面“阻拦”。三个人都表示，皇上的旨意他们不敢阻拦，并且说，皇上所做的一切根本没和他们商量过。军机大臣刚毅更是“伏地痛哭”，请太后劝说皇上不要变法。慈禧沉默了一下，说她到时候自有办法。

没有人知道慈禧的“自有办法”是什么办法。慈禧的这句话后来屡屡被中国的正史和野史所引用，都说是慈禧早已经把迫害维新派的陷阱挖好了，甚至已经安排好了砍变法派人头的刽子手。史料里却没有慈禧一开始反对变法的证据，相反，变法是在慈禧的允许甚至是支持下开始的。

只要变法能够让帝国摆脱目前国土沦丧的尴尬处境，慈禧应该是最盼望变法成功的人，原因是她才是目前这个麻烦不断的帝国的真正统治者，国家的强大和稳固是她的最大利益所在。

年初的时候，康有为通过各种渠道几次给光绪递上的关于帝国政体变革的奏折，光绪都送到了慈禧手里。慈禧不但认真读了，而且对改变国家的命运表现出极大的关心。史书记载为：“太后亦为之动，命总署王大臣详询补救之方，变法条理，曾有懿旨焉。”（苏继祖 《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一）331页。）

6月9日，光绪借去颐和园向慈禧“请安”的机会，正式向慈禧提出自己的变法计划。慈禧没有表示反对。

6月10日，光绪命令翁同龢起草《明定国是诏》，送给慈禧审查。慈禧批准了。

6月11日，光绪的变法诏书发表，宣布帝国变法开始。

这一天，光绪专门去了一趟颐和园，把开始变法的消息告诉慈禧，并且给慈禧又带去了几份关于变法的奏折，其中就有康有为介绍世界强国变革经验的宏论。史书这样记载了当时在场人的表现：光绪皇帝在慈禧的榻前读着讲着，慈禧斜倚在床上眯着眼听，批评着，议论着。她感叹过去朝廷也行了许多维新自强的事，但究竟都不如这些书里说得透彻。光绪看见慈禧高兴，就主张把这几本折子里的内容大量印刷，大臣小吏人手一本，以习变法。慈禧点头说，就这样办吧。

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变革运动就这样开始了。

历史就是这样简单。并没有后人描述的那种谋划于密室的刀光剑影。帝国的宫廷和帝国的前途至少在那一瞬间是明亮的。

大清帝国的变革运动从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发表《明定国是诏》开始，至1898年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为止，持续了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力图使国家强大起来的变革运动竟然如此短命，变革的主力——那些帝国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们——的下场竟然如此悲惨，这是包括在初夏和煦的阳光中奔向颐和园的光绪皇帝在内的所有的人都没有预料到的。

根据粗略的统计，“百日维新”期间，仅光绪皇帝亲自发出的变革令就有280件之多，平均每天要下达三个变革令。可以想到帝国的衙门该是怎样拼命地起草着，而皇帝则要彻夜审定，传送的官员就得昼夜奔跑于皇宫的红墙内外了。

中国的皇帝如一个急躁的孩子，他想在一天之内把世界上所有的游戏都玩上一遍。在“百日维新”的103天中，帝国整个官僚衙门完全陷入了繁忙混乱之中，整个帝国也为之狂癫——没有人认为自己在变革之外，因为，帝国官制的任何变动都意味着有人或者升迁或者被罢免，而帝国军制上的变动关系到官兵养家糊口的饷银的发放，废除八股文的消息更令全国的举子们惊慌失措，因为他们多年苦读所积累的“高考”经验突然没用了，而商业政策的变化令普通的市民连夜计算一下自己可能的得失。

为了避免保守派的干扰，康有为建议皇帝“乾纲独断”，意思是所有的文件不要通过各级衙门讨论，而是直接命令衙门执行。

光绪皇帝的变革令涉及经济、文教、军事和政治等帝国政体的各个方面，其中经济体制变革令有七十多件，包括鼓励民间对农工商业的投资，大力发展铁路和矿业，发展银行，减免税收，变革财政制度，等等。文教变革令八十多件，明令变革过去按照书本选拔人才的方法，规定以后的考试要考三场：一为历史政治，二为时务策略，三才是四书五经。要求大办中西文化兼备的学校，特别是科技专科学校，要求王公贵族们“出国游学”。军事变革令有二十多件，要求裁员精兵，开展现代训练。政治变革令最多，达九十多件，包括精简机构， 裁减官员，点名立即撤销的衙门就有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同时鼓励“官民论政”，这一条最令中国人感到新鲜，因为中国的法律是不允许民间和下层官员议论国家政治的。这条变革令下达后，民间的奏折一下子如雪片飞来，几天之内，仅经都察院转上来的关于对国家政体变革的建议就达七百多件。帝国的官员对民间议政不习惯，有意无意地表示着不同意见，或者干脆扣押不送，结果被皇帝一下子撤了一群官员，其中包括把李鸿章“逐退”。

光绪皇帝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想决定帝国由什么人来管理，他想决定帝国该有什么样的声音。这是帝国最要害的统治权力的关键。慈禧绝对不允许。

变革仅仅开始五天，慈禧突然宣布了她的三道指令：一、以后凡是任命二品以上的官员，必须得到她的批准；二、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三、罢免翁同龢的官职。

晚清时代，帝国最高权力掌握者光绪皇帝和没有任何明确权力职位的慈禧太后的关系，是世界上最微妙最奇特的国家政权关系形式。没有人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在变革开始后的每一天，无论天气如何，光绪都要亲自到慈禧那里去禀报，每次都在慈禧的门外跪着，等待慈禧恩准他进见。慈禧的太监们故意刁难皇帝，每每拖延向内传达的时间。太监们觉得看着皇帝在白玉台阶上跪着的神态很有趣。慈禧对光绪的态度总的来说是和蔼的，但是皇帝永远也不敢抬头看一眼慈禧的眼睛。

慈禧的第一道令是在明确地告诉皇帝，帝国官员的任免权属于她。第二道令是在明确地告诉皇帝，国家的“军事指挥权”属于她——其中对荣禄的任命后来竟然真的关乎了她的生死。至于第三道令，根据通常的解释，是慈禧要除掉皇帝身边最重要的大臣，翁同龢是众所周知的帝党的首领。慈禧的突然袭击怎么能不让皇帝感到害怕——“惊魂万里，涕泪千行，竞日不食。”（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一）332～333页。）——皇帝哭了。

第二天，慈禧得知一个消息：一天没有吃饭的皇帝擦干眼泪之后，今天要召见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康有为。

1898年6月16日，是帝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天。

光绪召见康有为的决定是前一天发出的。当时，皇帝和慈禧都在颐和园处理国事，康有为提前一天来到颐和园外的户部馆所住下，等候第二天的召见。

康有为渴望被皇帝召见，他说这是变革的需要。一个六品官要当大官就得“破格提拔”，“破格”的惟一希望是得到皇帝的召见，而帝国的皇帝何时“破格”召见过一个六品小官？康有为看见了希望！

三天前的13日，康有为和梁启超商量，决定以礼部侍郎的名义写一个奏折，隆重推荐康有为，当然也顺便推荐一下梁启超、谭嗣同等精英们。拟订的奏折名称很长，说得很直接：《国是既定，用人宜先，谨保维新救时之才，请特旨破格委任，以行新政而图自强折》。奏 折中特别突出推荐了康有为，一看就知道是康有为自己的手笔：“其才略足以肩艰钜，其忠诚可以托重任，并世人才实罕其比。若皇上置诸左右以备顾问，与之讨论新政，议先后缓急之序，以立措施之准，必能有条不紊，切实可行，宏济时艰，易若反掌。”（徐致清《国是既定，用人宜先，谨保维新救时之才，请特旨破格委任，以行新政而图强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6日，阳光灿烂。康有为兴奋得不能自持。走进等候传旨的朝房的时候，他迎面碰上了政治上的冤家对头荣禄。荣禄是因为昨天得到直隶总督的任命而按照帝国的规矩来向皇上谢恩的。两个人短短的对话是一段精彩的戏剧台词：

荣禄：“以子之大才，亦将有补救时局之术否？”

康有为：“非变法不能救中国也。”

荣禄：“固知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

康有为：“杀几个一品大员，法既变矣！”（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 法》（一）354页。）

那个瞬间，荣禄肯定觉得脖子上掠过了一股寒风！

没有比中国的知识分子失意时垂头丧气、得意时忘乎所以更为性格鲜明的人了。问题是，康有为面前的这个大员是谁？是帝国的军机大臣，是帝国的直隶总督，是掌握着帝国武装力量的头号人物！

这一回，秀才真的遇见兵了，荣禄如何也说不清。但是，就凭这一句话，康有为们必死无疑。

颐和园的勤政殿，后来被称为仁寿殿，在这里，光绪皇帝见到了康有为。这是光绪皇帝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这位帝国的职业变革家。

皇帝首先问了康有为的年龄和出身，见面前的朱卷上写有“康有为十三世为士”的字样，于是“抚掌而笑”。接着，康有为抓紧时间开始阐述自己的变法主张：从变革的必要性、“少变”与“全变”的关系、变法的要点、教育变革、财政变革，一直到官僚机构的变革。当说到变法为什么今天才开始时，皇帝已经把面前这个小官当成知己了，他不经意地向帘外看了一眼，然后脱口而出：“奈掣肘何？”康有为知道，光绪指的是慈禧。他安慰皇帝说，重要的是慈禧身边的老臣，他们是凭借遗老资格才有高位的，他们不读书，反对新政，蛊惑太后，如果皇帝还不能罢免他们，至少可以提拔一批精明强干的人，专门破格使用维新人士。光绪听康有为说完，停了一会儿，然后让康有为下去歇歇。

可以想像到康有为回到南海会馆时的得意和风光。

康有为终于平静下来了，开始等待皇帝对他的任命书。

但是，他失望了。光绪皇帝确实给军机处下达了考虑给康有为官职的旨令，军机处上报给皇帝的建议是：赏六品，在总理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光绪皇帝批复：准。

康有为三年前就已经是六品官了，“在总理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只不过是让他换了个“上班”的单位而已。

慈禧太后收回的仅仅是二品以上官员的任命权，皇帝不是有权任命三品以下的官职么？按照帝国的先例，召见之后即可进翰林院，至少可以当上内阁中书。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出了什么变故？

最失望的是梁启超。康有为没有升官，预示着他更没希望了。半个月之后，梁启超也被召见，召见后的结果也是官职六品，办理译书局事务。梁启超气愤之下，要离开京城不干了：“数日之内，世界屡变，或喜或愕，如读相宗书也。南海（康有为）召见，面询极殷拳。而王母主持于上，他事不能有望也。总署行走，可笑之至，决意既行矣！”（《梁任公年谱长编》，第57页。）

有人分析康有为和梁启超没有得到官职的原因时，其中居然有这样一条：皇上听不懂广东话 。

中国历史上如此热闹的“康梁变法”终于呈现出极为古怪的事实：策动变法的人官职低微，根本影响不了帝国的政局。而且，这两个依靠文字来“变革”的人，直到最后竟连以自己的名义上奏的权利都没能争取到。光绪皇帝为什么没有给他“最宠信的”康有为一个像样的官职，这是历史的一个谜团。康有为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他的皇上。

失望使康有为们仇恨满胸膛。他们开始无所顾忌了。

14、奏折与陷阱

中国知识分子的胸中永远鼓荡着愤怒，那是由对帝国主义和自己国家的双重批判所点燃的不灭的烈火，这股烈火百年来一直在熊熊燃烧着。

国家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悲惨局面，帝国的文人们没有上战场一搏的可能，他们的武器只有嘴和笔。问题在于，帝国主义不是用嘴和笔便能挡在国门外的。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令能够接触到西方文明的帝国的知识分子们在压抑的生活中感到了一种希望，人权、平 等、科学、技术、言论自由和个人主义……这些思想犹如新鲜出炉的洋面包浓香四溢，帝国的知识分子是这个古老的帝国中最先认识到世间还有另外一种生活的人。在19世纪末，帝国知识分子的最强烈的愿望就是把中华帝国变成和西方一样的国家。

康有为的上书行为在皇帝召见无效后变得疯狂了，他一月之内写给皇上的奏折数量竟比几年来写的奏折的总数还要多。另添的一个举动就是大量地给皇上送书，当然是他自己写的书。他强烈要求中华帝国要学习日本人。他送给光绪皇上的最重要的一本书就是《日本变政考》。这部书记述的是日本明治元年至明治二十三年间明治维新期间所发生的大事。这是康有为献给光绪皇帝的一部变革“样板书”，他特别强调要光绪皇帝模仿的内容中最可怕最致命的是：要想变法成功首先要变革帝国的政体。康有为坚决主张成立一个新的政权机构：制度局。他自己解释说，这是一个只接受皇帝一个人的绝对领导、然后再指导全国变法的政府机构。人不必多，“选天下通才十数人”便可。什么是“通才”？康有为定义为：那些“有胆识，熟谙西法的草茅之士”，没人不知道这是在指他自己和围绕在他身边的知识分子们。康有为设计制度局下设12个分局取代原来帝国所有的政府机构和衙门——这不是全面夺权是什么？光绪皇帝也许愿意这么做，因为他怨恨的就是自己目前没有权力，而这是把权力从慈禧太后那里夺回来的机会。可是，康有为是否征求了那些王公大臣们的意见？想必没有，否则这个小官肯定不会活到现在了。果然，康言一经传出，“朝论哗然，谓此局一开，百官皆作废矣 。”——如果天下都归一个什么局来管，那么除了光杆皇帝之外，天下不就是康有为一个人的了吗？

其实康有为还是考虑到了王公大臣们的情绪，他给光绪皇帝出主意说，不要把原有的官员一扫而光，可以依旧让他们做官，官职称呼官饷待遇都不变，甚至可以给他们涨“工资”，只是不要让他们有实际的权力——总之，把他们架空，就万事大吉了。

在封建帝制的国度里，康有为设立制度局的建议可谓异想天开到了绝顶的程度。

同样是异想天开的光绪皇帝命令军机处对设立制度局拿出具体实施办法来。军机处拖延很久之后，答复：没有办法。

那些天，全国上下“人人惊骇”，数万官员“官心惶惶”。“德高望重”的大学士徐桐首先声明：要裁就先把他裁了。

制度局最终没能设立。康有为痛恨阻力，于是又献给皇上一本《波兰分灭记》，不是再告诉皇上如何学习洋人，而是告诉皇上如何扫除学习的阻力。在详细列举了波兰变革屡遭阻挠结果导致国家衰败的原因后，康有为给皇上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建议：变衣服以易人心。这真是个奇特的建议，惟中国的知识分子才能兴师动众地想出此种荒唐政议——国家的政体变革与百姓们穿衣样式有什么必然联系？康有为的原话是：“守旧者固结甚深，非易衣服不能易人心，成风俗，新政亦不能行。”（康有为：《波兰分灭记》卷六。）难道帝国的长袍马褂都换成了西装，帝国的男女老少都挂上了领带，帝国的政体变革就能成功了？

帝国知识分子的变革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失败的结局，因为他们在这个帝国里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力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主力是城市新兴的商人阶层，而这个代表改革需要的阶层在没有现代商业的帝国根本无法形成气候。依靠农民？这是帝国最庞大的人口群，但是，康有为们的变革无论口号和目的都不符合这个阶层的利益需求。资产阶级革命从根本上讲是工业革命，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甚至是以牺牲农民的某些利益为代价的。况且，帝国松散的、以个体生产为基本生存方式的农民阶层不具备现代资产阶级革命所需要的觉悟。依靠中下层士绅？然而，这个较为激进的阶层千百年来成长和生存在封建社会里，自由与民主社会变革将势必动摇他们存在的根基。后来的事实证明，当国家的变革者被押往菜市口刑场的时候，他们是看热闹的主力，是津津乐道的说笑主体。

帝国的知识分子绝望了。绝望中的康有为们只能依靠帝国官员中铤而走险的亡命之徒。他们选中了袁世凯。

袁世凯，民国初年中国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中国历史给这个人的人品下了铁的定论：暗杀异己、摧残革命、伪造民意、欺国骗世。但是，至少在戊戌年间的时候，袁世凯仅仅是一名帝国的职业军官。这个出身于官宦之家的人曾经热衷于八股，但才学不佳最终使他走上了从武的道路。他训练的“新军”是帝国陆军中最精良的部队，全部装备着洋枪洋炮，虽然这支部队还没有参加过真正的战争，但是已经引起帝国内外的关注。作为直隶按察使，实际上就是驻扎在京畿地区的军事长官，袁世凯深得“新军”官兵的忠诚，因为他每月亲自给官兵们发饷，饷银之高乃帝国军队历史上前所未见，且“新军”中的德文学堂、炮兵学堂、步兵学堂 、骑兵学堂等都公开招收学员，普通士兵经过学习便可以升为士官或军官，因此习武热情高涨全军。

康有为们认为袁世凯是个具备现代思想的军官。他们特意派人到天津试探，得知袁世凯和荣禄等人有矛盾，于是决定拉拢这个掌握着兵权的人。历史给予康有为们的“理由”是：袁世凯是一个汉人。满人开创的大清国政府为了保障满人的安全，除非万不得已，从不把兵权交予汉人，袁世凯也不例外。可是重兵在握的下一步只能是希望兵权也在握。于是康有为们暗示他们可以帮助袁世凯实现心愿。

1898年8月底至9月初，光绪先动手了。

8月30日，皇帝一下子裁掉了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六个衙门；裁掉了总督和巡抚同在一地的湖北、广东和云南三省巡抚以及东河总督；裁掉了各省没有运输业务的粮道和没有盐场的盐道。

帝国所有的官员开始胆战心惊，不知道自己的官职什么时候会不翼而飞。正在这个时候，礼部一个和康有为关系密切的六品主事王照看到皇帝和太后关系紧张，为了缓和太后和皇帝的关系而有利于变革，于是上了一道“绝妙”的奏折，建议“皇帝陪同太后一起到各国去游历”。王照认为这样可以一举两得：一是融洽太后和皇帝的“母子关系”；二是亲眼看一下洋人变革的成果，太后就会全力支持皇帝了。奏折递到礼部，礼部尚书怀塔布认为奏折“大为出格”，不禁“勃然大怒”，将奏折扣下。光绪皇帝知道此事后，也“勃然大怒”，言礼部竟敢公然违抗“不准扣押奏折”的旨意，于是下旨：罢免礼部全部官员。同时，将王照破格从六品直接跨越三级升到三品！

礼部官员“相顾错愕”，战战兢兢地在祖宗的典册中寻找自己被撤职和王照连升三级的依据，结果是：“盖自通籍以来，未见此不测之赏罚！”

紧接着，光绪又下了一道更令人惊骇的圣旨：任命四位新军机章京——光绪皇帝没有任命二品 以上官员的权力。四位新军机章京是：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和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帝国的历史在这一刻发生的事可谓开天辟地，因为这四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实际上已是帝国新任宰相。

还是没有康有为。

四个新宰相中的三个人是南方封疆大臣张之洞推荐的。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首先，帝国南方的高级官员身处较早开放的土地上，虽为朝廷命官但观念已经超越封闭腹地内的朝廷，这一点在帝国今后的发展历史中是有极其特殊的意义的；另外，帝国官员的使用永远是在官场的范围内循环再生，没有任何背景的康有为必然永远进入不了帝国官场的高层之中。

帝国的法典规定，二品以下官员不能随便上朝，于是，光绪又找来几个心腹太监作为他和四个年轻人之间的联络人。

光绪已经把制度局以另外一种形式设立了。

军机处，帝国最高的权力中枢，位居一二品的军机老臣们眼看级别仅仅为四品的四个年 轻人跑来跑去地忙，他们却被皇帝冷在一边，于是，一窝蜂地跑到颐和园，见了慈禧天塌地陷般地磕头痛哭。

9月6日，新军机章京被任命的第二天，光绪皇帝到颐和园向慈禧请安，遭到慈禧的迎头痛骂。光绪涕不成声，“哭谏”不止。

事到如此，无论是光绪还是慈禧都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

慈禧不能任凭局势这样发展下去，因为她的权力已经受到严重威胁。

康有为们感觉到了来自慈禧的巨大威胁。康有为对他的同仁说：必须除掉这个老太婆，不然一切都完了。“要尊君权”，就非“去太后不可”。具体的办法是：“此时若有人带兵八千人，即可围颐和园，逼胁太后。”

于是，9月11日，光绪皇帝收到一份奏折，名为《密保统兵大员折》，奏折中极力赞扬袁世凯所训练的天津“新军”，极力描绘了袁世凯“人才难得”。奏折向皇帝建议：召见袁世凯并且破格提拔。

这份奏折是以礼部侍郎徐致清的名义写的，但实际上是康有为亲笔为之。

帝国的变革到这一天已经是第91天了，心中忐忑不安的光绪但愿自己手中能够掌握一支军队，于是当天批复：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

这是一个没有保密的明发上谕，且是经过荣禄之手，因此，瞬间天下都知道了这个消息。不了解真相的“新军”士气为之一振，更高兴的是同样不了解真相的袁世凯，他认为自己的官运就要来了，于是特别感谢虽然没有官职但能和皇上说上话的康有为，夸康有为“真是旷世之才”——人到这个时候，最容易混淆幸福和灾祸。

帝国内毕竟还有清醒之人。那个建议皇帝陪同太后到外国游历的礼部六品主事王照便是其中之一。他认为康有为的这个举动必将造成大祸临头了。王照已经没有办法阻止，于是写了一首诗：

内政何须召外兵，从来打草致蛇惊。

■词已辟臧三耳，岂料乘机起项城。

项城，袁世凯之字。

王照说得不错，确实打草惊蛇了。

9月13日，在慈禧的安排下，荣禄开始大规模向京城周围调动军队。

9月14日，袁世凯到达北京。

到达北京的袁世凯忙着拜访各位京官，而他听到的小道消息令他目瞪口呆。京城从来都是盛产小道消息的一个政治城市，连贩夫走卒都能够生动描绘朝廷里正在发生或者即将发生的新闻。袁世凯听到的消息包括：六部九卿很快就要全部撤销了，康有为们的“新党”要执掌大权了，维新党要专门设立鬼子衙门请洋人来管理国家，皇帝信奉天主教了，现在的衣服样式要作废了，等等等等。其中有一条消息最让袁世凯不知所措：太后已经下旨意，秋天要和皇上一起到天津检阅部队，太后准备借检阅的机会把皇帝杀了——只要稍有常识的人就会明白，这是康有为们玩弄的一个把戏，给他们的“去太后”寻找的一个不存在的理由。慈禧要是真的想杀皇帝，她仅仅需要一剂砒霜或者是一根丝带，找一个太监就能把事情办得干净利索。她27岁那年杀肃顺等王公大员，杀了之后人们才知道。政治阴谋已经玩得十分熟练的慈禧何须像康有为们所描绘的那样，得兴师动众地跑到天津，在众目睽睽之下杀掉皇帝？这一切仅仅是康有为这样的幼稚文人才能编造出来的。

袁世凯住王府井大街报房胡同法华寺海棠院。

还是这一天，光绪皇帝拿着康有为又以别人的名义写的一份奏折去请示慈禧。这个奏折说“制度局”这个名称有点洋味，大臣们可能听上去不习惯，建议改成“懋勤殿”。史料记载：“太后不答，神色异常。”

依旧是这一天，康有为接见了他选中的一个刺客：毕永年。此人是湖南会党的首领，谭嗣同的好友。康有为认为，指望袁世凯一个人对付慈禧和荣禄他们还不牢靠，必须再找一个人担任关键的任务：在围颐和园的混乱中，伺机杀掉慈禧。康有为对毕永年说：现在情况危机，太后要在9月的天津阅兵时杀皇上，你说该怎么办？我想效法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但是皇上手里没有一兵一将。我已经奏请皇上召见袁世凯，但愿事情能成。

还是这天，另一个重要人物到达了北京。他就是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

看来京城流传的“设立鬼子衙门”不是空穴来风。伊藤博文，中日甲午战争的主要策划者，马关条约的主要谈判者，康有为们的主要“声援”者。他是日本天皇的顾问，直接参与和指导过日本的明治维新，这时已经在中国住了不少时间，与康有为们有过密切的接触，对 中国的变革特别“热心”。他是应光绪皇帝的邀请来“游历”的。

伊藤博文的来京，引起了慈禧的“后党”们的极大警惕，他们不知道皇上又要干出什么事情来。因此，荣禄在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名义宴请伊藤博文的宴会上，他惶惶不安，“神色惨沮”，“未遑终席，借事辞去”。荣禄离开宴会就去给慈禧写了秘密奏折，提醒慈禧要格外警惕这个日本人，并建议慈禧在这个准备参与帝国政事的日本人见到皇帝之前采取必要的“行动”。

史书记载道：慈禧借口发难，实由伊藤来华。

洋人们在戊戌变法期间的举动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无论洋人们怎样在举子上街的时候聚集在东交民巷兴奋地看热闹，无论洋人们怎样暗中鼓动帝国的知识阶层起来造反，但是有一条洋人们心里清清楚楚，那就是这个帝国无论怎样变化都要有利于他们的根本利益。帝国主义们并没有武装占领这个帝国的想法，因为几乎所有盯着中华帝国的列强都知道，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不是非洲和美洲，占领和统治东方这样一个古老的帝国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帝国主义们需要的是这个帝国能够方便他们的势力扩张，以便于他们更加顺利地开拓东方的巨大市场。为此，建议设立制度局的帝国知识分子需要帮助。

伊藤博文到达北京后，光绪皇帝的案头上堆满了康有为们以各种名义写来的奏折，他们力促皇帝将这个日本人留在北京当“顾问”，建议皇帝要“优以礼貌，厚其饩廪”。

其实，无论是康有为和光绪还是慈禧，都把事情看得严重了。伊藤博文没有帮助光绪推翻慈禧统治之意，也没有协助康有为们变革之意，他来华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搞清中国与日本和中国与俄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因为中日战争之后，中华帝国对俄国亲密起来的倾向是对日本的极大威胁。而伊藤博文之所以对中华帝国的维新派感兴趣，是因为包括康有为在内的帝国知识分子们对日本有一种明显的崇拜和亲和倾向。

9月16日，光绪皇帝召见了袁世凯。天未亮，袁世凯就身着礼服在颐和园门外等候了。天亮起来时，他被太监引进了颐和园玉澜堂。光绪对袁世凯十分亲切，详细询问了有关军事上的问题，然后让他好好训练军队。甚至在袁世凯表示为了迎接皇帝和太后的阅兵他要立即回天津准备的时候，皇帝还劝他在北京多玩几天。召见没有说什么实质性的话。但是，袁世凯刚刚回到住所，圣旨就传来了。这个圣旨让袁世凯热泪盈眶，他被任命为候补侍郎，官二品——这绝对是破格提拔。因为，按照帝国的成例，京官比外官高一品，外官内调为京官都需降一级。此时袁世凯是正三品，内调应变更为四品，即使是最得宠的外官也只能是原级不变。袁世凯居然一下子升为二品侍郎就等于是连升两级了。

袁世凯立刻给康有为写了一封感谢信，信中有“赴汤蹈火，亦所不辞”这样的话。为此，他以后顺理成章地被卷入了帝国知识分子变革旋涡中。

袁世凯受到召见的时候，那个名叫毕永年的刺客正和他的好友谭嗣同聊天。谭嗣同说：我以为围颐和园之事不能做，但是康先生执意要做，而且给皇上写了奏折，我也没办法，只有拼一死了。有你在我身边太好了，但不知道康先生怎么使用你？

到了晚上，当康有为得知皇上任命了袁世凯为二品候补侍郎时，他正和梁启超一起吃晚饭。康有为站起来拍案叫绝：“天子真圣明！较我等所献之计尤觉隆重，袁必更喜而图报也 ！”

康有为回去就对毕永年说：我想让你到袁世凯那里当个参谋，监督袁世凯的行动。毕永年认为他一个人监督不了袁世凯。康有为说：要不，在袁世凯围颐和园时，你率领百人，奉诏把慈禧太后杀了。

袁世凯官升二品，按规矩必须到慈禧处谢恩。袁世凯和所有的官员一样在慈禧面前浑身发抖。慈禧这样对他说：“好好练兵是对的。皇上最近做的事，好像太急了点，我觉得有别的意思。下去吧，以后皇上再召见你，你到我这里知会一声。”

紧接着，袁世凯到皇帝处谢恩。光绪皇帝的话令连升两级“惭愧万分”的他头皮一炸。皇帝说：“你练兵、办学堂都甚好。以后可以和荣禄各办各的事。”

袁世凯有点慌了，他现在才觉得自己的处境似乎很危险。他想把皇帝的任命辞了，但是又不敢。想了很久，他给远在南方的张之洞发了一封电报，意思是，他要向皇上保举张之洞，让张之洞来北京“主持新政”。袁世凯本是想通过这封电报试探一下老练的张之洞的反应，同时，如果张之洞真的来京，一旦有什么变故，也可有一个依靠。谁知道，张之洞的回电立刻到了，而且就短短几行字：“我才具不胜，性情不宜，精神不支，万万不可……千万！千万！”张之洞的回电清楚地表明袁世凯已经掉进一个万分危险的政治陷阱里了。

1898年9月18日，是帝国历史上的一个月黑风高的日子。18日上午，光绪皇帝接到候选郎中陈时政的奏折，建议皇帝接见伊藤博文：“顷闻伊藤罢相来游中土，已至京师，将蒙召见。如果才堪任使，即可留之京师，着其参与新政，自于时局更多裨益。”（陈时政：《条陈时务便宜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立即批复同意召见，时间定在20日。

当天，军机处就把光绪的批复连同陈时政的原奏折一齐递给了慈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