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法术”根本不是帝国正规军洋枪洋炮的对手，没过一个月，袁世凯就把山东境内的造反农民肃清了。在袁世凯的部下中，有在帝国消亡之后依旧“风光”过的著名人物，如张勋和曹锟，尤其是在民国时期企图“复辟”的“辫子军”统帅张勋，有一天之内杀掉“拳匪”500人而受到袁世凯重赏的记录。不是朝廷反复强调，义和团有“良莠之分”么？袁世凯便宣布，他杀的是那些“伪义和团”，而不是“真义和团”。因为他知道，无论是谁，也没有办法甄别一个饥饿绝望的农民的“举事”动机到底是“伪”还是“真”。

袁世凯，这个帝国的省级官员，竟然在这个非常时期，在这个非常问题上，如此与朝廷的意思相违背，至今仍然是个没有明确答案的历史疑团。惟一值得深思的是：袁世凯肯定受到或者得到了帝国南方各省高级官僚们对义和团运动态度的影响和支持。受到现代商业和现代思想影响的帝国南方官员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团体，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他们在1901年的观点和动作，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其有趣的现象之一。

但是，袁世凯仅仅是肃清了他地面上的义和团，而那些农民们在他的驱赶下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他装做不知道——他等于是把义和团的农民们赶出了他所负责的山东省的地盘。义和团的农民们从山东进入了直隶，山东、河北的义和团聚集到了一起，于是造反的规模和力量更大了——老佛爷舍不得“剿”的义和团不但依旧存在，而洋人们总拿山东的“治安”问题向老佛爷发难的危机又被袁大人解决了，袁世凯两面都可以自圆其说。至于把义和团赶到了直隶，而直隶是包括天津与北京在内的省份，帝国北方国防的门户和帝国皇家的都城也许会受到更直接的威胁，这一点袁大人可就管不着了——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能够在帝国灭亡之后直到民国时期依旧高官照做骏马照骑的袁世凯。

直隶总督裕禄，满族贵族，是一个典型的软弱平庸的大员。他原来也和袁世凯一样，对义和团持坚决的镇压态度。他命令驻守天津附近的军官聂士成动手，追杀了不少“拳匪”。但是，他的政治经验比起袁世凯实在是差得太远，他最后的结局是几个月后在一个肮脏的马圈里用手枪自杀了。他是旗人，自认为他对帝国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比袁世凯这个汉人揣摩得要更加透彻，他敏锐强烈地感觉到了慈禧太后有支持义和团的意向，于是，他立即决定采取的策略是：不是不管，也不能真管；不是不剿，也不能真剿。拿他的话讲就是“剿抚并用”。后来的中国还常常可以听到类似的一个名词：不作为。但是，作为一名防务大员，这种“策略”实际上就是纵容，而且纵容到了直隶总督衙门居然成了义和团大师兄张德成、曹福田的“天下第一坛”，3万之众的义和团员整天在衙门里演练刀枪不入的程式。为了试探慈禧的意思，裕禄拨了20万两银子给义和团当“军费”，邀请义和团进入天津。结果，慈禧在他的后面又“追加10万两”。他立刻觉得自己押宝押对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荒诞地封义和团的大师兄为一品衔，坐一品官的绿呢轿子，再把衙门的军需仓库打开，任义和团的农 民们取用。

天津城乱了。

帝国的官员可以支持，但是，洋人们要行动了。

3月10日，京城内的各国公使们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参加会议的国家多了个意大利。会议最后发表了一份声明：如果帝国政府不再次明确发布镇压义和团的上谕，他们就要进行各国海军的联合示威。

3月，义和团在河北境内的活动达到高潮。

4月6日，英、美、德、法公使再次发表联合照会，实际上这是一份“最后通牒”：限令清政府两个月内剿灭义和团，否则他们将“代为剿平”。这是一个企图对帝国内政进行武装干涉的明确信号，然而大清朝廷没有或是不愿敏感而清醒地认识这个信号的确切含义。

一个星期后，俄、法、英、美等国的军舰在天津大沽口外的海面上组织了“示威”。

5月12日，直隶首府保定附近的一个村庄里发生了一次剧烈的民教冲突。这个村的村民们要请戏班子来唱戏，戏台没有按照通常的习惯搭在神庙，而是搭在了一户“教民”家的门口。唱戏开始前，村民们把神像从神庙中请了出来，放在了这户教民家的台阶上。教民们感到受到了侮辱，于是把神像踢了。不信教的村民们立刻把村里的教堂砸了。官司打到保定府，在外国主教的威胁下，官府判决村民们不但要赔偿教会250两银子，而且还要摆酒席宴请教民和主教，并在宴会上向主教和教民们磕头认罪。怒火万丈的村民们立即做出“花大价钱 请义和团拳师”的决定。在村头“拳坛”的香烟缭绕了整整10天之后，村民们和义和团们一起动手了：12日夜晚，这个村里的30户教民家庭遭到彻底洗劫，30户人家的男女老幼全部被杀。

北京。深夜。西什库教堂内一间房间的灯光彻夜未熄，一个名叫法维埃的法国主教正在伏案写信。信是写给法国公使的：

公使先生：局势已经日益变得严重和危险。在保定府，七十多个基督教徒被屠杀，其他三名新入教 者被乱刀砍死……北京四周已经受到包围，拳众日渐逼近京城。宗教迫害只是个烟幕，义和团的目的是消灭所有的外国人，这个目的已经清楚地写在了他们的旗帜上。义和团的同盟军正在北京等待他们。以袭击教堂开始，而以袭击使馆告终。甚至，袭击这里的我们的日期已经确定，我们已经处于和一八七零年天津惨案前夕同样的险境。在这种情况下，公使先生，我认为我有责任要求您给我们至少派遣四五十名水兵来，以保护我们和我们所有的东西。过去在不很紧急的情况下，也曾经这样做过。我相信，我们的谦恭的请求，您将惠允考虑。（张超：《八国联军》，当代世界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14～15页。）

这是一封在中国近代史上十分著名的信件。它的著名之处在于，这是义和团运动期间从外国人的口中第一次说出“派遣军队保护”的话。这位法国主教当时并没有想到，他的这封信不但引发了中华帝国的一场灾难，而且几乎影响了这个东方帝国的历史进程。

法维埃，中文名字樊国梁。1862年25岁时来到中国，至他写信的时候，他已经在中国待了近四十年。他身材高大，说一口地道的京腔汉语，身穿一身中国式的长衫，脑袋后面和大清臣民一样留着条辫子。他不但是外国在华人员里的“元老”级人物，还是受到过中国皇 帝亲自任命的“官员”。同治、光绪两朝皇帝都很器重他。身为一个外国的传教士，中国皇帝居然颁发上谕，授予他二品顶戴，其级别相当于巡抚、总督，其在中国的资历和地位可想而知。在中国居住的漫长的经历和在帝国政权中的特殊地位使樊国梁完全能够了解中华帝国 的风土人情、礼仪习俗、民族性格以及官场作风，因此，帝国北方农民的骚动和义和团的兴起立即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他凭借在中国多年的政治见闻已经嗅到了一股血腥的味道。眼前，他担心的不仅仅是他居住的那间教堂的安危，而是在中国的所有外国人的命运。令人惊异的是，他不但把义和团的实质看得十分透彻，而且对将来进入北京的义和团“以袭击教堂开始，以袭击使馆告终”的行为竟然也猜测得准确无误。

帝国的政府对他的臣民的了解远不如法国人樊国梁。

第二天，樊国梁主教的信就像一份号召书，在京城使馆区内所有的驻华公使中广泛传阅了。

5月20日下午，各国公使召开了第四次会议。参加国已经扩大到11个：英、法、美、德、俄、日、意、奥、葡、比，会议由西班牙公使葛络甘主持。会议首先宣读了樊国梁主教的信，尽管每一位公使都已经读过了，但是再宣读一遍是必要的，可以加强会议沉重的氛围。法国公使毕盛再次确定了这封信的“可信程度”，说樊国梁在中国居住了近四十年，他的分析应该具有“权威性”，而且就当前的局势看，洋人将要面对的危险“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暂短的沉默后，德国公使突然建议：仅仅派遣使馆卫队来是不足以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的，要派军队登陆，为保护外国人的安全而进军北京！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让中华帝国备受纷乱和屈辱后，帝国主义们的真正的愿望终于说出口了。

俄国公使立即附和：完全同意！

其他国家的公使紧闭着嘴不说话。

翻开帝国主义侵入中华帝国的历史就可以知道，对于列强们来说，每一次侵入最大的困难不是武力不够，而是借口难寻。他们每次最后找到的借口几乎都是些无法载入正式外交文件的不成其为“事件”的“事件”——在这个世界上，作为一个大国，中华帝国实在是太“规矩”了，它既没有武装进入其他国家开辟什么“势力范围”，又没有在海外挑起类似抢劫和绑架这种“像样”的国际纠纷，更没有占领过一寸别人的土地挂上自己的国旗——外国军队要武装挑衅和武装侵入这个东方帝国，说得过去的外交上的“适当的理由”实在是太稀少了 ，这几乎成为帝国主义们的一块心病。

现在机会来了。

可以肯定地说，在座的每一位公使，都无一例外地已经和他们本国的政府就这个问题不知道研究过多少次了。面对中国农民突然发难这个严重的现实，对于列强们来讲，虽然传教士和经商的外国人的生命可能有点损失，但是，这个局面绝对是令各列强国兴奋不已的。因为，“在事态扩大的时候，便理直气壮地进行武装干涉”的打算在帝国主义们的心里已经盘算许久了。

德国人早就开始这种行动了。前几年他们已经派遣军队在中国的胶州湾登陆。所以，对于德国人来讲，军队不用派遣，它就在中国的山东存在了。

俄国，是对中国有强烈领土野心的国家，是与中国有陆地接壤的惟一列强。如果武装干涉中国，俄国也不存在什么派遣问题，它的军队直接可以走进中国领土。况且，俄国从国内调集的兵力已经运送到了中国的旅顺口。

法国人也有准备。法国公使前两个月已经向国内发出了请求调兵的电报。

但是，其他各国却没有这么“方便”。要派军队来中国，需要时间。所以，他们不能现在就迎合德国人的建议，因为这样他们就会在“进入”中国的步调上落后于德国和俄国，这是很吃亏的事情——他们不是不同意德国人的建议，他们需要的是往后拖延一下时间。

于是，英国公使窦纳乐建议“诸位沉着应变，不要操之过急。”

美国人立即表示赞同窦纳乐的建议。其他各国公使随声附和。

最后，在法国公使的建议下，各国公使达成了一致：给中华帝国政府提出联合照会，限定帝国政府“五天内”给予“满意的答复”，不然，各国将再次举行军舰“示威”——如此“蛮横的、命令式的口吻”，令人不敢相信这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外交文件，而像是外国公使代替一个主权国家制定的一份“戡乱法”：

一、凡参加拳会操练，或在街头制造骚乱，或继续张贴、印刷、散发威胁外国人之揭贴者，均予逮捕。

二、义和拳集会之庙宇或场所的所有人和监护人，均予逮捕；凡与义和拳共同策划犯罪活动者，均作义和拳论处。

三、凡负有责任镇压措施之官员，犯有玩忽职守或纵容暴徒之罪行者，均予惩罚。

四、凡企图放火、谋财害命之首恶，均予处决。

五、凡在目前骚乱中帮助及指点义和拳者，均予处决。

六、在北京、直隶及北方其他各省公布这些措施，以便人人知晓。（孙其海：《铁血百年祭》，黄河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49页。）

没有照会给帝国政府的是，各国公使还达成了另外一个一致：各国迅速“做好武装登陆的准备”。

“五天内”，这意味着帝国政府答复的最后期限是25日。

接到照会后，惊慌失措的帝国政府立即发布了一系列镇压义和团的公告，包括以步军统领、监察院和顺天府衙门联合名义发布的维护北京城安全的《禁拳章程》和《告示》：“严格禁止练拳”，“聚众演练者，邻右同坐”，武卫军出发去“武装弹压”。

到这时为止，不管帝国政府是不是真的要处理义和团，局势已经到了为时已晚的程度了。

照会规定的最后期限一到，26日，京城内的各国公使召开了第五次会议。会议明确了各国出兵干涉中国义和团事件的决定，并且派了两名代表为此直接和帝国政府交涉。

28日，消息传来，洋人们更加不安了：义和团不但烧毁了丰台车站，津京铁路也被破坏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距离帝国都城路程最近的天津港，一直被帝国主义们视为得意时“进入”和危机时撤离的最重要的地点，京津铁路一旦中断就意味着各国驻京使馆的“后路”已经断绝——外国公使们已经被仇恨他们的帝国农民包围了。

这一天，帝国政府经过反复斟酌后，再次起草了严厉镇压义和团的《公告》。《公告》的草稿被交到了外国公使们面前。负责接待帝国官员的法国公使毕盛把这份草稿扔在一边看也不看。当天晚上，帝国政府又收到了一份照会——其实这是一份“命令”，内容是：奥、英、法、德、意、日、俄、美等国使节，已决定调集特遣部队立即前来北京，并要求大清朝廷提供运输便利。

中华帝国政府立即表示，不同意各国向北京派遣军队。

无论帝国政府怎样声明、警告、恳求，各国公使们一概不予理睬了。

30日，天津大沽口海面上，洋人的12艘军舰冒着滚滚浓烟势不可挡地开始向天津港开进。它们是：日本军舰“爱宕”号，英国军舰“阿尔及灵”号、“奥兰度”号，俄国军舰“朝鲜人”号、“德米特里·顿斯柯依”号、“大西索”号、“纳瓦林”号、鱼雷艇两艘，美国 军舰“纽瓦克”号，法国军舰“笛卡儿”号，意大利军舰“爱巴尔”号。

外国军舰没有受到帝国方面的任何抵抗，帝国甚至连抵抗的姿态都没有，尽管中国的海岸布满了坚固的炮台、从外国进口的质量优良的大炮、充足的弹药和大量的守军。

当晚，各国军舰上的海军陆战队官兵在天津登上了中华帝国的国土。

外国军队已经在天津登陆，各国公使才向帝国政府宣布：无论帝国政府准许不准许，各国军队在中国登陆并且要进入北京的现实已经不可更改。帝国政府如能“善意地答应”，那么，外军只驻留到“不再有危险的时候为止”；而如果帝国政府反对，后果就“很难预料”了。最后，各国公使勒令帝国政府：必须当晚把外国军队将要进入北京的决定通知直隶总督裕禄——外国军队有选择前进方式的权利，向直隶总督通报是以免发生“不愉快”的事件。因为洋人们已经知道，虽然直隶总督裕禄没有给他的官兵下达阻击外国军队的命令，但是这个负责都城地区安全的最高军政长官却下达了一个类似小孩子玩游戏般的、颇有些幽默感的命令：禁止外国军队乘坐火车。

第二天，5月31日，一个初夏以来十分闷热的早晨，帝国的总理衙门答复各国公使：把原来反对外国派遣军队进入北京的决定改为“同意”。但是，各国来京保护使馆的兵力每个国家不得超过30名。

同一天，直隶总督裕禄接到帝国总理衙门的指令：允许外国军队乘坐火车。把阻止外国军队进入北京的义和团和同情义和团的帝国正规军从铁路线两侧调离，“以防冲突”。

然而，即便是帝国政府如此艰难屈辱的答复也已经形同一张废纸。外国公使们自己给自己定了一个“限额”：每个国家第一批进入北京的兵力以75人为限。

5月31日下午19时，夕阳已坠，天色未暗，漫天残霞。外国的军队自天津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在这个世界上，自从各国互相派驻使馆之日起，就有一条各国都要遵循的严格规定：使馆的保卫由所驻国负责，进驻国不得以确保使馆安全的名义或者其他任何借口，向所驻国派遣一兵一卒。向一个国家派遣武装力量——除非受到邀请，任何这样的举动，哪怕是一个暗示，都是对这个国家最严重的挑衅和侵略。这是涉及主权尊严和国家安全的问题。这是国际关系中常识性的国际法准则。

堂而皇之的国际法，在中华帝国的国土上却成了例外，仿佛中华帝国根本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谁都可以来“维持秩序”的公共场所。

悠久的文明，厚重的历史，众多的人口，偌大的国土，然而中华帝国既没有尊严可言，更谈不上国家安全。

更奇特的是，帝国政府对此不但没有拒绝和抵抗的权利，而且还要在“运输上和安全上给予充分的保障”。

各国公使开给帝国政府的联军人员名单和武器清单是：英国军官3名，士兵72名；美国军官7名，士兵56名；日本军官2名，士兵24名；法国军官3名，士兵72名；俄国军官4名，士兵71名。各国官兵携带常规武器和弹药。另：英军携带“努登费尔”机枪一挺，美军携带“柯尔特”机枪一挺，意大利军携带一磅炮一门。

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这个在中国近代史上被中国人牢牢记住的人——一座曾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巨大汉白玉牌坊至今立在天安门广场旁边的一个公园里——他此时还不知道他已经距离自己的死期不足一个月了。在得知各国军队已经向北京进发的时候，克林德显得格外兴奋。他说：“先生们，这是瓜分中国的开始！”

9、混乱的局势

6月1日清晨，各国军队到达北京。

这支军装样式和颜色各不相同的花里胡哨的外国联军以及他们携带的洋式武器一进北京，立即引起帝国臣民的围观和议论。这是一个人心惶惶的时刻，各种传闻像帝国北方的晨雾一样四处飘散。京城无论是城郊还是城内，已经出现一些混乱的征兆。围观的中国人惊奇、冷漠、惊慌、茫然，各种表情在一片灰黄色的脸上变换不定。人群中平地里突然响起一声 呼哨、 一声吆喝，如同那些义和团们的一种信号，中国的平民和外国官兵一起不安起来。

各国官兵到达了使馆区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公使、公使夫人、孩子和所有的外国工作人员都欢呼起来。然而，洋人们没能欢呼多久，新的恐惧又来到了——如果他们要想活下去的话，这些军队根本不够，因为，这时的北京城四周，已经是“山河一片红”了。

朝廷为“以防冲突”把铁路线两侧的官军调离的上谕一下，好像是一个号召令发出了一样，各种类似义和团的“团教”如雨后春笋蓬勃而出。所有激动的青壮年农民，全都称自己是“无敌神拳”，全都称自己要“扶清灭洋”。当官军遵照上谕从铁路边调离时，一些行动 慢了一点的官兵，立刻成为农民们打击的目标——实在闹不清楚帝国的农民们到底是“反对洋人”还是“反对政府”，而这个界限从来就没有清晰过——官军的官兵们对义和团的农民们有一种无法解释清楚的反感和对抗情绪，无论朝廷的上谕是什么意思，帝国正规军的官兵 与义和团农民之间的冲突始终没有中断过。而从史料记载上看，义和团的农民们所进行的真正的“战斗”，其敌人十有八九不是洋人的军队而是帝国政府的军队。

5月24日，帝国武卫中军的一个分统（相当于旅长）连同自己的士兵遭到义和团的袭击，士兵们漫山遍野地逃亡，而那个分统被农民们用乱枪捅死。

紧接着，义和团“拳民万余”进入北京的南大门保定。这回，保定洋人们的灭顶之灾来临了。保定的洋人大多数不是传教士，而是工程技术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他们正在修建“卢汉铁路”——即从卢沟桥到汉口的铁路，是今天的京广铁路的北段。保定附近的农民，那些兴高采烈的青年，听说要杀洋人，群起而响应。而那些因为洋人修建铁路而失去车船店脚生意的行业人，更是“蜂起应之，约四万人众。”帝国政府只有派官军护送这些洋专家和他们的家属突围。但是，当地衙门里的官员对护送行动不给予积极配合，更严重的是，被派来护送洋人的官军中，突然有一部分人宣布倒戈，就地参加了义和团。绝望的洋人们顿时哭成一片，扶老携幼四散奔逃。根据《字林西报》的报道，这批外国工程技术人员连同家属共41人，最后逃回天津租界的只有9人，散落在各处活下来的有23人，就是以上这些人也全部严重受伤，奄奄一息。另外的9人始终没有查出下落，肯定是死在帝国农民的乱刀之下了。

5月27日，聚集在涞水陈家庄和石亭镇的义和团经过“亮队操演”之后，向涿州进发。帝国农民们的理由是：“涿州兵备空虚，洋兵将来，愿为代守。”

涿州，被当年的乾隆皇帝称为“天下第一州”的古老小城，距离北京城仅仅数十里之遥，向来被兵家看做是“与北京共存亡”的京畿要塞。因为涿州城谈不上有什么城防，所以数万义和团片刻即蜂拥城内。义和团的农民们冲进了他们从前看见那个大门口就浑身发抖的知府衙门，发现大堂上端坐着个官服整齐顶戴花翎的官员，这个官员声明自己正在用“绝食”的方式“殉职”，他就是涿州知府龚荫培。这是一个倒霉的官员。义和团攻城，他守不是，弃不是，从来没有这么为难过。原因很简单：朝廷的“剿抚”态度不明。于是，守，就意味着与义和团作对；弃，就意味着自己失职。在中国，地方官员最大的罪行就是“失节弃土”，这是肯定要砍头的。走投无路的龚大人最后急中生智想出了一个绝招：绝食殉职——没有态度，只是自己自愿不吃饭，朝 廷和义和团两面都不好定罪，弄好了最后不至于真的饿死。

在龚荫培绝食的时候，无论是饿得两眼昏花的他还是全国的官民，当然还有洋人们，都急切地盼望着一个人的表态：对义和团，到底是支持还是镇压？帝国对这个问题的决策已经到了一刻都不能延误的时候了。

这个一言定乾坤的人就是那个住在颐和园里的女人慈禧。

根据“升平署”档案记载，即使在这样的时刻，这个女人依旧保持着她的爱好：观赏戏剧。照例是《跳灵官》、《连升三级》、《白门楼》、《蝴蝶梦》、《万寿无疆》。戏刚演到一半，她的心里就舒坦了。下旨：赏。太监们把散碎银扔到戏台上去，演员们磕头谢恩。

此时的涿州知府并不知道，慈禧派出考察的大员的轿子已经距涿州不远了。

1900年6月5日，军机大臣赵舒翘在顺天府尹（北京市长）何乃莹的陪同下，奉慈禧的旨意，向义和团闹得最热闹的涿州出发。他们的公开使命是“宣抚拳勇”。而真正的使命只有他们清楚，那就是根据老佛爷的亲自交代，考察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功是不是真的。

这个今天看来十分荒唐的使命在当时却是极其严肃的。在关于“神灵”的问题上，慈禧也是中国人中的普通一员。她目前的想法和一般的官员没什么两样：如果义和团的农民们真的有他们自称的神奇“法术”，那么，洋人们的洋枪洋炮就没必要惧怕了，就让义和团的农民们把总是和帝国政府作对的洋人们杀光算了。当然，如果义和团的农民们没有这个本领，就镇压或者解散他们，再和洋人们坐下来慢慢谈。这一切，都源于一个思维基础，那就是：慈禧至少对农民们的“法术”存在相当的幻想，寄托着极大的希望。

6月7日，赵舒翘到达混乱的涿州。这个帝国的高级幕僚看见的是这样一座城池：四座城门上大旗招展，旗帜上写着“扶清灭洋”的大字。城墙上站满了头裹黄色和红色头巾、手持长矛和刀枪的青年农民。义和团团员们已经不是杂乱的农民打扮了，而是有了统一的“制服”——因为大多是红色，于是涿州全城上下红彤彤。义和团的成员，也已经不是清一色的农民了，小贩、车夫、衙役、脚夫、理发匠和泥瓦匠，当然还有逃犯、乞丐和所有的流浪者，仿佛帝国北方下层所有的人都加入了这个造反的行列。全城的义和团和平民混杂地住在一起，并且实行了“抽丁守城”的政策——家家户户都要出人站岗。城门把守极其严密，出入城的人都要被搜查。义和团接管了原来帝国的官员们管理的一切军政事务，官员们都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只剩下一个饿得半死的龚知府。

赵舒翘，同治年进士，供职于刑部。戊戌年间已官至刑部尚书。慈禧曾就“康党”的审问和量刑问题询问过他，他的回答是：无须审问，立即正法。可以说，对谭嗣同等“六君子”死刑的执行以及对康有为、梁启超的严厉追捕，都是他一手操办的。对于这样一个官员，无论正史还是野史，对他多有赞扬之辞。赞扬集中于他对法律的精通，说他是个清廉的官员，“潜心法律，博通古今”，“《大清律例》全部口能背诵，凡遇大小案，无不迎刃而解。”也许是由于戊戌年间的表现，赵舒翘如今已经入主军机处，是朝廷里大权在握的人物了。此次涿州的差事，也许是他为官以来遇到的最棘手的事情，因为他很明白，他对义和团的判断结果，将影响慈禧太后制定策略，而判断的正确与否，他的身家性命先不说，那是直接关系到整个帝国安危的。

以赵舒翘的学识，他从来就没有相信过义和团农民的那套“法术”。他的观点是：如果帝国的农民们真有那么大的“法术”，60年前不就可以把洋人挡在国门之外吗？何必闹到今天这个地步？

赵舒翘被涿州的义和团首领们视为上宾，他们恭敬地把他迎接到知府衙门。

赵舒翘要看义和团们演练“神功”。义和团首领说，随时可以观看验证。

于是，义和团们专门为赵舒翘演练了一回，地点是在涿州城内的一个义和团设立的“坛口”。所谓“坛口”，想必是一块四周香炉升烟、红旗飘扬的空地。在那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头顶明晃晃的骄阳，赵舒翘所看到的与其说是义和团的演练，不如说是帝国青年农民们的“演出”。

“演出”的顺序是：

一、发誓。在大师兄的带领下，几个义和团团员在香炉前列队，然后开始嘟嘟囔囔。他们说的是义和团的“团规”，内容包括不贪财、不抢掠、不近女色等等。——赵舒翘一条都不相信，他可以肯定，这几个团员身上那些花里胡哨的衣服，就是用抢来的布做的。

二、上法。每个义和团团员头上都扎着一条红色或者黄色的头巾，头巾里面藏着请“神”的符咒，实际上是一张纸条。你想请那位神仙，就把这位神仙的大名写在符咒上即可。义和团团员们跪在地上，由师傅分发纸符，发到谁，就在谁的头顶上念咒语。——赵舒翘平生看到过这样的“仪式”，似乎是乡村的巫婆给一个害了瘟疫的孩子“问诊”。

三、魔法展示。一个少年农民，真正的义和团打扮，先是突然倒下，死了一样一动不动，然后突然跃起，开始舞弄起手中的刀来。他的舞弄纯粹是“乱舞”，而且口中念念有词，时而嬉笑，时而大吼，双眼瞪得要出血，嘴里吐出白沫，头晃得像铃铛，双脚踢得尘土飞扬。舞弄一阵子后，突然倒地又不动了，只见胸脯由于剧烈的喘气而上下起伏。师傅介绍：他“卸法了”。“老团员”会这样舞上整整一天，这小子还是个功夫不到家的新手。——赵舒翘认为，不管是新手还是老手，这种演练都不是精神正常的举动。

四、神灵附体。这是义和团们感觉最好的项目。一下子上来好几千人，师傅先开场，走路都带着戏剧的舞台步态，说话的时候，“装腔弄态，全是戏场科白”。然后，团员们依次向前走一步，有点“亮相”的味道，并且大声地宣布自己是哪位“神仙”：“齐天大圣孙悟空是也”，“吾乃张果老大仙是也”，“吾乃汉钟离大仙是也”……报名的时候，根据神仙的实际情况，加了形体的模拟，比如自称是铁拐李的团员，就瘸着走路；自称是何仙姑的团员更有戏剧表演天才，因为他要装出女人扭扭捏捏的样子。——赵舒翘有点恍惚，好像自己此时身处下等戏园里。他只想喊一声倒好，把这些蹩脚的“演员”轰下去。

恍惚之中，就有快板说唱：

今年是咱光绪二十六年，

五禅老祖下了老虎高山。

第八封仙衣的叫罗盘，

来到涿州地，就把那场子安。

老的学艺三天整，少的学艺就在眼前。

学会了艺，避枪炮，不怕刀剁斧砍。

黎民们，起来吧，来了救命的活神仙。

起来吧，杀洋人，保住咱大清好江山。

快板声中，万声附和，声震四方。

接着，义和团们还表演了“刀枪不入”：一个团员在距离另一个团员不远的地方“开枪”，被子弹击中的团员竟然“毫发无损”。——赵舒翘突然想到史书中记载过的往事：东汉黄巾起事，张角聚集数十万人，声称奉五斗米教而有法术，言他们归玉皇保佑，刀剑所不能伤。但是，后来这些头裹黄巾的农民，哪个真的“刀枪不入”？被抓了，一刀下去，个个身首分离 。

演练完毕，请大人评判。

赵舒翘什么也没说。不，他还是说了一句话。根据史料记载，他慢悠悠地说：你们还是回家种地去吧。

义和团首领提出一个要求，要求朝廷杀了那个镇压义和团的帝国军官聂士成。赵舒翘回答说：不妥。

赵舒翘要回北京了。他怎么跟慈禧汇报，已经想明白了：靠这样的一群农民，帝国的前程真的要完了。

但是，他还没动身，军机大臣刚毅到了。

慈禧派往涿州考察的官员中，原本是有刚毅的，他只是晚来了一步。

这就是历史。如果没有刚毅的到来，也许历史会是另一个样子。

这不是危言耸听，因为赵舒翘如何向慈禧汇报义和团的真实面目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直 到那时，朝廷里还没有人亲眼见到过义和团的“法术”，更没有人像赵舒翘这样置身于义和 团之中。在慈禧看来，赵舒翘所说的应该绝对是真实的。

但是，刚毅来了。

刚毅，满族，出身贫寒，以满文翻译起步，至死也没认识几个汉字。史料记载他的“事迹”，多为“贪婪”和“狡诈”。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妇幼皆知的一个叫做“杨乃武与小白菜”的著名案件中，他却是一个“主持公道”的好官。那时他仅仅是刑部侍郎，居然能够把天大的案子翻过来，而且还得到了朝廷的信任，所以他的为人绝不是一个“贪婪”和一个“狡诈”就能定论的。说他贪婪狡诈的由来多是在他从京官外放到广东任巡抚时，给慈禧送了一些生日银子。慈禧的寿辰，帝国哪一个封疆大臣不争相送上贵重礼物？慈禧不缺银子，只是刚毅送的银子有点特别。当时，全国只有广东已经不用银两交易而使用银币，刚毅让铸币厂专门制造了3万枚崭新的银币送到了北京。慈禧一看，银光闪耀，喜欢得很。刚毅从广东调回北京，先在户部，又入军机，成为帝国政府的重臣之一。

刚毅有两个特点很突出：一是由于不认识汉字，经常在文字和语言的使用上闹出荒唐的笑话。这些笑话，满朝文武茶余饭后都能说出几个来，于是他被看做“昏庸无能”。二是他痛恨洋人。他是洋务派的死对头，他把一切办理洋务的人都称做“汉奸"”。他现在对洋人更加痛恨的原因是，他是鼓吹和协助废帝建储的主角之一，而洋人对废帝的干涉使他仇恨满腔。结果，在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素中他成为坚决支持义和团的帝国高官之一。

刚毅来到涿州，听了赵舒翘准备向慈禧“汇报”的内容，立即说：“展如（赵舒翘之字），万不可铸成大错！”

这句话只有赵舒翘才能听得懂。

同是军机，但是，刚毅是满族，是端郡王最亲近的人，是慈禧最信任的大臣。自己是什么？赵舒翘这时甚至有了一点后怕：幸亏刚毅来到了涿州，不然真要铸成大错了。

回到北京的赵舒翘犹豫了三天，终于没把自己写好的奏折呈送给慈禧。

他采取的是当面禀报的形式。

赵舒翘的当面禀报是奇怪的，连慈禧都感觉到了这一点。慈禧问他义和团到底可不可靠，赵舒翘只是一个劲儿地手脚并用地比划，把他所看见的表演尽可能真实地模仿了一遍。无论慈禧怎么问，他只是就这么比划着，拿慈禧后来的话说，他就是没有一个正经主意的回复。

这是慈禧后来的话了，是说给洋人们听的，有推脱责任的意思。但是，当时赵舒翘知道，他最好的回复是什么也不回复。

后人说，是他以“表演的语言”误导了慈禧。

那一天早晨，当赵舒翘走出紫禁城的时候，他长长地出一口气，然后对身边的人说，今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可以无罪了。

一年以后，因为是洋人们开列的“惩办”名单上的一个，为了洋人的事竭尽了心力的赵舒翘被迫自尽，死亡的形式和过程都极其恐怖和痛苦。

住在颐和园的慈禧此时心情烦乱。这样的情形在她的一生中并不多见。她是一个倔强蛮横的女人，历经过政治上的惊涛骇浪，有“拿得起，放得下”的罕见的性格。但是，义和团，这个显然带有农民造反性质的运动，如今令她这个掌握着帝国最高权力的人备感不安。她从来没有相信过农民们所标榜的“扶清灭洋”的口号，她的经验告诉她，骚乱的农民们“灭洋”虽事出有因，但“扶清”绝对是一个幌子，大清国历史上还没有一次真正为保卫朝廷而自动揭竿而起的农民运动。如果局势一旦失去控制，洋人灭不了，把大清帝国灭了倒是有可能。

慈禧召见了她多年的心腹，军机大臣荣禄。荣禄把义和团破坏铁路的详细情况向慈禧报告了，慈禧“闻之大惊”。接着，荣禄要求辞职，说他这几天受到各方面的攻击，没办法再干下去了。在是否让外国军队入城的问题上，庆亲王认为300洋兵，武器又少，并不碍事，命令端郡王等人“勿阻洋兵入城”。而荣禄的意见和庆亲王相同。荣禄是“城防司令”，有权下达准许洋兵入城的命令。但是，以端郡王为首的皇亲为此而发难，大骂荣禄“汉奸”，扬言“几百个洋鬼子，怕他做甚”，并且说若群起而攻之，洋人们一个也跑不了。端郡王给步兵 统领崇礼下达命令，让他坚决把洋兵挡在城外。当得知洋兵已经进城之后，端郡王便说，荣禄一日不除，太后一日不会支持义和团。端郡王的意思很明白：荣禄不除，他的儿子就当不上皇帝。几乎所有的人都说荣禄是坚决“力言义和团无用”的人，并且左右着慈禧的态度；可是，连荣禄都明白，天下谁能左右得了面前这个面无表情的女人！

慈禧已经看到了一个参劾荣禄的奏折，是甘军首领董福祥写的。董福祥声称要不是荣禄从中作梗，给他五天时间，他就能把北京的外国使馆"“攻毁净尽”。慈禧没有答应荣禄的辞职请求，但她又说董福祥虽是粗人，但“可以利用”。至于义和团问题，慈禧依旧没有拿定最后的主意，她因此而烦躁不安。

这天半夜，慈禧被一阵锣鼓喧天的声音吵醒了。太监们急忙进来禀报说，附近的居民都说今天有神仙下界，正在烧香迎接。慈禧立即命令步军去把“生事之人拿了”。没过多久，步军奏道：生事的头儿拿到，叫李群仔。慈禧说：就地正法。

义和团在慈禧的心目中，到底是个什么形象？慈禧到底要对帝国的时局做出什么样的判断？

按照常年的习惯整个夏天都在颐和园里“办公”的慈禧这一天突然起驾回到了紫禁城。

6月10日，一个来自朝廷的任命让所有的人尤其是洋人都吃了一惊：命端郡王载漪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这样一个东方与西方的冲突千钧一发的微妙时刻，一个极端仇恨洋人的满族贵族当上了专门处理帝国外交事务的大臣。事情已至此，一切都明了了-慈禧真的要和洋人们过不去了。

没有人知道这几天慈禧做了什么和想了什么。有一个参考资料值得注意，那就是已经退职的原内务府大臣、与慈禧家族有着戚谊关系的满族贵族景善的日记。这个日记，后人有“系荣禄之伪造”之说，史家对此并没有定论。《景善日记》中关于6月10日这一天记下了这样一些事情：

一、这一天是端郡王的弟弟载澜的生日，景善前去祝贺。在这个满族贵族的王府里，景善看见这样的情形：“义和团百余人在彼家中，半皆乡民，有一团长温顺统带之，又小孩五六人，约十三四岁，状若昏迷，口中喷沫，起而奋跳，执近前之物，乱跳乱舞，口除怪声，如疯狂然。”

二、载澜告诉景善，他相信义和团的“神灵附体”，并且说他的夫人进宫面见太后的时候，把义和团的神奇的“法术”告诉了太后。

三、董福祥的甘军已经入城。北京平民开始有向城外逃亡的迹象。

四、军机大臣启秀到景善家中拜访，出示了一份文件，是启秀草拟的一份“上谕”，内容是：向各国开战。启秀说，这份上谕，要等太后盖上玉玺后方能生效。

以上记载至少提供了这样的信息：主张排外的皇亲们已经与义和团搭上了关系。义和团已经小规模地进入了北京城。有强烈排外情绪的帝国正规军之一的甘军已经开进城区。慈禧已经下决心向洋人宣战，因为如果没有慈禧的旨意，军机大臣不可能擅自起草宣战诏书。

6月10日，端郡王拿到了帝国总理衙门的诏书，帝国的宣战诏书已经起草完毕，载澜等王府之家已经有义和团的农民们“跳神”的身影，外国军队已经进入帝国都城——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被帝国通缉的革命分子正企图“布背水之阵，以求一战”，他就是孙中山。看到帝国政治陷入混乱的孙中山明确表示，“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与华南人民商议，分割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新建一个共和国。”孙中山有两个计划：准备在广东发动起义；同时策动两广总督李鸿章争取“两广独立”。孙中山通过关系向李鸿章表达了意图，但是，李鸿章没有 明确表态，只是“含颌”而已。当孙中山从日本横滨乘船向帝国的南海岸进发时，李鸿章接到了英国人赫德的电报。电报是广东海关司庆丕转来的，这封电报几乎代表了驻华洋人们的集体立场，对李鸿章这个后来左右了中华帝国命运的人起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此间局势极其严重，各国使馆都害怕受到攻击，并且认为中国政府即使不仇外，也无能为力，如果发生事故，或情况不迅速改善，定将引起大规模的联合干涉，大清帝国可能灭亡……请电告慈禧太后，使馆的安全极为重要，对于所有建议采取敌对行动的人都应予驳斥。（吴相湘：《孙逸仙先生》，第一分册下，第258页。）

李鸿章立即向慈禧发电，重申了赫德的意见，特别强调如果不停止排外行动，“大清帝国可能灭亡”的观点。

事实证明，李鸿章的告诫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孙中山不了解帝国的官员，至少不了解李鸿章。这个城府极深的帝国大员，即使有巨大的政治野心，也不会与革命党人合作。他不对革命党人采取抓捕是他的油滑所致。

几天之后，帝国的局势急转直下，已经到达南中国海岸的孙中山不敢贸然上岸，他的革命行动又一次搁浅了。

1900年6月10日，这是一个头绪繁多混乱不堪的日子。

这天，当载有颠覆帝国政权企图的革命者孙中山的轮船向中国海岸方向行驶的时候，在各国驻京公使的强烈请求下，由各国军队组成的联军增援部队也从天津出发了，目的地是帝国的都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