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批斗常香玉
　　
　　　　家里确实是这个纷纷乱世之中的避风港，尽管外面风云变幻，但父亲每天足不出户，在家看书、睡觉，兴致来了就喝两口小酒。当时单位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旅社里租了间房子当办事处，每个月头父亲他们都到单位办事处领工资，日子倒也过得逍遥自在。就这么着在家里待了两个月以后，有父亲的郑州籍工友王××来找父亲，二人约好去街上看看热闹。
　　
　　　　二人刚出家门走到大街上，就看到一个骑自行车的半大孩子突然指着一个正在走路的中年妇女喊道：“她撕了毛主席像！”于是大街上素不相识的“群众”一拥而上，把那妇女打得躺在地上求饶，还申辩着：“我没有，我没有啊……”打了以后，人们四散而去，那个妇女躺了半天，挣扎着站了起来，扶着墙慢慢远去了。父亲再找那个可恶的半大孩子，可是早已不知去向。
　　
　　　　走到德化街，又看到造反派在烧书，各种书籍堆得像小山一样，父亲走过去看，发现里面竟然有一本马克思的《资本论》，简直是莫名其妙。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拎着个塑料桶往书上倒汽油，另一个则点燃个纸捻子扔在书堆上。顿时烈焰熊熊，人类进步的阶梯化做缕缕青烟。旁边则是砸唱片、摔瓷器的、烧油画的，随着“砰、砰”、“咔、咔”的响声，无数珍贵的艺术品成为一堆废物。
　　
　　　　又往前走了一会，碰到了造反派押着天主教徒、修女游街。郑州的天主教徒多系穷人，以养奶牛为生，按理说也都是劳苦大众。此时的造反派让他们牵着自己的奶牛示众，还在他们的脖子上挂个牌子，上面写四个字：天主教徒。
　　
　　　　走到一个单位门前时，已经快中午了。恰好里面由造反派押出来一批专政对象，脖子上挂着木牌，赤着脚在烤得烫人的柏油路上走着。其中一个女干部摸样的人，身上糊满报纸做的盔甲，胸前挂着两只破鞋。
　　
　　　　等到他们走到郑州市百货大楼对面的河南省人民剧院门口时，看到门前人山人海。抬头一看，竟然是在批斗著名艺术家常香玉和她的丈夫陈宪章。造反派让他们两口子站在剧院门廊的平台上（【注】河南省人民剧院建于五十年代，具有俄式建筑风格，门口有一排大柱子，柱子顶上是个平台），两人戴的大高帽足足有两米高，没办法戴稳，只好用手扶着。常香玉胸前挂着一个大木牌，上写：“大戏霸常香玉”，陈宪章胸前木牌则写着：“反革命分子陈宪章”。楼下，造反派正忙着烧常香玉的戏装、行头。当时的戏装不象今天的戏装那样，是由尼龙绸、塑料片制成的。那时戏装非常考究：布料完全用真丝绸，上面闪闪发亮的部分，都是用老鼠的筋或者很细的金线，一针一针绣上去的，价格十分昂贵。那些做工精细的蟒袍、凤冠、乌纱帽东西付之一炬，实在令人惋惜。
　　
　　　　常香玉是人们喜爱的豫剧表演艺术家，她所唱的《花木兰》、《拷红》、《断桥》、《大祭桩》等在河南脍炙人口、妇孺皆知。常香玉是苦出身，而且她非常爱国，抗美援朝时期还曾经捐献了一架飞机。就这么一个有口皆碑的优秀艺术家，为什么要如此对待她？我的父亲看着汗如雨下的陈宪章、常香玉夫妇，陷入了沉思。突然，他想明白了——是嫉妒！批斗常香玉最积极的，就是那些跟她朝夕相处的同事。平时这些人没有她那样高的艺术造诣，看到她功成名就，心中妒火中烧，但在正常秩序下也只好忍着。如今碰上文化大革命，这些艺术上无甚成就的半瓶子醋们翻身的机会终于来了。嫉妒就是这样可怕，比仇恨要可怕得多。
　　
　　　　此时已经时值下午，天气太热，父亲他们二人肚子也饿了，于是又回家去。父亲刚到家，就看到我们的邻居，铁路技校的常校长他们两口子面色苍白地被一群造反派押着从大院里出来。常校长夫妻是解放前的地下党，当时国民党半夜派人抓他，事先有内线来送信，在国民党兵来之前他先在村里放了两枪，大声喊道：“乡亲们，我常××走了！但我还会回来的！我老娘和孩子还在家里，拜托大家照顾一下，谁要是敢动他们一下，休怪我常××不客气！”就这么一个老革命，也居然成了革命对象，真不知道这是哪家的革命。不过，那次批斗常校长是陪斗，喊了几句“打倒走资派的孝子贤孙常××”之后就把他给放回来了，没怎么着他。
　　
　　　　不过，采取“文革”的方式解决某些问题倒是来得很快，特别是针对现在各级政府都头疼的“拆迁”问题。五十年代末郑州市文化路在扩建时，有一家钉子户，无论如何也不肯搬走，后来政府给他家盖了一处新院子、新瓦房，也还是不肯搬走。于是，宽宽的文化路走到他们家那里就窄了一倍。就这么着从五十年代末一直拖到文革，一天中午突然来了一队红卫兵，二话不说就动手拆房子，半天工夫就把他家夷为平地。可怜那家子人，连家具也没抢救出来。
　　
　　　　1967年春节前后，我父亲还见过一回郊区贫下中农的“革命游行”。那时郑州郊区的贫下中农还穷得很，农民连内衣都没有，人人赤身穿着落满补丁的破棉袄。当时天气很冷，那些贫下中农个个冻得缩着脖子，浑身哆嗦地举着标语在街上走着。
　　
　　　　　　　　　　　　　　　　　　　　　八、文革三国志
　　
　　　　河南省的文化大革命有自己的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从控诉“大跃进”和“信阳事件”搞起来的。在“大跃进”和“粮食关”期间，河南的领导人吴芝圃 “左”得出奇，给河南老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百姓恨在心上。其实，无论是河南的吴芝圃，四川的李井泉，上海的柯庆施，其“左”得出奇，根源都在上面。上面本来就需要忠实的、不具有任何独立思考的执行者，敢直言说真话的干部，如同彭德怀、周小舟之类，在双轮双铧犁事件、反右派、反右倾等一浪接一浪的运动中，早就反掉了。因此，河南人从对毛泽东的迷信出发，把那些不堪回首的记忆归咎于吴芝圃，因此河南造反派一起来，就把当时已调到广东的吴芝圃给揪了回来，也算大快人心事。
　　
　　　　郑州最早的造反派组织是郑州大学里出来的，叫“郑大联委”，得到了当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的支持，其头头就是在文革时期河南省大名鼎鼎的党言川。“郑大联委”联合了河南全境的大大小小70多个造反组织，成立了“二七公社派”。刘建勋调走以后，代理省委书记文敏生反对“二七公社派”，一度把党言川等“二七公社派”头头们给抓了起来。文革初期我的父亲尚在东北，对郑州几个造反派分分合合的过程不太清楚，也懒得打听，但还是有所耳闻。反正到了1967年，郑州三大造反组织的形势有点像“三国志”：二七公社、河南造总、十大总部三足鼎立，后二者在河南省军区的支持下常常联合起来对付二七公社。当时的郑州市已被三者搅得地覆天翻、乌烟瘴气了，经常有武斗事件发生。特别是1967年5月间，二七公社、十大总部之间武斗最为激烈、频繁。
　　
　　　　从五月初开始，“十大总部”就派人将“二七公社”的人围困在一栋大楼内，断水断电，日夜攻打。可楼内的“二七公社”的人坚守不出。外面“十大总部”的人攻不上去，就用吊车吊了一个火车轮子，硬是把大楼撞塌。先开始让吊车主司机撞楼，主司机是个老工人，知道这事的分量，于是他拒绝了。 “十大总部”的造反派打了他一顿，并高唱“革命的站出来，谁要是不革命就滚????蛋”，于是他滚蛋了。他的徒弟年轻，革命态度积极，头脑一热主动请缨开吊车。攻进去后，把还没死的找出来一个个用梭镖扎死，那些人死前还高呼“毛主席万岁！”“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跟真的要就义似的。
　　
　　　　后来“二七公社”死于武斗的人被自己一方埋葬在郑州大学校园里，并立上“革命烈士×××”的墓碑，文革结束之后就被炸掉了。到了1967年7月底，中央明确表态支持“二七公社”，形势迅速明朗化了，“十大总部”作鸟兽散，那个用吊车撞开大楼的吊车司机也被找出来枪毙了，父亲在郑州街头亲眼看到过枪毙他的布告。接着成立了以一些老干部和“二七公社”头头们为骨干的革委会，局势渐渐才平静下来。后来，“二七公社”头头之一，大姨父所在单位的国棉六厂“工人赤卫队”头头申茂功在中共“九大”时还被选为中央委员。
　　
　　　　　　　　　　　　　　　　　　　　　　九、血洗戴子营
　　
　　　　在家里放假好几个月以后，我父亲接到单位通知：单位派性问题基本解决，可以回来上班了。于是，我的父亲又返回了孟塬。回到工地才发现，单位内的武斗虽然解决了，但现在武斗成了枪口一致对外了，而且已经换成了真枪实弹。原来，是当地军分区支持铁N局，要他们去攻打一个叫做戴子营的村寨。
　　
　　　　戴子营是一个比较大的村寨，甚至还有土城墙、壕沟。不知道为什么得罪了军分区和铁N局。那天中午，单位里的工人民兵在军分区代表的暗中指挥下，手持半自动冲锋枪、手榴弹，向戴子营杀去。碰到这种事，我的父亲肯定是根本不沾的，但是他有几个熟悉的工友却去了。这些人回来时死了两个，几个受伤，剩下来的则把攻打戴子营的经历讲给了我父亲听。
　　
　　　　那天他们乘着汽车来到戴子营时，村里早已壁垒森严，寨门紧闭。原来人家也有民兵，也有半自动步枪和土炮。外面人“嗒嗒嗒”往里面打枪，里面人则以牙还牙。这时穿着工人制服的军分区的参谋已经制订了调虎离山的计策，用大量工人民兵佯攻寨门，加强火力配置，造成寨门吃紧的假象。戴子营的人都是农民，哪懂战略战术，于是傻乎乎地一股脑往寨门那里跑。此时，已经挑选出来的铁N局敢死队员们则从另外的方向悄悄翻过寨墙，进了寨内，来了个“敌群开花”。这时戴子营的农民民兵就以寨内房屋、院落作为堡垒，继续与工人民兵激战。我父亲的工友刘××当时与另一个工友孙××二人一组，躲在街道拐角往前推进。孙××想看看前面情况，刚一伸头，一粒子弹恰好击中前额，瞬间倒在地上。刘××连忙将其扶起抱在怀中，鲜血从孙××头上的弹孔里直往外喷，喷得刘××浑身是血，只一分多钟孙××就断气了。另外死掉的一个工友是个学徒工，姓卢，那年才十八岁，刚参加工作不到一年，他是在翻越一堵院墙时被土炮轰死的。他母亲是个寡妇，就这么一个儿子。
　　
　　　　经过大半天激战，到天黑时戴子营投降了，俘虏们被五花大绑地押送回铁N局，还进行了审讯、拷打，又打死一个俘虏。是役，铁N局的工人民兵死九人，伤数十人；戴子营的农民民兵死伤不详，但肯定比工人更多。死于武斗的九个人，后来都被埋葬在黄河大桥南岸的沙滩上，永远注视着大桥上南来北往的列车。
　　
　　　　　　　　　　　　　　　　　　　　　　十、孟塬纪事
　　
　　　　打下戴子营以后，铁N局造反派威震潼关、孟塬，没有谁敢惹了，造反派自然也很神气。有一回，一列客车停靠在孟塬车站，几个乘客和乘警坐在车窗前的座位上唠嗑。乘客看见窗外来来往往穿灰蓝色劳动布工作服的人，于是就问乘警，那是什么单位的？乘警一边抽烟，一边显示自己见多识广，不屑地说道：“那是铁N 局的人，哼，一群土匪。”谁知，车窗附近恰好有个铁N局的工人，他一听乘警这么说铁N局的人，顿时大呼起来：“弟兄们！这个乘警说我们都是土匪！”
　　
　　　　这一喊不要紧，顿时有几百个工人抄着家伙奔向列车，转眼工夫就把列车团团围住，十几个人上去就把那乘警给揪下来。那乘警吓得面如土色，一个劲地扇自己嘴巴子，可是工人们依旧不依不饶，非要把那乘警单独留下来审讯。列车长赶紧找了孟塬火车站的站长，老站长来到工人们中间，跟大伙说道：“弟兄们，看在我的面子上，饶了这小子吧，我保证他以后再也不敢了。”那乘警跪在地上，一个劲磕头作揖，喊道：“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孟塬火车站站长跟铁N局工人朝夕相处，大家也挺敬重他，大伙一听他这么说，再看看那乘警的熊样，也就算了。
　　
　　　　自从1967年以后，伴随着到处串联和无政府主义泛滥，社会上的流氓明显多了起来。有一天，一列从四川开来的火车上，几个串联的红卫兵拿了列车售货员的苹果和啤酒不给钱，乘务员申辩，那几个流氓就打了乘务员。乘警去吓唬他们，谁知他们连乘警都不怕，还把乘警给绑了起来。列车长听说这事，指示火车司机把列车停到孟塬车站后，通知了车站方面，车站又通知了铁N局。
　　
　　　　竟然敢在“铁老大”的地盘上撒野，这还了得！铁N局掌握实权的造反派大怒，立即召集了一两千人，将列车围了个水泄不通，几个工人上车搜查那几个流氓红卫兵。几个肇事的红卫兵一看这个架势，连忙翻车窗想跑，可来不及了，大部分当场被抓，只有一个跳下车窗后趴在车底铁轨上。几个坏小子被抓住以后一清点，少了一个，于是又全车厢里大搜索。这时，我父亲偶然往车下一瞅，火车轮子后面藏着一个人，于是这小子也被抓了出来。然后，又从这几个坏小子身上搜出钢鞭、匕首、军刺、手铐等凶器。列车长向铁N局道过谢以后，列车又前行了，留下这几个坏小子由工人审讯。先开始几个小家伙嘴还挺硬，于是工人们把他们用电动葫芦吊起来，用钢鞭抽打，把这几个原本不可一世的坏小子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吊了两天，一看他们已经快没气了，这才放他们走。
　　
　　　　在潼关时，我的父亲还目睹了一起处决。被处决者据说是原潼关县公安局长，他在“砸烂公检法”中受到迫害受不了跑到朝鲜（【注】此人以前参加过抗美援朝），可朝鲜又把他给送回来了，因此犯了“叛国罪”而被判处死刑。因为怕他喊口号，他被用铁丝穿过面颊和舌头。类似处决方式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十分流行，后来张志新处决前被割了气管。后来不久，父亲工地所在的村庄上城子有一个九岁的小孩，因为刚在学校学会了“打倒”二字，就跑到一堵写有“毛主席万岁”标语的墙上用粉笔写了“打倒”两个字，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抓走，不知所终。
　　
　　　　当时，陕西的农民非常穷，但民风很淳朴，农民老实、厚道。在孟塬工地不远，有一个小小的洗染店，当时很多工人把自己的衣服拿去洗，一来二往就跟里面的人混熟了。这个洗染店里有一个老师傅，姓张，当时背上总是戴着写着“小业主”三个字的布条。张师傅原本是这个洗染店的老板，穷苦人出身，抗战时在国军部队里当兵，给长官当马夫。日本人打洛阳时，他在战场上给长官看马，眼见着一发炮弹打来，离自己百步开外爆炸；第二发炮弹又近了一点，第三发更近一点。老张一看，坏了，再有一发就轮到自己了。于是他撒开脚丫子就跑，刚跑了几步，一发炮弹落在他刚才站的那个位置，长官的马全被炸死了。后来他们部队在深夜里与鬼子遭遇，被打散了，老张辗转到了孟塬，开了间洗染店，找了个媳妇。解放后，老张的洗染店被公私合营，老张也继续留在里面当职工。老张人很豁达，因此尽管当时每天都背着“小业主”的白布条子，但依旧谈笑风生，声如洪钟。
　　
　　　　孟塬火车站附近就是著名的西岳华山，既然到了这里，不登华山是过不去的，正好当时我叔叔从东北来，因此他们哥俩，连同几个工人一起登华山。在山下，他们遇到一大群红卫兵举着红旗上山，走在他们前面。还没走多久，刚过仙姑桥就有一个女红卫兵摔死了，她妹妹伏在她的尸体上大哭。其余的红卫兵继续上山。等父亲他们到了南峰绝顶的仰天池，看到那帮红卫兵正在往池子里拉屎，感觉十分扫兴。晚上，他们一行就住在山顶道观里，道观已被那帮红卫兵革过命了，砸得乱七八糟的。那帮红卫兵不住道观，要学习《智取华山》里的革命英雄，连夜下山。第二天，父亲他们几个下山时看见，又摔死了几个。
　　
　　　　　　　　　　　　　　　　　　　　　　十一、“进洞要紧”
　　
　　　　铁N局在潼关一带，修筑的是连通孟塬（【注】属陕西省）到风陵渡（【注】属山西省）的铁路，合计修了一座黄河铁路大桥和几个隧洞。由于当时局势混乱，工程修修停停，四、五年才最后完工。修黄河大桥时，一个吊臂因基础不牢而翻倒，致使在吊臂上的几个工人牺牲，也被埋葬在黄河南岸的沙滩上。后来 1991年我考上大学时，我们全家到临潼旅游。火车过黄河大桥时，父亲还指着黄河南岸的沙滩对我说，那里埋着当时牺牲的工人。
　　
　　　　后来开山洞时，山洞塌方也造成了伤亡。有一个叫郑××的工人一向是个积极分子，也在事故中受了伤。等到大家七手八脚把他抬出来，他在担架上大叫：“别管我，进洞要紧！”当时，此事被当作“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活教材四处宣扬。但是渐渐的，他的豪言壮语却变成了工人们的笑柄，人们见了他，总是笑着问：“怎么样，进洞要紧不要紧？”更有尖酸刻薄的人做了发挥：“你是要进什么洞啊？咋的就那么急？”每当人们问到这里，他就一脸愧色，争辩道：“唉，过去的事啦，还提它干什么……”
　　
　　　　在孟塬时，有一天傍晚来了一车皮开山洞用的TNT炸药。火车停在车站里，领导认为很不安全，于是组织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连夜装卸。可是工人里党员、团员不多，人手不够，于是就让积极分子也去，后来又叫出身好的也去，然后出身富农的也叫去了。最后工棚里只剩下包括父亲在内的3个出身不好的工人。工棚里没有电灯，只有外面惨白的月光透过窗户照进来。3个人谁也没有睡觉，但谁也不吭声……“出身”就像一块大石头压在你的心头，让你窒息，让你随时感觉你是个异类。成分不好的人在那个时代就是不可信任的人、就是政治贱民、就是中国的“首陀罗”和犹太人。
　　
　　　　在潼关后期，单位里有一位叫王××的女工友，在上厕所时用《林彪语录》擦屁股，竟然被一个“觉悟高”的人给检举揭发了，还把“赃物”交到了领导手里。造反派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于是那个王××被抓起来审查，还居然为此成立了一个“专案组”。可是查出身，是八辈子贫农，根正苗红；查历史，苦大仇深；查表现，一贯积极。这可真难为了专案组，好在这时传达了林彪“九·一三”折戟沉沙的消息，这才不了了之，把她给放了。
　　
　　　　　　　　　　　　　　　　　　　　　　十一、崇拜芒果
　　
　　　　那个高高在上的太阳，经常发出一些“最高指示”。不知为什么，这些“最高指示”总是要等到深更半夜才传达到父亲单位。于是，人们不得不从睡梦中被叫醒，迷迷糊糊地敲起锣、打起鼓，有时还要燃放鞭炮，在举着大红纸写的“最高指示”的造反派头头带领下游行，以显示革命群众的伟大力量。
　　
　　　　还有一次，游行是因为听说“据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毛主席他老人家完全可以活到一百五十岁，甚至更长”这个特大喜讯。当时半夜起来先是在工地折腾了一阵子，又觉得这个喜讯实在是太重要了，几个头头凑到一起一合计，打算到几十里外的陕西省华阴县去游行庆祝。等大伙浩浩荡荡、敲锣打鼓坐汽车来到华阴县时，当地已经庆祝过又去睡觉了，街上一片漆黑，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听到锣鼓声声，只有一个人从一间商店里探出脑袋来往外看了看，旋即把门关了。见此情景，大家只得悻悻然地回去了。到了七十年代中期还有一次，半夜起来传达一个“人贵有自知之明”的最高指示。虽然这句最高指示让人听着感觉到丈二摸不着头脑，但也管不了这么多了，反正毛泽东说的话，就是屁话也要庆祝。后来才知道，这句最高指示竟然是毛泽东批评江青的。
　　
　　　　在他老人家送给“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芒果之后，又兴起了“芒果崇拜”，全国到处都充满了用蜡做的假芒果，人们就对着这些假玩意顶礼膜拜。在铁N局，由于没人会使用蜡做芒果，就有心灵手巧的木工用木头雕成芒果的样子供人们崇拜。
　　
　　　　　　　　　　　　　　　　　　　　　　十二、天涯沦落人
　　
　　　　1967年底，我的母亲时年16岁。滑县老家已经实在不敢再待下去了，于是外婆托媒人为我的母亲找男人结婚。母亲太小，外婆怕她受欺负，于是提的条件是也找一个出身不好的、年纪大一点的男的，希望他能心疼她。就这么着，找到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由于年纪轻轻就受到政治上和婚姻上的双重打击，因此一直没有再婚。波折的经历，使得他脾气很暴躁，对什么都缺乏兴趣。此外，由于还要供养祖母，特别是文革初期祖母被红卫兵押回确山老家，也使得父亲颇为破费，不但没存下什么钱，还欠了几百块钱债。结婚时，我父亲找人借了5块钱给我的母亲买了件新衣服，父亲装行李的炸药箱是他们唯一的“家具”；没有房子，就住在父亲单位的帐篷里或者寄住在祖母家里；没有被褥，是我大姨买了个套子连夜赶制的。
　　
　　　　前面已经提到过，我的祖母养成了自私冷酷、飞扬跋扈、花钱大手大脚的性格，因此对这个儿媳妇的到来，她并不欢迎。因为，这个儿媳妇是农村户口，来了就是注定要吃“高价粮”的。同时，由于我的父亲整整大我的母亲一倍，年龄差距达16岁，人又长得漂亮，因此祖母认为我父亲和母亲之间的婚姻不可能持续多久，故而我母亲过门后，对我的母亲百般虐待。我的父亲对我母亲感情还是很好的，但是，男人心粗，又经常随单位东跑西颠，因此疏忽了我的母亲，经常单独让我的母亲和祖母住在郑州。父亲留给母亲的生活费一并交给祖母，没想到自私冷酷的祖母私自截流花掉了。母亲当时年纪小，又不敢说，因此在那一段时间里，我的母亲受了很多的苦。
　　
　　　　后来我的姐姐出世时，由于家里太穷，买不起卫生纸，我的父亲就到工地捡了些装水泥的袋子，回来后洗干净，又在锅里蒸一蒸算是消毒，给母亲临产时用。生姐姐时，祖母使坏不让父亲陪伴母亲。我父亲孝顺，不敢违抗命令，只好待在家里，任由我的母亲一个人在医院里挣扎。当时医院里产妇，基本上都有家人陪护，只有我的母亲一人孤苦伶仃。当时恰逢冬天，窗外滴水成冰，母亲羊水破时，就浸泡在冰冷的羊水里几十个小时。我姐姐出生时个头太大，母亲年龄又太小，因而极度难产，人都快憋死了。幸亏当时医院的医生、护士都特别好，在一个老护士长的带领下，慢慢用宽带子一点一点勒，生了40多个小时才生出来。孩子出生后，祖母和父亲去看我的母亲，医生实在可怜我母亲，于是对他们俩大声训斥，祖母听后一言不发。
　　
　　　　回家不久，父亲就又和单位走了，留下祖母和月子里母亲在家。祖母故意虐待母亲，让还在坐月子的母亲大冷天去洗被子，结果又使我母亲落下了不少病根。祖母这个人，在我少年时来过我家住过一段时间，我发现她残忍、自私、冷酷，对我这个孙子一点也不亲。母亲原指望找了我父亲能逃出苦海，此时又落到我的祖母手里，真是雪上加霜。
　　
　　　　我的母亲实在不堪祖母这种令人发指的虐待，父亲又不在身边，又不敢对外公外婆说让本来就陷于苦海的他们伤心，于是到郑州人民公园上吊自杀。当时母亲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因此打了一个结结实实的结。也是母亲命不该绝，当时幸好有几位行人路过，行人见状大惊，连忙将母亲七手八脚地放下，此时我的母亲都已经听不见、看不见了，但意识还清楚。出了此事以后，父亲才恍然大悟，于是把母亲带到了工程队，母亲才算脱离了祖母的魔爪。
　　
　　　　　　　　　　　　　　　　　　　　　　十三、彻底的无产者
　　
　　　　因为我的母亲是农村户口，按照当时的规矩，奴隶的子女也是奴隶，所以我的姐姐也是农村户口。当时，我的父亲一个月工资加补贴大约是六十来块，按当时标准说已经比较不算低了，但是，父亲单位是流动性质，经常需要外出吃饭，无形中多了很多开销；祖母因是地主婆，文革初期被红卫兵强行扭送回农村，父亲帮她安家欠了300元外债，每月都需要还债；祖母回到郑州以后，花钱依旧大手大脚，经常请人帮着写信要钱，还时不时地发来电报，谎称自己“病危”，实际是要钱。我父亲孝顺，一接到电报就六神无主、长吁短叹，赶紧跑回郑州去，这么折腾着，也花掉不少钱。此时，家里又添了两张吃“高价粮”的嘴，家里日子越来越困难了。
　　
　　　　为了求生，我的母亲背着我姐姐，到工地附近的农田里挖别人不要的、半腐烂的马铃薯，捡别人收割时洒下的麦粒、玉米，三口人才得以勉强维持生活。运气不好时，曾被生产队抓住游街示众，但我的母亲为了这个女儿，自己豁出去了，爱游街就游街，爱斗争就斗争；不过，有时运气好，也遇到过好心人，偷偷塞给她一把麦子。
　　
　　　　七十年代初期，潼关铁路修完，铁N局又流动到北京附近的河北怀来、幽州一带，从事丰沙线铁路复线建设工程（【注】丰沙线是连接北京丰台——河北沙城的铁路，该线于1954年建成，1955年11月运营。其复线工程于1972年10月竣工运营）。此时我们的家庭，用“彻底的无产者”形容是一点都不过分的。当时全家三口住在父亲用木板和油毛毡定成的简易房子里，用枕木锯成大大小小的木墩子埋在地上充当桌椅板凳。当时的卫生状况也非常差，臭虫遍地，晚上咬得人根本无法睡觉。臭虫这东西，今天的人们多已见不到了，但那时却非常普遍。臭虫是一种菱形的寄生虫，专门靠吸人畜的血过活，未吸血时呈扁平状，吸饱人血之后，则像人指头肚子似的圆圆鼓鼓。
　　
　　　　风沙线沿线地处燕山山脉，四周都是崇山峻岭，间或有河流溪谷流淌。附近出产葡萄、山杏。当地的葡萄呈奶白色，晶莹剔透，非常可口。如今我们市面上常见的“长城”葡萄酒，就是用当地生产的葡萄做的。
　　
　　　　到风沙线不久，我的母亲又怀孕了，这个胎儿就是我。刚一怀上，我母亲的反应就非常剧烈，特别想吃酸的食物。于是，她和另外一个家属一起到山谷里摘酸杏吃。时值1971年夏末秋初，二人刚摘了一会儿，突然下起大雨来。雨越下越大，转眼间变成了倾盆暴雨。那个家属一看，指着一块大石头说，咱们找个地方避避雨吧。于是二人向那块大石头走去。可是我的母亲抬头一看，发现四周的悬崖上均有水冲刷过的痕迹。当时母亲不懂什么地质学，但直觉告诉她，既然那么高的地方水都能冲到，那么何况这沟底呢？母亲越想越怕，于是对那家属说此地不能久留，得赶紧跑回去。那个家属本来不愿意走，但母亲跟她说了自己的担忧，于是二人拼命跑起来。一路上顶风冒雨、磕磕碰碰，但总算安全到家。刚刚过了家里附近的那座桥，巨大的泥石洪流就倾泻而下，里面夹杂的石头，大的有双人床那么大。
　　
　　　　一回到家里，看到屋里陋得跟水帘洞一般，地上的水已经齐膝那么深了。我的父亲正在忙着用脸盆往屋外舀水，姐姐则哭得哇哇叫唤。母亲暗自庆幸，要是当时依了那家属，那肯定是在劫难逃了。
　　
　　　　　　　　　　　　　　　　　　　　　　十四、咄咄怪事
　　
　　　　丰沙线靠近北京，因此我父亲偶尔也利用星期天带母亲到北京玩玩。一天他们到颐和园去，到了石舫，被人拦住不让进。父亲看见上面有一两个外国人，于是就问，上面明明有人，怎么不让进。工作人员说，只有外宾才能进，否则这么多人，石舫早就垮了。这事父亲一回忆起来，就很气愤，说这不是“华人和狗不得入内”的翻版吗？现在，颐和园的石舫也对普通百姓开放了，并没见被踩垮。
　　
　　　　还有一次，父亲到八达岭长城去玩。当时不知道为什么，长城好好的垛口被拆掉了一段，修成了花墙。我的父亲想到垛口那里照相，可照相的不想走，偏不让照，非要在花墙那里照不可。于是我父亲只好在花墙那里照了一张，至今，我们家还保留着这张照片，成为那段荒唐历史的又一个见证。
　　
　　　　　　　　　　　　　　　　　　　　第四章　　艰难时世
　　
　　　　　　　　　　　　　　　　　　　　　　一、太谷县城
　　
　　　　1971年下半年，伴随着丰沙线的完工，我们全家又随铁N局，搬到了山西省太谷县，并且在这里结束了流动生活，开始定居下来。文革以前，太谷县是个保持非常完好的古城，完全可以和现在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平遥古城相媲美：四四方方的城墙、整齐划一的棋盘式街道、高大巍峨的钟楼。城内还有个无边寺，有一座七层高塔，通体洁白，这座白塔以后成了太谷县的标志。原来寺里还有大量石雕佛像，可惜“破四旧”时全部被砸烂了，我小的时候去无边寺里玩时，还见到几尊无头断肢的佛像，残缺的肢体是那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最好的见证。我们家搬来后不久，太谷县革委会认为如果把城砖拿来盖房子，城墙就会“变废为宝”，于是乎全城开展了大规模的拆城墙运动，转眼间这座美丽的古城不见了，变成了一座当今我们随处可见的、没有任何特色的灰色县城。后来平遥城渐渐地闻名于世，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也成了当地的一大财源。对此，太谷县的人们又是羡慕，又无可奈何。
　　
　　　　太谷这个地方是国民党财政部长孔祥熙的老家，也是中国钱庄的发源地，大名鼎鼎的“晋商”的老家就在这里，当地人解放前大都家底殷实。我们家刚到时，租住在一处私人的高大砖瓦四合院里，门口两个高约一米的石狮子，进门就是女儿墙，院子里正房厢房齐备，房顶还是类似于城墙垛口的防卫墙。而这，还只是这家主人两处院落中的一处。可这家的主人成分竟然是……中农！我母亲真是弄不明白了，自己家一幢二层小砖楼就算地主了，可这家却比自己家气派得多怎么会是中农呢？原来，这是因为该地比较富裕，人人家底殷实，为了便于开展阶级斗争，只好富人里头找穷人，抬高“划分成分”的标准了。
　　
　　　　太谷县民风比较淳朴，居民生性平和。“文化大革命”动乱虽然也波及到这里，但实在是掀不起太大的波浪来。听当地人讲，文革期间最大的一次武斗发生在火车站，对立的两派“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和“红色造反总指挥部”游行时相遇，先是比赛背诵《毛主席语录》，接着就是辩论，最后动起手来，皮带、砖头、棍棒上场，伤了几个，但一个没死。
　　
　　　　太谷县有一所大学，是原来孔祥熙修建的，原来名叫“铭贤学校”，以纪念在“义和团”时代死难的外国传教士。当时叫山西农学院，现在改称山西农业大学。刚到太谷时，太谷火车站那里总是有一个精神病人，每天在念叨着等“北京来的火车”和“中央文革”。后来一打听，此人原是农学院的老师，文革初期他从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里嗅出了风头，于是搞政治投机，最早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可是，当时刘少奇虽然党内地位下降，但还并没有被彻底打倒，还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天安门上，于是，这个不走运的家伙投机的时机不对，被打成反革命，整疯了。此后很多年，他都风雨无阻地天天守侯在火车站旁，等待着永不会来的“中央文革”的大员们。
　　
　　　　　　　　　　　　　　　　　　　　　　二、援助非洲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国人民虽然自己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但某些人总是爱到处打肿脸充胖子，号召人民“节约最后一个铜板，支援亚非拉人民的解放斗争”，给援助、给钱、给粮。我国援助“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总计达70亿美元，结果霍查分子用这些钱修了10000多个纪念碑、30000座碉堡（全国才 200万人）。甚至我国援助的优质无缝钢管，也被阿尔巴尼亚用来当电线杆子。“欧洲社会主义明灯”要钱要物从来都是理直气壮、狮子大张口，稍有不满足就不满意，最后要得连高瞻远瞩、一贯正确的伟大领袖自己都觉得力不从心，只好落得个出力不讨好的结局，也顾不得什么“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牢不可破” 的友谊了。除了“明灯”以外，还有乌干达的阿明政权（阿明以爱吃人心闻名于世）、柬埔寨的红色高棉（这个邪恶的政权屠杀了柬埔寨三分之一的人口，拆散了家庭，把全体城市居民全部赶到农村）、越南……浪费在这些国家的民脂民膏真是不计其数。
　　
　　　　当时，铁N局也担负起一项光荣援外任务：帮助修建坦赞铁路。那时正以“阶级斗争为纲”，因此虽然坦桑尼亚是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也只有根正苗红的工人才能去，所以，我的父亲自然没有份儿了。就是这些“根正苗红”工人，上面也不是完全放心的，每天处在民兵和政工人员的严密监控之下。那些工人回来以后讲了很多趣闻：当地的黑人工人大都特别懒，没有任何储蓄观念——一句话就是还没开化。当地的工资是每天下工时发放的，黑人白天干上10小时活，晚上发工钱后就直接跑到酒吧喝酒玩女人，直喝个酩酊大醉、全部花光才离去；很多黑人工人连房子都没有，就用芭蕉叶加树枝搭起个窝棚睡；白天再去干活，午饭没钱买就爬到树上找些香蕉或者其他什么果实，用火一烧就吃。这些“亚非拉人民”为什么总是处于贫困之中，光归咎于“帝国主义掠夺” 恐怕是不全面的吧。
　　
　　　　1971年9月13日林彪折戟沉沙，坦桑尼亚、赞比亚等国家报纸早就公开报导，早已经是路人皆知了。可咱们国内就是要神秘兮兮地“保密”，一直到半年以后，才把援外工人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秘密召集起来到森林深处开会传达，还由民兵在四周警戒。其实别说去开会的，连没开会的哪个不知道呢？那时就是这样，什么都要“保密”，什么都算秘密，独裁者就是靠这种无处不在的、千奇百怪的秘密，靠掩耳盗铃来维持自己统治的魔力。
　　
　　　　后来，这些工人回国时，也往国内捎了很多东西，竟然是……中国产的白面。因为当时山西省的细粮供应实在是太少了，甚至比非洲还糟糕，而且还要凭票。坦桑尼亚是不用凭票供应的，于是很多工人把回国当成了买细粮的绝佳机会，把全部收入都买了大袋小袋的白面。以至于连很多非洲朋友都奇怪，问你们不是还援助我们吗？怎么还往回捎这些东西？你们应该不缺粮呀！于是后来政工人员专门下了命令：不许捎白面回国，违者没收白面，并给处分。等“革命”闹到了这个地步，无论你再唱什么高调、再玩什么把戏，再自欺欺人地谈论“解放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受压迫的人民”，再自暴自弃地提什么“宁要穷社会主义，不要富资本主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也没人会真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