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中原大饥荒
　　
　　　　我的父亲出生于1935年，抗战初期时尚不记事。父亲记得的第一件大事，就是1942～1943年的中原大饥荒。1942年，处于抗日前线的河南在不断遭到战祸的同时，还遭到一场巨大的自然灾害。先是几个月滴雨未下，再就是漫天的蝗虫。那时蝗虫非常之多，落在树上把树枝都压弯了，等蝗虫飞走，树叶被蚕食殆尽，光秃秃的如同死树。旱灾和蝗虫使得河南中部、南部一带赤地千里，大部分庄稼绝收。根据后来的资料，大约有300万人被饿死，占当时河南人口的十分之一。当时街上饿殍遍地，到处是乞讨、抢食之人，均为父亲亲眼所见。
　　
　　　　饥荒往往是人为造成的。当时，河南驻扎的是国民政府军汤恩伯部，党务、政务、军务、民生大权均集于汤恩伯之手，河南省政府有名无实。汤恩伯这个人，原本也算抗日名将，无奈他刚愎自用、贪婪冷酷。中原大饥荒时适逢汤部大事扩军，靠抓丁拉夫、吸收土匪、地主武装、杂牌部队、反正伪军等扩充势力，一度发展至四个集团军、三十万官兵，基本上靠河南一省的残山剩水支持。然而，汤部这个“胖子”却是虚胖，部队素质良莠不齐。特别是杂牌部队和反正伪军，原本就擅长扰民，此时更打起“中央军”的大旗，抗日不力、搜刮有方。汤恩伯为了维持军饷，在大灾之年仍不顾百姓死活，大事征收所谓的“汤粮”，弄得百姓流离失所、人尽相食。当时有民谣一则：“河南四荒，水旱蝗汤”，其中的 “汤”就是指汤恩伯。所以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时，汤部兵败如山倒，老百姓甚至有不少人甘当汉奸、为日本鬼子引路的，足见老百姓对“遭殃军”的极端痛恨。此后国民党政权在解放战争中被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般消灭，正是应了“失民心者失天下”这句古训。
　　
　　　　此外，1942年河南灾情虽重，但排除战乱原因，假如当时国民政府高效廉洁、努力赈灾，那么饿死的人肯定会少掉很多。然而，虽然河南省政府多次向重庆方面汇报灾情，但上面无论如何就是不信。因为当时上上下下的吏治都非常腐败，下面的官僚经常慌报灾情骗取赈灾款项和物资中饱私囊。慌报得多了，上面也就把灾情汇报当成“狼来了”，不予理睬。直到1943年河南饥荒的惨像被媒体披露后，救灾的物资、款项才陆续抵达。在此之前，军饷、捐税都没有任何减免。
　　
　　　　其实，不仅仅是河南一地，就连陕西不少地区也遭到类似灾害。即便是共产党控制的陕北，也有不少居民饿死，但当地的情况远较河南为轻。
　　
　　　　　　　　　　　　　　　　　　　　　九、颠沛流离
　　
　　　　1944年，在南洋已处于困境的日军为了便于向南洋运送战略物资，在豫湘桂战场发动了“大陆交通线”战役。是役国民政府军惨败，大好河山被日军蹂躏，创下了在反法西斯同盟节节胜利之时丧师失地、一溃千里的奇迹。本来，抗战开始后，随着开封的沦陷，全家人从开封撤到郑州（【注】当时旧称郑县），又从郑州撤到确山老家，接着又转到漯河。当时河南省政府、战区司令部先设在洛阳，洛阳沦陷后迁往洛阳南边的鲁山县，鲁山城小，放不下如此多的人。因此，省政府官员的不少家眷都住在漯河。鲁山沦陷后，省政府又迁往南阳。
　　
　　　　日军临近之时，祖父派出一队警察来护送家眷撤退。当时漯河城里一片混乱，老百姓争相出逃，连载人载物的车子都找不来。正在大家看着堆在地上的行李、细软发愁时，恰好有两个推着独轮车的农夫走到队伍边上。负责护送的警长一看，立马把二人抓来，指着问道：“这些货，拉到南阳去，每人给十块大洋！干不干？”二人一听，高兴得不得了，于是一行人就上路了。
　　
　　　　刚一出城，日本鬼子的飞机就来了。百十号人的队伍，在旷野里目标显得很大。鬼子的飞机都是双翅膀的老式飞机，其中有几架飞得特别低，连机翼上的膏药旗都看得非常清楚。一行人慌忙四散卧倒，两个推独轮车的农夫也撒把子就跑。边上的人还喊：“别把车把对着天上，看着像高射炮！”不过，鬼子的飞机在头顶盘旋了几圈后没有投弹，转身向漯河方向飞去，随后，就见到几颗炸弹投下，漯河城里几处冒起了滚滚浓烟。我家的一位远房亲戚当时没有撤走，事后他说，为躲避日机轰炸，当时他躲到一条壕沟里，随着一声巨响，一条血淋淋的女人大腿炸飞到他的面前，长筒袜里还塞着钱，把他吓得魂飞魄散。后来轰炸结束之后，他用长筒袜中的钱为那女人买了口棺材，把那条大腿埋葬了。
　　
　　　　撤退的队伍继续前行到一个小集镇时天黑了下来，大家决定住一宿再走。正在吃饭时，饭馆的几个伙计议论着日本人的事情，被随着队伍一同撤离的一位姓方的太太听到了。这位方太太是那种脑满肠肥的人，个子很矮，一脸横肉。方太太一听到伙计们提“日本人”，就吓得六神无主，高声吆喝起来：“坏了！日本人就要来了！”等大家闹明白原委，一个伙计小声说：“哼，就是日本人真的来了，她这号人也不会有事。”结果，逗得全桌人哈哈大笑。
　　
　　　　在途中，年幼的父亲和那两个车夫混熟了。两个农民既淳朴、又风趣，总是喜欢逗父亲玩。又走了几天，来到了一个叫李家寨的地方。这是个比较大的庄园，旁边紧邻一条宽阔的河，外面还有城墙，家里还有武装。李家寨的寨主是祖父在警察学校的同学，此时已经得到了消息，早早迎候在寨门外，一行人都很高兴。在李家寨休息了一晚以后，第二天清早渡河。但是当时河里的船都被军队搜走了，还好找到两条渔民放鱼鹰用的划子，一趟载两三个人渡过了河。渡过河就算安全了，很快到了南阳。此时两个车夫领了钱要回家，祖父一高兴，加了一倍钱让他们走了。二人千恩万谢，高高兴兴地去了。父亲看他们要走，哭得很厉害不让他们走，两人又哄了他半天，说等不打仗了就可以去找他们，但从此以后再也没见过面。
　　
　　　　祖父在抗战期间大概是负责情报方面的工作，因此经常需要化装穿越敌占区。根据当时祖父的保镖后来讲述，最危险一次是在从日据的某县城搜集情报出来的时候，险些被抓。当时二人装扮成客商模样，祖父手持一根中间掏空的竹拐杖，里面装的是文件，保镖伪装成他的随从。二人顺利地通过了城门口日军关卡，正走到几十丈开外伪军关卡时，一辆马车从身后突然驶出。那马大概受惊了，速度极快。祖父一惊，手中的拐杖落在地上，马车的铁轮压过，拐杖从中间轧劈了，露出了里面文件的纸头。保镖见状，立刻用手紧紧攥住露出纸头的部分。幸亏当时伪军和日军只注意了受惊的马，没注意拿拐杖的人，因此二人得以侥幸逃脱。
　　
　　　　不过，1944年的日本鬼子已经不象1937年南京大屠杀时那么凶残、那么趾高气扬了。据没有撤退的亲戚们讲，占领漯河当天夜里，日军进城，竟然露宿在大街上，颇有点像八路军的作风。向人问路、找房子借宿也都是点头哈腰，显得很有礼貌。还有一些鬼子士兵，竟然帮老百姓挑水、打扫院子。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恭良谦让，而是日本鬼子可能是察觉到自己已经到了强弩之末，害怕日后清算的原因。不过，和害民扰民的汤恩伯部比较起来，日军的作风简直强到天上去了，也难怪会有那么多河南人跟鬼子合作。
　　
　　　　　　　　　　　　　　　　　　　　　十、和平昙花一现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开封光复。在举国欢腾之中，我们全家也随即迁回了离别七年之久的开封，仍住回到了原先的宅子。回家后发现家中的原本宽大的房子都被日本鬼子改造成了和室，到处是小拉门、踏踏米、小格子窗户，很像老鼠洞。向邻居一打听才知道，这个院子在日据时代被日本“三井洋行”用作了办事处兼招待所。父亲和叔叔这些小孩子觉得这些玩意挺新鲜，但祖父讨厌日本的风格，雇人拆除了那些踏踏米。那些滞留下来的、平日里趾高气扬的日本侨民，斯时个个惶惶不可终日，见了中国人就低三下四地鞠躬再鞠躬。这些侨民前后不同的表现，正应了国家强，百姓强；国家弱，百姓弱的道理。
　　
　　　　当时日寇正在受降交枪。1945年夏末的一天傍晚，开封城外开来一小队日军降卒，由于天晚了就在城外的瓜田中露宿。早晨起来时，忘记叫醒一个熟睡中的士兵就开拔走了。这士兵掉了队，直到被发现他的中国人用石头砸醒。士兵睁眼一看，发现四周已围满了愤怒的中国居民，他立刻扔掉了手中的枪，跪在地上磕头求饶，哭喊着。但围观者没有一个人听得懂他喊什么，也没有怜悯和饶恕他，而是继续用石块砸他，那士兵转眼间浑身是血，仍然磕头不止，直至被砸昏。这时，有一个人搬了块大石猛的砸在他头上，结束了他的生命。年幼的父亲听说这件事赶紧跑去看时，那士兵已经死了。那士兵很年轻，身材矮小瘦弱，浑身上下的衣服、鞋子都被剥光，赤条条地躺在那里。据围观的人讲他至死没有开一枪，一直在磕头、哭喊。
　　
　　　　此外，当时还发生了一件事。一列满载撤退日侨的闷罐列车在行驶时，因为铁轨被中国人扒掉而颠覆了。当活着的日侨浑身是血地从车厢里钻出来时，守侯多时的中国居民一涌而上抢劫财物，不分男女老幼都用石头或者棍棒砸死，现场脑浆四溢、哀号连连，真是惨不忍睹。
　　
　　　　对于这两件事情，在我记忆中父亲向我讲过多次，每一次他的表情都很沉重，我的心情也很沉痛。但是转念一想，这也许就叫报应——谁邀请这些鬼子士兵、侨民来中国的？是他们自己来的。日本帝国主义自甲午战争战争以来，每次侵华都最积极，对同文同种的中国居民烧杀奸淫，掠夺了无数财富。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死伤3500万人，无数城市和村庄化为废墟！杀人者，必为人所杀！这两个悲剧性事件的始作俑者，正是侵略成性、血债累累的日本军国主义。
　　
　　　　不过，抗日战争胜利的最初一年，却是中国人民真正开心的一年。随着战争胜利、中国地位的提高和租界的相继收回，人们对建设新生活充满了希望。那一段时间在开封城内，无论贫富，人人脸上喜气洋洋；每个店铺旁边都备有免费的茶水，供行人解渴。当年离开开封的人们回来后，只要见到认识的人，哪怕仅仅有一面之交，就热情洋溢，互问寒暖。1946年春节，开封城内鞭炮齐鸣，家家户户门前都悬挂着自己动手扎的灯笼，还自发地比赛，胜出的人都觉得自己很有面子。而一些读书人，则在自己灯笼上写上自己设计的灯谜供行人猜。如果有人猜中，猜谜者便扣开主家的大门，宾主双方落座后，猜谜者会很谦虚地对主人说：“贵家的灯谜，我想试一试，猜不中别见笑啊！”如猜谜人说对谜底，主人就立刻献上酒菜，二人从此便引为知己。总之一句话，普天同庆，其乐融融。
　　
　　　　此时父亲上到了小学三年级，当时班上有穷有富，年龄差别也很大，从十多岁到十八九的人都有。开封城内自古居住着一部分犹太人，为了避免迫害而自称 “回民”，不过是“蓝回”，与信仰伊斯兰教的“白回”相区别。当时父亲班上就有一个叫“黄凤花”的犹太姑娘，大约十五、六岁，棕色头发，黄眼珠，人高马大，总喜欢欺负小男孩，父亲他们非常怕她。改革开放后，有不少开封犹太人回到了以色列，但是其中也有不少又回来了，因为无论从语言、习惯、心理和文化上，已经跟以色列人太不一样了。
　　
　　　　抗战结束后的国民小学里，所有学生都必须参加童子军。所谓童子军，跟今天的少先队有些类似。不过，童子军的军服需要购买，家里有钱的就买；买不起的就自己家用土布缝制，再到染坊染成童子军服颜色。自己染的衣服无论怎么下工夫，也跟买来的制服有色差。当时有些老师也挺可恶，在学生列队时总是喊：“正规军站到前面，杂牌队站到后面！”每当此时，那些穿着“杂牌队”衣服的穷人家的孩子，特别是女孩子就总是低着头，非常尴尬。不过，父亲天生同情弱者，总是自己也站到“杂牌队”里去，老师也无可奈何。
　　
　　　　大概那时起，学校、机关就有了每星期升国旗、唱国歌的习惯，那国歌（【注】国民党时期的国歌也即国民党党歌）的歌词是文言文的，对童子军们来说不好理解，老师也从来没解释过。不过唱得多了，到现在父亲还记得歌词：“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由于多年战乱造成的严重破坏，当时中国大部分地区经济凋敝、民不聊生。为此，当时美国救济总署给了中国不少援助，特别是对学生。父亲上小学时，学生们几乎每半个月都能领到美国救济总署发来的食品：大铁筒装的奶粉、大块的巧克力、肉罐头等等；此外还有衣物，质量都非常好。其实我们家是不需要救济的，但由于学生人人有份，也就领了。有时还发来一些美军士兵战时的口粮：几块饼干面包，一小罐果酱，一罐肉罐头，一罐蔬菜罐头，几块巧克力，几块口香糖，五枝“骆驼”牌香烟。美国作为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同盟国，在四十年代向中国提供了不少的援助，这些食品和衣物对于当时很多穷人家的孩子的成长是有益处的。解放后一些人出于政治目的和狭隘观念，要么对这一段历史闭口不谈，要么硬要给美国的慈善援助戴上一顶“侵略”帽子，这实在不够公正。
　　
　　　　　　　　　　　　　　　　　　　　　十一、祖父病逝
　　
　　　　我的祖父在年轻时感染了肺结核病，当时只知是“肺病”、“痨病”，也没有什么有效的治疗方法。随着年龄的增大和抗战时期的颠簸，他的肺病越来越严重了，经常咯血。到了1946年，祖父的病情愈发沉重，基本上在家休养。此时的他，已难以再掌管民政的职责了，于是给他安排了一个“视察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其实他也没下去视察过什么，只是下边的人拿来文件，他卧在床上圈阅。
　　
　　　　当时给祖父治病的主要有开封同济医院的院长，大概是姓柳；还有一个是留用的日本医生。这二位医生经常来家治疗，医术也算高明，但对于当时的绝症肺结核还是束手无策。1947年初祖父去世后，柳院长还不知情，办丧事那天还拎着个医药箱来了，一进门看到灵棚，一句话没说就转身走了。当时大人们都忙着张罗丧事，谁也没注意到他，父亲看见了。后来祖父丧事办完后，柳院长和他的夫人还一起登门来慰问，顺便提了提结清医疗费的事情。
　　
　　　　祖父的丧事办得算是很隆重的。灵堂就设在家中，省府要员来吊唁的络绎不绝，还请了不少出家人来超度。其实咱们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是杂的，来超度的出家人既有和尚，也有道士。吃饭时和尚在一边吃斋，道士在另一边喝酒吃肉。家里的亲戚也来了不少，还有许多平时不怎么认识的人也来凑热闹，边假装哭边偷东西。丧事办完之后家中少了不少小玩意，包括父亲小时最爱玩的德国造的望远镜，甚至还有一缸金鱼。
　　
　　　　可是人死如灯灭，那些阿谀奉承之徒也在瞬间树倒猢狲散，渐渐地门前冷落了。当然，也有一些祖父栽培过的、有些良心的人偶尔过来看看。当时的国民政府是没有“抚恤金”这一概念的，人死了就死了，就再跟政府没什么关系了。于是习惯于奢华生活的祖母就开始卖家产度日，由于她不懂得经营，被人连蒙带坑，再加上战乱，家道迅速败落了。
　　
　　　　　　　　　　　　　　　　　　　　　十一、内战爆发
　　
　　　　百姓所盼望的和平如同昙花一现，没能持续多久。1946年下半年国共内战爆发，国民党军队占着美式装备和美国的支持一开始占了上风。谈起国共内战爆发的责任，我认为以往的历史书把责任完全推到国民党方面的描述不够客观。其实，国共双方均无和平诚意，都在扩充实力、抢占地盘，从抗战结束到1946年内战爆发，双方因抢地盘发生的冲突延绵不绝。因此，把引起内战的责任完全推到失败的一方是不公正的。
　　
　　　　然而实话实说，国民党的部队秉承了军阀作风，实在太黑暗、太腐败了。当时，国民政府实行的是义务兵制，征兵对象主要是农民。农民一般不愿意当炮灰，国民党也不做什么宣传鼓动、思想政治工作，只好采取“抓阄”方式决定谁家的儿子去当兵。穷人儿子一抽上，立刻就用麻绳套着，生拉硬拽地拖走。万一有钱人家儿子抽中了，则可以通过行贿让穷人家孩子顶替。此外，有些地方干脆连这个程序都省掉了，直接抓人当兵。有很多外出赶集、甚至在地里干活的农民，碰上抓壮丁的，连给家人报信的机会都没有。解放后我父亲参军，所在的师政治部主任就是这么一个例子：红军长征时期，他在湖北老河口当脚夫，碰上国民党抓壮丁，当了兵。后来他所在部队调到川西草地附近跟红军打仗，部队被打散。红军优待俘虏，愿意回家的回家，愿意留下的留下。他看这荒无人烟的地方一个人走也活不了，干脆参加了红军，最后成长为解放军高级干部。他算运气好的，过个十几年还能衣锦还乡；而运气不好的就死在外面了，也没人通知家里人一声。
　　
　　　　此外，国民党军队里的官吏有很多贪污军饷，“吃空额”。所谓吃空额，就是假造花名册领空饷中饱私囊，有饷无兵。到了上级来抽查时，就临时找街上的地痞流氓假充士兵，每个人记住自己的名字，上级点名时答一声“有”就行了。还有狗急跳墙的，干脆自己人策反自己人。我父亲在1948年就亲眼在开封火车站看见这种情况。当时父亲正在火车站内玩耍，从别处驶来一列装满士兵的火车停在月台上。此时，一个国民党军官跑到车厢前策反，离父亲大概只有二三米远的距离，因此说话听得清清楚楚，大意是我的部队待遇好，你们来我们这里好了。正在说时，军列上的随行军官下来了，二话不说，拔出手枪就照那家伙头上打了一枪托，把他打倒在地，连帽子也掉了。那人捡起帽子，拔腿就跑。
　　
　　　　国民党普通士兵的命运是很悲惨的，他们大多是穷苦人出身，抓到军队里不但受军痞的奴役和欺侮，而且往往吃不饱，饥寒交迫。其实每人都有军饷军粮军装，但多被长官贪污掉了。国民党的军官多数很坏，动不动就体罚士兵，在开封大街上，父亲也多次亲眼看见士兵被打得哭爹喊娘。在豫东战役不久之后的淮海战役当中，据说国民党军逃窜时，遇到有河流阻挡道路，就把伤兵、死尸向里填，硬是填出一条堤坝，汽车和坦克就从上面驶过。后来解放军赶到，组织了挖掘，还有活人。如此的黑暗与压迫，军队怎么可能会有战斗力呢？
　　
　　　　共产党的部队如何好，解放后宣传得不少了。但实际上，内战激烈时共产党也迫切需要兵员，农民也并不是和电影里描写的那样个个踊跃参军的。父亲在部队时，有一个一九四七年冬天参军的老兵就曾向父亲说起自己参军的经历：干部们把青壮年农民集中到一间屋子里，让大家坐在炕上进行参军鼓动，把火炕烧得特热。也有愿意去的，但人数不多；多数人不言语，于是就继续鼓动。炕越来越热，烧得人实在坐不住了，想挪挪屁股，一挪，干部立即说：“好，好，×××愿意去！”马上连拉带拽到前台来，戴上大红花，就算光荣参军了。不过，共产党讲政策，对于只有一个儿子的家庭一般不动员参军；到了部队以后官兵平等，讲阶级友爱，更不存在克扣士兵的现象。这样一来，也就留住了士兵。而那些原来在国民党中服役，后来被共产党俘虏参加解放军的“解放战士”，对比双方军队天壤之别，就变得更加勇敢。
　　
　　　　　　　　　　　　　　　　　　　　　十二、第一次开封战役
　　
　　　　1948年，随着战局日下，开封城岌岌可危。国民党决心死守，于是把开封城变成一座要塞。先是把城外的民房一把火烧掉，形成一片开阔地；然后在城外构筑半永久性工事。国民党在城外做碉堡时，为了防止士兵临阵逃跑，就想了一个损招：先挖个一米深左右的圆坑，把食物、水连同士兵一同放入坑内，再用吊车把事先做好的钢筋水泥壳扣在上面。碉堡没有门可出入，每个碉堡里面只放一把铁锹，当兵的要想出来，就得挖地洞。国民党荒唐地认为：采取这样的措施就可以防止士兵逃跑，促使当兵的死心塌地地拼命。实际上，这种措施一点效力都没有：当兵的想保命，自然就一枪不放，一开打就把白衬衣挑在枪尖上从机枪眼里伸出来投降，直等解放军冲过去以后当俘虏。
　　
　　　　祖父病逝以后，根据祖父的遗愿，家里原本想把灵柩带回确山老家安葬。但时局混乱，道路不通，于是寄放在城外一座寺庙中，等待时局好转后再迁葬。国民党烧城外民房时，那座寺庙也未能幸免。于是祖父的尸骨连同棺材一起在战火中化为灰烬，一直到第一次开封战役结束后才得以收回。
　　
　　　　临近灭亡，国民党更加疯狂地镇压异己。一天早晨，我父亲在警备司令部对面的一个小店里买酱油，恰好遇到一个国民党士官出来买烟。那个士官双眼通红，一看就知道是很长时间没休息好。这时小店老板和他开玩笑：“蔡班长，昨晚上又到哪里赌钱去了，怎么眼圈熬得通红啊？”蔡班长连忙辩解道：“哪里的事！”看看左右只有父亲一个小孩子，于是压低声音对掌柜的说道：“最近一个月天天夜里活埋学生，昨天忙了大半夜，好几十个哪！有些女学生可真漂亮啊！可惜，可惜！”他也感叹道。
　　
　　　　转眼到了六月份。一天早晨父亲上学，一出门发现街上空荡荡的无一人，继续走了很久才碰到一个同学，二人继续前行。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碰到一个值勤的宪兵，宪兵看见他们就大喊：“回家去！回家去！别上学了，要打仗了！”小孩子不懂事，一听可以不上学，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回到家里一会儿，就听到远处传来隆隆炮声，慢慢地越来越近，声音越来越响。过了一两天，炮声渐渐停息，城外方向枪声大作，又过了一两天，枪声由远到近——共产党进城了！
　　
　　　　共产党的部队此时不知是由于战术原因，还是为了减少城内居民的伤亡，不再用重炮轰击了，而改用迫击炮。迫击炮的声音能分辨得出来：嗖——嗖嗖——轰！在激战中，我们家左右邻居、店铺全被炮弹击中倒塌，惟独我家的楼房基本完好无损，只是楼外的木楼梯被弹片炸塌了。邻居没了房子，天黑时纷纷跑到我家来请求留宿，祖母一看，忙说：“都啥时候了，还请不请的，快进来吧！”于是大家一拥而入，好在家里房子挺多，又有地板，二十多号人就睡在地板上。在战乱时候，人多了是能够壮胆的。
　　
　　　　第二天枪声越来越逼近我家所在的省政府大街，不时有子弹在院内飞过，还有一粒流弹破窗而入，所幸没有伤人。父亲有一件美国救济总署发的棉布衬衣晾在院子里，此时中弹起火了。那件衬衣是方格子的，布料非常厚实。接着，院门被人推开，一个短头发的解放军女卫生员手里拿着一块馒头，一边啃着一边进屋问祖母： “大娘，有没有水喝啊？”祖母连忙倒了碗开水给她喝，看着她干啃馒头吃，又从家里拿出了点咸菜给她，可她无论如何都不要，“咕咚咕咚”一口气把水喝完，就急匆匆跑出去了。
　　
　　　　当时我们家住在省政府大院斜对门。此前，省政府大楼早已被国民党变成了防御工事。街这边已经是被解放军占领了，那边省政府大院内国民党士兵还在坚守，双方隔着大街互相射击。突然，家里人听到一声很大的响动，像是什么东西从高处坠落的声音。大家趴到门洞一看，是一个解放军战士从省政府楼上摔了下来，身旁还放着一把铁锹，声音估计是那把铁锹发出来的。刚才进屋讨水的女卫生员正在为他包扎。正在这时，又一个端枪的解放军战士推门而入，看到门洞里站的人，对祖母说道：“大娘，别站这里，门洞很危险！”说完跑进了后院。大家急忙又退回屋内。
　　
　　　　当时开封上空还有飞机飞过。后来才知道，那是蒋介石亲临开封上空督战。
　　
　　　　第二天全城大部分地区枪炮声渐渐沉寂下来，惟独龙亭方向还有战斗，枪炮齐鸣，持续了几个小时后也停下来了。战事结束后，在家里的厕所中发现了一套刚刚脱下的、崭新的国民党校官呢子军服，大概是哪个军官平时舍不得穿，原本打算打起仗来穿上这身新衣服“不成功便成仁”的，后来改了主意逃命去了吧。当时的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刘茂恩先是自己在脸上涂满鲜血装死，然后混在出逃的人流中逃出了开封。
　　
　　　　开封地质比较特殊，打井时有的井是苦水，有的井是甜水。苦水井是不能吃的，只能用来洗衣服。因此，当时开封城内所有的水井都有一个蓝底白字的牌子，上面写着“苦水井”或者“甜水井”。平时家里吃水都靠人送，打了几天仗没人送水了，家里的甜水也吃完了。开封战役时大伯不在家里，父亲是唯一能干活的男子，因此枪声一停父亲就出门挑水。一路上国军将士尸骸枕籍，地上血流成河。走着走着，又看到一个国民党伤兵在地上爬行。恰在此时，两个解放军战士恰好从他面前经过，国民党伤兵停了下来，以乞求的眼神向他们仰望着。其中的一个解放军战士拉了拉另一个战士，两人一言不发，绕开国民党伤兵走了。第二天早晨父亲挑水时又看到那个伤兵，趴在一汪积水边，已经死了。
　　
　　　　进攻开封的是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的陈士榘部，当时装备很差，甚至还没有统一的军服：有穿八路军军装的、有穿便衣戴军帽的、有上身军装下身便衣的。武器也很破旧，可是士气高昂、待人和气、纪律严明。
　　
　　　　善于运动战的解放军进入开封只停留了大概四、五天时间，然后就在一个夜里悄悄撤走了。那天早晨起来，街上一个解放军都没有，只留下满街标语口号。解放军撤走的当天下午，国民党邱清泉的机械化步兵第五军回来了。那天天气很怪，天空一边是乌云翻滚，另一边却是烈日当头。一开始，国民党军远远地打了几炮，见没反应就不打了。当时父亲跑到城门口看热闹，远远地望着排成纵队的坦克，“突突”轰鸣着，冒着烟；坦克后面是汽车，汽车后面还有戴钢盔的士兵。在乌云与烈日的衬托下，这支黑压压、又闪闪发亮的部队显得很不可一世。接着，国民党的报纸和电台就开始吹牛，比如《庆祝开封大捷——国军胜利收复汴梁》、《国军荣克开封城》等等。其实，国民党部队“荣克”开封时连一个解放军的影子也没见到。
　　
　　　　国民党进城后学校又开课了。父亲上学的必经之路上有个被炸毁的国民党碉堡，坍塌下来的水泥块埋住了一具国民党士兵尸体的上半身，只剩两条腿露在外面。由于当时是夏天，尸体在阳光的暴晒下很快肿胀起来，并且散发出一种甜丝丝的、令人作呕的臭气。父亲和他的同学们从那里经过时，为了躲避那种臭味，总是在很远的地方就深吸一口气，再憋着气跑过那一段路。有几次不走运：风向正好顺着他们跑的方向，等他们以为跑过了那个区域而深呼吸时，立刻闻到了那股令人翻肠倒肚的可怕气味。
　　
　　　　复课那天，同学们见面后格外亲热，互相讲述打仗时见到的惊险场面。父亲的同学在开封战役中也有损失，同在班上的两姊妹被打死了。那两姊妹长得很漂亮，时年一个十五岁，一个十三岁。
　　
　　　　　　　　　　　　　　　　　　　　　十三、跑反
　　
　　　　邱清泉的第五军再次占领开封后，继续在开封外围与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交火，开封始终未能成为太平之地。当时父亲见到的邱清泉部是国民党的王牌部队：武器精良，从战车到士兵的枪支都是美式装备；士兵穿得也好，清一色斜纹布军装，军容非常整齐；生活也不错，住在美式帐篷里，吃着美军战时士兵口粮，经常从帐篷中扔出空罐头盒。邱清泉部并不像当年汤恩伯部那么骚扰百姓，但是也决不像解放军、八路军那样对老百姓那么和气。国民党与老百姓的关系，就像是水与油；而共产党与老百姓的关系，则像是鱼和水，这就是区别。
　　
　　　　有了第一次开封战役那些惊心动魄的经历，祖母想起来就有些后怕。为躲避随时可能烧来的战火，祖母决定带几个孩子回老家确山。但是，当时几个成年子女人各有志：大伯在武汉国民党军中；大姑在省师范高等学校与一个进步青年张××（【注】实为中共地下党员）谈恋爱，不愿意走；二姑正上高中，准备跟学校一同撤走。祖母只好收拾了家里能拿得动的首饰、金银等财产和祖父的骨灰，带着当时尚未成年的父亲和叔叔一同南逃，家里委托给一个远房亲戚照看。那远方亲戚在看房子期间，把祖父一生积攒下的珍贵的线装书都拿去当废纸卖掉换酒喝了。
　　
　　　　此时郑县、许昌均已被中共占领，陇海铁路向西已经走不通了。祖母一行出了开封，向东先乘火车到徐州，从徐州沿津浦铁路南下到浦口，从浦口渡江到南京，从南京乘船到汉口，从汉口再沿平汉铁路北上回到确山。当时兵荒马乱，南下的火车列列爆满，就连火车顶棚上都坐着人，不时有扒火车的被挤下火车轧死轧伤。车厢里还有国民党的伤兵和散兵游勇，一路上怒骂声、哀号声、呻吟声连绵不绝。火车一路上走走停停，人们小心翼翼地护卫着自己的财产和子女。等到了浦口，码头上等待过江的老百姓人山人海，而轮渡只有那么几条，根本就忙不过来，秩序非常混乱，不时有人为争抢渡轮掉入江中。
　　
　　　　祖母、父亲、叔叔三个人老的老、小的小，眼巴巴地看着眼前这一幅乱象一筹莫展。也算天无绝人之路，恰在此时，听到有人招呼他们。一看，原来是曾与祖父同僚、时下在国民党海军部供职的李××（【注】军衔大概是个少将）。此人若干年前曾去过祖父家里，有印象但不熟悉。在李××的安排下，祖母一行随之一同过了江，在李××家中小住了几日。李××招待得还比较热情，只是其夫人仿佛显得有些不耐烦。看看祖母一行所带的大包小包，李××问：带着这些东西，一路上安全吗？祖母说不安全，成天提心吊胆的。李××便建议：现在哪里都不如南京安全，可以将不是生活必需品的包袱和祖父的骨灰暂存他的家中，等战局好转以后再回来取。祖母一听，当即就同意了。
　　
　　　　李××帮助祖母买了到汉口的船票，又将三人送上了船；从南京到汉口，再从汉口到确山这一段路还算太平。但此后战局急转直下，再也没能和李××联系上，于是祖父的骨灰，还有那些囊括了家里几乎所有动产的包裹均不知所终。解放后，大伯曾到南京寻找过李××家，但早已物是人非，听邻居们说，李××跟国民党去台湾了。
　　
　　　　事实证明，祖母这次跑反完全没有必要。1948年10月24日，已经穷途末路的国民党行政机构和军队自己撤出了开封，逃往徐州。解放军兵不血刃就解放了这座古城。
　　
　　　　　　　　　　　　　　　　　　　　　十四、母亲的家庭
　　
　　　　我的母亲出生于1951年，是河南滑县人。除少数几个外来户以外，她所在的那个村子里的人清一色姓张，都是一个老祖宗的后代，村民也全都是亲戚。外公在解放前是一个有四十来亩土地的小地主。实际上，我的外公是一个非常木讷的、一个大字都不认识的老实庄稼汉，原本并不富裕。但他唯一的兴趣就是伺候庄稼，人也非常勤劳。外公精湛的种田技术和起早贪黑地耕作，使得他的庄稼长势总比别人的好；再加上外婆勤俭持家，经过几十年千辛万苦的积累，家境渐渐殷实起来。
　　
　　　　外公年轻时长得英俊，皮肤白皙、身材魁梧，是远近闻名的美男子。我的外婆则出生于一个败落的官绅家庭，从小父母双亡，寄人篱下，家里财产全被她的叔叔吞并。她是农村里少见的知书达礼的大家闺秀，就看中了外公的老实与英俊。外婆的精打细算和祖父的勤劳耕作，使得这个家庭在解放前的20年里不断扩大再生产，从原先的几亩变为四十来亩，还盖了一座二层的老式小砖楼。不过，滑县的土地属于黄河故道，含沙量大，肥力差，当时又不懂使用化肥和品种改良等技术，尽管精耕细作，但还是离不了靠天吃饭，一亩地能打个二百斤粮食就算特大丰收了，遇到荒年景颗粒无收的情况都有。每年打下的几千斤粮食养活当时一家六口，也不过温饱有余。
　　
　　　　解放前，家里只有外公一个男劳动力，地多了以后一个人忙不过来，就雇了一个长工，农忙时节也雇几个短工。但是，这里的主家与雇工的关系并非象《收租院》里所描述的那样残酷、血腥，而恰恰相反——当时吃饭时，外公和长工同席吃干饭，外婆和孩子们则另席吃稀饭。这是因为，在天灾人祸频仍的河南，即使家里有些余粮也不敢顿顿吃干饭，必须留下来粮食备荒；而外公和长工属于下地干活的劳力，他们必须吃饱才有劲干活。上工时外公和长工一起下地干活，那长工与我们家关系也相当好，本身也就是自家亲戚——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殷实之家，根本不是某些人描绘的那样像洪水猛兽般的压迫者。
　　
　　　　外公、外婆是当时村里有口皆碑的勤劳之家、小康之家。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旧时代的中国亿万农民唯一的梦想就是靠勤劳、节俭获得积累后不断地购买土地。这些地产，既不是他们抢来夺来的，也没有军阀官员作靠山，更谈不上“鱼肉人民”。这些土地都是他们一辈子辛辛苦苦、一点一滴地积攒起来的，他们都是本分守法的淳朴农民，并没有任何罪过。其实，这样的农民应当算是中国旧式农民中最为勤劳、贡献最大的一类人。
　　
　　　　解放前，由于连年战乱，土匪很猖獗，有一次外公在去县城看戏回来的路上被几个“老抬”（【注】豫北方言，就是搞绑票的土匪）绑架了，放出消息要多少多少银圆，否则就要撕票。外婆得知消息后简直快急疯了，四处张罗借钱筹款。还正在忙活着，外公居然毫发无损地回来了。原来，“老抬”把外公关押几天后派两个喽罗押着外公转移关押地点，谁知走到半路两个家伙的大烟瘾相继发作，又是流鼻涕又是浑身抽搐，动弹不得，结果眼睁睁地看着外公挣脱绳索逃走了。
　　
　　　　冯玉祥治豫时，搞“新生活运动”，派出大兵四处搜罗裹脚女人。可是，这种延续了一千年的陋习也并非一下子能破除的。那一段时间，村口有人放哨，远远看到有冯玉祥的大兵过来就高喊：“查裹脚的来了！”正在地里忙活的妇女一听，撒腿就往家里跑，冯玉祥的大兵就在后面追，跟今天搞计划生育差不多。
　　
　　　　后来日本人来了。外公的弟弟当时在县城卖馍，走到城门口时正赶上日本鬼子杀人立威，无端地被日本鬼子砍了头，在城门口挂了好多天。后来外公买通一个给日本人做翻译的同村人，花了不少钱才把尸首赎回来。几年里日本人就到过村里一次，吓得全村妇女脸上涂满锅灰躲到麦地里，被日本兵抓住的妇女倒也没怎么着，日本兵看着她们脸上黑糊糊、惊慌害怕的样子就哈哈地笑，嘴里还用生硬的汉语说“皇军大大的好，别害怕”，然后就走了。而汉奸队伍“皇协军”和一些杂牌队就挺可恶了，每次进村都偷鸡摸狗，搜刮财物，因此当地一些老百姓说“皇协军”比日本兵还坏。
　　
　　　　虽然豫北先后被新旧军阀、国民党、日伪轮番控制，然而这几种政治势力始终没有能深入到乡村中来，除了要交各种各样的捐税、偶尔有各式各样的军队来搜刮骚扰外，豫北的乡村多半时间处于千百年来形成的村社自治体系之中，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着，直到来了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