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双轮双铧犁”事件
　　
　　　　双轮双铧犁是五十年代传入我国的一种新型农具，这种犁有两个犁铧、两个轮子，其特点是这种犁耕过以后，可以犁出互相平行的两条、比一般犁深得多的沟垄。对比原来使用的单铧犁、木犁和七寸步犁来说，双轮双铧犁在理论上可以把耕地效率提高不少。这种犁缺点是比较笨重，体积庞大，犁地时需要六头牛才能拖动。因此，双轮双铧犁适用于地块平整、土壤层比较深的大平原地区，而不适用于山区或者丘陵地带。
　　
　　　　按理说，一项新技术发明以后，只要能提高效率，人们自然会喜欢、接受。我国大部分耕地处于山区或者丘陵地带，地块小、不平坦而且土壤层浅，因此双轮双铧犁并不适用。农民不喜欢用这种犁，一些基层的干部对当地的情况比较了解，也抵制这种犁。然而，在毛泽东对“双轮双铧犁”表态之后，全国就开始强制推广和使用双轮双铧犁。那些抵制“双轮双铧犁”的干部，却被指责为“右倾”、“保守”等遭到打击，甚至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很多干部在枪林弹雨中没有倒下，在糖衣炮弹前没有倒下，却栽倒在双轮双铧犁这个“不祥的蛋”面前。
　　
　　　　在各地批判、撤换了反对使用双轮双铧犁干部们以后，全国工厂日夜加班紧急生产双轮双铧犁，据说数量高达五六百万套。但是，强扭的瓜不甜，有些地方没有如此之多的牲口，有的地方土壤不深处就是石头，因此根本就无法使用双轮双铧犁。于是这些“先进”的犁被束之高阁，然后又被销毁。“双轮双铧犁”事件不但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而且打击了很大一批实事求是、敢讲真话的基层干部，换上来的都是些一味迎合上面、眼睛朝上不朝下的人，这为“大跃进”期间假话、空话、大话满天飞，不按客观规律办事，埋下了危险的伏笔。
　　
　　　　“双轮双铧犁”事件发生之时，我的父亲还在部队中，在支农时目睹了对抵制“双轮双铧犁”的干部的批判。当时他就感到困惑：耕地用什么样的犁，是农民自己的事情，何必要管起来？何况还管不好？为什么用不用这种犁竟然可以决定一个干部的命运？这是他第一次对这个党，这个政权产生疑惑。因此，多年以后，他仍然对“双轮双铧犁”这个不大不小、早就被人遗忘的事件记忆犹新。
　　
　　　　　　　　　　　　　　　　　　　　　九、胎死腹中的肃反运动
　　
　　　　1955年冬天，伴随着“胡风、潘汉年反革命集团案”的查处，一场“肃反”运动突然间迅猛地开展起来，父亲所在的部队也未能幸免。运动刚一开始，是一些职位比较高、家庭出身不好、个人经历复杂的军官被隔离审查，接着逐渐扩展到职位低一些的人。最初我父亲负责和别人轮流看管一个被隔离审查的军官，这个人曾经被俘过。上级要求不准犯人睡觉、不准犯人喝水，直到招供为止。但尚年少的父亲看着那人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样子，实在于心不忍，于是偷偷给他喝水、又让他睡觉。很快父亲的行为被检举揭发了，他自己也被“隔离审查”。
　　
　　　　被隔离审查的人都集中在一个大院里集中学习，还有专门的 “管理员”进行监管。当时父亲年轻，脑子比较简单，因此倒不觉得自己会有什么问题。跟父亲住在同一间大屋子里，有一个姓袁的助理医生（【注】部队里简称 “医助”），人很好，也很有文化，但是出身不好，在上中学的时候还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其实，我父亲清楚，国民党时期由于政治号召力不高，没几个人会写申请参加三青团，因此往往是由负责审查的国民党官员指定，一般是看着谁顺眼谁就入团，发个表格一登记就行了。假如光是这些事情倒还好办，要命的是，在他宿舍又搜查出他保存的一些明信片上印有国民党徽。虽说解放前很多国民党邮政当局印制的明信片上都有这东西，今天看来保存这些友人通讯的记录没什么大不了的，甚至可以当作珍稀的收藏品，可在当时特殊的政治气氛下那就是弥天大罪，你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于是袁医助就被当作重大反革命嫌疑重点监管。
　　
　　　　1955年冬的一天夜里，绝望的袁医助用手术刀片割断了自己大腿动脉。第二天早晨，管理员来叫醒大家起床，叫到他时没有应声。管理员掀开被子一看，大叫一声“不好，出事了！”父亲一骨碌爬起来，披上军袄一看，袁医助穿着整齐的军装，满被窝的血已经凝固了。由于全身的血基本上流尽了，人早就冷了，只是脸色显得胩白胩白。虽然父亲经历过抗战、内战、镇反，也见过不少奇形怪状的死人，但是袁医助的死却还是给年轻的父亲留下了特别深刻而恐怖的印象，几十年后仍历历在目。
　　
　　　　就在此时，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了二十大，赫鲁晓夫在会议上做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开始彻底清算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和个人崇拜。紧接着，苏联《真理报》刊登了《为什么个人崇拜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等一系列抨击个人崇拜、呼唤社会主义法制的文章和社论，数以千万计的在斯大林时代遭受迫害的共产党员和苏联公民被恢复名誉或从集中营释放。
　　
　　　　当时中国还承认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因此，苏联发生的对斯大林主义、个人崇拜的批判也影响到中国。《人民日报》对苏联《真理报》批判斯大林主义的文章全文转载，对赫鲁晓夫与16个加盟共和国（【注】当时苏联加盟共和国除了我们常知的15个以外还有一个“芬兰-卡累利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后并入俄罗斯联邦）领导人的谈话也原样刊登。于是中国的“肃反”在无声无息中停止，被隔离的人又被放出重回岗位，仿佛什么都没发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列宁主义的苏联共产党二十大路线、是赫鲁晓夫救了父亲等一大批中国人一命，使这些人免于遭到“斯大林大清洗”式的厄运。当时年轻的父亲还不明白，还对赫鲁晓夫的做法不理解，但是随着阅历的丰富渐渐地明白了这个道理。于是苏联共产党、赫鲁晓夫在父亲心目中有了一种不可替代的地位，到中苏决裂时，父亲在道义上已经坚决站到了苏共二十大路线一边。这种对苏联的感情也影响到我——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起一个苏联名字作为笔名的原因。
　　
　　　　关于1955年冬天的这一次 “肃反”运动，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起，这主要是因为这次运动胎死腹中，没有造成很大的危害和打击面。实际上，当时的气氛是非常可怕的，如果没有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把斯大林的下场昭示在毛泽东的面前，那么一场类似于苏联在1937～1938年发生的大屠杀在中国肯定不能避免。幸运的是，一场大劫难又一次与中国人民擦肩而过。但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从此，毛泽东念念不忘的就是防止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
　　
　　　　虽然父亲在半途而废的“肃反”中幸免于难，但在日益讲家庭出身和成分的大气候下，在公安部队中是无法呆下去了。1957年初，父亲转业到地方，分配到开封市文化局工作。刚开始待遇还是不错的，每个月工资45块，在一般工人、干部中已经算是比较高的了。转业前后父亲认识了他的第一个妻子，不久便恋爱并结婚了。
　　
　　　　　　　　　　　　　　　　　　　　　十、“反社会主义坏分子”
　　
　　　　1956～1957年是中国解放后最令人怀念的一年：经济蒸蒸日上，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政治气候如阳春三月般温暖。一开始，毛泽东宣布“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又发表了他的《论十大关系》。接着，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号召“大鸣大放”，要人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嘉勉”，帮助共产党整风，到处举行对话、座谈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局面的出现让人们觉得，中国仿佛要真的走向新生，走向光明民主的未来。天真的人们欣喜万分，拥护共产党，爱戴毛泽东，畅所欲言，提建议、提意见，谁也不知道明媚的春光后面，隐藏着暴风雨般的狂怒。
　　
　　　　既然共产党都号召了，我的父亲也就积极参加了整风运动。建国后他的所见所闻，对比解放前的经历，使得他对新中国充满了希望。当时，他万万没有想到，响应党的号召还有可能上当受骗。在领导们的鼓励下，他大胆地给上级提了一条意见，涉及的是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问题。他指责一些领导不该进城后当“陈世美”，把以前的糟糠之妻一脚蹬掉，再去找什么女文工团员、女学生、女职员等等。当时由于一些干部常年离开家庭干革命，对原配妻子感情逐渐淡漠，进城以后眼界开阔，于是纷纷和裹着小脚的、文盲的原配妻子离婚，这是建国初期的一大社会问题。其实以现在的眼光看这并没什么可奇怪的，但我父亲当时年轻，想着既然 “言者无罪”，那么提出来也没什么大不了。
　　
　　　　然而不久，《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这是为什么？》突然改变了形势。原来，“大鸣大放”竟然是毛泽东的“阳谋”，为的是“引蛇出洞”。接着，《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和《事情正在起变化》两篇文章正式宣告了“反右”风暴开始。那些昨天还和颜悦色、虚心接受批评的领导一夜之间变了脸色，变得声色俱厉、杀气腾腾。于是，我的父亲不幸应声落马，被打入另类。当时他才22岁，新婚仅仅4个月。
　　
　　　　父亲当时毕竟太年轻，而且他提出的意见也只涉及文化局某些领导干部生活作风，并不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共产党的，因此定个“右派”似乎又不太合适，于是整他的人又罗织了几条罪名，把他定为“地、富、反、坏、右”五类中的“反社会主义坏分子”，并被判劳教6年，押送农场改造。
　　
　　　　宣判大会在开封市委礼堂举行。随着主持人一声厉喝，全市的右派、坏分子被押上台来接受批斗，胸前挂着表示各种罪名的木牌。会场上不时爆发出“打倒资产阶级右派×××”和“打倒反社会主义坏分子×××”的口号声，让人深刻感受到什么叫做“专政”。很多“右派”、“坏分子”被高压压垮了，不是垂头丧气，就是战战兢兢。然而，我的父亲始终不服，被押入会场时却高昂着头，哪里有口号声他就把愤怒的目光投向哪里，因此自然受了不少皮肉之苦。
　　
　　　　批斗会上最积极的，并非父亲身边的同事，而是那些四、五十岁的街道妇女代表。虽然父亲跟她们素不相识，然而她们喊口号时那种仇恨劲头，仿佛这些右派、坏分子就是她们杀父仇人一样。父亲单位里的多数同事都是有气无力地动两下嘴皮子，实际上他们心里明白得很，这个22岁的小伙子纵有天大本事，也完成不了 “反社会主义”的大业。只是当时政治空气太浓，谁也不敢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后来才知道那些在批斗会上积极表演的人里，也有很多在后来的“反右倾”、 “四清”、“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清查516分子”…….等等一系列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中被打倒、被专政，其中包括把父亲定为“坏分子”的那位领导。
　　
　　　　共产党喜欢定指标，连“反右”都要完成指标，整别人成了一些人捞取政治资本、往上爬的捷径。一些单位的领导在开会部署本单位反右时总是说：“××单位才××人就揪出××个右派，咱们单位这么多人怎么就揪不出来一个？可不能落后呀！一定要揭露我们单位的右派分子！”在这种方针指导下，不出冤假错案才算怪事。
　　
　　　　当时大姑所在的学校里也很想再揪出几个右派，于是出身前朝官僚的大姑自然就成了优先考虑对象。学校领导轮番动员大姑给“党”提意见，试图来个请君入瓮。然而，大姑自从解放初镇反时受那一次刺激后，异常厌恶政治，对时事不闻不问，任凭那些领导如何诱导，就是不说一句意见，只是说共产党好，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党。诱导者有些着急，试着引诱她上当，就说共产党即使再好，也不可能没有一丝一毫的错误啊。然而大姑嘴特严实，就说共产党就是一点错误都没有，一点缺点都没有，百分之百地好。领导见状也就只得作罢。
　　
　　　　不过，虽然大姑没占上这个“右派”指标，但这个指标还是没有浪费。后来他们学校到上蔡县支农，在公社食堂吃饭。当时公社食堂办得很差，菜洗得也不干净，菜汤上居然浮着一层蚜虫。一个大学刚毕业不久分配到学校的年轻男教师见状，开了句玩笑，说：“食堂做的不是菜汤，而是肉汤啊！”就这么一句话，当晚就定为右派，第二天就来人把他押走了，罪名是“恶毒攻击三面红旗”。
　　
　　　　“反右”运动是建国后第一次全民性的政治迫害事件，而且是采取诱骗的卑鄙方式进行的，全国五十五万人，多数是一些敢于直言犯上的知识分子，成为这场运动的牺牲品。此后的20多年里，这些人受尽磨难与歧视，大好年华与才干白白浪费。即便是那些没有被“反右”运动触及的人，看到所谓“右派”们的可悲下场，个个吓得噤若寒蝉、三缄其口。从此之后的许多年间，只要是毛泽东下的指示，共产党各级干部们下的指示，无论对与错，所得到都是一片叫好之声，鲜有反对意见。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随后“大跃进”中，全国到处都会发生诸如“亩产万斤”之类的荒唐事。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在通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虽然给大部分“右派”平反，仍然强调“反右”是必要的，只是后来扩大化了。为了证明“反右”是“必要的”，还保留了几个“右派”不予平反。但我不这么看。我认为 “反右”不仅是毫无必要，而且是中国走向灾难的主要原因之一。人民有对国家形势自由发表见解的权利，也有对执政党进行监督与批评的权利。掌握了国家机器无产阶级政党缺乏监督与批评，必然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脱离群众，压制群众，形成官僚既得利益阶层。从“反右”中最令共产党不能容忍的言论来看，也无非是要求实行多党制，民主自由，这又有什么不对呢？总而言之，我认为“反右”一无是处，给中国带来了长期的、消极的影响。
　　
　　　　　　　　　　　　　　　　　　　　　十一、“洋劳改”
　　
　　　　父亲服刑的农场以前是关押刑事犯的。1957年反右以后，这里变成了关押犯政治错误的机关干部、右派的地方。头一年还有警察看管，一年以后就没有了，并且还有一定的人身自由。来这里的大都是“右派”、“坏分子”，大家观点相近且同命相怜，因此气氛反而比外面宽松一些。根据政策，这些“犯人”不穿劳改服、不没收个人财物。当地的老百姓看到这些穿皮鞋、戴眼镜手表、穿中山装（甚至还有西服）的“劳改犯”，觉得很稀罕，于是称呼他们叫“洋劳改”。
　　
　　　　苦难是检验夫妻之间真正情感的试金石。父亲的第一任妻子是一名干部，人长得不好看，眼睛特别近视。但新婚的父亲非常爱她，特别是在自己身处逆境时更希望得到她的鼓励和支持。刚到劳改农场时父亲还每日巴望着能够收到她的来信，然而等来的却是一纸离婚通知书。后来，又得到消息，她改嫁给了当时最为吃香的地质队员。
　　
　　　　刚到农场的日子里，我父亲受到政治和家庭的双重打击，情绪相当沮丧，内心还对自己遭受的不公待遇愤愤不平。但转身看看周围犯人的身份，不是前县长、前县委书记、前组织部长，就是前大学教授、归国华侨之类的人物（【注】和父亲睡上下铺的任××就是原杞县县委书记，老共产党员，当地抗日游击队领导人之一，因主张实行“党内民主”而遭殃），于是心想：连几十年的老革命都不能幸免，自己这点事、这“身份”算得了什么呢？于是心情反而宽慰了许多。后来看管得松了，自由一些以后，父亲还被吸收参加劳改农场的宣传队，经常深入到农村、厂矿去演出，人们都还以礼相待。
　　
　　　　实际上，一开始很多“劳改犯”还心怀希望，总是认为自己是被“误会”了，别人才是真“右派”，因此就出现了一些“一贯积极”的人，经常像老马列一样对别人的“错误认识”进行批判，经常向管教干部汇报别人的言行和思想动态。特别是一些政治方向没错，在生活作风问题上栽了跟头的人更是如此。前N地委组织部的陈部长就是这种“一贯积极”的人，他长得英俊，又年轻，原本也是正春风得意，结果没把握好，跟上级老领导年轻的老婆搞到一起了，栽了跟头。有一次一位华侨收到了家中寄来的包裹，里面有香烟、点心，还有汇款单。那华侨很高兴，就把香烟和点心分给大家。正在大家嘻嘻哈哈地分享食品和香烟时，前部长进来了，见状一脸严肃地教育大家道：“你们怎么能够这样呢？嘻嘻哈哈地一点也不成体统，有时间却不进行政治学习，怎么能够进步呢？”接着又教育那华侨：“我早注意到你，一直不肯放弃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肯认真地进行改造，这是危险的倾向。”一贯积极的陈部长这一番说教，弄得大家顿时倒了胃口，谁也不出声了。父亲对这个人早就是看在眼里、烦在心上，于是忍不住对他说：“你以为你是谁？还是组织部长？看清楚你自己，你跟我们一样：洋劳改。”陈部长实在没想到自己竟会遭到这种奚落，顿时愣在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