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跃进的注解

李成贵

　　对于发生在1958年的“大跃进”，我们从以往的叙事描述中已了解得很多，但有关此次运动的笼统认识下所隐含着的丰富内涵，特别是其起源和机制性因素，今天仍值得继续探讨。

　　大跃进：“一天等于20年”

　　“大跃进”的序幕，在1957年就已拉开。史料记载，1957年毛泽东主席多次严厉批评了反冒进。在毛泽东的指引下，《人民日报》在这一年的11月13日发表社论，号召批判“像蜗牛一样爬行”的保守思想，要求“发动全民，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从而最早吹响了“大跃进”的号角。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社论，提出要扫除消极、怀疑、保守的暮气，争取当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同年5月，中共中央又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这就注定1958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按照过去的说法是“战斗的一年”。

　　这一年，毛泽东继续批评了持不同意见者，即所谓的“稳妥派”和“观潮派”。他还在对《人民日报》的一则社论的批语中写道：“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并在许多场合为“大跃进”鼓劲打气，显示了不可违背的意志。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的计划指标一再调整，提得越来越高，最后确定“二五”期间农业年均增长30%，到1962年粮食总产达到7.5亿吨。与此相呼应的是，各地在沿着总路线创造惊人成就的压力和动力的双重作用下，都表现出不甘落后和争创奇迹的决心，人们的干劲确实鼓得十足，强大的政治力量和狂热的生产激情驱使着几亿农民去创造社会主义奇迹──这毕竟是“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是“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但到了最后，他们之间的竞赛内容已不再是实际产量的高低，而成了胆量的较量，看谁更敢于说谎和浮夸。于是，一个个高产“卫星”上了天。当我在北京图书馆重读当年的报纸，看到这些人间“奇迹”时，只感到不可思议。让我们看看那一个个“卫星”吧。

　　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用通栏大标题发表署名文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文章宣称：山东省寿张县“提5000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1000－2000斤，根本没有提了。”当时的报纸上还说，农村的墙壁上到处贴满了宣传画：玉米长到月亮上，惊扰了寂寞的嫦娥小姐；水稻亩产万斤的卫星腾空而起，连太阳也黯然失色；棉花堆成的高山耸入云端，山顶的娃娃笑哈哈地遥指珠穆朗玛峰。这个时候一个早年以乡土小说享誉文坛的作家又发挥了新的优势，他在《人民日报》（1958年9月1日）发表《徐水人民公社颂》，轰动了整个中国，文章竟宣称“茂盛无比”的小麦亩产12万斤，“花团锦簇”的山药亩产达120万斤，一棵硕大无朋的白菜重大500斤，棉花的产量也“如卫星般地震动湖海山川”。

　　其实，正像后来人们明白了的那样，这些高产“卫星”，一般都是采取浮夸虚报、重复过秤计产或将几亩乃至几十亩以上即将成熟的庄稼移植到1亩地里伪造出来的。当时，农民们为了沿着总路线创造惊人的成就，已经投入了极大的激情，付出了超乎想象的劳动──正像一些外国观察家所看到的那样，“一群群农民实际上没有休息地、不可思议地投入大量时间，连续几周维持着令人极度疲劳的进度”[1].但实际结果离“一个大的跃进”还相差甚远，这种情况下，一些胆大妄为者就想出了歪招。

　　这个特殊的年代，人们普遍蔑视技术规范以及强调技术规范的专家，一些持怀疑态度的人被斥之为“右倾保守”（怀疑高产记录）、“厚洋薄土”（怀疑中国农民的高产技术）和“三脱离”（脱离农村、脱离农民群众、脱离农业生产实践）。加之，“卫星”上天的报道充斥耳目，不断敲打着人们的神经，以至一些原先持怀疑态度或半信半疑的人也开始相信它的真实性了。在这种特殊的年代甚至连一些著名人物也登场了，一个搞原子弹的科学家出面证明亩产2万斤的可能性。当然，1958年异常良好的气候条件，大大鼓舞了人们的士气，也减弱了人们对高产记录的怀疑。

　　起源问题

　　重温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许多种因素共同促成了“大跃进”的发生。其中，最重要的是仿照苏联模式而采取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也即剥夺农村地区以支持城市工业的做法。苏联在执行其经济计划时，曾经将农业既作为出口的源泉，使政府能够为工业进口机器和技术，也用作迅速扩大的城市工人队伍的食物来源。这种办法假定农业生产确有剩余，并设法提取这些剩余产品。

　　但是，中国执行这种战略的基础与苏联有很大的不同。1957年中国的人均产量不足1928年苏联的60%（339：566）。这样，苏联能够讨论如何保证最适当地支配稳定的农业剩余，中国则必须研究一种办法来生产出这种剩余产品，然后做到控制其分配。因此，当“一五”取得的还算可观的成就在强烈的赶超愿望下已不能令人满足的时候，中国更为迫切地要探索一种可以大幅度提高农业产量同时又使资金密集型的重工业能够迅速发展的策略。

　　这种情况下，常规的办法已很难凑效。那些原本是合理和稳健的做法，现在看来成了“小脚女人走路”和“蜗牛一样的爬行主义”。这时，最需要的是一种“革命加拼命”的精神。于是，毛泽东开始重新利用战争年代的经验，把它视为希望的所在。其做法就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运动，充分相信群众的力量和智慧[2]；就是要通过新的组织形式和强大的意识形态教育来把广大农民动员起来，并鼓足干劲，去创造奇迹，获得用这个年代的词语来说是“多快好省”的效果。这样，合乎逻辑的下一步──大跃进，就应运而生了。当然，它的实际效果是“多快”淹没了“好省”。

　　此外，毛泽东的另一个个人特点，也促使了“大跃进”的发生。那时，毛泽东的主要精力放在有关农村政策和国内政治变化的争论上，在这些方面，他有着丰富的经验，堪称行家里手。相比之下，城市经济，特别是财政和计划的专门事项是他不大了解的课题。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他曾抱怨财政部的文件过于专门和复杂，以至他甚至没有阅读就签署了。这种状况自然限制了他在农村以外的其他经济领域的作用，他于是把更多的精力转移到他认为是更有信心的领域──农业部门。

　　“一种新的社会组织”

　　实现“大跃进”的目标，显然需要探索一种有利于安排人力和资源的适当组织单位，为大规模的动员工作消除体制上的障碍。同时，这种组织方式还需要解决当时农村基层的政府单位和经济单位之间的配合矛盾。这样，就产生了一种追求规模越来越大和所有制越来越纯的政策倾向。其结果，先是把小社合并为大社，再后来就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推行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用当时的话语说“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像初升的太阳一样，在亚洲东部的广阔的地平线上出现了”。

　　这年8月北戴河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认为这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完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度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规定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和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原则，公社的规模为一乡一社或数乡一社，一社的户数可以从2000户到5000户不等，并要求合作社转为公社的步骤和做法要一气呵成。决议还满怀信心地指出：“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也即民间所说的“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这在当时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士气，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使得他们以饱满的情绪投入到紧张的劳动而忘记了疲劳。当然他们不会想到，40年后的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北戴河会议召开的翌日（8月18日），《人民日报》即在态度鲜明的大字标题“人民公社好”（这是8月9日毛泽东视察山东时的表态）下，宣布河南省信阳专区全部成立了人民公社。9月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的社论，再次有力地论证了人民公社化的必然性、必要性、可能性和美好前景。这种情况下，公社化运动狂飙突进，以惊人的速度在全国展开。到10月底，全国原有的74万个农业合作社改组成了2.6万多个人民公社，99%的农户加入了新的组织。当时，有一首民谣为这种神奇的速度提供了解释。这首民谣是“毛主席真伟大，叫咱干啥就干啥。他说人民公社好，咱们就搞公社化。”

　　机制性因素

　　对于“大跃进”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我们需要深入地认识它在以下两个方面的机制性因素。这两个因素对于理解“大跃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以往人们研究得很不够。

　　第一，意识形态的教育作用[3].意识形态具有确认现行政策合乎义理以及凝聚集体的功能，它是人类交往中形成的自我理解和解释的认知系统（cognitive system），同时也是社会政治集团合法化和进行合理辩护的观念体系。作为社会生活的中介和社会融合的机制，它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从某种角度讲，它可视作是节约管理国家的交易费用的有效工具，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它对政策选择的影响作用特别明显，而且往往超过了其它的制约因素。事实上，正如厂商可以借助广告影响购买者的选择行为一样，意识形态也对执政者权威的合法性和他所推行政策的合理性起到了广告作用，因而执政者总是要费尽心机操纵舆论和宣传工具，通过投资于教育和宣传而使人们受到意识形态上的谆谆教诲和劝谕。正如摩尔在他那部被誉为是本世纪社会科学三大名著之一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所说：“统治阶级并不仅仅以其事实上所具有的东西去将他们的权力合法化，而是试图为其寻找一个道德上的合法基础，将它描述为是人们普遍认识和接受的教条和信仰的逻辑上的和必然的结果。”[4]为了强化其观念工具的有效性，意识形态总是自封为真理和绝对知识，并通过平民文化（不是学者文化）的教条，如诉诸公式、口号、标语等通俗化的形式而强化其效果，从而在社会团体中形成“对统治合法性的信仰”（the belief in legitimacy）。伦斯基（1984）曾以苏联为例作出解释，他说：“在这个问题上大概再没有比苏联更好的例子了。在这里，一部分人1917年夺取了对国家机器的控制，并运用国家的强制性权力去将国家的教育系统和大众传播媒介转化为一种巨大的宣传工具，在一代人当中，绝大多数俄国人皈依到了对共产党的事业的真挚坦诚的支持上。”[5]

　　1958年中国的“大跃进”中，意识形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频繁而强大的共产主义教育，很快就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社会心理，促进了“大跃进”场景的确立，并为有关政策提供了强有力的合理性辩护，从而降低了特定政策的摩擦和运作成本。这种教育将社会整合成一个有利于对共同事业纯粹献身的庞大体系，人们虔诚地依附于政治共同体，并不断为之作出贡献，而不期望在每种情况下都得到明显的回报。从而有效地减少了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和X 无效率的发生。李约瑟老人曾特意表明他对1958年的中国的实地观察印象，“我所得到的最鲜明的印象是，有些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是受武力强迫劳动的想法完全是脱离现实的幻想。与此相反：我们所看到的是人民自觉自愿，满怀热情，共同努力提高生产和实现现代化（有时越过了政府计划的要求）；对古代文化的自豪促使他们在现代世界上取得应有的地位”[6].那时，盛行的一首歌曲写道：“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人们在强大的信仰支配下，豪情万丈，干劲冲天，这是非常值得回味的一幕。

　　第二，集权体制下信息的扭曲和失真。任何政治体系，只要中央政府在一个迅速变化的环境中从事非常广泛的活动，都会遇到这种信息难题。在集权决策国家，这种困难特别突出，并一直被认为是中央计划经济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主要是由于一个集权的决策结构的信息系统包括许多环节，发生错误和失实的可能性也就加倍增长了。或者说，政府行政等级机构不可避免地要起到歪曲信息的作用。所有庞大的决策体系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政府行政机构来获得和解释信息，但是政府行政机构的各级官员是向上级负责的，并要靠上级的赏识方能得到晋升。他们常常对自己上级的需要和希望十分敏感，于是就会表现出一种难免的倾向，总是要选择性地把那些中听的或对他们的仕途有利的信息禀报上级。正如R ·芬德莱所说，他们采取的是“和上面合作的方式”，而不是“来自下面压力的方式”[7].当然，如果他们故意歪曲信息或过于浮夸，而一旦被发现的话，后果可能是严重的；但是，报告令人不愉快的事实真相可能更加危险。有谁敢于做谔谔之士，暗示领导人有可能在某个形势的估计上犯了很大的错误，那它就可能会丢官弃职，而那些传播鼓鼓舞人心的消息的人则会官运享通。“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原因就在于此。这种情势的累积效应，到了最后就有可能使得有关信息远离了真实情况，甚至面目全非。“大跃进”中所以浮夸成风，问题似乎就出在这里。当年正是这些“伟大的空话”的材料（借用邓拓《燕山夜话》中的标题），构筑起了信仰的神殿，并使得有关决策越来越偏离了真实需求。

　　实际效果

　　1958年，气候条件的确非常之好，加之人们干劲十足，迅速集中的劳动积累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资金和技术方面的限制，因此，粮食的产量肯定比平常年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但是，问题是当时农村还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另一项运动──大炼钢铁。这项运动抽走了大部分的壮劳力当庄稼丰收时，从事收割的大都是妇女。这一时期，农村妇女中有80%以上的人参加了农业劳动，其中许多人以前从未做过农活。

　　由于缺少劳动力，许多谷物不得不仍在地里烂掉，或只能草草收割。那年在地里随处可见丢弃、散落的粮食[viii].这样一来，就大大降低了粮食实际收获量的增长（这个数量究竟是多少，也许永远也无法说清了）。

　　当然，这只是产生于当年的表面上的后果。更严重的影响还在后面。这种影响使得整个国家陷入了一场灾难之中，人们很快就发现他们跑步进入的不是共产主义社会，饥荒在等着他们。死神在招手。

　　余论

　　“大跃进”的年代已经远去，现在很多人把它荒诞离奇的做法当作了有趣的谈资，另一部分人则对它的严重后果耿耿于怀，给予非议。本文想借此说明以下两点看法：

　　第一，“大跃进”是特定历史环境和社会心理下的产物。当时的人们，包括中央领导者，对那种超乎寻常的浮夸数字是深信不疑的。广大群众满腔热情的冲天干劲也是空前绝后的，在国家投资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他们响应政府的号召，为早日改变城市农村的落后面貌，为实现工业化、机械化，为提前迈入共产主义社会，过上美好生活，夜以继日地奋斗在田间地头，甚至十天半月地连续作战，让高山低头，逼河水让路，形成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大好形势，的确创造了许许多多前所未有的奇迹。时至今日，回想起来，不免令人为之感动。这毕竟是一场激荡人心、富于幻想并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社会试验。其中体现出的艰苦奋斗和纯粹献身的精神，就像绝大多数人都已看到的那样，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稀缺品。

　　第二，大跃进已经成为历史，但浮夸的习惯却保留了下来。今天，在各地各部门浮夸的现象仍然屡见不鲜，统计腐败和“数字出官”都是不争的事实，似乎已经成了一种难以治愈的政治慢性病。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到了历史谱系的“锁定（lock in ）”，且与政治考核和录用制度的不健全也密切相关。更确切地说，原因在于我们的民主选举制度不健全，不是由百姓选官，而大官定小官。大官选小官，要看政绩，小官没有政绩，就要浮夸。于是，“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浮夸成了浮夸者仕途上的通行证。可以说，浮夸是干部玩的把戏，与老百姓没有关系。其实，中国的老百姓一向务实而重行，不长于抽象理论，也很少巧佞的辞令和一切浮虚的东西。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大都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他们生活里唯一的要义是工作，无分寒署、整年地自早至晚、孜孜不息，中国古人本有勤俭起家之训，俭为节流，勤为开源，开源之道，唯有茹苦耐劳、勤奋做事。他们有时在干部的支使胁迫下，帮着干部伪造政绩，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故亦为可恕之理。所以，就浮夸而言，问题就出在干部身上，在于官本位和民主制度的不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