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水面上的繁星

荷花灯上市了。

今年中元节，帝国宫廷里破例没有京剧演出。往年的规矩是，从农历七月十五开始，颐和园的戏楼和前门外的戏园子一样，将夜夜灯火。剧目是固定的，是一个中国式的劝人行善、因果报应的故事，剧名叫做《目连救母》。和民间不同的是，乾隆年间根据这个故事专门编撰了宫廷大戏，改名为《劝善金科》，全剧主题纷杂，故事拖沓，长达240出，每天演 出24出，10天方能演毕。今年宫廷里虽没有演戏，但还是照例举行了小型 的盂兰盆会的道场，小太监们依旧把上千只玻璃荷花灯放到了西苑的水面上。夜色下，荷花灯亮晶晶地在平静的水面上漂浮，如同满天的星斗。

今年市上的荷花灯好卖。几乎家家都早早地把买来彩纸、南瓜、西瓜制作的水灯放进了护城河里，护城河一下像一条缀满珍珠的丝带。《京师竹枝词》云：“绕城秋水河灯满，今夜中元似上元。”入夜，破败的京城成了一座仙境般的瑰丽之都。

和往年不同的是，河里的灯多，观灯的人少，人们都待在家里，把房门关闭。在街上欢喜着的全是孩子，他们拿着买来的各式灯笼，买不起灯笼的贫穷的孩子，就把蜡烛插在荷叶上举着。孩子们一直闹到半夜。

已经分不清这个明显带有宗教意义的节日到底来源于什么教。道教有“太上三官”之说，谓“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今天是地官清虚大帝的生日，这是“中元节”的正宗来由，自汉以来便有此说。但是，今天佛教徒们也很忙碌，他们照例举行大型盂兰盆会，唱诵《佛说盂兰盆经》，据说第一次在这一天举行此法事的倡导者，是汉武帝。“盂兰”，梵语，意为“救倒悬”，佛教经典中为此有一个故事：一个叫做目莲的孩子自愿去拯救道德上出了点儿小问题而被倒悬于地狱中的母亲，孩子的真诚感动了佛祖，同时，孩子答应把“百味饮食”和桃、李、杏、栗和枣五种果子放进盂兰盆内，“以供养十方佛僧”，母亲由此得救。今天的中国人似乎没人再知晓这个故事，偶尔涉及这个故事也不是因为他们崇拜那个热爱母亲的孩子，而是因为一部流行甚广的武侠小说，在那部小说叙述的这个佛教故事里，孩子救母亲的时候，佛祖命令一群快乐的神仙去把地狱的大门打开，这群神仙的总称叫做“天龙八部”。

让京城人心里发生古怪联想的是和尚们往河里放的巨大的法船。船头立着猛虎图案，图案上有手持铁叉的“开路鬼”。后面站的是两位表情永远愤怒的鬼，即“黑白二无常”，其中白衣鬼为“白无常”，俗称“活无常”，手持一根哭丧棒；黑衣鬼为“黑无常”，俗称“死有分”，手持一个“勾魂牌”，牌上有字，云“你可来了，正要拿你”。船舱里的鬼达10位之多，虽然各具名目，但哪一位都不是好惹的，在鬼神名录上都归属于阎王爷之列。

夜晚的窗外，孩子们还在嬉闹，他们清脆的童音在夜幕下的京城里飘荡：“荷花灯荷花灯，今儿点了明儿扔！”孩子们的歌谣令大人们心里弥漫着的那种怪怪的滋味更加浓烈起来。

夏风吹拂，满城水面上的荷花灯荡荡漾漾地游动，犹如这座城市忐忑不安的氛围。

不知道京城人是否看见了联军在通州城有意点燃的那堆巨大的火堆。

洋人们已经占了通州，这个消息京城人不可能不知道。通州距离京城有多远，京城人不可能不明白。京城到底能否守得住，京城人嘴上不说，心里不可能没有个大致答案。但是，奇怪的是，事情到了这个时候，人们反而沉静下来，不那么慌张了，仿佛在等待什么，全城悄无声息。

没有人再议论自己的军队“又上去了多少”之类的话题了，到是从朝廷里传来的一条大臣的奏折流传了一下子。这个大臣奏折的内容是：建议发动群众，在洋人将要进攻京城的路上，无论是陆路还是水陆，遍地插红旗，越多越好——“张旗为疑兵，百里皆满。”说这样“可以怵夷”。这个话题让大伙“笑”了一阵之后便没有下文了。接着，一个惊人的消息又流传开来，令京城更加寂静下来，气氛更加怪异了。消息说：帝国的军队没有失败！所有关于洋人已到通州的消息全是假的。带领帝国军队和义和团出征的李秉衡不但没死，而且还获得了“空前胜利”！不信？听听皇上为此发出的“上谕”是怎么说的：

李秉衡奏，李秉衡、马玉昆、宋庆与西兵鏖战，共毙联军十余万人，实属奋勇可嘉，李秉衡着赏给双眼花翎，马玉昆赏穿黄马褂，宋庆赏加尚书衔，由户部拨出库银十万两，交李秉衡散给官兵，以示激励，并着带兵克复天津。钦此。（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

和这道“上谕”同时流传的，还有一个据说是洋人们失败之后向帝国政府“乞求议和”消息 ，而朝廷为此对洋人的答复是：要想议和，除非答应如下条件：

一、还通商口岸；

二、只许海口通商，不许上岸；

三、英法各国只称君主，不得称大皇帝；

四、不许学中国语言文字；

五、公使归理藩院；

六、琉球、越南各侵地须还；

七、税则由我国定；

八、都中不许立使馆；

九、不许传教；

十、要赔我兵费十千万。

口气倒像一个真正朝廷的口气。

尽管京城里不少人家已经住进了从通州方向逃难而来的亲戚，尽管稍微有点常识的人就能看出来所谓“乞求议和”的虚假成份，但是中国人还是兴奋地传播着这种消息，流言导致的片刻快感让绝望的人们感到兴奋和幸福，在如同吸食了鸦片一样的暂短虚幻的快感中，中国人的愿望和现实彻底地混淆在一起了。这种近似狂乱的想像在苍白的头脑中逐渐扩大，最后竟然扩展到彻底清算洋人的25条——这个民族脆弱的心灵和奇异的想像力混合在一起，在1900年的动荡日子里发展到了极致。

皇太后召各大臣会议，立有“和约”25款，送交各国：

一、各国前所索赔款一律作废；

二、各国应偿中国兵费四百兆两；

三、各国兵船已在中国口者不准驶出；

四、各国租价照今加倍；

五、将总署交还中国；

六、康有为回国治罪；

七、所有各国教堂一律充公；

八、日本将台湾交还中国；

九、德国将胶州交还中国；

十、俄国将大连湾交还中国；

十一、所有教士各归其国不准再来；

十二、中国仍有管理高丽、安南之权；

十三、中国海关仍归华人管理；

十四、各国使臣来中国者照乾隆时所定之例不准进京；

十五、另赔义和拳兵费四百兆；

十六、日本亦须照乾隆时例入贡；

十七、华人交通西人及不遵官场约束者归朝廷治罪；

十八、所有东西洋人于中国官场相见须行叩头之礼；

十九、外人不准在中国游历；

二十、俄国西伯利亚及各处铁路均须拆毁；

二十一、英国须将新安九龙交还中国；

二十二、各国运来中国货物应加倍收税；

二十三、洋人商船到口者须先禀明该处守口中国兵官方准入口；

二十四、大米不准出口；

二十五、凡货物运往外国者亦须加倍收税。

（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

民间弥漫着的是美丽的幻觉，朝廷弥漫的是恐怖的现实：抓紧最后的时间杀人。

7月27日，一群步军统领衙门官兵来到太常寺卿袁昶的家，“诡言诸大臣在总署相候议事”。袁昶立即上车，官兵扯下车帘，便告之袁昶不去总署了，诸位大臣都在提督府。骡车颠簸着疾驶而去。袁昶的家人当时没有产生任何怀疑，但是，袁昶直到天黑也没有回家，一打听，人已经被关在了刑部。

比袁昶家人警惕一些的是吏部侍郎许景澄的家人。28日一大早，刚吃完早饭的许景澄还没把上衙门的官服穿戴上，仆人就送进来一张片子，说有个客人求见。许景澄说他要上衙门，没有时间见客人，仆人出去一会儿又回复：“客人说庆亲王请大人立即到总署，有紧急事协商。”许景澄嘟囔了一句。昨天散衙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紧急公事，是不是军事紧急了？于是立即出门。这时，机警的仆人拦住了他，说请大人的那位客人窥视内宅的神色令人怀疑，还请大人多加小心！于是，数个随从跟随许景澄上了车。许景澄的车刚出胡同口，立即被 蜂拥而上的十几名营兵裹挟着往北而去。车内的许景澄感到方向不对，营兵们回答：“王爷召集会议改在提督，不在总署了。”车到提督府，营兵们让许景澄的随从们回去，说这里有人侍候大人，话说完，就把许景澄拥了进去，然后推进一间小屋，随后屋门被反锁。

正在疑惑的许景澄听见隔壁的小屋里有大声咒骂之声，仔细听，是太常寺卿袁昶的声音：“说我和许大人擅自改旨，证据何在？”他立即明白了什么，同时也糊涂了起来：改旨？改什么旨？

袁昶，一个清醒的、糊涂的、对国事认识深刻、对官场认识肤浅的、站在今天普遍的史观上着实无法评价的帝国官员——真真的是个性情中人。有人把他列入“和帝国主义穿一条裤子的中国人”和“庚子年代著名的汉奸”；也有人称赞他是个“真正的爱国者”，甚至有人说他“乃真勇者”，“最以气节学问著。”

袁昶以户部主事初登官场，任总理衙门章京，后以员外郎身份外放宁池太广分巡道员，又升江宁布政使。“戊戌变法”后，为总理衙门事务大臣，授太常寺卿。太常寺是专门管理皇家祭祀事务的机构，因为是个级别很高但没有什么实际功能的机构，戊戌变法时曾经被光绪皇帝下旨精简。变法失败后，这个机构又得到了恢复。三品官职对于袁昶来讲仅仅是级别的象征，他的主要工作是在总理衙门。他坚决主张镇压义和团，坚决反对对外宣战，立场从来没有含糊过。在满朝官员都被载漪的气势下吓得不敢出声的时刻，他一再上奏，鲜明地阐明自己的立场，史料中至今完整地留有他措辞激烈的“庚子三奏”。

6月17日，袁昶在写给朝廷的第一封奏折中坚决反对义和团农民们的种种破坏行为：“杀教民，乱秩序，扰民生”，“焚毁卢保铁路，京津铁路电杆，又毁京津至张家口电线，特别是破坏铁路和电线，此皆国家派员出内帑借洋款，集数十年之物力所经营，一旦焚毁千数百万巨资，深堪惋惜。”他要求政府“治乱国，用重典”，“凡遇头扎红巾，身系红带，持刀放火杀人之匪”，统统“密拿严办，就地正法，格杀勿论”。同时，他严厉指责姑息和纵容义和团的官员在“养痈贻患”：“该匪胆敢潜入京师，盗兵辇毂之下，焚毁教堂，攻击各使馆，纵横恣肆，放火杀人，震惊宫阙”，“京都为万国所瞻仰，气象萧索，一至于此。自有乱 民不治，任其焚杀叫喊，实贻邻国之耻笑。”袁昶为此特别开列了应该“拿办”之人的“悬赏”的规格，价钱大得惊人：“缚献匪首所谓老师祖大师兄者，赏银二万两，立即超擢官阶。擒斩该匪团长一名，赏银五百两。余匪计首一级，赏银一百两。”应该注意的是，这样的 奏折，是在载漪等帝国的大员已经把义和团引进了北京城，全城的官员都在“户户开门迎接”的时刻出现的。（袁昶的“三奏”，见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 》，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62～169页。）

一个月之后，也就是在董福祥的甘军攻打使馆总是未果，京城内的教堂一片火海的时刻，袁昶在第二封奏折中说：“匪以仇教为名，波及使馆，复以攻使馆之故，波及官民。辇毂之下，任令乱军乱民纵横荡决，伊古至今，实为罕见。”“提督董福祥所统甘军，尤与之声势相倚，狼狈为虐，使馆附近居民，遭池鱼之殃者，不可胜计。”“夫以数万匪众，攻四百余洋兵所守使馆，至二十余日之久，犹未能破，则其伎俩亦可概见，尚得恃血气之勇，收御侮之效哉？”他坚决反对对外国使馆的攻击，认为这是违反国际公法的愚蠢举动：“伏以春秋之义，两国构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为国之重臣，蔑视其公使，即蔑视其国。兹若任令该匪攻毁使馆，尽杀使臣，各国引为大耻，联合一气，致死报复。”同时，他对各国调兵来华举动的真正的意图深感怀疑和忧虑：“今各国纷纷调兵，以带剿匪为辞，疑之者谓乘机窥窃，信之者谓其心无他，臣愚莫测其究竟。而拳匪种种无法，早当痛剿，已不待外人谆请，更何况外人代庖！”且“在京之洋兵有限，续来之洋兵无穷，以一国而敌各国，臣愚以为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此刻，袁昶已经感到自己的声音可能招致大祸，但是“臣亦知飞蝗蔽天，言出祸随，顾念存亡呼吸，区区蝼蚁微忱，不忍言，亦不忍不言。是用冒死具奏，伏祈太后皇上圣鉴。”（同上）

第三次上奏的时候，可以说袁昶是真的不想活了。那时李秉衡到达了北京，慈禧重新坚定了与洋人决战的信心，满朝官员们跟在载家兄弟的身后欢呼雀跃，准备带领各地勤王部队和手拿各种“法器”的义和团出京迎敌。就在这样的时候，袁昶“请杀主持义和团大臣”的奏折到了慈禧的案头。不要说这是直接主张杀载家兄弟的奏折，其实奏折上主张该杀的人已经包括了慈禧本人。奏折坚持一个观点，那就是目前的局势已是危机迫在眉睫——“窃自拳匪众肇乱，甫经月余，神京震动，四海响应，兵连祸结，牵擎全球。千古未有之奇事，必酿成千古未有之奇灾。”袁昶这一次直截了当地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支持义和团的官员，并且公开主张只有杀了这些人帝国才能安定下来——“今之拳匪，竟有身为大员，谬视为义民，不肯以匪目之者。亦有知其为匪，不敢以匪加之者。无识至此，不特为各国所仇，且为各国所笑。”他深刻地指出乱民可以“扶国”，同时也可以“倾之”，认为帝国造反的农民喊出“扶清灭洋”几同“以天下为儿戏”。且质问：“所灭之洋，指在中国之洋人而言，抑括五洲之洋人而言？”如果“仅灭中国之洋人，不能禁其续至；若尽灭五洲之洋人，则洋人多于华人十倍。”因此，把这个包藏祸心的口号当做支持乱民的理由的官员“尤可诛”。袁昶最后货真价实地开列了应该杀的帝国官员的名单，其中包括：山西巡抚毓贤、直隶总督裕禄、甘军首领董福祥、大学士徐桐、军机大臣刚毅、赵舒翘和启秀等，并且要求把附和这些官员的人“一律治罪”，不得因为是皇亲国戚就饶恕他们。他还要求，等国家一旦安定下来之后，再杀自己——“诛臣等以谢徐桐、刚毅诸臣，臣等虽死，当含笑入地。”（同上）

据说慈禧看了这封奏折后，只说了一句话：“此为有胆之人。”

那天袁昶一回到家即对家人表示：“今日言亦死，不言亦死，与其死在乱民手里，曷若死于司寇。苛死而朝廷顿悟，吾无憾矣。”（同上）家人围着他哭，他告诉家人自己以身殉国之后，他们是留京还是回南方老家，随便。

慈禧当时没有动怒而杀袁昶，是因为慈禧对袁昶的印象一直不错，她曾说过：“此人甚好。”其主要原因是“戊戌年曾以康有为之阴谋奏予知之”，由此而来可见袁昶在戊戌变法中反对变法的观点也直言不讳——那时他是站在慈禧的“后党”一方的，而现在，他显然是在光绪皇帝一边的，从这一点上看，无论历史给袁昶下什么定论，可以肯定的是，他绝不是一名投机政客。因此，在那群浑浑噩噩、蝇营狗苟、把国家当做赌场的帝国官员中间，袁昶的形象多少令人心头一亮。

而许景澄是个帝国官员中典型的懂洋务的人。他先后担任过中华帝国驻法、德、意、荷、奥、俄、比利时等国的公使，“戊戌变法”后被授予总理衙门事务大臣兼礼部侍郎。他正督办修建铁路，是义和团们心目中典型的“二毛子”。在中法战争的时候，他是坚决主张宣战的大臣之一，后来帝国的战败使他经受了极大的官场风险。而今，他的观点和袁昶一致，坚决反对对各国宣战，而他知道这一次他要承担的政治风险更大了。许景澄特别反对对使馆的攻击，这个长期在国外担任大使的人，深知这是违背国际公法的行为。但是，这一切都 不是他被列入死亡名单的原因。根据有关史料的记载，慈禧对他产生怨恨的瞬间，是在决定宣战的第四次御前会议上。那次会议就要结束的时候，光绪皇帝拉住了许景澄的手，那个君臣相对流泪的情景让慈禧对许景澄一恨就恨到了只有杀之为快的程度。

即使慈禧有随意杀人的权力，杀帝国的官员也需要能够说得出理由。据说，袁、许二人的罪名是“擅自改旨”。所谓“圣旨”，是慈禧以光绪的名义发给南方各大臣的一个圣旨，其中有“逐杀洋人”的字眼。但是，圣旨发出后，南方官员们并没有执行。李秉衡到北京后，慈禧就此事问这个从南方来的官员，李秉衡回答：“没有看到杀逐之谕。”这一下慈禧怀疑了起来，便命令刚毅等人查。结果，刚毅第二天就复奏，说是袁昶和许景澄擅自把圣旨改了，把“逐杀”改成了“保护”。慈禧勃然大怒。按照帝国的法律，擅自改旨应治以斩刑。

即使现在看来，刚毅的“调查结果”也是彻头彻尾的捏造。

袁昶、许景澄的家人第二天便慌乱了起来。身为帝国大员，说抓起来就抓起来了，连具体的罪名都没有，两家人连夜奔走探询，但始终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第二天，一夜未眠的两家人得到了刑部提牢传出的消息，让他们准备红绳。帝国高级官员如果因罪被判死刑，绑赴刑场时必须要用红绒绳。两家人目瞪口呆。

没有审问。从被捕到行刑，没超过两天。

平时骄横十足的袁、许两家人顿时没了主意，慌乱地开始拿着大笔的巨额银票企图挽回局面，结果银票还没来得及送出去，就听说刑部官兵和一伙义和团员已经押着囚车出了宣武门。两家数十口人赶到菜市口的时候，帝国大员袁昶、许景澄二人已经人首分离了。袁昶的脑袋滚落在一块草席上，这是有人事先向刽子手行贿的结果。因为没有事先打点，许景澄没能落得如此待遇，他的脑袋被砍落在泥沙里，鲜血和泥沙混合在一起，使他头颅面目模糊，家人几乎辨认不出。

由于死刑执行得迅速，刑场上的情形两家人都没有看见，只有依靠目击者的描述。监斩的是载漪的弟弟载澜和大学士徐桐的儿子徐承煜。时任刑部侍郎的徐承煜是个有趣的人物，他和他的父亲都是1900年间帝国官场上的滑稽角色，无论几天之后他父亲的死还是数月之后 他的死，都死得十分富有戏剧性。

当徐承煜看见推着袁昶、许景澄的囚车远远走来的时刻，他和载澜的心情是愉快的，至少是被联军不断向京城逼进的消息弄得心情压抑以来难得的愉快。但是，在西方生活过多年的许景澄是见识过世面的，他始终在微笑，而袁昶可不那么老实，跪着听完圣旨之后，突然开了口。先和载澜斗嘴：

行刑之时，袁神色自若，言曰：“予惟望不久重见天日，消灭僭妄。”盖谓端王专横凶僭，蒙蔽太后之聪明也。澜公监刑，怒斥之曰：“汝为奸臣，不许多言！”袁毫无畏惧，仍大言曰：“予死而无罪，汝辈狂愚，乱谋祸国，罪乃当死也。予名将长留于天壤，受后任之爱敬！”（《景善日记》1900年农历七月初三日。）

然后，袁昶扭头笑看许景澄，言：“不久将相见于地下，人死如归家耳。”

但是，袁昶至死也不明白判自己死刑的罪名是什么。在刑部大牢里，袁昶对许景澄表达了这种疑问：“死不足惜，罪名为何？”

许景澄笑道：“日后便知，何必计较！”

许景澄是明白的。他知道这个帝国肯定是完了。那些怂恿义和团和主张宣战的人，已经感到大势已去。联军攻破京城的时候不会太久了。既然大势已去，他们必定要在最后的时刻铲除在政治上和他们对立的一切人，以免这些人会告诉后人如此混乱历史中的一些真相。

没有慈禧的手谕，载漪一伙是无权斩杀帝国如此级别的大员的。在这个时刻，再愚蠢的人也该估计到局势的结局了，生死未卜的慈禧不允许她在政治上的反对者还活在这个帝国里。

几天之后，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被捕。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位大臣中竟然有两位是满人。

时年62岁的联元被称为“满奸”。他是同治七年（1868年）的进士，字仙蘅，满洲镶红旗人，崔佳氏。在京城做了暂短的京官后，外放安徽任太平府知府，后任安庆知府、广东惠潮嘉道和安徽按察使。戊戌之后入京，以三品京堂候补，在总理衙门行走。他的内阁学士 和礼部侍郎的任命仅仅是数月之前的事情。在地方做官的时候，“皆著声绩”。在汕头，他因为严厉惩罚了和英国商人串通一起坑害百姓的中国商人而获得声誉。同时，这是个有独立思想的满人官员，常常因为大胆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而陷入险境。慈禧把光绪软禁起来企图 废掉他的帝位时，联元竟然对着慈禧说出“皇帝当保全”的话，当时慈禧脸色就阴沉了下来，那意思是：皇帝当保全，难道你自己不当保全吗？义和团兴起之后，联元在对待义和团的态度上、宣战问题上以及杀洋人和教民的问题上，一直和慈禧唱反调：“前史，两国失和，无戮使臣者。公法以不能保护使臣之国为野蛮之国，今使署洋兵，不过千余人，聚而歼之，固非难事，然各国合而报我，不幸而京师不守，则其祸极烈。”（罗敦融：《拳变余闻》，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版，第216页。）为此，在第三次御前会议上，慈禧一怒之下差点把他杀了。最后，这个载漪眼里的敌人终于被捕了，罪名是“任意妄奏，语涉离间”。

另外一个满人是立山。这是个以微寒的出身奋斗到拥有万贯家财的暴发户的典型，是无论官运还是财运都顺畅亨通的幸运人物。他本是汉军人，原名杨立山，从小以包衣身份入正黄旗，土默特氏。他由官学生起家，1875年任护军参领，1878年出任苏州织造，在这个肥差上任职达四年之久。1883年回京任职，揽了个承修南海工程的美差，完工后得到慈禧的欢心，赏了个二品顶戴花翎。他当过公认是最有机会发财的内务府大臣，同时还兼任正白旗汉军副都统、户部侍郎和镶白旗满洲副都统。1894年慈禧60寿辰的时候，他因为给慈禧进贡“玉石仙台”等名贵礼物而得到“加赏太子少保衔”、赐西苑门乘船、紫禁城内骑马等一系列“殊荣”。他的官运亨通和财源滚滚源于他的大量行贿和与大太监李莲英的亲密关系。他终于成为帝国的一个“豪富”之人，同时又是一个“风雅”之人。他善于鉴别瓷器字画，“收藏甚富”，同时爱好戏曲，广结京师名优。据说他的死和义和团们看上了他家的那座殷实之府有关。《凌霄一士随笔》中有对他的日常生活的描述，是立山的一个朋友所写，这位朋友称立山家“园林之胜，甲于京师诸府”：

自园门至后院，可循廊而行，雨不能阻。山石亭榭，池泉楼阁，点缀煞费经营。演剧之厅，原为吾家厅事，后归尚书，予为布置，可坐四五百人，时鸦片盛行，设榻两侧，可卧餐烟霞、静听词曲。男伶如玉，女龄如花，迭相陪侍，戏剧有不雅驯不合故事者，予为改正之，群呼为顾曲周郎。凡冠盖而来者，冬初则一色鸡心外褂，深冬则一色貂褂。王府女眷，珠翠盈头，小内监二人，扶掖而至，相见以摹鬓为礼。粉脂之香，馥郁盈室，复有时花列案，蓓蕾吐芳，春则牡丹、海棠、碧桃等卉，谓之唐花，夏则阑芷木香，秋则桂花满院，犹有沪上佳卉来自海舶者。雕檐之下，鹦鹉、八哥、葵花等鸟，悬以铜架，喃喃作人语，与歌声互答。酒酣灯斓，时已四鼓，宾散戏止，优伶各驱快车出城而去，此可谓盛矣。（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卷三之《立山之富奢》。）

家里有钱，人又善于交际，并且特别“开通”，又有不少洋人朋友，作为帝国高官的他，有时竟然穿着西服革履到处逛。他还是个花花公子，喜欢出入妓院。他的死除了政治上的原因外，还和一名叫做“绿柔”的妓女有说不清的干系——这名妓女同时也是载漪的弟弟载澜的相好，满城皆知他和载澜为此争风吃醋，问题是连王公载澜也不如他的钱多-“妓羡其多金，疏澜而亲立。”这是载家兄弟心里的一个大疙瘩。

但是，正是这么一个官员，在政治上却锋芒毕露，其固执爽快，倒颇是条汉子。和联元一样，他对光绪皇帝被软禁有点看法，在所有的官员都与皇帝尽可能疏远的情况下，他怕皇帝在软禁的小屋里受冻，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特地给皇帝制作了个避寒的屏风送到瀛台。被慈禧知道后招他质问，他坦然承认，并请求惩罚。慈禧命令太监打他的嘴，他表示还是奴才自己打自己为好，于是“自批其颊，至红肿不堪”。他对人解释说，他这样是“不愿辱于阉人之手”。立山犯颜直谏的举动使朝野群臣惊愕不已，也使很多人对这个靠贪污行贿发财的花里胡哨的官员刮目相视。

义和团“举事”之后，帝国危亡在即，立山的政治锋芒更加尖锐。在慈禧召集的御前会议上，主战派和主和派吵成一团，主战的慈禧看了立山一眼，心里想，平时对这个奴才多有赏赐，这个人应该说是“自己人”，于是当着群臣问立山：“汝言如何？”谁知道，立山没有犹豫，立即脱口而出：“吾主和！”话音未落，在场的官员“莫不惊异”。载漪当即就骂立山“与夷通”。慈禧的表情难看了。帝国宣战之后，在载漪的带领下，早就盯上立山的豪富之家的义和团们终于抄了他的家，理由是有人揭发，立山暗中接济洋人，他的家里有一条通往洋人教堂的“地道”——这是彻底抄家的最好的理由。于是，立山的豪宅立即被农民们“焚劫一空”，立山本人也被捕入狱。在牢狱中的日子里，包括庄亲王载勋在内，许多官员为他求情，慈禧也没有杀他的打算。但是，在载漪的强烈要求下，慈禧终于动摇了。载漪说：“今不诛立山，明日恐将无及。”无法理解“今天不杀就来不及了”这句话的真实意思，但可以揣摩出载漪的另一番担心：洋人们真的要打进来了，如果是那样，立山这家伙肯定得意之极，与其让他得意，不如现在杀了他！

联元被押上刑场要被砍头的时候，突然刑场上一阵骚动，载澜骑着高头大马飞奔而来，在他的马前马后，一群义和团呼喊着，簇拥着。载澜的马后拖着一个东西，在尘土中乱七八糟的一团。马上就要挨一刀的联元竟然有心好奇，问：“此为何物？”有人应声：“立山大人！”原来，最后决定处死立山之后，载澜亲自前往刑部大牢，捆住立山的手脚，“系马后拖拽而出，及就刑，面目狼藉，气濒绝矣。”（《庚子诗鉴》，《义和团史料》65页。参见《清代人物传稿》（下编）卷六，清史委员会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214页。）一个往日花天酒地依红偎翠的人物，在刽子手还没下刀之前，就已经成为一团凌乱的血肉了。

没有人敢为被杀的大臣们祭奠，包括他们的家人。在那个疯狂的时刻，哪怕做出任何一点表示同情的举动，都可能会被载家兄弟当做“汉奸”或者“满奸”而被绑在马后拖个骨肉分家，或可能会被义和团们当做“二毛子”、“三毛子”斩尽杀绝。

另外一个被判死刑的是已经79岁的兵部尚书徐用仪。这个老人直到不久前才当上了他一辈子都渴望的尚书。如果说他在官场上犯过什么“错误”，那就是他曾经表示过，不赞成立端郡王的儿子为皇储。现在，帝国把他抓起来的理由是：有人报告，在袁昶等人被杀之后，这个老头掉了眼泪。老人死后，尸体被放在一个破庙里，没有任何人敢去收殓，很久之后才去了一个人，是他的儿子。徐用仪临死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死在洋人没有进京之前，也算是福气。”直到帝国的灾难平息之后，辛丑年二月，徐用仪的遗骸才被护送南下。史书对此记载道：“江督以下官吏，暨南数省士夫，并致祭焉。”（罗敦融：《拳变余闻》，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版，第220页。）

只有一个例外。当立山被载澜的高头大马拖往刑场的时候，当立山的那团血肉在帝国京城的黄土中翻滚的时候，路边公然跪着一群人，明目张胆地“为立山大人送行”。这些不怕死的人是被大清帝国鄙视地称之为“戏子”的人，其中有很多是家喻户晓的名角，其中一个唱武生的，以善于演悲壮的古代英雄而名噪全国，他的艺名叫“盖叫天”。

此时，距离联军攻破北京城墙仅仅还有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