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大地上的游魂与向阳的山坡

那些在19世纪来到地方的洋人经过对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观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人相信，一个人死亡之后将有三个灵魂。其中的一个灵魂会进入阴间——阴间是阳间社会的翻版。灵魂在阴间所遭遇的将与阳间千差万别。

中国的历史和人口都为世界第一。埋葬在这块土地上的故去者的数量同样也为世界第一。如果自古以来所有的故去者都以三个灵魂的形式存在，那么，这块土地上到底会有多少灵 魂在游荡？

活着的中国人淹没在祖先熙熙攘攘的“魂海”之中。

中国人祖先的身影到处可见。

一个中国人，可以不信仰宗教，甚至可以不信神灵，这样的人在中国社会中无可指责。但是，如果某个中国人宣称自己不崇拜自己的祖先，这个人肯定会受到全社会的唾弃。世界上从不曾有一个民族像汉民族一样会在一年中叫做“清明节”的那一天全民都去惦记或探望阴间的祖先。世界上也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汉民族一样会在充满现实生活活力的家里给祖先腾出依然存在于“我们之中”的醒目位置。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汉民族一样会动用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把祖先的坟墓修建得豪华舒适——且不说中国历代帝王们那些至今让全世界游人瞠目的陵寝。

祖先的坟墓是现实生活中最神圣、最庄严的地方。中国大地上那些风景秀丽的向阳的山坡，长满青草树木和开放着各色花朵的半山腰以及平原上被小溪环绕着的草木葱茏的地方，都是祖先们安静地休息的地方。春天来临了，中国人会倾家出动，扶老携幼，带着最丰盛的食品和印制精美的纸钱，来和他们的祖先会面。因为营养不良而面色苍白的孩子们异常兴奋，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平时根本看不到的食品过不了多一会就会成为他们享用的东西。孩子们对春天和煦的风以及温暖的太阳的深刻体会将是永生不忘的记忆。英国传教士麦高温对这样的情景显然既迷惑又陶醉，因为他觉得这是中国人温存本性的一种绝妙的体现：

清明时节，山上风景如画，人们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山上突兀出的一座造型奇异的悬崖在这张炫目的画布上留下了它们的影子。白云在天空中飘过，将一层淡淡的阴影投在了阳光照耀下的山冈上，使其显得更加美丽迷人。被凛冽的寒风吹得枯黄的草地，在春雨的滋润下重新变绿，远处的青山在强烈的阳光的笼罩下隐约地呈现出暗暗的红色……这如画的风景赋予了散布在山坡上的密密麻麻的墓地以生气和活力。在烈日笼罩下，穿着深蓝色布衫的男男女女略显黯淡，而穿着饰有粉红或紫色暗花白布裙的小女孩儿则成为连接混杂在阳光中所有阴影的一根银丝。这幅由阳光、浮云和山坡上交织的光与影构成的画面充满了诗情画意，它使人们从这片本是静寂的毫无生气的土地上产生了一种罗曼蒂克的感觉。（《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英）麦高温著，朱 涛、倪静译，时事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第93页。）

但是，洋人们，包括那些与帝国的农民接触最多的传教士们很快就知道了，当帝国的农民们发现自己的这片风景被打扰了的时候，他们面对洋人所显露出表情一点也不“罗曼蒂克”。

义和团农民们的集体行为之一，就是大规模地破坏铁路、矿山和电线杆，原因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这些洋玩意儿随随便便地闯入自己的家园里来，是这片土地上灾荒、饥饿和一切不幸事件之所以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拆铁路，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这是义和团发布的重要战斗口号。“火轮船”上有洋兵们护卫，毁坏起来不那么容易，弄不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铁路和电线杆洋人就看不住了，这些东西几乎就在农民们的地头上。重要的是，这些东西往往穿过了农民们心中不可侵犯的地方——祖先的坟墓。在中国农民的眼里，这是洋人有意对他们祖先的亵渎。修建这些洋玩意儿的外国工程师在设计图纸时把地理的、地质的、气候的所有原因都考虑周全了，但他们没有想到在中华帝国有一个与工程设计几乎没有任何瓜葛的人文问题严重地存在着——直到一百年后的今天，任何在中国人祖先坟墓上动土的举动，依旧会被视为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依旧会比设计任何复杂的工程更让设计者焦头烂额。在中国，不要说是修建铁路，哪怕是随便在哪块地里挖一个小土坑，都有可能打扰了某个人的某位祖先的沉睡。

铁路是什么东西？它和帝国农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它凭什么如此横行霸道要穿过村庄的中央？张三和李四怎么可能让它压过自己家的地？谁给的洋人轰隆隆地挖我们祖坟的权利？祖先的尸骨被抛在光天化日之下怎么能不带来灾祸？保不住祖坟的不肖子孙还有什么脸面活着？

帝国的农民们群情激愤，年轻的义和团团员们高举着铁锹铁镐，缠着红巾红腰带，唱着他们的歌谣咒语，奋不顾身地向他们的敌人蜂拥而去——他们的敌人是铺展在帝国田野上的两根钢铁的轨道。他们把铁轨的下方挖空，把枕木点燃，然后叮叮当当地敲打起来。帝国都城北京南面的保定路段、东面的天津路段上蔓延百里的火光在夜色里如游动的长龙。朝廷开始不断接到拳众破坏铁路的电报，铁路的管理方是洋人，因此外国使馆打来的电报更是如同雪片。帝国官军带兵前去镇压，但是到了现场才知道，他们的举动等于拎着一桶水企图扑灭一座正在喷发的火山，帝国的马队很快就在青年农民们的嘲笑声中畏惧不前了。突然，朝廷的电报中断了——通往京城上百里路上的电线杆子一夜之间全都消失了。而同时，京郊和津郊的农民们家家都在放鞭炮，庆祝房梁上架，他们的房梁上清楚地标有白色油漆写的电线杆编号。帝国政府立刻增加打击兵力，但是，大平原上的茫茫夜色掩盖了农民们的踪迹。同时，同是中国人的朝廷官兵仿佛看见了被激怒的祖先们的灵魂在夜色中时隐时现，他们相信祖先一旦愤怒起来，绝对是大祸临头的预兆，于是纷纷下马磕头，请求游荡的灵魂们原谅自己 的莽撞。消息传回朝廷，连慈禧太后都有点心慌。她在深宫的私人小庙里燃起香火，倾听祖先的灵魂有什么委屈要诉说。

以后的中国史书中，都把义和团拆毁铁路的举动放在一个重要的前提之下，那就是“阻止外国联军的进攻”，也就是说，帝国农民们的行为是与侵略者作战时的必要行动。可是，历史的事实是，当义和团的农民们开始大肆拆毁铁路的时候，中国的土地上还没有外国联军的部队——渤海湾上游弋的外国军舰不少，但是舰上的士兵还没有在中国登陆。除了帝国的军队偶尔骚扰外，帝国的农民们向铁路的进攻基本上与“阻止”、“进攻”、“作战”没有什么关系。它们拆毁铁路的目的是：不允许洋人的玩意儿侵占他们的土地。

在中国人依旧广泛依赖几千年前祖先留下的牛车骡车作为惟一交通工具的时候，西方的铁路已经成为平民出行最普遍使用的经济快捷的交通工具。铁路的产生是世界进入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它的意义已经超出了一种交通工具的范畴而影响着人类生活观念的转变，它是集人类非凡的想像力、伟大的创造力和挑战自然力量的雄心壮志为一体的里程碑。在西方修建铁路的历史上，除了北美的印第安部落曾经高举长矛向“钢铁怪物”进攻过之外，再没有哪一个国家“出产”过攻击铁路的故事。速度、利润、方便、快捷，西方人一度把马力最大、造型最优美的火车机车视为宠物，英国人叫它为“红鼻子约翰”，美国人叫它为“风骚女郎”。在已经有了汽车赛时，西方居然也有过火车赛。各国不惜万里重洋，用轮船把自己生产的机车运到美国的大平原上，让各种型号的机车并排奔跑，美国人在那一天如同过节。那时，连美国西部农民都知道，只要把牛羊赶上车厢运到东部，他们就能够换来开发牧场的机械；而最保守的英国农民也明白，只要火车能够通到他的农场，农场里的水果就能卖出惊人的好价钱。

但是在此时的中华帝国里，从皇帝到农民的观点惊人地一致：中国不需要这东西。中国的牛车虽然很慢，但是很稳。更重要的是，人坐在牛车上的清闲的感觉是无与伦比的。“车辚辚，马萧萧”，这是一种悠远的伤感；“青山转，绿水还”，这是一种现实的梦境。坐在牛车上面摇晃着，可唱可吟，可醒可睡，可以从容地计算一笔小交易上银两铜钱的得失，也可以触景生情地在冥想中和古老的祖先交流心曲——对中国人来讲，无论是学者还是农夫，生者与死者之间的交流是片刻不能中断的，因为这是中国人感受自己存在于现实和忙碌于世间 的惟一可靠的证据。

1863年冬天，正和太平军打仗的李鸿章收到上海27家英法美洋行老板的联名信，第一次提出要在上海至苏州间修建铁路，洋人们说，如果修成这段铁路，清军可以利用它攻打太平军。李鸿章把这个建议报给了帝国的总理衙门，得到的回答是：“严加拒绝。”原因不详 。

第一次看见火车的中国人是幸运的北京人。两年以后，即1865年，一个叫做杜兰德的英国人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在北京城外修了一条仅500米长的窄轨小铁路，并且试行了小火车。谁知汽笛一响，京城人心里充满了恐惧和惊诧：

英人杜兰德于同治乙丑七月，以长可里许之小铁路一条，敷于京师永宁门外之平地，以小汽车驶其上，迅疾如飞，京人诧为妖物。旋经步军统领饬令拆卸，群疑始息。（徐轲：《清稗类钞》13册，第6093页。）

关于这条铺设在中国土地上的第一条铁路的记载见于《清稗类钞》，其文珍贵而有趣。“小汽车”其实就是最简陋的一台小型蒸汽机车，其速度绝不会比马车的速度快多少，但是，在善于想像和夸张的中国人眼里，其速度居然如同妖怪急促飞奔一样。这个玩具般的东西惊动了京城的文武百官，直到它被帝国的步军拆毁，中国人这才放心地长出了一口气。

同年7月6日的《中外新闻七日录》报道了广州的洋人准备修建铁路的新闻，说“西人欲在羊城造一火轮车路先通至禅山”，然后继续往湖北的汉口修建。值得注意的是，这张报纸同时刊登一文，向中国人详细地讲解了铁路的好处，从笔调上看，不像是出自洋人手笔，而 如果是国人为之，这个国人真是个罕见的有经济头脑并能迅速接受新鲜事物的时髦人物：

考火轮车为之有用，快逾奔马，捷胜飞禽，每一点钟可行一百二十里。其务求平稳，不尚疾驰者，亦常行八九十里。若由省抵禅，不过四个番字之久，便可到埠矣。车内上客位，窗明几净，铺设整齐，坐卧行走，皆绰有余地。其由省至禅者，每位约收银七分。次客位宛似火轮船之大舱，亦可坐立，但人数众多，颇形狭隘，其由省至禅者，约收银五分。将来此路告成，不特省垣百货流通，既四乡土产，亦必流畅。盖百物往来，瞬息可至，货脚鲜浩繁之虑，客身无昂贵之虞。且彼埠所无者，即来此埠运去，此埠所缺者，即来彼埠返来，以有易无，交相贸易，日行千里，绝不废时，将见赵壁梁珠，悉罗市肆；南金东箭，尽萃民尘。羊城生意兴隆，可拭目而待矣。（《中外新闻七日录》1865年7月6日。）

这个连车票的价钱都已公之于众了的修建计划，不知道为什么结果还是不了了之了。最大的可能是帝国政府没有批准。

又过了两年，即1867年，帝国政府终于公开表示：不准洋人修铁路为的是“国防安全”。帝国的官员们认为，如果让洋人在中国修铁路，洋人会更方便地进入中国——“大有利于彼，大有害于我”。洋人们所有关于修建铁路的请求，都是别有用心的阴谋诡计。

但是，洋人们一定要修，具体地说，是英国人一定要修铁路。英国是最早侵入中华帝国的外国势力，它有在这块土地上继续“发展”的野心和雄心——帝国常常忽视洋人们到中国来的“贸易目的”，其实这才是洋人们最主要的“心思”。当时除了日本和俄国，英、法、美并没有占领中国领土的“不自量力的野心”，因为他们“科学”地认为世界上谁也不可能占领如此庞大的一个帝国，中国不是太平洋中的一个土著人居住的蛮荒小岛。他们要的是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在中国开展他们掠夺性的贸易活动，这是他们向海外发展的最大动力。修 建铁路，最直接的目的是铺设更迅捷的贸易通道。

英国人要在中国干的事，帝国政府已经无法阻止，这就是19世纪末中华帝国的现状。广州铁路修建计划流产不到一年，上海的吴淞铁路通车了。英国人在给帝国政府的报告中只说是“修路”，修的是铁路根本没提。当火车终于轰隆隆地在帝国的土地上震动起来的时候，恼怒的帝国政府对英方开始了严肃交涉。当双方的官员们打嘴仗的时候，英国人让这条铁路完工了。吴淞铁路全线开通之日，铁路公司举行了盛大的庆祝酒会，当然参加的都是英国人。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看见真正的火车。帝国的南方和帝国的北方对火车的反映居然有很大的不同，南方的中国人看见火车的时候“面带喜色”：

此处素称僻静，罕见过客，今忽有火车经过，即见烟气直冒，而又见客车六辆，皆载以鲜衣华服之人，乡民有不诧为奇观乎？是以尽皆面对铁路，停工而呆视也。或有老妇扶杖而张口延望者，或有少年荷锄而痴立者，或有弱女子观之而嬉笑者，至于小孩或惧怯而依于长老前者，仅见数处，则或牵牛惊看似做逃避之状者，然究未有一人不面带喜色也。（《申报》1876年7月10 日《民乐火车开行》。）

但是，即使是南方的中国人，脸上的喜色也没停留多久，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的土地因为铁路的修建而受到了侵害，于是铁路公司立即成为他们主要的攻击目标。帝国的农民们要求修铁路的洋人赔偿他们的原因是：铁路的修建破坏了他们的祖坟和风水。

祖坟问题，洋人们有点耳闻；风水是什么，洋人们就不明白了。

没过两个月，火车压死了一个中国人。史料记载当时的情形是：这个中国人面向铁路行走，火车开过来鸣笛，他走下铁路避让，但是，等火车行驶到跟前时，他又重新“走入轨道”。

中国人立即意识到时机到了。他们群起而攻之，帝国的官员们这一次也不客气了。上海道冯俊光正因为英国人在修建铁路的事情上戏弄了他而心存仇恨，现在他终于得到了发泄的时机，于是，官方认可的示威开始了。英国人注意到，示威的中国人中还有不少帝国的士兵。英国人在反复解释“这是正常事故”无效后，被迫停止了铁路的运营。帝国政府立即提出将铁路“收回自办”。

事后，国人议论纷纷：有的说被火车撞死的那个中国人实在太迟钝，大概是他就是想死了；有的说是帝国官方收买了这个人故意送死的，为的是给英方施加压力。不管怎么说，李鸿章的话很有趣：“虽是无聊之极思，实亦两全之妙法。”

帝国政府花了28.5万两白银把这条英国人刚刚修好的铁路买回来，然后，把它拆了。

在这之后，在洋人们固执的请求下，加上帝国官方洋务派官员的努力，中国开始正式修建铁路。1881年，帝国政府允许的第一条铁路投入使用，这是一条长15公里的煤矿铁路，从唐山煤井开到胥各庄。这条铁路有轨有车厢，但是没有机车，由马拉着车厢在铁轨上行进。这一年的6月9日，是蒸汽机车发明人乔治·斯蒂芬孙百岁诞辰纪念日，洋务派官员趁机上奏朝廷论及这种机器的“伟大”，帝国政府终于引进了一台机车，命名为“中国洛克”号。中国自办的铁路上第一次行驶了蒸汽机车。

机车刚行驶几天，朝廷突然命令立即停止，原因又和祖坟有关。有大臣上奏说，火车运行引起的震动，“惊扰了皇陵”，使皇祖在地下“不得安眠”。后经过洋人和洋务派官员的反复解释，朝廷才勉强允许机车继续运行。

1888年，大沽到天津的铁路通车。

至甲午时，中华帝国土地上的铁路里程约六百余里。这六百余里长的每一条铁路的修建都伴随着帝国农民们的激烈的反对。

而洋人带进帝国的电报和电话所需要的电线，和铁路一样，也遭到了帝国农民们关于祖先问题和风水问题的困扰。1879年，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帝国在天津至大沽、烟台之间架设了电报线路。1881年，天津至上海间的电报线路开通。电报的开通令中国人关于“距离”的概念为之一变：就在电报线开通的第二年，北京顺天乡试的录取结果经过电报传至上海，在北京科举考试之后的24个小时之内，录取名单就出现在了上海的报纸上，这让中国人感到生活真的是变了。1883年，天津至北京的电报开通，从此，紧急军情，朝廷圣旨，官方通报以及重要商情，都可以通过电报传送。但是，架设电报线就需要埋设电线杆，帝国的农民们坚决反对把这样的杆子埋在自己的地头上，说是洋人们破坏了他们的风水。为此当地官员给朝廷上了个奏折：

顷据乡民联络呈称，外国人擅立木柱后，近日百姓竟有无故暴死者，众情汹汹，禀求照会外国领事，饬令该外国商人偿命。（《近代上海大事记》第221页。）

就在架起电线杆的日子里，村里正好死了一个人，帝国的农民们发现这就是无可置疑的证据——架设电线杆和人的生死是有关系的。

涉及风水的问题还有矿山的开采。

洋人们要开采矿石，但是无一例外地受到当地农民们的驱赶甚至对抗。而农民们的对抗与政府官员们的指使有极大的关系。中国丰富的矿藏引起洋人们的垂涎，洋人们在中国逐渐建立的工业也需要大量的矿产。洋人们在中国采矿受到阻止的原因，仔细翻看史料，满篇皆是的风水问题。帝国总理衙门对洋人请求在烟台开办金矿的批复是：不准，有碍民间风水。

什么是风水？

想开矿但是总是得不到许可的洋人们痛苦万分。走投无路之时，洋人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在报纸上公开征集稿件，请“高明的中国人”专门就风水问题来稿讨论，并且说，如果一个月内中国人自己还不能把什么是“风水”说明白，中国人以后就可以闭上嘴了——“切勿再言风水二字矣。”

洋人们在报纸上征集稿件时所附的文章，乃天下奇文——这个懂点中文的外国主笔的“之乎者也”居然用得八九不离十。这样的文章登载在中国本土发行的报纸上，“我等外国人”真有点欺我泱泱中华帝国无人了：

风水二字，屡屡言之，我等外国人不识风水二字为何意。况我外国人常于新报刊录水气、火气、力学等等，但未知风水之学。我等外国人讲求学问，岂敢自足？如风水二字实有明证，务请中国名臣博学贤士大人，将风水二字分剖明白，指以实实真据，我等外国人断无有不佩服者。若以虚假之辞欺惑于人，休怪我等外国人非但无所佩服，且觉偌大文礼之邦贻笑于海外也。外国人所云各学，如中国人不信，外国人可指真实凭据，请为证。现今各国公使、各口领事并外国博学等人，风水二字，闻之厌烦。倘中国人能以风水二字实据指明，外国人亦当洗耳领教，而外国人不耻下问，幸中国高明指教。（《上海新报》1866年7月27日。）

但是，泱泱帝国真是有人才，居然“各处士民投稿踊跃”，截稿日期已过，来稿依旧源源不断。中国人的观点说法各异，可谓五花八门：有坚持风水说的；有支持西人开矿的；还有一大批中间派，他们主张洋人应该理解中国；还有人主张这个问题不需要讨论，中国人就是中国人，外国人就是外国人，根本谈不到一个“壶”里：“我中国以十八省为天下，余皆外夷也。有风水之理者为华人，无风水之事者为夷人，华夷分别在此耳。”有个署名“四明筠庄氏”的中国人士，“傲对洋人，痛快淋漓”，其文章颇具代表性。他先对中国深奥的文化传统做了一番概括，说自开天辟地以来，历代圣贤后稷、大禹、周公、孔子创作了“天下最著之文化”，风水说就是这种文化中的一部分。如此古老深厚的文化，“夷人”们无法理解是预料之中的事。“夷人”们不赡养父母，不崇拜祖先，一个姓氏竟能够结婚，妇女居然可以管丈夫等等，如此卑贱恶习，哪有资格谈论深奥的风水之说！最后，究竟什么是风水，这位大人是这样论述：

中国士大夫束发受经，幼而学，壮而行，星纬、图谶、山海诸书，莫不明如指掌，即坐贾行商，暇则无有不翻译古今，探赜底蕴者。风水一事，攸关甚重。堪舆家参伍错综，莫不从《周易》中析义得来……盖土有美瘠，山有秀硗，来龙服脉，随地相引。若无风水，何以斯山产金，斯山出玉，南方人物竟秀，北方秉质伟玫？固山灵之钟毓使然，遽可肆言以塞众口哉！（《上海新报》1866年8月5日。）

如此绕了半天，不要说洋人，就是“幼而学”的中国人也未必能弄明白。

洋人反驳道：既然中国人星纬、图谶等书莫不了如指掌，为什么还请我们西人来中国传授天文地理知识？如果说矿产的发现是靠风水，那么我们西方国家每年都发现和挖掘那么多的矿产，难道是我们更懂得风水不成？

只有一个中国人写的文章写得倒是实事求是一些。文章说，所谓风水，中国的“十三经”中根本没有论述，因此，“不经之言，不足信也。”中国的衙门官员竟然以风水之说阻止矿业，实在有些荒谬。什么是中国的风水？指的是阳间的屋子和阴间的坟墓而已——“风水之说，大端有二，曰阳宅，曰阴宅。阳宅则居屋是也，阴宅则坟墓是也。”

原来这么简单。

自然万物是有生命的，这是世界上几乎所有民族都拥有的观念。中国人和西方人的观念不同的是，在西方人心目中，自然的精灵们是一群快乐美丽的年轻生命，它们在森林的空地上和山涧的溪流边跳舞唱歌，皎洁的月光明亮地照射着它们的笑容。而中国人心目中的自然神灵，是一个老者，灰色的胡须，细密的皱纹，德高望重，俯视人间的一切。这个老者就是祖先的化身，或者是祖先灵魂的化身。在他的身上，集合着中国人企图观察这个世界和改变自己命运的种种传说故事。除了这个老者之外，自然中还有许多魔鬼。这些邪恶的东西在山间徘徊，伺机伤害人类。慈悲的祖先与邪恶的魔鬼时时对抗着，冥冥中的力量时刻支配着人间的命运，或者带来灾祸，或者带来丰收——而是否有福气，就要取决于活着的人对祖先的灵魂的景仰程度和虔诚程度了。

许多中国人认为，阴间的鬼怪不知悄悄潜伏在何处，一不小心就会掉进它的陷阱。识破陷阱需要专门的知识，为此在中国产生了一批专业从事“风水”的人。他们不但可以听到祖先灵魂的某些告诫，可以识破邪恶力量的某些阴谋，并且还具有“扭转乾坤”的本领。一个村庄流行疾病可能就是因为风水不好，如果根据风水先生的指点，在村头挖一个大坑，就可以使村庄里的人病体康复。一座住宅里出了凶杀案，风水先生立刻能发现其原因所在：住宅的大门朝向不对。于是，把这个大门封上，在另外一个方向上重新开一个大门，这座住宅的“邪气”就被“破”了。洋人们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现状：中国农村的房屋几乎都是一个样式，几乎都一般高，经过询问才知道，高的房屋会给低的房屋带来风水上的影响，如果谁在盖房屋时考虑不周，很可能招致麻烦甚至官司。

19世纪末，整个中华帝国纷纷指责洋人破坏了中国风水，可一件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个贫苦的农民请求义和团兄弟帮助他拆毁“坏了他家风水”的东西——一条正好从他家的屋顶上通过的电线。但是，义和团的弟兄们正要动手，这个农民的妻子生产了，并且一胎生下了两个男孩儿！于是，这个农民立即奋不顾身地阻止了拆毁他家屋顶上的电线的行为，理由很简单：多年来他一直没有得到一个男孩儿，而这是风水不好的缘故，现在也许是这条电线的通过改变了他家原来不好的风水。更奇特的是，他的“幸运”立即引起了其他农民的羡慕，讲究实际的帝国农民停止了拆卸电线的“工作”，纷纷向负责施工的外国工程师提出要求，请洋人把电线架在自己家的房顶上。

帝国的农民们相信：风水是一种和现实生命有着密切关联的力量，是一种和死者有着令人恐惧的深远联系的力量。坟墓是祖先灵魂的住所，而风水和坟墓共存，那么，风水和祖先的灵魂也是一回事。即使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没有超自然力量的介入就无法解释的事情，那么在愚昧的黑暗中痛苦得不知道如何是好的帝国的农民，就只有相信风水这种根本就不存在的力量了。

还是洋人们征集稿件谈论中国风水问题的时候，有个山东籍的中国人对这样的讨论感到很愤怒。他显然是个曾经出过国门的有见识的人，因此他痛恨中国人生活的沉闷和落后：

现在各外国太平，百姓兴旺，足食、足衣、足用，精究天文地理等学，开发各矿，造成铁路、火轮车船、千里电报、火轮机杼，种种有名器具，皆用水、用火、用电以代人力。而且饮食一年精细一年，衣服一年华丽一年，器用一年便宜一年，屋宇一年高敞一年，人则一年快活一年。惟华人拘守旧辙，不能翻新，山珍海宝置于无用，所有一切机巧器用，千百年来未有新出，而天文地理等学更未有突过前人者……按中国诸业俱无努力前进之意，质之天心，宜乎不宜？（《上海新报》1866年9月17日。）

一百年前的质问振聋发聩。

义和团的农民们虔诚地认为，他们正在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扭转令人极度失望的生活状况，就是为了使妻儿老小不再饥饿哭号，就是为了祖先不再为他们的无能和懦弱而感到羞愧，就是为了在呐喊和流血中释放压抑了无数代的勇气和力气。

然而，什么时候，中国人才能真正地“一年快活一年”？

8、“这是瓜分中国的开始”

袁世凯接到“署山东巡抚”的谕旨时，心情极其复杂。在这个谕旨后，还有一个特别的“嘉奖”：赏赐“在西苑门骑马”。这对在外省任职的官员来讲，绝对是极大的喜讯。一省巡抚，二品大员，帝国地方官员的最高职位，帝国的封疆大臣，这个官职所能带来荣耀、权力、财富以及所有能够想到和想不到的好处，会令所有盼望任命和升迁的帝国各级官员梦寐以求。野史和民间议论都说袁世凯因为在戊戌年间把康有为一伙人的“革命”计划告诉了慈禧而得到慈禧的重用。其实，从戊戌到如今的一年间，袁世凯一直在天津小站练新军，不但没有 任何升官发财的迹象，连北京都没有进过一次。这个任命似乎是袁世凯时来运转的时刻，但是，即使已经坐在巡抚的官轿里前呼后拥地去上任的时候，他心里还是不那么踏实，就是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

朝廷谕旨全文是这样的：“命毓贤来京陛见。以袁世凯署山东巡抚。”

这道谕旨的措辞是微妙的。

毓贤被解除山东巡抚的原因众所周知：因为毓贤镇压义和团不力。其实，毓贤对山东造反农民的态度十分明确：不是镇压不力，而是怂恿和支持。这一点在朝廷训斥毓贤的谕旨上可以看出来：“纯系地方文武弹压缉捕不得力，巡抚毓贤固执己见，以为与教民为难者即系良民，意存偏袒，命即查明各种会匪名目，言行禁止，以靖地方。”朝廷的意思很明白，义和团是“匪”，要坚决严厉地予以镇压，而解除毓贤的职务，就是因为毓贤“意存偏袒”，引起了洋人一次比一次严厉的抗议，山东的局势也越演越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处分巡抚毓贤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一点没有人会感到奇怪，但是，奇怪的是，虽然毓贤被解除了职务，但是并没有见到朝廷下达关于如何处置毓贤的谕旨，见到的只是“命毓贤来京陛见”这句话。作为在帝国官场上混了多年的袁世凯，对“来京陛见”这样的措辞的含义再清楚不过了：对于外省官员来讲，这是个该披红戴花敲锣打鼓的事——这是当面向皇上“汇报工作”的意思。毫无例外，这个“来京陛见”的官员必将另外受到特别的重用。

那么，对于义和团这些造反的农民，是应该采取坚决镇压的方式？还是应该走毓贤的老路？朝廷对义和团到底是什么态度？具体地说，慈禧老佛爷到底想在义和团这个问题上做什么文章？

这个问题即使是一念之差，也关系到袁世凯今后的生死荣衰。

一向被帝国的官员们认为——并且他自己也这么认为——脖子上长了个狡猾伶俐的脑袋瓜子的官场老手袁世凯，现在糊涂了。

而且，在任命他为山东巡抚时，前面还多了个“署”字，在帝国的官方语言中，这是“代理”的意思。也就是说，这还不是正式的任命，封疆大臣能不能做，还得看他在山东的表现，具体地说，要看他在对待义和团这个目前帝国最棘手的问题上的表现。

袁世凯率领的是一支全部装备了西洋枪炮、人数达7000人的帝国最精良的部队。因为弄不清楚朝廷的意思，这支队伍跟在他的身后缓慢地行军。袁世凯是在等待朝廷进一步的指示。果然，朝廷的谕旨连续不断地到达，但是，看了谕旨的袁世凯更加糊涂了。

谕旨一：山东民教失和，命袁世凯持平办理。——“持平”是什么意思？平均着镇压？各打五十大板？

谕旨二：以拳民聚众滋事，命袁世凯总以弭患未然为第一要义，如始终抗拒，即须示以兵威，亦应该查案情，分别办理，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激成大祸。——既要“示以兵威”，又“不可一意剿击”，还要“分别办理”，怎么可能同时做到呢？

谕旨三：以山东民心未定，命袁世凯不可一味操切，以致激成巨祸。——“不可一味操切”，是不是说，得等一等看一看？“民心未定”，是不是说义和团是“我”是“敌”还没有最后确定？

帝国政府在对待义和团的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优柔寡断、前后矛盾以及延续到1901年的反反复复、出尔反尔——逼真得如同那个叫做慈禧的老女人的性格——这无异于把一个巨大国家的政治命运当成了自家后院里的妯娌吵架婆媳不和，当成了一群智力尚未成年的孩子们 的一次大喊大叫的游戏。而最悲惨的结局最终是要降落在那些农民的身上，那些待在家里活不下去，出来闯荡同样活不了多久的农民。

袁世凯还没到达山东境内，就接到了探子的报告。那个支持义和团造反并且亲自下令杀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民的前山东巡抚毓贤，正奔走于北京的各个王府之间，到处表演义和团的“神功”，据说他当众“生吞了两条活鱼”，并且说义和团的法术“比这个厉害多了”。——不知道能够把活鱼吞到肚子里去与义和团御敌打仗的“法术”之间有什么技术上的逻辑关系。反正毓贤不但受到皇亲王公们的款待，而且还得到一份极其特殊的、无上荣耀的赏赐：一幅慈禧老佛爷亲手书写的“福”字。

因为这个赏赐，美国公使康格正式向帝国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

当20世纪就要到来的时候，中华帝国的思维却进入了千百年来从未有过的混乱时期，以至于帝国的历史在这段日子里每一天都显得扑朔迷离。

对于农民的造反，帝国政府要强硬镇压是有其必然逻辑的。因为距离义和团运动最近的一次大规模农民造反是太平天国运动，而太平军的农民们给帝国带来的动荡，给大清政权带来的威胁，其阴影至今还没有完全消散。当山东的农民打起义和团旗帜的时候，帝国的掌权者至少看见了这样的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农民们造反的“神灵”背景。而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企图改朝换代的农民运动，无一例外地都有着这样一个背景，这个背景的含义是可怕的。义和团的北方农民与太平军的南方农民不同的是，前者憎恨上帝，后者热爱上帝。不管热爱还是憎恨，帝国的统治者们明白，被绝望的生活现状逼上梁山的农民们无论高喊的是什么口号，攻击的是什么目标，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把现实生活的所有方面全部“打它个稀巴烂”，如果顺便能够把当权的朝廷也打垮了，当然就更妙了——这就是“巨祸”的含义。

所以，在1900年1月以前，大清朝廷发出的关于处理义和团事件的谕旨，口径是一致的：镇压。

但是，1900年的1月，帝国的京城内发生了另一个微妙的事件：慈禧企图废除光绪皇帝。

1900年的1月，帝国的京城内还发生了一件微妙的事件：洋人们坚决反对慈禧废除光绪。

而这两件事发生的前因是：在那个帝国的短暂的春天里，这个古老的帝国第一次出现了变法维新的声音。

于是，一个要使帝国遭受重创的“借刀杀人”的政治手腕悄悄地在慈禧的心中出现了：不管义和团的农民们造反的目的是什么，至少他们攻击的目标是慈禧眼前非常需要也非常愿意看到的，那就是洋人。

后来的史书好像都有这样的话：那时，义和团的力量，已经是腐败的清政府不可抗拒的了——这完全是一百年后的想当然。已经把几乎占领了帝国整个南方的太平军都镇压了下去的帝国政府，如果它决心对付几个散漫的北方农民团伙，完全可以“一纸严诏即可消弭”，帝国的军队打不过洋人是事实，但还完全不至于连农民的造反都解决不了。农民有头，政府有刀，钢刀下去，贱民尸横，帝国的军队一天之内杀数村老幼半城平民的事情不绝史册。

但是，如果支持这伙把矛头对准了洋人的北方农民，不要说绝对是一种政治上的冒险，就是那些洋人也不是好得罪的——1840年以来，中华帝国在洋枪洋炮的威逼下所经历的每一次屈辱，无不让帝国的政府只要想及便会战战兢兢。

这就是在中华帝国几千年的历史中，统治者第一次面对农民的造反而在“剿”和“抚”之间游荡不定的根本原因。

于是，大清帝国政府终于陷入了一个极其矛盾的旋涡之中。

1900年1月12日，山东与河北凡是有教堂、有教民的村庄均成为一片火海。帝国政府发布了紧急上谕，表明对义和团问题的立场：

近来各省盗风日炽，教案迭出，言者多指为会匪，请严拿惩办。因念会亦有别，彼不逞 之徒，结党联盟，恃众滋事，固然属法所难宥。若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护闾里，是乃守望相助之义。地方官遇案不加分别，误听谣言，概目为会匪，株连滥杀，以致良莠不分，民心惶惑，是直添薪止沸，为渊驱鱼。办理此等案件，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56页。）

只要不是土匪，统统就是良民。这是大清帝国政府第一次承认义和团是“合法组织”——这个正式表态的一反常态和违反“逻辑”令人吃惊。因为，在帝国以前漫长的统治历史上，“禁止结社”是无论哪朝哪代都严格执行的酷法。结社就是谋反，这是铁一般的逻辑。不要说是一个已经公开烧杀的结社团体，就是仅仅听到一点谁要结社的风声，帝国的各级衙门就会立即四处侦探，大肆捕捉，用不着朝廷特殊的谕旨，也定会以斩草除根为后快。但是，这一次朝廷“不管会不会，教不教”了，千百年来帝国的统治突然例外了。

这道上谕发布的时间是形成它的内容的关键。此时，那个试图变法强国——改变祖宗的规矩，恢复自己的帝权——的光绪皇帝的皇位由于洋人们的反对甚至威胁，没有按照慈禧的心愿予以废除，事情仅仅进展到立了一个小孩子当王储就进行不下去了。而在慈禧的周围，以这个小孩子的父亲端郡王为代表的排外势力已经形成规模。

1900年1月23日，鉴于许多外国传教士被义和团的农民们捕杀，京城内的各国公使终于开始聚集在一起讨论十分紧急的局势了。这天是各国公使们召开研究局势的第一次会议的日子，参加会议的有美、英、法、德四国公使。会议最后决定，向清政府发出一个联合照会，要求清政府“发一道上谕，宣布镇压两个反对外国人的秘密结社”。公使们所说的“两个秘密结社”是指义和团和大刀会——实际上，在山东与河北的交界处，这两个“秘密结社”早就团结在一起，以义和团的名义公开活动了。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面对洋人们的照会，距离那个“不管会不会，教不教”的上谕发表不到两个星期，帝国政府又发布了这样一道上谕：各地严厉查禁义和拳。——显然这个上谕是在被迫的情况下发出的，是给洋人们看的一种姿态。

可新任山东巡抚袁世凯落实这条上谕的速度很快，7000洋枪洋炮的官兵立即出动，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压义和团的行动。袁世凯本来就是一个主张对义和团骚动采取坚决镇压的官员。对于朝廷的上谕，他有他的“抗辩”：义和团“每于数百里外劫取财物，不得谓之保护身家。焚毁掳赎，抗官拒兵，不得谓之非作奸犯科。掠害平民，骚扰地方，不得谓之为专仇洋教。”他认为，什么“保护身家”和“仇恨洋教”，统统是幌子，义和团的农民们纯粹就是要造反：“不管是团是会，私团官练，断不可行，如此下去，必酿巨祸。”袁世凯作为帝国的军人在对造反农民这个问题上竟比帝国的朝廷有着较为清醒的政治判断。现在，既然朝廷有“严厉查禁义和拳”这样的上谕，他就毫不迟疑地立即动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