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清泪湿山河

能够如此顺利地占领北京使联军颇感到意外。因为在大沽口海面上准备登陆的时候，所有的官兵都被反复严肃地告之一个历史事实：1860年，也就是40年前，英法联军从这里向北京攻击前进，结果遭到手持冷兵器的满族武士们的阻击，联军一共战斗了四十多天才到达 北京。如今的攻击距离和路线都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对手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武器装备上，都已堪称一支强大的正规军，要想打到北京，乐观地说也得需要80天，前提是各位到那个时候还活着的话。

可是，事实是，40年后，从联军开始攻击行动到完全占领北京仅仅用了10天。

联军们发现，他们占领的这座帝国都城基本上还是个完好无缺的大都市。所谓“完好无缺”，指的是在这座被攻击的城市里，市民并没有按照战争常规而大量逃亡，除了官吏和兵勇之外，所有的北京市民基本上都没有离开家。即使在一片枪炮声中联军官兵冲进街道的时候，他们依旧看见了京城灰色的院落里升起的炊烟，看见了挂在龙槐树枝上的百灵在鸟笼里跳来跳去，看见了低矮的院门的缝隙后露出一双黑色发亮的眼睛。而胡同口背阴的墙根下、街头的古树下和破旧的小型庙宇的台阶上，仍旧蹲着一些男人，他们往往使摸索前进的联军官兵们骤然紧张起来。可定神再看，都是些上了年纪的中国男人，头上的辫子细短干枯，手上除了烟袋之外没有武器，显然他们或是聚集在一起回忆着留恋不已的过去，或是孤独而沉默地消磨着闷热躁乱的夏日，仅此而已。因为即使跌跌撞撞地拉着炮车、噼噼啪啪地放着枪的联军官兵们的目光与他们的目光对视的时候，他们的脸上也丝毫没有惊慌的神色——这种东方黄色面孔上的那种没有任何表情的表情至少已经凝固了上千年。就在这种古老的目光与联军们的目光相对视的瞬间，一种无以明状的奇异感觉立即涌上了这些异国官兵的心。联军官兵们有些惊慌还有些胆怯地急忙把自己的视线转移开，于是前方的五彩牌楼、深邃的城墙门洞和弥漫在杂乱房屋顶上的浓烟，都变得神秘而沉重起来。

帝国都城里的市民是一群能够活得很沉着的市民。

后来有人为此谴责帝国的政府：从联军开始向北京攻击的时候起，北京城就实行了严厉的戒严令：所有的城门一律关闭，任何人不得出城。这等于有意把百万北京臣民当做了帝国的人质。但是，无论当时还是后来，似乎帝国都城里的百万臣民并没有“人质”的感受。于是，又有人反驳说，即使当时帝国政府强迫市民疏散也无法让其离开家门。原因是：北京市民是这个世界上最见多识广的民众，他们普遍地认为无论谁打进这座城市，都是冲着皇上、官府和那些大宅门去的，天下怎么会有人跟贫穷的他们过不去？

在北京城破的时刻，几乎所有奔跑在街头的人，都是王公的家眷、弃职的官吏、外地的富商、溃败的官军以及零散的义和团们。满城奔跑的人流集中在北城，因为联军是从南边和东边打进北京城的。

8月16日，帝国所有的政府机构都不见了任何一位官吏的影子，北京城实际上已经成为政治权力的空白。德胜门和西直门城门附近集中了数百辆大车，车马装载着半城的财富拥挤在一起，于是成为趁火打劫的最佳地点。官吏大员们充当了自家的车夫，因为车夫们不是逃跑了，就是加入了打劫的行列。官吏大员们抽打着拉车的牲口，车上家眷们的惊叫哭喊连成一片。

正在逃亡的军机大臣王文韶被阻挡在此。平时享受着皇恩俸禄，国难当头却要弃国而逃，王文韶感到万分耻辱，他高声大骂：“没良心的狗奴才！没廉耻的狗奴才！”但是根本没有人理会他。王文韶已觉得他此刻的行为和那些逃命的官吏截然不同，因此他有权力开口大骂。他早上从家里追至皇宫，发现连看守皇宫的人都跑光了，东华门锁着，根本进不去。他奔向德胜门，途中在一座小庙中歇脚，但小庙的和尚怕受连累不让他停留，并且声称他们也要跑了，原因是这座小庙曾经是义和团的一个神坛。德胜门城门附近已经出现了联军官兵的身影，王文韶只好不顾王公的体面拼了老命才终于在人流中挤出了城门，刚跑到嘎嘎胡同，天下雨了，于是又躲进一位小官吏家。这位小官吏给帝国大员找来一辆驴车，并且派自己的随从跟随军机大臣逃亡，但他明确里嘱咐随从：重点保护的不是王大人而是驴——因为沿途散兵土匪抢劫的不是人，而是牲口。当王文韶终于在怀来县城里追上太后的时候，包括皇太后和光绪皇帝在内的所有皇室人员都对这个衣衫褴褛、年近八十的大臣居然能够有气力活着追上朝廷而万分感动。同时，王文韶的追随令他们联想到了帝国那些此刻只顾自己逃命的大员——都是些什么东西！

在中华帝国战败的时刻，政府和官吏弃城逃亡几乎成了一个习惯，这种罕见得几乎等于一个帝国政府全体逃窜的举动，在帝国的历史上已不是第一次发生。至少慈禧太后应该记得，40年前英法联军打进北京的时候，咸丰皇帝带着包括她在内的嫔妃们也是在慌乱中狼狈逃出京城的，而帝国的大员官吏们同时也作鸟兽散了。所不同的是，那年城破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个奇迹：居然有一个比如今的王文韶对帝国更忠心耿耿的人物在城破之时不但没有逃跑，反而临危不惧大义凛然地依然坐在衙门府里“篝灯观书”，成为惟一在已经沦陷的帝国都城内坚守政府职务的人。因为在帝国的官员中这样的人物实在罕见，于是事后他成为帝国全体官员们的“榜样”——他被皇上破格提拔了。这个奇迹《汪穰卿笔记》中有载，是一则绝佳的帝国政治幽默：许善长，字季仁，浙江杭州人士，“才思清俊，落拓不羁。”没有任何官职，因此生活困顿。但他却有个官吏的爱好：留恋妓院——“偶假得数十金，必尽费之韩家潭等处。”韩家潭，京城妓院所在胡同之一也。联军入城，“京官多潜走”，他正为没钱逛妓院而发愁，于是找到一个内阁中书借钱。这位内阁中书正准备逃跑，于是对其曰：“借贷可也。然余欲有事相求，必诺乃可。”许善长问何事，内阁中书言：“吾今晚当值，欲君相代。如允当贷二百金。”许善长高兴都来不及呢，欣然同意。奇特的是，这个许某是个信守诺言的人物，在闹不好可能掉脑袋的时候，他拿了银子并没有去及时行乐，而是真的一本正经地上内阁衙门值班去了。更奇特的是他到内阁衙门之后发生的意外：

许既诺。夜宿阁中，篝灯观书。时恭王留守，夜出察诸值宿者乃多空无人，至内阁望见有灯，趋之，见许，问：“人多不至，君何为者？”许初不识为恭王，然意必为贵要也，乃起对曰：“今京府空虚，各署文书深惧遗失，故不敢不致谨。”王甚奖叹之。问其姓名，曰： “浙人许善长也。”后中书有缺，特越次补之，而误为许善昌，许既得补，乃递呈吏部更正焉。（汪康年：《汪穰卿笔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1月第一版，第67页。）

可以想像当时恭亲王着实被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连名字都没搞清楚就决定提拔这个“英勇无畏”的人。这是许善长绝对没有想到的事情，至少当上了内阁中书的他从此再也用不着借钱逛妓院了。《汪穰卿笔记》对此感慨道：“宦途升沉，至为无定。”

8月16日，当北京城内外的枪炮声基本停歇之后，市民们便继续等待着北京城再次陷入混乱的时刻。经多见广使他们肯定这座城市“还得乱几天”。当晚关于太后和皇上“西狩”的消息就传了出来，然后就是哪个衙门哪个王爷的轿子也“出了彰义门”之类的传闻。有年轻人爬上屋顶看，果然看见城里数处又起火了。把起火的方向和大致位置向老人报告，老人眯着眼说：“我说什么来着？跟咸丰年一样，洋人围了王府了！”

那些以“保护使馆”为借口打入这个富庶的帝国都城的联军首先扑向了各座王府：帝国的王公大臣们不但是“应该无情惩罚的祸首”，而且他们的王府是囤积帝国金银财宝的最大的仓库。

帝国所有的王公贵族都对即将到来的巨大灾难有充分的估计。这些过着世界上最奢侈生活的王公贵族和他们的家眷们，除了在养尊处优、傲慢排场、享受美食、声色犬马、贪污受贿等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之外，他们还有在巨大动乱到来的时刻清醒地估算自身处境的敏感的判断力。这种判断力与生俱来地流动在王公贵族们的血统之中，他们在平安年代里骇人听闻的骄奢挥霍和在危机时刻毫不犹豫的弃国逃亡都出自于他们的这种贵族本能。他们的命运也因其在临危之时表现出的惊人的果断而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具震撼力的人生警示。

而在最后一刻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来得及逃亡的那些贵族们，在联军闯进大门之前的短暂时间里，开始了竞赛似的集体自杀——这种同样果决迅速的集体仪式，曾在元军突入大宋的时刻、清军突入长江沿岸的时刻、太平军突入沿海城市的时刻多次在帝国的历史中出现过。千百年来这种仪式混杂在多种道德评判的名称下成为这个民族历史中极其罕见的悲伤景象。

那个狂热歌颂义和团“法术”的大学士徐桐，八十多岁的他已经没有力气跟随太后逃亡了。于是，他准备死。他对他的长子说，他是帝国的“首辅之尊”，遭遇如此国难，“必该殉国”。这个准备一死的老贵族在房梁上系了两条绳子——他决定和他的第三个儿子一起死。他的三儿子就是现任刑部侍郎，斩杀袁昶等反战大臣的监斩官徐承煜。帝国的大学士认为，只有当官的儿子才有资格与他一起殉国。父子俩人同时登上了板凳，同时把绳索套在了脖子上，然后大学士看着他的儿子，他希望能够看到儿子“大义凛然”的场面，但是，他发现他的“老三”正在看着他呢，眼神分明是希望父亲先死。两个人僵持了好一会儿，徐承煜突然把头钻出绳索，跪下来，哭道：“儿子先死，无法为父亲尽孝，请允许为父亲殓葬之后儿再死！儿子一定死！儿子不敢偷生！”大学士徐桐“欣慰”地一笑，叹了一口气，流出两行老泪，对长子说了他此生的最后一句话：“你无官，可归隐老家。记住，教导子孙，劳动读书，就是别当官！”说完，他脚一蹬。板凳倒了，帝国的大学士死了。徐承煜立即在院子里挖了个坑，把父亲的尸体拖进去草草埋了，然后趁家人没注意，跑了。没过多久，他在城外被日本军队捕获，关押了一阵后被当做“罪犯”之一砍杀于菜市口。杀他的时候有洋人“监斩”，并且举着照相机在他身首分离的瞬间按下了快门，那张照片成为大清帝国那段悲惨岁月的清晰见证。据说徐承煜跑后曾经偷偷回家过一次，发现全家妻妻妾妾男女老幼随从仆人共16人，全部悬梁于厅堂内，那情景几乎令他精神错乱。

北京城破之日，集体自杀的贵族家庭还有：

宗室奉恩将军札隆阿和儿子、儿媳、女儿和孙儿一起自缢。

宗室侍读宝丰，“追两宫未果”，全家吞金而死。

宗室侍读崇寿，杀全家老少之后，“自刃胸腹以死”。

奉天府尹福裕全家7人全部溺死。

二等侍卫全成全家5人服毒。

一品官富谦全家12人自焚。

护军参领续林先用刀杀了妻子儿女，然后自杀。

都统御前侍卫奕功，在联军冲到他家门口的最后时刻，插紧大门，率领全家妻妾子女共10人进入后院，堆起柴草，阖家自焚。没有被烧死的人爬到井边投井。

吉林将军延茂多日在安定门城墙上指挥阻击战斗，战斗失败后只身回家，与母亲、兄嫂、弟媳和子女共12人，引火自焚。

中书玉彬与母亲赫舍里氏以及妻子兄弟等，全自焚。

庶吉士宗室寿富，全家集体上吊。寿富体胖，悬绳崩断，其弟帮助他整理绳子，又为两个妹妹和一个侍女“从容理环，后乃自缢。”

国子监祭酒熙元和王懿荣，在洋兵破城之时，迅速回家，前者和老母等家人一起服毒，后者与妻子投井。

三品衔兼袭骑都尉员候选员外郎陈銮一家集体自杀的人数最多，达31人。

在死亡之前的最后一刻依旧能够用文字记载下当时帝国凄惨而恐怖的情形的贵族，是景善。无论中外，研究中华帝国庚子事件的学者无不把《景善日记》当做最重要的史料之一。景善这个老贵族坚持记日记的习惯令后人惊讶。他不但对帝国那段混乱日子的每一天都有详尽的记录，而且最后的一篇日记竟然记于农历七月二十一日，即公元1900年8月15日——那一天北京城陷落，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出逃。在这一天的《景善日记》里，记有内务大臣文年告之太后出逃的消息，记有儿子告之大学士徐桐自杀的消息，记有家人“吞烟而死”时 他阻止不了但自己并“无此拙见”等内容。景善甚至还拖着年迈之躯把自己家银子埋藏了起来，他坚信那些洋人“必不知予藏金之所在”。这篇日记的最后的一句话是：“奴仆星散，至无人为予治晚餐。”

时年77岁的景善，其父桂顺在道光年间曾为都统，其家与叶赫那拉家族有亲谊关系。他本人做过翰林学士和内务府大臣。由于他的显赫出身和他当过帝国最有油水的内务府大员，因此他必定积存有令他舍不得死的大量银子。然而，当他在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中饿着肚子写完最后一篇日记的两小时之后，他被他的儿子连拉带拽地弄到了自家的水井边。景善有三个儿子，最小的儿子恩铭就是慈禧逃到颐和园时出来接驾的那官员，恩铭跟随慈禧逃亡了。二儿子从联军攻城时起就没回过家，毫无音信，生死不知。大儿子恩珠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平时父子总是因为儿子不断地向父亲要钱而发生口角。恩珠还是一名狂热的义和团团员。当全家人都自杀之后，恩珠回来了，即使在绝望的时刻，他还是没能从父亲口中得知银子藏在哪里。于是他觉得有必要“帮助”老父亲“殉国”。年迈的老父亲仅仅挣扎了几下，便被他的儿子塞到井里去了。

景善巨大的府邸立即遭到联军的彻底洗劫，一名英军士兵在寻找财物时在废墟中发现了几册日记，不知出于什么动机，这名英军士兵把日记收藏了起来，并且带回了英国——现在的中国人读到的《景善日记》，是由英文翻译而来的。

重新跑上街头的恩珠很快就被联军抓住处死，原因是在他身上发现了“义和团使用的武器”。一个显赫了二百年的帝国贵族之家就这样从物质到精神即刻消失得痕迹全无了。

根据有关史料的不完全统计，1900年，北京城破的两天之内，全家集体自杀的皇亲国戚达三十多户。王公贵族之家大都人口茂盛，于是自杀总人数近两千人。

一些贵族是在联军砸开府邸大门的最后一刻采取自杀行动的，于是必须在时间上和联军争分夺秒。跟随联军进入京城的英国记者米德尔目睹了这样一幕：他正在紫禁城东北角楼外一座“庄严的住宅”门口休息，突然闻到了一股尸体的臭味。他向气味散发的方向寻找，进入了这座住宅的大门。院子里有一具烧焦的尸体，尸体旁有一些断剑和衣服的碎片——“一切迹象表明，这座院落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交手战。”进入到院子后面的房屋里，他看见了更悲惨的情形：一条狭道尽头吊着六具尸体，是三个成年人和三个孩子，个个伸舌瞪眼，惨不忍睹。这个英国记者最后的判断是：前院烧焦的那个人为了保卫全家免遭毒手，曾与入侵者进行了疯狂的拼杀，而正是由于他的抵抗，全家才有了自杀身亡的时间。

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来得及自杀的王公贵族所遭遇的苦难足以说明这个帝国的王公贵族们为什么会纷纷在城破之际全家自杀。

户部尚书崇绮，字文山，阿鲁特氏，道光、咸丰两朝大学士赛尚阿之子。这是一个在帝国历史上很不一般的贵族，他最大的不一般是，1864年，这个“熟谙军务”的满族贵族世家子弟在步军统领衙门做小官吏的时候，把大量的时间没有用到和其他贵族子弟一起“风流倜傥”上，而是在日夜苦读，竟然于当年的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名次竟然是第一甲第一名，从而制造了一个全国百姓争相议论、皇室宫廷紧急开会的巨大轰动事件。在这个要想步入仕途必须经过科举的帝国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帝国政府从不鼓励满族和蒙古族子弟参加科 举考试。原因是复杂的：首先，身为满、蒙的帝国统治阶层出于“以武立国”的思维定势，不希望自己的子弟因为沉溺于“汉家经典”而荒废了用以巩固政权的习武传统。所以，为了让其安心练习武功而不必为安身立命养家糊口操心，所有的满、蒙血统子弟从一生下来起就 天生“领有钱粮”。另外，帝国科举考试选拔汉族文官，就是为了给对满、蒙统治有逆反心理的汉人以“获取前途”的机会，从而让为官取仕的他们降服更多的汉人之心。帝国历朝的皇帝从不主张满、蒙子弟去与汉人争夺本来就不多的科举名额。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大多数满、蒙贵族子弟别说深刻地掌握汉家经典，有的连汉语都不怎么会说，与其在考场上丢人，还不如明确声明不参加考试。因此，大清帝国自开国二百多年间，即使有个别满、蒙贵族子弟参加科举考试，但也从来没有考中状元的先例。崇绮是大清帝国历史上惟一的一位考上状元的满族贵族子弟。这件事并没有引起汉家子弟的多大反感，反而在全国传为美谈，但朝廷却为是否批准这个满族贵族子弟为“状元”前瞻后顾，反复思量，后来终于在“只看文章，不论满汉”的呼声中授予崇绮翰林院翰林。自此，崇绮的好运接踵而来，他的女儿被封为同治皇帝的皇后，状元兼国丈，于是官至盛京将军、户部尚书，荣耀和气派凌驾于任何贵族之上。

1900年，已经七十多岁的崇绮本来和义和团没有多大的关系，他仅仅在废除光绪的问题上因为想在晚年拥有稳固的靠山而为端郡王呼吁了一阵子，不料想竟得到了慈禧的欢心，不但赐他“西苑门内乘坐二人肩舆”，还和徐桐一起同时当上了新立皇储的老师。这充其量只 是政治上的投机，后来洋人们也没把他列入“惩办名单”，但是他自己有点儿心虚，在得知慈禧逃亡的消息后，他跟随荣禄一起出逃一直逃到了保定。据他和荣禄说，他们两人之所以往南奔向保定，并不是一般的逃亡，而是在“吸引洋兵，掩护圣驾”。至于他们是否吸引了联军的兵力没有确切的证据。只是，没有来得及跟随崇绮出逃的家人在最后的时刻动作慢了，他们全部落入了联军之手。崇绮家所有的女人，包括他的妻妾、女儿、儿媳等，都被联军关在天坛，受到联军官兵的肆意凌辱——“数十人轮奸之”。被释放回家后，崇绮的儿子崇葆公爵“愤恨无地”，在自家府邸的院子里挖了个大坑，先把年幼的孩子们活埋了，然后又为自己挖了个坑，“自缢身死”。随后，在崇绮之妻瓜尔佳氏的带领下，剩余的家人也全部自杀。身在保定的崇绮得知这一消息后“羞愤交加”，“大哭一夜”，然后决定一死了之。他找不到一根结实的绳子，于是就自己搓。一切准备完毕后，他指着身边不断劝解他的荣禄一字一眼地说：“都是因为你！”然后，他把自己吊在了保定莲花书院满是灰尘的房梁上，死了。

谁人能够解释大清帝国这个满腔悲愤的老贵族最后指着荣禄说的那句话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联军在占领北京城后肆意屠杀之事，连洋人们自己都无法完全否认，尽管他们在史书中对此事的描述大都轻描淡写。

联军为其暴行寻找的借口是：消灭义和团。

北京城城破之后，数十万义和团们都在哪里？没有人说得清楚。这些来自帝国北方乡村的农民绝大多数在城破之前就已经逃跑了。即使没来得及逃出京城的少数义和团团员此刻也绝不会依旧穿着义和团鲜艳的衣服，拿着他们的大刀和法器“呼啸周衢”了。至于联军是如何区分义和团与北京平民的，不得而知。

联军首先包围了义和团总部庄亲王载勋的府邸。载勋已经跟随慈禧逃亡，但是联军还是在这座巨大豪华的府邸中一下子抓到了一大群义和团。这些人无一幸免地全部被联军就地处死，然后纵火焚尸。事后有人清理现场，发现包括载勋家眷和老人孩子在内，尸体有1700具 之多，真正是“尸积如山”。

在皇城附近的一条小胡同里，一群义和团夹杂在因为自家的房屋被联军纵火而逃出来的平民中间，被法军追赶不舍，最后被压缩到一条死胡同的尽头。法军官兵架起机枪开始扫射——“约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直至不留一个活着的人。”目击的联军士兵后来回忆说：“其闹声可使人的耳朵聋了。”（丛刊《义和团》（二）第358页、第528页。）

西什库教堂附近是联军报复的重点地区之一。联军从两面向这个地点合围，把数千中国人围在了城墙下，然后开枪扫射。

这样的杀戮普遍发生于京城的每个角落。联军“逢人既发枪毙之，常有数十人一户者，拉出以连环枪杀之。以至横尸遍地，弃物塞途，人皆踏尸而行。”联军的杀人手段充分展示了洋人们的“高度文明”，他们不愿意浪费子弹，于是使用了可以致人死地的所有的方法，包括焚烧、棍击、绳勒和强奸——“巷弯曲之处，尸体极其难看”，以至使“军马受惊，鲁莽狂窜。”（《庚子纪事》，第95页。）

联军专门成立了搜捕队，不分昼夜地在京城的大街小巷抓人。协助联军搜捕或者直接执行杀戮的洋人中，以使馆人员最为疯狂。他们从联军刚刚占领北京城的那一刻起，就成群地从使馆区蜂拥而出，开始了“杀人竞赛”，致使“成千上万的人在以屠杀为乐的疯狂中被杀了”。他们特别对杀帝国的贵族感兴趣，带着联军官兵奔忙于京城的每一座王府之间。经过他们洗劫的王府，“是在抢劫之后又加毁坏，毁坏后又加抢劫，被无微不至地彻底地毁灭了。屋子里的家具被拖了出来，家里的杂物扔了遍地。其中有镶着大红滚边的衣裳，有洒着血的中国女子尖尖的弓鞋，有切断了的手和腿，有砍下来的头，也有扎成束的头发。”（（ 法）贝野罗蒂：《北京的末日》，金炜主编《中华民族耻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10月版。）

屠杀之后，就是大规模的抢掠。或者说，抢掠才是联军们真正想干的。最普遍的抢掠是对商号店铺的扫荡，京城内几乎每一个商铺都遭到彻底地抢劫，尤其是那些珠宝店和钱庄——“以搜查义和团为名，三五成群，身跨洋枪，手持利刃，卧房密室，无所不至，翻箱倒柜，无处不搜，任其所为，饱载而去。”（《庚子记事》第35、36页。）奇特的是，联军官兵们不知是受到了谁的点拨，对中国当铺特别感兴趣，京城全城两百家当铺，在1900年没有遭到洋人抢掠的仅剩四家。闯入当铺的联军官兵“类似疯狂，汹涌难遏，群碎其柜，争前抢夺，当铺已成疯人院，其状可畏。”有一家大型当铺的掌柜和伙计居然要誓死保卫财产，和联军对峙很久，最后还是被联军攻破大门，结果“室内顿时纷乱，首饰、古玩玉器、皮衣、绣货、绸缎等各类物品，抛置地面，以足踏上，灰土飞扬，呛人之喉。”联军官兵们开始只要黄金、银子、钻石和钟表。后来又不知经过什么人的指点，开始抢貂皮和绸缎——“各人背负一包，急荷而出。”（ 孙其海：《铁血百年祭》，黄河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327页。）

抢掠商家大多是联军官兵的个人行为，而抢掠王府、官府和皇室，是在各国军队首领直接指挥下的“有组织的军事行动”。户部尚书立山家是京城著名的豪府，虽然已经遭到义和团的查抄，但联军还是在他府内搜出价值40多万两银子的珠宝和价值350万两银子的各种古玩，这些财物“全部运往法国使馆”。而日军抢掠的是军机大臣宝均的家，日本人仅仅从这座王府院子里的水井中，就发现了30万两银子。联军还没有破城的时候，就已经研究过如何抢掠帝国政府各部门的问题了，因此几乎与占领北京同时开始的是对帝国政府各部门的占领。这些部门包括兵部、吏部、工部、内务府、钦天监、鸿舻寺、太医院、詹事府、銮仪卫 、銮驾库、理藩院、顺天府、光禄寺、国子监、税课司等等。联军对帝国政府各部一旦占领，立即把所占的房屋当做军营，然后把“各项钱粮尽行拉运一空”。

在这项抢掠中，日本人显示了他们的一贯的狡猾。帝国的户部位于俄军的“占领区”，但是当俄军进入户部的时候发现，户部的银库已经被日军抢掠完毕，为此俄军提出“严正抗议”，而日军的解释是，分区占领的决定是15日下午15时才做出的，日本军队进入户部的时间则是在15日上午，因此日本的“缴获有效”。日本军队在没有攻破北京城墙的时候，就已经掌握了户部银窖的位置，他们迅速准确地在户部里挖开一个巨大的地银库，把里面数千万两银锭搬运一空，包括一个也许是那时世界上最大最重的纯金砝码——这一砝码的重量“和一个真人的重量相似”。

为此，俄军统帅后悔得失去了理智，他不停地叫喊：“一定还有！人们都说还有金子和银子！金子在哪里？银子在哪里？”贪婪使这个俄国人的精神出了问题。使俄军统帅停止了喊叫的是俄军队对颐和园的“独家占领”。8月16日上午，俄军中校伊林斯基先于日军到达颐和园，并宣布这座巨大豪华的皇家园林为俄军的“军事禁区”。从那一天起，直到10月2日英、意军队根据联军总司令部的命令接管颐和园时止，中华帝国这座皇家园林中的珍贵物品大部份都已经不见了。在占领颐和园的近五十天内，俄军雇佣京城民间的大车，昼夜不断地从颐和园往俄国使馆拉运财宝。由于拉运的任务实在繁重，赶大车的人极其疲劳，经常“处于半睡状态”，致使“车中物品时落于地”，“无数雕刻奇巧的玉器因此碎成数段”。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在这些大车经过的坑坑洼洼的土路上，中国人依旧可以在泥泞中不断地拣到“皇家的珠宝”。接管颐和园的英、意官兵在颐和园内再次进行了最严密的搜索，还是依然发现了大批财宝。等再也搜寻不到值钱的物品后，官兵们开始随意“取所爱之物为纪念品”，这些“纪念品”包括香炉、花盆甚至雕花门窗。75年之后的1975年，法国巴黎的一个古玩商人给中国有关部门来信说，他有颐和园佛香阁西侧的那个小亭子的铜窗可以出售，为此中国方面派出人员前去甄别。8年之后的1983年，一个美国人出资51.5万美元从那位法国古玩商手中将10扇铜窗买下“无偿归还中国”。没有人知道这个美国人的“慷慨之举”中是否包含着对历史的悔过。

1900年的美军司令部设在先农坛。美军在把他们认为“值钱”的东西运进美国使馆之后，就把大殿里所有文物全部扔在了露天，然后将他们的马厩建在了中国皇帝祭天的大理石祭坛上。

英军的司令部设在天坛——“每天都有装载珍品的车辆，上面是丝织品、皮货、白银和玉饰、绣花衣服等，运出天坛。”（孙其海：《铁血百年祭》，黄河出版社2000年4月版， 第32 0页。）英军还把天坛内大清帝国皇室祖先的牌位全部运回英国国内，至今依旧陈列 在大英博物馆内。

抢掠之后，接下来在大清帝国都城北京城内发生的恐怕是人类史上极其罕见的奇特景象了：北京城成了一个巨大的“商品”拍卖市场。而更加奇特之处在于这个拍卖市场中摊主和顾客双方的身份也是举世罕见的。

拍卖紧接在大规模的杀戮和抢掠之后，从抢掠到拍卖之间没有时间上的哪怕想掩饰一下的过渡，几分钟之前刚刚抢劫来的物品，片刻便堂而皇之地摆在了摊位上，成为大声叫卖的“商品”。拍卖地点就在实施抢劫的现场，摊位四周遭到抢掠的民房燃烧着的大火还没有完全熄灭。拍卖“商品”的摊主全是清一色的洋人，所卖的物品昨天还是中国人家里的私人财产。而逛这个巨大“市场”的顾客，除了在京的洋人外还有中国人。他们悄无声息地溜向拍卖市场的时候必须要穿过京城里那些堆着成堆的中国人尸体的胡同——“尸体已经在炎热的气温中腐烂，即使是中国顾客也不得不在经过时捂住自己的鼻子。”

拍卖之风首先从英国使馆里开始刮起。这座使馆“每天定期有人开车出去，回来时车上装满了丝绸、刺绣、皮毛、青铜器、珠宝、玉器和中国瓷器，并在下午四点钟开始在使馆的大草坪上拍卖。”随着英国使馆的举动，各国使馆很快都成了拍卖行，各国官兵把抢掠来的物品“一齐堆在使馆大屋之内，加以正式拍卖”，“所得之款，按官级高低分派”。各国使馆的拍卖行动“每日如此，持续达三个星期”。

使馆里拍卖起初仅仅在洋人们之间进行。各国把官兵们抢掠来的财宝展览似的陈列出来，以便“互相交换”。各国的传教士、商人以及官兵们都想大量地用最便宜的价格买到“精美的中国物品”，以便将来回到国内倒卖而获取暴利。于是洋人们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现场交易需要大量的现金，而现金的匮乏使大量的收购受到限制，于是有的使馆人员和洋人开始用可以在巴黎、伦敦等银行兑换现金的支票收购，这证明了1900年发生在这帝国都城北京的规模空前的抢劫与拍卖受到了帝国主义们各国国内财团的鼎立支持。

拍卖活动几天之后便蔓延到了北京街头。规模扩大的原因是联军官兵们手中仍存有大量的抢掠物品不愿意在使馆内的拍卖场上出手。因为仅仅在使馆区内进行拍卖，收入不但受到使馆的监视和限制，而且往往“卖不出好的价钱”。联军官兵们希望把手上的赃物直接卖给中国人——“他们认识这些东西的价值，他们肯定愿意出公道的价钱。”

一旦洋人的拍卖举动扩展到京城街头，这个刚刚遭到毁灭性抢掠的城市立即呈现出一派人类在战争状态下前所未有的景象：城市的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有联军官兵们摆的摊子，东四牌楼、西四牌楼、正阳门外、天坛、菜市口、虎坊桥、鼓楼乃至各座城门的门洞里，地摊一个连一个遍及整个帝国的都城。联军官兵“每日差务一毕，即选择一平安之地，铺一布于地面，蹲踞于旁，摆上各类货物，以便人之购买。”同时参与如此丧尽廉耻之事的洋人还有那些外国传教士们。这些“上帝的信徒”在联军占领北京之后的行为令人困惑，因为他们一旦从生死线上侥幸活下来之后就都毫无例外地成为了最彻底的抢掠者。他们和中国的教民一起，带领联军官兵闯进帝国贵族的红漆大门，甚至砸开普通平民百姓的木门，开始了近乎疯狂的抢劫。他们比联军官兵们更“懂得什么最值钱”。这些传教士什么都要，从最贵重的金银珠宝一直到一张看上去已经残破的中国画。一个叫都立华的洋牧师居然自己“单独占领了一座王府”，据他说这座王府的主人是一位“年仅九岁的亲王”。他占领这座王府的时候，这里已经遭到联军彻底而反复的洗劫，贵重的物品已经都被运走，但他居然还是在废墟中找到了3000两银子。更令他满意的是，残存在这座巨大王府里的家具、幔帐、瓷器甚至锅碗瓢盆，都让他搬到了市场上摆了摊，他对他的“同仁”说：“瞧，这都是上帝的恩赐！”

西什库教堂的主教樊国梁是抢掠礼王府邸的总指挥，为了把这座王府中“有价值的财宝”运往教堂，数辆大车竟然连续运送了整整七天。这位主教还大量收购教民和联军官兵手中的抢劫赃物，在义和团的攻击下已经千疮百孔的西什库教堂成了一座往来“生意”的巨大仓库。无论外国传教士们所宣扬的宗教教义多么的神圣纯洁，1900年北京城里外国传教士的“商业行为”还是达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一个主教后来面对指责说得坦率而透彻：“我认为，钱比祷告更可以给我安慰。”

身穿各国不同色彩、不同样式军装的官兵和身穿黑色长袍的外国神职人员，互不相让地用各国的语言大声地在帝国的土地上叫卖。他们服装的单纯鲜亮的西方风格与他们叫卖的中国货物那柔和沉稳的东方色彩极其奇异地混杂在一起，他们激烈冲动的叫卖洋话与声调低柔的讨价还价的汉语混杂在一起，而周围就是那座在战争的杀戮和洗劫下千百年的辉煌已是满目疮痍的古老都城——这无异是世界历史上令人最难以名状的情景。

京城里的平民阶层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阶层。他们数量庞大地处于极少数皇亲宗室贵族和数量不太大的赤贫阶层之间，成为帝国城市社会中最实际、最机警、最危险、最顺从的阶层。这个阶层最坚决地维护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同时也最深刻地暴露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破绽。

在众多的史料之中，令人遗憾地记载着这样一个事实：在联军分区占领京城之后，北京平民之家的门口，纷纷挂起了“万国旗”。一位在中国居住了近五十年、据说“对中国有很深的了解”的美国人目睹了这样的情形：

中华帝国的都城被联军占领之后，为了巡逻的目的，他们把这块占领地分属于几个军事分遣队管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开始使自己适应新的环境，如同水被倒进容器里那样自然。

掌握汉语书面语的日本人，是首先进入新领域的。整个城市在三天之内充满了中间为红盘状的小旗……在一段时间里，通常遇到中国人拿着这样的旗子，在上面的空白部分写“顺民”字样。

如有十几个人在路上行走，会有约八个人执不同国家的旗子。

中国人常彼此忠告：万勿随洋人。而现在出现这样的局面，在人类史上或许是独特的。

更有甚者，在曾作为义和团坛口的一座庙门上，令人吃惊地贴有这样的字样：上帝基督徒的人。（（美）明恩溥：《中国在动乱中》。）

朝廷弃民于不顾，又何以让百姓对国家负责？

拍卖场上王公贵族家里的物品强烈吸引着京城平民的好奇心。而所拍物品价格之低廉更令平时只知“豪门深似海”的平民们趋之若鹜。翰林院所遗失的607册《永乐大典》和数万册珍贵古籍分散地出现在崇文门和琉璃厂的摊位上，有人居然只用了一吊钱便买回“八巨册”。德国皇帝送给中国皇帝的一枚“黑鹰大宝星”，上面镶嵌有珍贵的钻石，有人以20两银子便购到了手。而那些价值连城的文物古董、珍贵的皮毛、官员佩带的朝珠、绣花的官服、精美的玉器、瓷器等等，洋人们几乎都是给点银子就出手。有一个平时做古董生意的中国人，居然把洋摊贩们领到家里，他挑出他需要的物品之后，“一律按照物品的重量付给相等重量的黄金。”无法知道这个中国商人从联军官兵手里究竟收购了些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能够出如此大的价钱，只能是皇家独有的罕见珍品。

有记载说，虽然皇宫终日紧闭大门，但是里面的珍宝还是大量丢失了。联军官兵从与皇宫相邻的庙宇下面的排水沟里爬进去、在宫墙上挖一个洞钻进去、从大门上面跳进去，他们在巨大的、迷宫一般的皇宫里暗中摸索很久，然后再“原路返回”——说白了，就是偷。

1900年，西方列强在北京城里的大规模拍卖，把人类世界上的强盗逻辑发展到了极致。

除了1900年的中华帝国，世界上再不会有另外一个国家能够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国土之上。

北京的平民们深夜里把廉价买来的、上面刻着王公姓名的、用绝佳美玉雕刻的鼻烟壶小心地托出来把玩着，人生纷杂的幻觉由此而生，万般的生活欲念不禁奔涌心头。轻易就获得了一件他们从来不敢想的玩意儿，这让他们享受到了一般人体味不到的幸福——这是平民的幸福，是贵族们所没有的幸福。贵族们往往是悲观主义者，因为他们对是否能够把眼前的富贵维持下去没有任何把握。而平民往往是乐观主义者，他们有着惊人的忍耐力和环境适应力，因为即使今天的状况已经糟得不能再糟了，他们也总是会想明天也许就不会这么糟了。这不，昨天还在大人们府里的东西，今天就到大杂院里来了，世道的变幻莫测你还别不信！中国的古代圣贤有一句这样的格言，叫做“衣食足而知荣辱”。虽然有道理，但是好像从没有被生活确切地证明过。因为足衣足食而仍不知荣辱的事情还是在大清帝国里令人发指地发生了。这是中国人后来经常面对历史感到痛心的重要原因之一。

1900年，京城里的平民们终于看见了那些没有被杀的王公贵族们在洋人的马鞭下在大街上充当苦力。怡亲王洗衣，陈御史运石，更多的王公贵族则在清理满城发臭的死尸。和慈禧太后有姻属关系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这些日子一直在为洋人们拉车，洋人在车上用鞭子抽他的 脊背，他回头“斜睨而笑”，曰：“老爷别打，横竖这路是我跑衙门跑熟的，包管不错！”

平民们还蜂拥到街头去看“斩首”。联军们确实抓到了不少“真正的义和团”。这些被酷刑折磨得奄奄一息、浑身污血的青年农民被洋人们押往刑场时候，面对街道两旁挤满了的同胞，他们用最后的一点力气尽量保持着微笑，舌头没被割下的便喊：“我就是杀大毛子、二毛子的义和团！在阴曹地府里咱接着拜师学艺杀鬼子！”

联军对中华帝国都城的占领引起了全世界的强烈关注。美国一个叫做马克·吐温的作家怀着对传教士在中华帝国所作的“丑恶行径”的极端反感，在报纸上对其展开了激烈的怒骂，这位作家最核心的咒骂是：“教士们是在中国麦田上乱踏乱啃的一群驴子。”一个正在酝酿着武装暴动的名叫乌里扬诺夫的俄国人，后来化名列宁，他在《火星报》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的战争》一文，谴责俄国和其他列强对中华帝国的侵略罪行。

在中华帝国没有被洋人占领的广大的南方，一个叫八指头陀的著名的和尚为逃亡中的皇太后和皇上的命运而痛哭，诗云：“闻道咸阳驻翠华，不禁清泪湿袈裟。孤云出岫宜为雨，五柳成荫莫忆家。”另一个名叫辜鸿铭的帝国小幕僚更是义愤填膺，因为无法控制自己的悲愤，他连写数文痛斥各国列强“卑鄙的嘴脸”，并表达了他对皇太后慈禧无与伦比的崇敬之情。他的文章有一个很长的副标题，即：《我们愿意为君王而死，皇太后啊》。文中有颇具莎翁风格的诗一首：

正是端王告诫议约的巨头们说：

在我们的皇冠落地之前，有许多王冠将要被打破；

尔后每个爱战斗善谐谑的义和团青年，

让他跟随强健的端王及其同伙。

灌满我的杯，斟满我的缸；

跨上我的马，招呼我的人；

亮开旗帜开火吧，

跟随强健的端王及其同仁！

（辜鸿铭：《尊王篇》之《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二十五，《辜鸿铭文集》（上），黄兴涛等译，海南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86～87页。）

辜大人并没有“为君王而死”，因为他那时正为自己多年得不到升迁而对皇室有意见。他所颂扬的“最美丽、最慈祥的女人家”，“最伟大、最成熟的政治家”慈禧，在躲过了1900年的灾难之后终于让他当上了帝国的一个海关官吏。帝国倒台之后，做不成官的辜鸿铭改 行做了名教授。这个曾在外国读了数年书、会说数国话的中国大知识分子，以坚持梳辫子和欣赏三寸金莲、主张妻妾成群和帝王制度、能把《论语》翻译成英文再把《圣经》翻译成汉语而至今闻名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