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解　　　放
　　
　　　　　　　　　　　　　　　　　　　　　一、土地改革
　　
　　　　外婆有一个叔叔，游手好闲，喜欢吸鸦片、嫖娼及赌博。虽然吞并了外婆父母留下的遗产，有不少土地，但由于坐吃山空、肆意挥霍，到解放前夕已经把地卖得差不多了，沦为典型的农村流氓无产者。最后剩下一匹骡子，也找到外公，贱卖给了他。当时外公满心欢喜，还以为捡了个便宜，谁知不到四个月，土改就开始了。外公家被划作地主，家里的田地、牲畜、农具都被瓜分了，也从原来的二层小楼中被赶了出来，在一座老庙中栖身，我小的时候还在那里住过，直到1984年才在我母亲、大姨的支持下盖了一座新屋。而外婆的叔叔，流氓无产者，却因为身无分文，划为了贫农。
　　
　　　　对于土地改革问题，尽管我的父母家都是地主，土改中被分掉了土地，但我一直都认为：土地改革是必要的，因为中国人口太多，土地资源有限，因而过度的土地兼并和集中会造成贫富分化和社会动荡。但是，我认为土改中仅仅依据财产多寡而给人划线，以决定是“统治阶级”和“被专政阶级”的做法是欠妥的，特别是再依据这种划线将歧视与迫害强加到被“均富”者及其子女身上。虽然共产党一直讲“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实际执行起来却往往不是这样。此外，不问农民财产的取得途径是否合法，简单地加以瓜分而不给任何形式的补偿，也容易人为地造成矛盾加剧。
　　
　　　　　　　　　　　　　　　　　　　　　二、阶级斗争
　　
　　　　土改后，外公、外婆原来的住房被改成了村公所，后来叫大队部，还成立了贫农协会。这时附近几个村子里一些失去财产的原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秘密组织起来，雇了枪匪准备暗杀贫农协会主席和农会积极分子。密谋在村子最大的地主、外公的堂兄家里进行，外公被分配“承包”暗杀贫协主席。开完会回家后，老实巴交的外公长吁短叹，心神不宁。外婆看着外公情绪不对，急忙问怎么回事。外公在外婆逼问之下，只得和盘托出。外婆闻讯大吃一惊，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于是急忙赶到贫农协会主席家里，让他连夜逃走。贫协主席脱险了，后来半夜里枪匪开始行动，全村贫协积极分子除贫协主席一人不在刺杀未遂，其余的全部被匪徒杀害。
　　
　　　　人民政府随即进行了镇压，首犯外公堂兄逃亡，多年没有音讯。六十年代末，他们家里人辗转得到消息，他逃到了山西某地山区，一个人住在一间废弃的窑洞里。他们家里人秘密地到了其藏身之地，但发现其早已死亡，只剩下一具白骨，于是用麻袋装着回来，秘密埋掉了。此事一直瞒着村里人，直到八十年代才得以公开。其他的参与者均被枪决。外公虽报信有功，却以出了钱、参与了密谋为理由，仍被判了4年劳动改造。在外公服刑期间，家里没有劳动力和生活来源，外婆靠给人做鞋底挣点钱养活三个孩子，不到四十岁头发全白了。
　　
　　　　不过，实话实说，外公在监狱里的日子竟然比在农村还要好一些。那时监狱讲政策，像他这种罪行轻、人又老实的犯人，管教干部对他很是不错。起初，让外公担任采购，自由上街；后来成立监狱工厂后又让他当工人，干了几年成了熟练工。除了不让家属探视这一条不太尽情理外，监狱里的待遇还真不错：顿顿吃得饱，每星期吃一回肉，外公在里面养得白白胖胖。外公以前有眼病，当时监狱里还关押着一个日本军医当狱医，大概是个战犯，他治好了外公的眼病。
　　
　　　　后来这座监狱工厂发展成了一个国营的大印染厂，外公也成为该厂的熟练工人。外公这人老实，领导让干啥就干啥，而且精益求精，领导不说休息就决不休息，因此监狱的领导们都很喜欢他。服刑期满时，监狱领导几次劝他留下来就业当工人，但老实巴交的外公执意要回家。外公回家那天，外婆和当时只有四岁多的母亲正被村干部指派在村口“把路口”，在监狱里养得白白胖胖、穿着簇新的工作服的外公从路口经过时，二人竟然面对面地互相认不出来——外公胖得脱了像，而外婆则在几年内由满头青丝变得白发苍苍。
　　
　　　　　　　　　　　　　　　　　　　　　三、兄弟姐妹
　　
　　　　当时我的大姨刚刚成人，被村治保主任看上了。这个治保主任是村里少数几个外姓人之一，叫郑八，参加过抗美援朝，因战争致残，立过三等功，当时在农村十分厉害。郑八甚至许诺如把大姨嫁给他，他就想办法跟土改工作队说说，让把我家成分划成中农，其实他没这个本事。虽说巴结上郑八这个人可能会使我们家日子好过一点，但大姨死活反感这个人。而且，外婆是看着郑八长大的，熟知他为人凶残、懒惰，因此无论如何都不答应。当时土改工作队里有个年轻人，可能刚从学校毕业，比较同情我们家的处境，外婆求他出面顶住郑八的压力。于是这个年轻人谎称和大姨谈恋爱，让郑八死心。郑八不敢惹土改工作队的干部，于是只得恨恨地作罢。后来，外婆托人到邻村说媒，找到了当时正在郑州工作的我的大姨父，草草成婚，于是大姨算解脱了。1991年外公病危，母亲和大姨回去伺候，还一起去了当年那个救了大姨的土改工作队员家里表示感谢，此时，他已经是滑县法院审判庭的庭长了。那个治保主任郑八后来对此一直怀恨在心，以后凡是运动都把我们家人往死里整。
　　
　　　　我的母亲有兄妹四个，我母亲是家里的老幺，比大姨小18岁，比舅舅小13岁。大姨是长女，出生于1933年， 1952年经人介绍认识了在郑州国棉六厂当工人的大姨父，后在一个集体企业当了工人。大姨在大饥荒时期因为自己省下来往家送粮食，落下了浑身病根，在长期治疗中又引起不少并发症，有肾炎、糖尿病、肝硬化、肺结核、高血压、心脏病、血管瘤、胃病等等，不过居然能挺到现在，也算是奇迹。大姨有一子三女，长子在郑州某大企业当电焊工，因技术精湛而收入尚可；表嫂也是工人，现在提前退休。大表姐高中毕业后接姨父的班进了国棉六厂，现已下岗多年，靠卖保险谋生；大表姐夫是郑州橡胶厂电工，企业不景气，生活艰难。二表姐先在国棉三厂，后企业不景气，由二表姐夫调到市劳改局下属某企业；二表姐夫是某劳改农场管教干部，生活还过得去。三表姐八十年代待业几年后先接班到大姨所在的中原砂轮厂当工人，后来因表现好被厂里选送脱产读大学，毕业后回厂当干部，三表姐夫也是那个厂的技术员，后企业倒闭，双双下岗回家，三表姐夫靠给人打工维持生活，三表姐则竞选街道干部成功，也还过得去。
　　
　　　　大姨之下还有一个弟弟，12岁时不幸夭折。我的舅舅出生于1938年，初中时成绩优异，因为外公判刑、家里太穷辍学。后招工到河南信阳，1962年调到河南新乡某印染厂当车工。1979年因工伤导致左眼失明、右眼视力下降到0.1，退休回老家务农。舅舅有三子，长子高中毕业后顶替舅舅到厂工作，现在厂里不景气；次子在4岁时因高烧导致痴呆，后掉到井中淹死；幼子初中毕业后务农一年，后来被送到我母亲开的小宫灯作坊学徒，三年期满后母亲给他买了生产工具，在山西自己做宫灯谋生。
　　
　　　　我的父亲有兄妹五个，我父亲排行第四。我大伯出生于1925年，长大后考上了河南大学，后参加了国民党军队，上尉军衔。武汉解放前夕他所在部队阵前起义，改编成为解放军并留在了武汉。大伯有文学才能，解放后成了部队作家。 1954年武汉军民取得了抗洪斗争胜利，他写了一篇快板《江中游》，成为当时脍炙人口的作品；此外还写了一部话剧《北定中原》，被各军区文工团竞相搬上舞台，名噪一时。他曾两次作为“部队青年作家代表”在国庆时登上过天安门的观礼台，其中一次是1959年10周年国庆。大伯还曾作为随军记者参加西藏平叛，写了大量的通讯、随笔，还拍了一些照片。在西藏期间，他亲眼目睹了平叛后从农奴主庄园挖出被活埋的农奴的情景，那是父女俩，刚被活埋几天（【注】西藏和平解放时，中央承诺不干涉西藏内部制度，所以农奴主依然有权处死农奴），死时表情十分痛苦。他还亲眼目睹喇嘛寺里人皮做的鼓、祭祀用的活人心脏。“文化大革命”期间大伯挨了整，被开除军籍、党籍，押送农村改造，1980年平反，重新恢复了军籍和党籍。大伯婚姻不幸，其妻子是解放前确山县长的千金，两人一直感情不和。文革时她曾经“检举揭发”过大伯，大伯平反后与之离异。2002年夏天，大伯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
　　
　　　　我的大姑解放前在高等师范学校读书，在其男友张××（实际为中共地下党员）影响下参加了学生运动，后来参加了解放军，转业后当了中学教师。大姑父张××解放后到《解放军报》社担任编辑工作，当时《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一起被称为“两报一刊”，政治地位很高。大姑父是个政治投机者，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紧跟毛泽东的女儿李讷（【注】李讷当时化名肖力，在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解放军报》社）造反夺权，成为《解放军报》社的实权派。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大姑父作为 “三种人”遭到清查，被清理出《解放军报》社，调到湖北一家部队农场任领导职务。大姑身体一直不好，于1969年病逝。
　　
　　　　我的二姑解放前夕正在读高中，国民党溃败时随学校南迁，半路上被解放军围住缴械。当时解放军里缺文化人，于是动员学生参军，二姑就参了军。刚参军就参加了淮海战役，在前线认识了解放军汽车连连长的二姑父，后二人随部队南下至福州，安家落户。我的二姑父林××，原是运输大资本家的儿子，后来参加解放军，解放后一直在福建省交通系统工作，曾任福建省交通厅公路总监。现二人均已离休。
　　
　　　　我的叔叔解放时还在读小学。他自幼喜欢钻研文史，但后来考大学填报志愿时，因为全国都在响应毛泽东号召“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于是脑子一热报考了北京农业大学，为此他一辈子后悔不迭。等到大学毕业时，再次响应号召，主动请缨到边疆，被分配到“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布特哈旗（【注】布特哈旗文革期间曾划入黑龙江省，文革结束后重新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现名扎兰屯市），在牧场一干就是20多年，在那里遇到我的婶婶，三十多岁才结婚。1985年以后，叔叔曾担任扎兰屯市副市长、自治区呼盟农业局局长等职，1989年叔叔调回农业部廊坊农业干部管理学院任图书馆长，现已退休。
　　
　　　　全国解放后，父亲继续完成学业，上了初中。由于1948年跑反时丢掉了大部分财物，土改后又分掉了确山老家的地，没有收入来源，家里经济已经比较拮据。为了生活，祖母把省政府对门那一套大宅子卖了，当时卖了约2亿元（【注】旧币，相当于1953年币值改革后的2万元），在那个时代也算一笔不小的财富了。但是，习惯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祖母生活很不节俭，加上老家来的亲戚这个借、那个要，短短几年就把这笔钱散光了。
　　
　　　　1951年，我的父亲16岁时恰逢解放军到学校挑人，于是成了一名公安部队战士。当时的公安部队是现在公安机关的前身，职责上则类似于苏联的“契卡”，虽然也穿解放军军服，但左臂上有一个盾形臂章以示与一般部队的区别。刚解放时全国形势尚不稳定，国民党散兵游勇和土匪猖獗。父亲所在的部队曾与土匪交战，由于土匪躲于暗处、行踪不定，双方胶着很久没有结果。后来有一次父亲送信途中遭遇土匪，放马来追，幸亏土匪被围困久了，人困马乏，硬是没有追上。父亲回营后马上向上级报告了土匪行踪，歼灭了这批匪徒，父亲因此立了功，还获得了一枚奖章。历史就是这样耐人寻味：出身于国民党官员的少爷、小姐们，全都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器与柱石。当时祖母家的大门上，并排挂着4个“光荣军属”的牌子，在当地很是荣耀。
　　
　　　　　　　　　　　　　　　　　　　　　四、镇压反革命
　　
　　　　刚解放时，国民党残余势力和暗藏特务活动十分猖獗。爆炸、投毒、暗杀甚至聚众暴乱事件此起彼伏。不久“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父亲所在的公安部队每天的工作就是逮捕与枪决。当时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真是厉害，一夜之间，一个开封城竟然逮捕了上千反革命分子，监狱里放不下，就关押在已被关闭的妓院里，妓院早就被秘密地改造成了监狱，事先居然没有走漏一丝风声。每天枪毙、砍头、枪毙、砍头……那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要处死几十个人。实际上，早期被镇压的几乎都是证据确凿的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经过一段时期的镇压，社会治安明显好转，因此说，镇反运动一开始是必要的。父亲印象比较深刻的反革命有两个：一个是被砍掉脑袋的国民党特务，眼睛微闭，嘴巴微张，还露出一颗金牙；另一个国民党女特务，长的很漂亮，当时正在哺乳期，还是要枪毙。临刑前她的老妈子来接孩子，她对老妈子说：“孩子长大后，别忘了告诉他我是怎么死的。”
　　
　　　　但是后来镇反扩大化了。不但是敌特，就连那些曾在敌伪机关任文职、早就向政府坦白、自首、早就有了结论，甚至都在人民政府部门中安置工作的，都被重新找出来枪毙。父亲很可怜那些人，有些人甚至都认识。他们临刑前个个痛哭流涕，争辩、哀求，可都没有用。其中一些被错杀、冤杀的人后来虽然“纠正”了，但是死人是不会再复活了；而另外一些，则被人遗忘，成为改朝换代的可怜的牺牲品。
　　
　　　　镇反后期扩大化时，镇压的利斧第一次与我们家的家庭成员擦肩而过。当时大姑父已经调到北京，大姑复员后留在开封教书。这时，一个认识大姑的被抓特务诬陷大姑解放前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参加了特务组织，于是大姑作为“反革命嫌疑犯”被逮捕了，单位也立即将其开除公职。在审讯中，大姑宁死不承认自己参加过特务组织，并且说自己当时的身份可以由当时学校地下党的负责人来证明。幸运的是，这位负责人很快被找到了，立即作证说解放前大姑不但不是特务，而且是进步青年。就这样，大姑在被关押了一个多月又被释放了。此次大姑虽然躲过一劫，但身体从此垮掉了。
　　
　　　　　　　　　　　　　　　　　　　　　五、新气象
　　
　　　　公平地说，解放的最初几年，新政权真的给了人们以希望和光明，一些旧社会的无法根治的毒瘤短短几年一扫而光。妓院封闭了，妓女被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街上游手好闲的地痞流氓不见了，变成了安分守法的良民；家庭妇女们被组织起来，学文化、学技能，搞社会工作；廉洁朴素的共产党官员取代了作威作福的旧官吏；一些传染病开始得到防治，到处都在搞爱国卫生运动；就连那些解放前人不人、鬼不鬼的瘾君子们，在经过几年劳教戒毒后一个个又黑又胖地回来了。
　　
　　　　在农村，土地改革之后贫苦农民分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土地。很多无地农民几辈子当雇农，此时有了自己的土地，心情都非常激动，生产积极性异常高涨。我的父亲常常看到一些农民直到深夜了还在田中忙碌，干完了也不回家，久久坐在田头，流露出对土地的无限眷恋。当时还组织成立了一些互助组，起初都是自愿加入的，几个家庭结合在一起，互通有无、各扬所长；而不愿加入的，则自己干自己的。土改结束后的最初几年里，中国农民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那个时候，既没有吓人的政治气氛，没有人人自危的压力，也不搞“唯成份论”，经济状况一天天地改善，社会风气一天天好转。除了少数人确实对新政权怀着刻骨仇恨之外，大多数人成天喜气洋洋。可以说，刚刚解放的头几年，确实让老百姓体会到了“解放”的滋味。如果这种局面持续下去而不像后来那么胡乱折腾的话，或许今天的中国无论从经济上还是道德上都将是另外一番景象。
　　
　　　　　　　　　　　　　　　　　　　　　六、在部队里
　　
　　　　刚参加解放军那几年，受到新的社会风气的影响，年轻的父亲诚心诚意地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政治上十分积极。时值朝鲜战争，父亲就主动请缨参加志愿军，到朝鲜战场上去。领导不批，父亲又是写决心书、又是闹情绪，跟过去电影里的那些年轻积极分子一个样。领导虽不批准，但却很欣赏年轻人这种积极。
　　
　　　　五十年代是我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时期，当时中苏关系火热得不得了，尊称苏联为“老大哥”。当时全国上下都不允许说“老大哥”的一句坏话，连苏联军队出兵东北的种种暴行也不许说。父亲所在部队原来隶属于第四野战军，连队中有不少东北籍战士，发生在几年前的那些苏军强奸、抢劫暴行他们还历历在目，因此总免不了会在私下场合里发泄出来。这些老兵称苏联军队为“老毛子”，一张嘴就是：“老毛子可坏着哪，比小日本坏多了。”然而，这种发泄是完全不允许的，只要一经查出，马上就严惩不怠，很多东北籍的老战士就是这样被强制复员的。我父亲没去过东北，对此体会不深，也自然没啥牢骚，对东北战友的话半信半疑。只是当时有一点特别不明白：为什么解放前老师说中国版图象秋海棠叶子，解放以后就变成雄鸡了呢？既然都是搞社会主义，为什么蒙古不能在咱中国的版图内搞，非要独立呢？
　　
　　　　当时苏联曾给予中国很多援助，从资金、设备、技术和人才都有。而且客观地讲，苏联在五十年代援助给中国的技术和设备都在当时的苏联来说也是最先进的。苏联援助中国的156项大工程在中国胡乱折腾的20年间，起到了支撑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的作用；，五十年代中国经济取得那样大的起色，与苏联的真诚援助也是分不开的；直到今天，苏联援助的一些项目，如一汽、武汉长江大桥等，仍然在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出力。中苏决裂之后，中国领导人对苏联援助问题尽量淡化，这实在是狭隘。当时苏联的援助，甚至还包括供医学院解剖用的尸体。我父亲的一位上级在五十年代初期曾参与接收过这些尸体，男男女女几百具，都同在一个大池子里泡着，对死者实在是不尊重。据他说，这些尸体都是苏联处决的政治犯。
　　
　　　　后来，市面上又来了一批苏联产的花布。这些布本来是苏联的滞销货，于是就倾销给中国。当时部队号召人人买“老大哥”生产的花布，还称之为“爱国布”。可是这些花布实在不适合向来衣着保守的我国老百姓的口味，一时间在市场上滞销了。部队首长一看人们响应者寥寥，于是就自己带头买了些花布，给全家每人做了一件花布衣服，包括他自己。在他的表率下，部队干部战士纷纷拿出自己本来就不多的津贴来买“爱国布”，一时间部队成了“花花世界”，到处都是花背心、花短裤、花衬衣、花裙子。
　　
　　　　当时，电台里放的是苏联歌曲，图书馆里摆满了苏联文学书籍，军人身上穿的是苏军的咔叽部套头衫，头上戴的是苏军的船型帽。“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每一个年轻人坚定不移的信念。受到这种中苏友好大气候的影响，父亲也对苏联的一切发生了浓厚兴趣：苏联音乐、苏联文学、苏联历史——伊萨科夫的歌曲，肖洛霍夫的小说，屠格涅夫的散文，普希金的诗歌……苏联的文学与艺术，影响着这个单纯的年轻人。直到今天，老爷子躺在病床上，仍能随口背诵许多普希金的长诗。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开封市各界在体育场里召开斯大林追悼大会。那天正下着小雨，时年18岁的父亲披着雨衣站在靡靡细雨中为斯大林默哀。远处传来了汽笛声，年轻的父亲流着眼泪，真诚地为斯大林之死而悲痛。当时父亲想：斯大林逝世了，我们怎么办？我们的社会主义还搞不搞？斯大林的死在当时许多真诚相信共产主义的人们心里，就像天塌下来一样可怕和迷惘。
　　
　　　　　　　　　　　　　　　　　　　　　七、霓虹灯下的哨兵
　　
　　　　1953年以后，父亲随部队先后移防武汉、广州等大城市，成了“霓虹灯下的哨兵”。当时这些大城市里，还残存着舞厅、夜总会等“资产阶级醉生梦死的场所”。在汉口时，有一次他跟随一位首长逛街，这首长是农民出身，进城不久，对大城市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因此走进到一个夜总会里。穿着公安部队军装的他们一进入夜总会就引起了惊慌：舞也不跳了，歌女也不唱了，乐队也停止了演奏，都老老实实地低着头一动不动。首长见状，连忙小声对父亲说：走吧，人家怕咱们呢！
　　
　　　　渐渐地交谊舞开始流行起来，全国上至中南海、人民大会堂，下至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办舞会。刚刚进城没多久的部队官兵都在学跳舞。父亲所在部队一位首长也迷上了跳舞，由于他的老伴是个“解放脚”（【注】“解放脚”指旧社会妇女缠足，中途放足，因此足部有些畸形），没办法跳，于是他就找女文工团员做舞伴。他老伴怕他被狐狸精迷住了，就私下找到父亲作探子，每天监视首长和哪个文工团员跳了舞，说了些什么，有什么异常情况。
　　
　　　　武汉公安总队第一任司令员名叫张德发，是个正师级老革命，年纪并不很大。进了城之后，他与一个资本家的小姨子结婚。后来，他逐渐走上了贪赃枉法、官商勾结的道路。张德发最大的罪行，就是不请示上级挪用公款与资本家做生意，结果全赔进去了，“三反”中，被定为“蜕化变质分子”枪毙了。
　　
　　　　1955年，部队开始实行军衔制，父亲评了少尉军衔，我们家有一张他当时的照片，穿着崭新的苏式军服，胸前别着奖章和纪念章，显得英姿勃勃。年轻的父亲有文艺的天赋，又非常勤奋，无论键盘乐、弦乐都很精通。当时他的手风琴独奏《东方红》曾经在电台播出。
　　
　　　　在武汉时，我的父亲还看了一部西班牙电影《黑帆》，讲的是西班牙宗教改革时，新教和旧教之间教派冲突的事情。电影的一些情节至今他还记得清清楚楚：信仰新教的和信仰旧教的势同水火，各自手挽着手组成队伍大打出手；抓住“异端”教派的人以后，就把这些人绑在铁柱上烧成焦碳……看完这部电影以后很久，父亲一直想不明白这部电影在讲什么意思，里面的人都是天主教徒，干吗非要争得你死我活？为什么一定要惩罚那些异端？直到十几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看到电影中的情景在中国各地街头一点不差地上演，才恍然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