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8408的“广阔天地山乡岁月”，让我想起我的两位下过乡的姐姐。尤其是大姐，估计是第一届下乡的，初中刚毕业（也许还没有毕业呢）就走了。这一去就是十好几年！

很小的时候大姐照顾过我，经常带我玩。现在还记得，她当年抱着我为我唱的一首她自编的歌曲的歌词。不过，在我整个的小学时期，对大姐几乎没有什么印象了。因为那段时间，大姐一直在乡下插队。几年以后，大姐招工去了另一个城市作纺织女工。工作三班倒，月工资18元人民币。有时候，捎点钱回来，或者是山区的又黄又亮的大橙子，只是很少回家。

大姐去的地方虽不算太远，但交通极为不便。往往下水行船需要一天一夜，上水行船没有两天两夜是绝对到不了的。我读大学以后，曾经专门乘船去看过大姐几次。直到近八十年代末我出国之前几年，大姐才千辛万苦调回到本市。

二姐下乡要晚几年，去的地方条件要好一些，后来招工也很顺利。不仅回到了城里，工作单位也很不错。只是，上大学的时机错过了。每每想起两位聪明能干的姐姐失去了上大学，丰富自己的人生和学识的机会，便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心痛！

（二）
好几年前，我回到国内探亲。感觉大部分大学时的同学们，包括后来上了大学的中学同学，状况都还不错。有教书的，当官的，发了财的也有好几个。而在我大姐那一代人中，下岗的，半下岗的，早退（休）的，比比皆是。每天来帮助我母亲做做饭，打少卫生的一位钟点工妇女，曾经也是一位因病留城，虽然没有下过乡，但也被时代所耽误的女青年。个别胆子大的，头脑灵活，又有点门路的，听说也干出番事业。不过，毕竟才学有限，又急功近利，被抓的，砍头的，也有那么一两个。大姐亲口对我说了一句当时流行的顺口溜：毛爷爷要我们下乡，邓爷爷要我们读书（大多数已过了读书的年龄或者缺乏基础），江爷爷要我们下岗（无文凭）。其中酸楚，又有多少人知道！

（三）
我的运气算好。初中毕业的时候，高考已经恢复了。上山下乡的风声虽然还没有完全过去，但已经日薄西山，气数将近。母亲单位的下乡知青，一些同学朋友的哥哥姐姐，陆陆续续回到城里。好像再不回来已经不行了，据说后来的知青和老乡关系闹得很僵。有个地方，甚至出了个“xx游击队”。这些回城青年一边待业，一边准备去做理发员、售票员等所谓“八大员”。

尽管我和我的一些朋友避免了下乡的命运，但我们也同样受到文革和上山下乡政策的影响。由于上山下乡政策的影响，很多家长、学生都不把读书、学习当作一回事。就像当年在我们学生中流行的“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语”一样，反正学不学、学好学坏，都是上山下乡修地球。如此一来，学校懒得教，学生懒得学。当年能够搞个病残留城，当工人做“八大员”已是很不错了。路子硬的，当兵的不少。恢复高考以后，一时能够考上大学的真是凤毛麟角。同时更多的人（包括我的许多小学、中学同学）因为基础不好而落榜，成为上山下乡政策直接或间接的受害者。七十年代末、整个八十年代，大学是足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的。

（四）
有些人对上山下乡的感觉或许并不坏。不过，个别人的“良好”经历难以减轻上山下乡运动的过失，无法掩饰上山下乡运动对绝大多数知青的伤害。孤立地看，上山下乡只是某个人的异想天开，受到影响的只是社会中的一部分青年。整体而言，上山下乡是文革动乱的一个组成部分。把当年的阶级斗争，文攻武卫，停工停产，破“四旧”，荒废教育、上山下乡等种种荒谬行为联系起来，就不难看出这一整套乖张举动对中国天翻地覆似的危害了。国家之不幸已甚，知青之命运犹怜。

（同意18408所言，农民更可怜。不过，这是另一个题目了。我对邓公的看法，却与之相左。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