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为了消除义和团和清军对租界的威胁，联军组织了一次突击，中国军团首当其冲。和中国军团一起行动的，还有日军、香港军团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各50名以及100名威尔士军团的英国士兵。眼前的义和团散乱但依然在顽强地抵抗，中国军团士兵手端步枪前进。在赖尔德中尉的带领下，中国军团的士兵用刺刀刺死了坚守一座建筑的两个清军士兵。在巴恩斯身边，是中国翻译李和以及号手李平震，这两个不满18岁的中国青年手持大口径武器，射击时烟雾弥漫。而当清军和义和团反击的时候，中国军团的形势开始严峻起来，他们撤退到一座废墟中，这时，二连的一个叫做王国兴的士兵突然站了起来，用手中的武器猛烈射击，“冷静得如同在靶场射击一样”。战斗最后的结局是，香港军团死亡两人，伤三人，中国军团没有伤亡。而在他们面前，义和团们的尸体布满视野。

中国军团参加的另一场战斗，是和英国皇家海军的100名水兵和美国海军的100名陆战队员一起执行的。任务是在攻击天津城之前的一次大规模侦察。这次侦察受到了清军的猛烈打击，清军的密集的炮火迫使他们连续撤退。撤退的时候，军团副指挥官布鲁斯少校受重伤——他的头盔被一粒子弹击穿，又有一粒子弹打穿了他的肝脏。一颗炮弹几乎在希尔上尉的头顶爆炸，除了他受重伤之外，身边的另一个士兵被炸死。这是一次没有效果的侦察，联军全部被赶回租界。在回来的路上，中国军团的士兵一直抬着英国皇家军舰“巴福拉”号海军候补少尉爱斯戴尔，他身受致命伤，已奄奄一息。

中国军团还参加了联军在老龙头火车战的保卫战。这是联军与中国军队在整个天津地区最血腥的一次战斗。在一次又一次的冲锋中，中国军团伤亡巨大。在今天可以看到的关于这次战斗的史料记载中，都涉及了一个细节，这便是冲进火车站的中国士兵退守到车厢内，与联军开始进行肉搏。不幸的是，在巴恩斯的回忆录中记载着，冲进车厢与中国士兵肉搏的联军中就有中国军团士兵——无法想像中国士兵和这些同样是中国人的英国雇佣兵扭打肉搏的时候，双方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

中国军团在天津战场的出现，引起了清军官兵和义和团农民的极大注意，他们将痛失国土的仇恨集中在他们身上。无论中国军团驻守在哪里、行进在哪里、宿营在哪里，都会有炮弹莫名其妙地落下来，以至军团中的英国军官怀疑是中国人派出了大量的奸细在时刻监视着中国军团的一举一动。针对中国军团的准确炮击最猛烈的一次是7月6日，军团刚刚在一个叫做“禁酒厅”的地方驻扎下来，立即受到猛烈的炮击，“10分钟之内，落在我们所居住的地方的炮弹不少于六种型号。”一颗炮弹准确地穿过了军团食堂的一张餐桌，而另一颗炮弹在 驻地的入口处爆炸，造成极大的混乱。接着，又一颗炮弹在后院爆炸，一名英军中尉身上中了四片弹片，其中一块弹片把他的脚切断了。而最可怕的是，一颗炮弹竟然准确无误地从浴室的天花板中间穿了下来，“浴室中呈现出一幅奇异的景色，较其本来的用途，更像一把漏 勺。”（同上）

“中国情报局确实有过人之处”，像是“整个地区布满了间谍”。一个晚上，中国军团正在进餐。也许中国军团的后勤人员大量地屠宰中国百姓的耕牛，早餐是冷熟牛肉，中午是炖牛肉，晚上是咖喱烧牛肉——正吃牛肉的时候，一枚炮弹直接进了餐厅，后果可以想像。更可怕的是，中国军团的哨兵在军团宿舍的房顶上抓住了两个携带武器弹药的中国人，同时有报告说，大量的清军和义和团正向军团大规模地包围过来，大有将中国军团全歼的意思。于是，军团紧急转移。

不管军团的英军指挥官是否明白中国军队中根本不存在什么“情报局”，如果说有大量的“间谍”，那只能是义和团的农民所为。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军团在战场上的出现，引发了清军官兵和义和团农民心中的一种无以名状的悲愤，这种情绪立即转化为将这些背叛祖宗的中国青年斩尽杀绝的决心。虽然在史料中没有看见中国军团过份伤亡的记录，但是他们受到了同胞的一致仇恨是毫无疑问的事实。

天津战斗的最后时刻到来了。中国军团混杂在联军的队伍之中向天津城下移动。那是连绵阴雨的天气，前进的路上到处是泥泞。中国军团负责护卫英军炮兵，而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不是执行警戒任务而是一群苦力——在泥泞中为英军士兵推那些陷在泥泞中的大炮。这是连骡马都会被累垮的活儿，但中国军团的士兵还是一声不吭地一直把那些大炮推到了天津城下。

中国军团参与攻击的方向是天津南门。士兵们在这个方向上眼看着日军的攻击在中国军队的猛烈炮火下一次又一次失败，为此中国军团建立了一个伤员收容站。晚上，军团参加了联军沿通往天津南门的大路扫荡的行动。这是战斗的最后时刻，在通往天津南门的路上，联军拥挤不堪，日本人、法国人，水兵、陆军，澳大利亚人、印度人，使这里成为操着不同语言的外国军人互相咒骂和推搡的混乱之地。沿途的所有房屋每一间都受到彻底的搜查和摧毁，而混杂在这样的队伍中，最得力的应该是中国军团的士兵，原因很简单，他们最熟悉中国房屋的结构，能够如同进入自己家一样找到隐藏在院子里和房屋里的那些中国式的藏身之处。

1900年7月14日，随着日军敢死队员爆破城墙的炸药包的猛烈爆炸，联军开始对天津南门进行最后的冲击。清军的主力已经没有了踪影了，只有少数中国士兵和义和团的抵抗依旧顽强。在接近南门的时候，东城墙下的射击十分猛烈，为此中国军团进行了数次冲击。进 入城门之后，沿街的每一间房屋都有抵抗，中国军团的士兵们一路扫荡过去。途中，他们接到向西门前进的命令，但是很快命令便修改了，命令他们直接向北门武力压缩。

燃烧的房屋，烧焦的尸体和中国独有的物件的怪味混合在一起，令人窒息。

1900年9月5日的《北华捷报》有这样的描述：“中国军团第四连跟随沃森上尉情愿舍命地冲过弹雨密布的长街……一个士兵护送驮着弹药的骡子来到火线上，当军官们和骡子都中弹身亡时，他却仍然坚守自己的职责，不惜牺牲生命。目睹这一壮举的欧洲人都说，应该 向这位中国士兵颁发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老照片》第二十一辑，山东画报出版社。0

天津北门，一个悲惨的地方。

巴恩斯带领中国军团士兵到达北门的时候，所看见的情形肯定会令这些中国青年终生难忘：尸体堆积如山，中国人的鲜血顺着所有的街巷流淌着。在一个角落，一家老小紧缩在一起，看上去他们如同一堆废墟。天津城内的百姓大多数人受到了致命伤。一位自己已经受到重伤的母亲在尸体堆中徒劳地想赶走堆积在亲人尸体上的苍蝇，她顽强地这样做着，根本没有对中国军团的士兵们看上一眼，因此这位中国母亲也许根本无法想像她身后的这些“洋兵”实际上也是些中国母亲的儿子。

当天津城陷落的时候，那些随着外国联军一起攻击中国北方这座重要城池的中国军团的士兵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们的行动将导致国之都城北京面临着巨大危机。而北京一旦陷落将意味着整个大清帝国的失守。对于这一点，也许英国人十分明白，于是，天津结束后，英国陆军部特别设计了一种徽章作为中国军团的团徽，镶嵌在中国军团士兵的帽子和衣领上：中国的一座城门，城门的拱顶上用中文写着“天津”二字。城门下方，写有“中国军团”字样。这四个字的上面，是“天津”二字的英文拼写。

1902年，中国军团的12名士兵被特别挑选出来，代表中国军团到达英国本土，参加了国王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这些中国军团中的优秀分子，一定是头顶着一座中国城门受到英国国王的接见的——想必这是所有来宾中献给那个日不落帝国国王的最奇特的礼物。

3、晒仪仗和玩电报

北京城里弥漫着一股怪异的气氛。

城门口大清早就有拉着箱包行李出城的大车，看样子是怕仗打到京城，开始往乡下挪窝了。大车上坐着的少爷姑娘老爷太太们，连同赶车的把式一起，受到了百姓们放肆的嘲笑。所有京城百姓的脸上都是一种蔑视的神态，连在城门洞子里卖刚上市的西瓜的小贩也都朝他们喊 ：“闹块沙瓤的带着，大太阳天的，路上叫渴可找不到井！”即使是住在皇城根窝棚里 的捡破烂的老婆子都知道宣战了，并且大致明白“宣战”这个词是个什么意思，于是，大街小巷 酒楼茶馆里，京城平民议论起来都替洋人们担心：看看，我说洋人们是瞎折腾吧？怎么样？老佛爷火了不是？宣战！不是闹拳！武卫军昨儿上去了，炮筒子水缸那么粗！这下子，洋人们真的玩完了！

逃亡的人寥寥无几，都是些“吃过洋饭”的，或者家里曾经有人出过洋的。这些人本来就生活在进京的义和团的阴影之下，都在担心没准儿那一天被抄了家，而得到帝国宣战的消息之后，他们在权衡了交战双方的力量后，得出了一种更加不祥的结论，于是决定转移财产离开京城。他们的举动引起绝大多数官员和商人心里暂短的不安。这些人虽然还没有逃亡的念头，但是也没有绝对安全的信心。他们的全部指望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之上：洋人究竟人少力单，无论怎么着，总不至于打到京城里来吧？老佛爷不是也住在这儿么？

帝国政府的《宣战诏书》仅仅在京城里引发了小小的波澜，议论很快就无声无息了，除了东交民巷的炮声依旧在响响停停之外，没有再发生什么新鲜的事。义和团们也似乎没有刚进城时那么咋咋呼呼了，他们大都驻扎在庙宇里或聚集在王公府邸里，不少义和团的农民把手里的大刀扔了，开始做起了小买卖。京城里一切如常。人们看到的是乍雨乍晴的天气格外清朗，市场上的海产还在大量到货，看来京津道上平安无事。新鲜的杏子也上市了，海子里的荷花骨朵已经绽出了粉红。棚铺的伙计们正忙着给大户人家搭过夏天的天棚，今年的棚搭出了新式样，起着脊，上面蹲着吉祥兽，讲究点儿的还有匾额，这边写的是“盛世清和”，那边写的是“普沐天恩”。

但是，细心一点的人还是看出了一点不对头。从甘肃开来的负责攻打使馆的甘军官兵开始在街上闹事了，使馆打不下来，于是开始骚扰百姓，平民和这些回回兵的拉扯争执，成了京城街头新的一景。京城里的戏院和饭馆突然红火起来，人们好像要趁着战争还没有打到京城之前急着把手里的钱都花出去。酒楼门口张灯结彩车水马龙，吃客兴高采烈地互相问候，好像多年不见久别重逢。平民们看到不少王爷没坐轿子来赴宴，据说王府里的轿夫们都“弃业入拳”了，但没发现骑着骡马的王爷们有什么怨言，倒是比平时更和气了一些。于是平民们也花上点银子弄点吃食回家，家人团聚在一起吃顿好的——帝国的都城过年一样。

人心是有一点慌。但是慌什么，没人说得清。于是看上去并不显得慌。

宣战的第三天，1900年6月23日，京城皇城的大门上，突然挂出一颗洋人的头。因为洋人没有辫子，头被装在一只木笼子里。大伙都跑去看。有人说，这个洋人是让董福祥的兵抓住的，砍头之前，在端郡王府前跪了火炼子，洋人叫唤起来的声音狼似的瘆人。看了洋人头的北京人都说，那个洋人呲牙咧嘴的模样让人恶心。老人们回忆说，咸丰十年刑部的监外大门上曾经挂过洋人的头，那时的洋人也是打天津那边顺着运河过来的。

据说，慈禧太后赏了抓住这个洋人的甘军士兵500两银子，这个数比庄亲王悬的赏多10倍。

可正是这一天，慈禧一大早起来就遇到了不顺心的事。

董福祥上奏说，使馆已经攻破。慈禧太后登上宫里的高处望，果然看见使馆方向大火熊熊，“以为使馆已毁”。但是，没过多一会儿，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入见，递上一个奏折，是袁昶参劾董福祥的，言：“火起之处非使馆，乃翰林院，甘勇放火焚院，冀火势延烧及于使馆耳。”（《景善日记》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七日。）——火是甘军故意放的，说是翰林院和使馆相邻，等火蔓延过去，使馆就会被烧光。慈禧“闻之，大为不怿，斥责董福祥。”气还没消，光绪皇帝就来“告状”，说大阿哥背后把皇上称为“鬼子徒弟”，口气和义和团一样。慈禧大怒，立即命令将大阿哥抽20鞭子。端郡王赶快赶来了，“甚为愤恨，但畏而不敢言。”

都知道太后这几天脾气很大，都小心地侍候着，包括眼看就要达到目的的端郡王载漪。

慈禧和载漪不一样，她是个有心计有头脑的人。在和洋人们翻脸之前，接见公使夫人们的时候，她不但知道世界上有一个维多利亚女王，而且还很愿意把自己与她相提并论。她觉得她和英国的女王一样，作为女人而统治着世界上很大的一个国家，这是需要极大的才能的，这实在是莫大的荣耀。

慈禧想的并不为过，她的确是中国历史上最精明的政治家之一。控制政治家思维的最主要的因素是：像看守自己的私房钱一样看守自己所掌握的权力。风平浪静的时期，政治家会比任何人都和蔼可亲——过年的时候，慈禧会和王公的福晋们一起包饺子；乞巧节的时候，慈禧还和宫女们一起玩藏针的游戏。冬天，她坐在太监们拉的冰床上，到御河的冰面上嬉戏，把钱币撒在冰面上，让太监们随便去抢，然后看着大伙不断地滑倒，她就慈祥地笑着。内务府大臣世续是个大胖子，他入宫办事的时候，小太监们常把胖子抬起来取乐，慈禧每次看见都温和地说，他年纪大了，你们招呼着，别叫他栽了，那可不是玩的！但是，当自己的权力一旦受到威胁时，帝国的政治家就毫不迟疑，挺身而出，坚决战斗，只问目的，不择手段，把握时机，当机立断，即使需要凶狠残忍也在所不惜。

慈禧是政治家，又是女人。她是普通人家的姑娘，是被皇帝当做玩物选进皇宫的宫女。无论她现在的权力多么大，她所具备的中国普通女人的一切秉性依旧顽固地体现着：虚荣、美容、任性、喜怒无常、养宠物、哭泣和极容易受风言风语的支配。她是政治家和女人的混合物。

25日，宣战后的第四天早上，慈禧起床后刚在用早膳，就听见了外面有人喧哗，这声音在宫内十分罕见，瞬间引起她了的警惕。她命令太监去看看出了什么事，不一会儿太监回来报告：一大早，由端郡王、庄亲王等王公率领六十多名义和团闯进宫里来，说是“寻找二毛子”，此刻正在宁寿宫门外喊叫呢，他们让皇帝出来，说皇帝是洋人鬼子的朋友，义和团们要“杀鬼子徒弟”。慈禧突然起身，大步出门，怒目圆睁，台阶下的王公们和义和团们顿时跪倒一片。慈禧手指着端郡王载漪，大声呵斥他说，你自己觉得是皇帝了吗？我能立你的儿子为大阿哥，就能立刻废了他！你以为当国事混乱的时候，就可以随便胡闹了吗？——“现虽立汝子为大阿哥，顷刻即可废之！”（《景善日记》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

慈禧立即下旨，罚端郡王一年的俸禄，“以示薄惩”。同时，那个不知深浅而跟随王公们闯进皇宫并且高声叫喊的义和团首领，立即被闻讯赶到的荣禄下令“在外宫门”行刑——一刀就把脑袋砍了下来。

躲在房间里的光绪皇帝战战兢兢地出来了，谢叩太后之仁慈保全了他的性命。

这件事情给慈禧的刺激极大，使她突然意识到她周围政治局势的险恶。一个王爷，居然敢带着一伙明火执仗的农民闯进皇宫要杀皇帝，史无前例。王公和“举事”的农夫们能够公开地杀皇帝，就能够在哪一天对自己下手，载漪的这个近似疯狂的举动说明他已经被取得帝国最高权力的欲火烧得利令智昏了。慈禧立即想到了与各国宣战的事，心里突然弥漫起悔意。这是慈禧首次对宣战的举动感到一些后悔，而这时，正是天津前线的帝国军队与联军杀得昏天黑地的时候。

慈禧立即令荣禄进见，下谕“停止进攻使馆”，同时命令荣禄到使馆去“商议和局”。荣禄带队伍去了使馆，在使馆外面立了个牌子，上面写了“奉旨保护”的字样。于是，东交民巷的枪炮声停止了。

但是，东交民巷的枪炮声仅仅停止了三个小时后，又开始了，原因是，慈禧接到了裕禄的奏折，说天津的清军再一次“大捷”。

没过几天，慈禧又后悔了，这从30日她答复李鸿章反对宣战的奏折的回复上可以看出来。慈禧在批复中不但没有对封疆大臣对帝国的决策表示反对而发怒，反而对宣战举动表示出了“歉悔之意”。就在慈禧给李鸿章写回复的时候，负责进攻使馆的董福祥因为向荣禄借用大炮未果，闯进宫来。——“荣禄所带之武卫军，军械甚富，若用大炮，攻击使馆，则数钟之内，必成灰烬。”然而荣禄就是不借，笑言：“我一天不死，大炮一天不能得。”（《景善日记》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董福祥在皇宫门口被太监拦截，太监说这已经不是召见的时辰，但是董福祥大喊大叫，说“奏闻太后，甘军统领立请召见。”慈禧闻之“大为不悦”，勉强让他进来，没等董福祥开口，慈禧先说话了，说以为来是奏报使馆已被攻毁的呢。至于大炮，从上个月起董福祥已经奏过十次之多了！董福祥说荣禄借不借大炮是次要的，关键荣禄口出狂言说，就是有老佛爷的旨意，炮也不借，明显有谋反的嫌疑，该杀。话音未落，慈禧大声呵斥董福祥不许再开口，说他原本就是强盗出身，现在目无朝廷，仍一副脱不了的“强盗行径”，最后暗示董福祥，如再这样就要掉脑袋了。

董福祥被骂了出来，半天缓不过神儿。他是在太后最需要军队的时候，主动带兵来北京的，承担了灭洋的重大任务，虽然使馆至今没打下来，可这些日子他确实卖了力气。当时，太后当着皇帝和诸位王公大臣的面拍案而起，大声说道：“我恃董福祥！”——天大的信任啊！天大的荣耀啊！董福祥一直认为自己聪明绝顶，他向太后表示：“旦夕间便可铲除”洋人。可如今怎么宣战了，灭洋更加名正言顺了，自己倒成了“强盗行径”了呢？

董福祥是军人，不是政治家。他原是回民中的“枭雄”，西部的回民曾经大规模地“举事”，这是慈禧骂他是“强盗”的缘由。他后来归顺左宗棠，又带军队去西部镇压回民，于是他官至甘州提督，回民中之前还没有当上帝国如此高官的。他到京之后，慈禧太后多次召见过他，他说：“臣无它能，惟能杀洋人耳。”（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213页。）这句话曾经让慈禧欣喜和感动。刚毅、徐桐等帝国高级官员对他格外赞赏，说“他日强中国者福祥也。”（ 同上）他本是荣禄的崇拜者，之所以告状，也许他已经意识到：洋人不是那么好打的，将来是什么结局还很难说，而自己正被荣禄等人利用。被慈禧一顿骂之后，董福祥放缓了对使馆的围攻，以至直到联军攻入北京，他的几千官兵也没把仅仅有400洋人据守的使馆占领——“董福祥且屡以使馆尽毁矣，今以二十余日，洋兵死者寥寥，而匪徒骸骼狼藉，遍于东交民巷口。”（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 ，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64页。）虽然最后他还是上了洋人们要求“惩办”的官员名单，但是他跑回西部去了，无论是朝廷还是洋人，竟然都不敢杀他，因为怕回民再次“举事”。慈禧说对了，在朝廷眼里，董福祥也就是一个“强盗”。

7月初，天津前线的帝国军队和各国联军正在老龙头火车站和天津租界混战，在某一时刻，联军真的显露出全线崩溃的迹象，所以裕禄不断派人送至朝廷的“捷报”至少有一小部份是有根据的，但绝大部分却是夸大其辞渲染战果的报告，它们无一不严重地影响了慈禧的判断。于是，她在那些天里所表现出的颠三倒四出尔反尔，使她看上去不像个政治家而更具女人味——刚命令军队加紧对使馆的进攻，紧接着便派人给使馆送慰问品；刚在山西巡抚毓贤的奏折上批示“杀尽洋人，以清乱源而安民生”，又对某些大臣反对进攻使馆的奏折表示赞同；刚表示说她知道事情不是杀几个洋人就能解决的，又说既然洋人反客为主就要让他们看看谁是真主人；刚刚因为在前线战报中看见“斩洋兵数十，缴骆驼两匹”而心情好点，便前呼后拥地到西苑乘船游湖，但船刚行湖上，一声炮响吓了她一跳，原来驻守西华门的帝国近卫军正用大炮支持义和团攻打一个法国教堂。于是她的脸色立即黑了下来，下旨在游湖的时候直到回宫之前，京城内谁也不准开炮，要开炮就离远点儿，不许让她再听见！

阴历的六月初六，虽然不是什么节日，但却是中国人约定俗成的一个特殊的日子。

正值盛暑，天气炎热，物品容易霉烂损坏，而民间传说道，此日晒衣衣不蛀，晒书书不蠹，家畜洗澡不生虱子。于是每年的这一天，按照京城人的老习惯，是晒东西的日子。“老儒破书，贫女敝缦”，均要在强烈的日光下一曝。除了家畜之外，猫狗也要赶到河里洗个澡。女人要在这一天洗发，说是可以使头发保持一年“不腻不垢”。所有的庙宇都在大门口“晾经”。大街上的商家更是大张旗鼓地开晒，皮货铺、估衣铺门口，服装皮货全都挂了出来，展销似的，参观的游人人头攒动，伙计的叫卖声连成一片。喜轿铺把轿围子的绣片、执事旗伞、鼓围子、桌围子以及轿夫们的服装，一律般出来铺在地上，如同民间工艺品展览。店铺的伙计们今天可以不干活，掌柜的还准备有犒劳他们的酒肉，于是敲锣打鼓地表示高兴。

晾晒的传统皇家也不能免俗。皇家档案馆皇史晟在这一天把全部的《列圣实录》、《列圣御制文集》等统统摆在殿外，洋洋大观铺得到处都是金脊大书。在光绪十年之前，皇家仪仗使用大象，大象也被象奴牵出来，这种北方罕见的巨大动物排着队，步履蹒跚地到宣武门外西闸下河去洗澡，京城万人空巷，观者如潮。而皇宫大内里，全部的銮驾，无论辇舆、仪仗，也都被搬出来摆在了皇宫院落的空地上，彩帜神旗、各式法器和八般兵器排列整齐，犹如庆典。

晴空万里，阳光炽烈，满城五颜六色，花红柳绿，只有慈禧的寝宫里潮湿阴暗，犹如她此刻的心情。

无论前线裕禄如何“捷报”不断，但是从其他渠道传来的消息，都是帝国军队失利的内容。经过甲午年间的教训，慈禧知道如果真的开战，帝国恐怕还是凶多吉少。如果这回真的败了，她的统治地位也就结束了。从她内心里讲，义和团能够把洋人们杀光的幻觉依旧没有消失，但是精明的她在清醒的时候，还是“至为窘苦，心中迷惑，已入黑暗之地。”（同上，第169页。）南方封疆大臣们不断来电，毫无例外地不支持政府的决策，其中言辞激烈者以对政局颇具影响力的老臣、两江总督刘坤一为最：乱民不可用，邪术不可信，兵衅不可开。史书记载刘坤一的电文“言至痛切”，这让慈禧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经过彻夜思考，她突然给各国驻华使节写了一封公开信，说是给各国公使提供一份材料，好让公使们以此向各国外交部“有个交代”，其内容可谓自义和团“起事”以来，对帝国政府立场的陈述以及对帝国宣战的解释，但行文生涩，吞吞吐吐，左闪右躲，含糊其辞，别说当时的各位使节，即使今日闲读，依旧徒生烦乱，不知出自慈禧身边的哪位文吏手笔：

此次中外开衅，其间事机纷凑，处处不顺，均非意计所及。该大臣等远隔重洋，无由深悉情形，即不能向各外部切实声明，达知中国本意，特为该大臣等缕晰言之。先是直东两省，由一种乱民，各就村落，练习拳棒，杂以神怪。地方官失于觉察，遂致相煽成风，旬月之间，几于遍地皆是。甚至沿及京城，亦皆视若神奇，翕然附和。遂有桀黠之徒，倡为仇教之说。五月中旬，猝然发难，焚烧教堂，戕杀教民，阖城汹汹，势不可遏。当风声初起之时，各国请调洋兵到京，保护使馆，朝廷以时势颇迫，慨然破格许之，各国通计到京洋兵不下五百，此中国慎重邦交之明证也。各国在京使馆，平日与地方官尚属无怨无德。而自洋兵入城之后，未能专事护馆，或有时上城放枪，或有时四出巡街，以至屡有放枪伤人之事。甚或任意游行，几欲阑入东华门，被阻始止。于是兵民交愤，异口同声。匪徒乘隙横行，烧杀教民，肆无忌惮。各国遂添调洋兵，中途为乱党所杀，迄未能前，盖此时直东两省之乱党，已熔成一片，不可开交矣。朝廷非不欲将此种乱民下令痛剿，而肘 腋之间，操之太促，深恐各国使馆保护不及，激成大祸；亦恐直东两省同时举事，两省教士教民，便无遗类，所以不能不踌躇审顾以此。尔时不得已乃有令各使臣暂避至津之事。正在彼此商议间，突有德使克林德晨赴总署，途中被乱民伤害之案。德使盖先日函约赴署，盖署因中途扰乱，未克如期候晤者也。自出此案，乱民益挟骑虎之势，并护送使臣赴津之举，亦不便轻率从事矣。惟有饬保护使馆使之兵，严益加严，以防仓卒。不料五月二十日，既有大沽海口洋员面见守台提督罗荣光，索让炮艇之事。谓如不允，便当明日两点钟用力占据。罗荣光职守所在，岂肯允让？乃次日果先开炮击台，相持竟日，遂至不守。自此兵衅已启，本非衅自我开，且中国既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与各国开衅？此意当未各国所深谅。以上委曲情形，及中国万不得已而作此因应之处，该大臣等各将此旨详细向各外部切实声明，达知中国本意。现仍饬带兵官照前保护使馆，惟力是视。此种乱民，设法相机，自行剿办。各该大臣在各国遇有交涉事件，仍照办理，不得稍涉观望。将此各电谕知之。（同上，第171～172页。）

紧接着，慈禧又给各国元首打电报写信。据说慈禧突然想起好像那本书上说过“洋人易生内讧，自相猜疑，以至分裂”的话，而中国古老的《孙子兵法》上好像也有相似的谋略，于是，慈禧说她打电报的目的是“离间各国的关系”。窥录一二，可略知帝国朝廷的“谋略”为何物：

给俄国元首的电报：

大清国大皇帝问大俄国大皇帝好。中国与贵国邻邦接壤，二百数十年来，敦睦最先，交谊最笃。近因民教相仇，乱民乘机肆扰，各国致疑朝廷袒民嫉教。归国使臣格尔思曾向总理衙门请速剿乱民，以解各国之疑。而其时京城内外，乱民蔓延已遍，风声煽播，自兵民以及王公府第，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若操之太蹙，既恐各使馆保护不及，激烈成大祸，又恐各海口同时举事，益复不可收拾，所以不能不踌躇审顾者以此。乃各国水师不能相谅，致有攻占大沽炮艇之事。于是兵连祸结，时局益形纷扰。因思中外论交，贵国与中国，绝非寻常邻谊可比。前年曾授李鸿章为全权专使，立有密约，载在府盟。今中国时局所迫，几致干犯众怒，排乱解纷，不得不惟贵国是赖，为此开诚布臆，肫切致书。惟望大皇帝设法筹维，执牛耳以挽回时局，并希惠示德音。不胜激切翘企之至。（同上，第172页。）

给英国女王的电报：

大清国大皇帝问大英国大君主兼五印度大后帝好。中国与各国通商以来，惟贵国始终以商务为重，并无觊觎疆土之意。近因民教相仇，乱民乘机肆横，各国致意疑朝廷袒民嫉教，遂有攻占大沽炮台之事。从此兵连祸结，大局益纷扰。因思中国商务，贵国实居十之七八，关税既轻于各国，例禁亦宽于他邦。是以数十年来，通商各口之于贵国商民，最相浃洽，几如中外一家。今以互相猜疑之故，时局一变至此。万一中国竟不能支，恐各国中必有思其地大物博，争雄逞志于其间者，于贵国以商立国之本意，其得失当可想而知。现在中国筹兵筹 饷，应接不暇，排难解纷，不得不惟贵国是赖。为此开诚布臆，肫切致书。惟望大君主设法筹维，执牛耳以挽回时局，并希惠示德音。不胜激切翘企之至。（同上，第173页。）

给日本国元首电报：

大清国大皇帝问大日本国大皇帝好。中国与贵国唇齿相依，敦睦无嫌。月前忽有使馆书记被戕之事，正深惋惜，一面拿凶惩办间，而各国因民教仇杀，致疑朝廷袒民嫉教，进而攻占大沽炮台。于是兵衅遂开，大局益形纷扰。因思中外大势，东西并峙，而东方只我两国，支柱其间。彼称雄西土，虎视眈眈者，其注意岂独在中国哉？万一中国不支，恐贵国亦难独立。彼此休戚相关，亟应暂置小嫌，共维全局。为此开诚布臆，肫切致书。惟望大皇帝设法筹维，执牛耳以挽回时局，并希惠示德音。不胜激切翘企之至。（同上）

对俄国论的是交情，对英国论的是利益，对日本论的是唇亡齿寒，而最后都是“惟贵国是赖”，希望“执牛耳以挽回时局”和“不胜激切翘企之至”，文字一字不易，竟然就这样发了出去，帝国的政府居然不晓各国的情报是相通的这一简单的常识，中华帝国因长久闭关锁国导致在国际外交事务中的浅陋和无知已经众所周知，但是浅陋到如此地步各国外交人员还是没想到。一方面，洋人们为这样一份出自帝国最高统治者之手的电报感到可笑，因为它的伎俩幼稚得如同孩子在做游戏般，于是洋人们笑得“为所颠倒”；另一方面，洋人们笑过之后越发感到，“中国人的人心实在难以测度”。

电报发出去了，慈禧自认为手段不错，于是等候“德音”。等来等去不见音信，于是更加慌张起来。那个纨绔子弟大阿哥突然用皇帝的口吻对慈禧建议说，他愿意护送太后去热河，把光绪留下来和他的洋人朋友讲和，结果被慈禧骂了个狗血喷头。接着，又有个小太监想讨慈禧的好，他听见远处响起一排枪声，赶快对慈禧说：“又杀了个洋鬼子！”慈禧悻悻地，她知道前几天的枪炮声足够把在中国的洋人杀干净好几次了，可是总是没有那么一回事。正忐忑不宁的时候，荣禄来了。荣禄说使馆还是别打了，《春秋》上不是还说“兵交，使在其间么”？慈禧突然问荣禄，知道不知道非洲有个叫做特兰斯的小国，听说那个小国都把英国打败了，为什么偌大的帝国就是不能？荣禄没有直接回答，反问：“若战败，北京为洋人所占，将如何？”慈禧竟然笑了一下，笑得很女人的模样，接着说出的一番话连荣禄都感到吃惊。慈禧引用贾谊说过的“建三表，设五饵”的话，并且解释说，所谓三表，以信谕，以爱谕，以好谕也。所谓五饵，文绣以坏其目，美食以坏其口，乐声以坏其耳，高堂以坏其腹，隆礼以坏其心也——慈禧竟然想到了洋人们一旦占领了北京之后如何对他们使用“糖衣炮弹”——慈禧到现在还认为，洋人们虽然向着皇帝，不喜欢她，但她有手段让洋人们的意思转过来。

但是，7月15日，天津陷落的消息到达了京城的皇宫内。

消息来自非正规渠道。裕禄没有战报，军机大臣们谁也不说，只有端郡王载漪入奏，说是“天津已让洋鬼子们占了，都是义和团不虔心遵守戒律，所以打败了。但北京极其坚固，洋鬼子绝对来不了。”慈禧咬着牙从嘴里挤出几个字：“如果洋人入京，汝头不保！”端郡王不知道这几天太后为什么总用这样的口气训斥他，其实原因很简单：经过荣禄的秘密调查，前几天给太后看的那份请慈禧下台的外国公使照会，真是伪造的，是端郡王命令军机章京连冲文所为。慈禧对端郡王急于儿子登基，他也登上监国摄政之位的野心，看得再清楚不过，为此，她当面对端郡王载漪表示，她只要一天在世，宫里的这个位置就一天没有载漪的份。她让载漪放小心点，别落得家产充公、人头落地的结局。

当日，慈禧下旨，停止进攻使馆。

这是帝国政府第二次停止进攻使馆了，直接的原因是天津城的陷落。

慈禧害怕了。

根据《剑桥晚清史》的说法，7月22日左右，也就是帝国政府宣战一个月之后的几天，是“关键性的日子”。所谓“关键”，是指中华帝国与各国联军的军事冲突有终止的可能。

天津的联军已经出发向北京进军，慈禧太后感到了绝望。她除了宣布停止进攻使馆之外，再次向各国发出了北京的使馆、公使和家眷没有危险的信息。为了加强这个信息，总理衙门甚至把一些公使和家眷接进了衙门，“以便为他们的回国做出安排”，同时还给使馆送去了大量的生活用品。

更重要的是，朝廷应南方的13位大臣的联名奏折，正式任命李鸿章为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并且“全权办理议和事务”。李鸿章已经从广州北上。

天津的联军，没有立即向北京进攻。

但是，在这个“关键性的日子”，京城里出现了一个人物，他的出现使时局骤变。这个人叫做李秉衡。

李秉衡，奉天（今辽宁）海城人，号鉴堂，人称“鉴帅”，时年70岁。这个东北人性情刚烈，据说为官耿直廉洁，并且敢负责任。捐纳县丞出身，先后任冀州知州、永平知府、浙江按察使、广西按察使。1885年中法战争时，广西巡抚战败，他接任广西巡抚，配合冯子材创造了帝国中外战争史中不多见的一场胜利，史称“谅山大捷”。1897年他出任山东巡抚的时候，是义和团的坚决支持者和对抗德军的主要官员，朝廷迫于洋人的压力将他调任四川巡抚，洋人还是不满意，最终他被朝廷革职。可是，没多久，在一些大臣的力荐之下，本来就不是真心将他革职的朝廷又任命他为“长江巡阅水师大臣”。义和团进京之后，东南各省大臣联名上奏请求“剿匪”，李鸿章邀请他在联名的奏折上签名，碍着面子，他签了，但是他依旧保持着自己的政治见解，那就是支持义和团的灭洋行动。天津前线危机，帝国政府曾向南方各省发出“带兵北上勤王”的上谕，但是至今没见一兵一卒到达北京。李秉衡完全可以在南方自保身家，但是他决心和洋人一拼。他认为，洋人们“专长水技不善陆战”，“引之深入，必尽歼之。”他招募兵勇十六行营北上，结果没走到半路，士兵们都跑光了。于是这个老头返回南京，重新招募兵勇，再次北上。

李秉衡的到来，使心慌意乱的慈禧如同黑夜里突然看到了一丝曙光，欣喜异常，第二天就召见了他。

70岁的老人风尘仆仆，面色虽苍老，但精神矍铄。

慈禧夸奖了他的对朝廷的忠心之后，询问他对时局的看法，他毫不犹豫地表示：既已开战，不能言和。

这样的话不是出于端郡王这样不会带兵打仗的人之口，而是一位有沙场经验的老将军说的，使慈禧的精神为之一振。

可事实是，帝国的军队“不济事”，义和团的“法术”又不灵，如果“不能言和”，仗该怎么打？

李秉衡：“同仇敌忾实属难得，万不可失。”

慈禧：“可拳民入京，一味哗扰，我看不可恃。”

李秉衡：“是督率不善，用兵法部勒即可。”

慈禧：“有大臣意在议和，你意如何？”

李秉衡：“能战始能和。既已开战，断无不战而和之理。若和，也在战后而和。我请求上前线决一死战！”

慈禧很久没有感到如此振奋了。她立即下旨，所有来到北京“勤王”的部队都归李秉衡指挥，命李秉衡为“办武卫军事务”。

后人对这个年迈的帝国军人的评价不一，甚至相左，尤其是在他对待义和团的态度上。但是，此刻，作为一辈子和战争打交道的人，李秉衡不可能不知道这样一个简单的常识：纵然他有千般雄心，万丈豪情，也抵挡不住联军的枪炮。即使假定他对自己和自己的官兵以及跟随他的义和团的农民们，抱有隐约的希望的话，他也知道他的出征凶多吉少。他知道战场不是游戏场。仅凭迎着踏入国土的外国军队而上这一点，他的身上张扬出了一股民族血性。况且他所说的“能战始能和”，确是真理。如他所料，他带兵迎敌之后便不得已而溃败，他在完全有条件逃亡的情况下选择了自杀，而他的自杀和裕禄的自杀又是另一种境界，从这一点上看，这个东北汉子的性格令人神往。

李秉衡到达京城的最严重的后果是导致慈禧重新建立了与联军继续军事对抗的信心，使刚刚出现的可能避免战事扩大的希望最后完全破灭了。

慈禧给各国元首发出的电报终于有了回音，回电来自纽约：

美国总统向中国皇帝致意：

我已收到陛下7月19日来函，欣悉陛下认识到，美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除了希望正义和公平之外别无他求这一事实。我们派军队到中国的目的，是从严重危险中营救美国公使馆，同时保护那些旅居中国并享有受条约和国际法保证之权利的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已向贵国派遣军队的所有国家都公开了同样的目的。

我从陛下的信中得知：那些扰乱中国的和平、杀害德国公使和日本使馆成员、现仍在北京围困着那些幸存的各国外交官的暴徒们，不仅没有得到陛下的任何赞助和怂恿，而且实际上是对皇权的反叛。如果是这种情况，我最郑重地促请陛下政府：

1、公开证实外国公使是否还在世，如果还在，他们的现状如何。

2、让各国外交使节直接、自由地与各自的政府取得联系，排除威胁他们生命和自由的一切危险。

3、使中国的朝廷与援军保持联系，以保证在解放公使馆、保护外国人以及恢复秩序方面彼此合作。

如若这些目的均告实现，本政府相信，对于和平解决这次动乱所引起的一切问题，各国将不会存在任何障碍。同时，本政府在取得其他国家的同意后，将乐于以此目的为陛下进行友好的斡旋。

威廉·麦金莱

（1900年7月23日《百年书信集》卷一，侯书森主编，改革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43页。）

就在美国总统的回电到达北京的时候，在慈禧的授意下，经过短暂的停歇后，帝国军民对外国使馆的攻击重新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