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在大森林里
　　
　　　　1963年，我的父亲解除劳教释放回家。当时，家里已经搬到河南郑州市。回家不久，恰逢铁道部第N工程局（【注】该局系抗美援朝时期的铁道兵部队转业而来，原称“海拉尔铁路工程局”，后改称“铁道部第N工程局”，简称铁N局）招收工人，于是跟随单位去了大兴安岭，在茂密的大森林里呆了三年。起初，父亲在一个叫加格达奇的地方修铁路。当时的加格达奇还是大森林里的一个小小的集镇，原本只有一个单位：林业局工人及其家属，一共只有二、三百号人；全镇只有一个商店、一个饭铺子。铁N局工程队的到来，使得这个荒僻的小集镇逐渐有了些生机，如今，加格达奇已经发展成一个有二、三十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了。
　　
　　　　距离加格达奇西北不远，就是鄂伦春族自治旗。鄂伦春人是生活在大兴安岭一带的少数民族，世代以打猎为生。我国音乐家吕远曾经写过一首名为《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的歌，歌中唱道：“亲爱的的汉族兄弟哟，和我们并肩建设哟，在那些野草滩上噢，盖起了多少厂房噢……”而实际上，由于大量砍伐木材和修建铁路，鄂伦春族赖以为生的大森林开始不再平静了，猎物也越来越难打了，因此他们对待在加格达奇修建铁路和伐木的“汉族兄弟”一点也不友好。
　　
　　　　大兴安岭确实是个自然宝库，不仅空气新鲜，物产也很富饶。鄂伦春人偶尔也将打来的猎物卖给加格达奇那家唯一的饭馆。那一段时间，父亲和他的工友们吃过不少稀罕的动物，有驼鹿、狍子、松鸡、狗熊、雪兔、獐，等等，价格也非常便宜。不过，大兴安岭也有令人恼火的地方，比如蚊子特别厉害，甚至能够将铁路工人们住的帐篷叮穿。除了蚊子，还有小咬，这玩意成群结队，专吸人血。到夏天时在外施工，必须把全身从头到脚遮得严严实实。
　　
　　　　在大兴安岭期间，我的父亲遇到一件令他终生难忘的事。当时刚刚经历过 1959～1962年的大饥荒，许多关内的饥民流落到大兴安岭林区谋生，被林场招作临时工。1964年前后，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袭击了大兴安岭地区，由于得到了气象部门的预报，林场职工和铁路职工得以顺利撤出危险地区，惟独将这些民工“忘记”了。洪水到来后，把这些民工和家属围困到一个高地上，断了粮食。一个多月后当人们重返林场时，一千多民工和家属全都饿死在那里，无一幸免。现场尸骨纵横、惨不忍睹。三十年以后，父亲向我讲述这件事的时候仍然充满了满腔悲愤：难道民工不是人吗？难道他们不都是“贫下中农”吗？为什么不把他们一起撤走？为什么不空投一些粮食？那些饥民背井离乡、辗转到关外只不过是为了求一口饭吃，可是这里却成了他们的不归之地。
　　
　　　　那个年代，形式主义、表面文章盛行。修建工程常采取“会战”形式。我的父亲就曾多次参加这种“会战”：现场到处插满红旗，成千上万名工人一起上阵干活，边上还有人敲锣打鼓加油鼓劲。实际上这种貌似干劲高涨的“会战”效率很低却浪费惊人。工人们往往干上一小时休息半晌，围在枕木组成的篝火旁边烤火边说说笑笑，一项本来不大工程往往上千人拖上个把月才完工。
　　
　　　　在大兴安岭期间，我的父亲还认识了一个印尼归国华侨，姓特别怪，姓ti，写作走之旁加一个瓜熟蒂落的“蒂”字，一般的汉语字典里根本就查不到这个字。此人是个土木建筑专业大学生，印尼华人富商的儿子，人们都叫他ti疯子。解放后他怀着一颗报效祖国之心回来，谁知道1957年被打成右派，送到大兴安岭改造，后来也参加了铁路成了父亲的同事。由于受到刺激太大，他显得有些疯疯癫癫的，常常语无伦次，所以人们多不知道他的真实名字，只知道他的绰号。他一辈子没结婚，这样有海外关系、本人又是右派背景的人也没人敢接近他。改革开放后他回印尼探亲，从此“黄鹤一去不复返”，这时人们才知道他并不是真疯。
　　
　　　　　　　　　　　　　　　　　　　　　五、无名英雄
　　
　　　　1965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在加格达奇火车站附近，我的父亲和另外四个工人在工班长的带领下坐着轨道车到工地干活。轨道车是铁路工人常用的一种交通工具，下面是铁轮子，上面是平板，在铁路上可以手推或者摇动着向前走。刹车装置比较土，是一个木棍绑在车身上，刹车时拌动木棍，使木棍摩擦车轮停下来。五个人在车上有说有笑，不知不觉中走到一个很长的下坡，由于惯性作用轨道车一下子走得很快，工班长急忙拌刹车棍，可是没想到绑刹车棍的绳子已经沤糟了，一下子断了！轨道车就象脱缰的野马走得越来越快。工班长见状急忙拿着木棍跳下车，把木棍朝车轮底插去，想让车掉道。可是车子跑得太快，木棍插了个空，工班长拾起木棍在后面追赶，可是追不上了……
　　
　　　　前面就是一个火车站，我父亲已经看到了车站内行驶的机车冒出的白色蒸汽。其他几个工人见状纷纷跳车逃命，转眼间车上只剩下父亲一个人了。父亲没跳，他想：“这么快的速度如果撞上了车站内正在行使的火车将会是一场大事故！一定要想办法让车停下来！”父亲脱下了自己的羊皮厚袄并把袖子扎紧，使它成为一个包裹形状，趴在轨道车上等待机会。失控的轨道车此时已经像飞一样驶入火车站区。这时，前面出现了一条岔道（【注】岔道口铁轨间有间隙），父亲一看机会来了，在轨道车走到岔道的一刹那把羊皮袄塞到了车轮下。只听“咣当”一声，轨道车掉道了！父亲也被巨大的惯性从车上甩了下来。好在东北冬天积雪很厚，父亲被甩到积雪上居然没受什么伤。一掉道，轨道车就没劲了，又滑行了一段时间停了下来。父亲用自己的勇敢避免了一场大事故。
　　
　　　　后来，单位也来了人了解这件事，了解完了就再没人提起了——因为我父亲的“出身”和“历史问题”。在随召开的表彰大会上却表彰了那个工班长，说这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态度”，还授予他个英雄称号，但对我父亲的事只字不提。我的父亲并没有争什么，因为他已经明白无论自己做出何种壮举，在那个年代都是“不可信任的人”。表彰会结束后，戴着大红花的工班长私下找到父亲，很惭愧地对父亲说：这个红花应当你来戴，要不是你，别说戴红花，我连这个工班长也干不成了。我的父亲微微一笑，说这没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