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上海道起舞与张之洞劝学 　

1900年中华帝国的大混乱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造反”都发源于南方，最近的一次便是发源于广西蔓延至长江下游广大地区的太平天国运动。而1900年的农民“造反”却发源于帝国的北方，蔓延的走向也是一直向北。当帝国的整个北方都已经混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时候，帝国的南方却是另外一番宁静的和平的景象，仿佛中华帝国此时为南北两个不同的国家。

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是：当帝国政府要求南方各省加入“灭洋”行动的时候，帝国南方各省的封疆大臣联合做出一个决定：抗旨。

在大清帝国历史上，一半的朝廷命官居然公开指责朝廷的圣旨是错误的，并且明确表示坚决不予执行，这是帝国历史上无前例的一次大意外。

这个意外至少可以说明：在洋人们以军舰大炮开路，同时裹挟着工业制品、科技成果、贸易观念以及社会文明等等附属物强行进入中华帝国的同时，也为这个古老的帝国带来了近代欧洲的政治风格。这种风格随着商品贸易和经济生活的日益活跃而悄悄地改变着帝国某些官员的思维方式，从而风蚀岩石般缓慢但却是无法逆转地影响了这个帝国的政治格局和统治模式。于是，在帝国北方农民们“造反”的同时，帝国南方的官员们也同时在另外一个意义上“造了反”。此时的大清帝国风雨飘摇，南北的“造反”形势各具奇趣。

现代意义上的商品经济是产生一切社会现象的基础，这是一个令自称有数千年文化积淀的中国人越来越感到尴尬、困惑和无奈的规律。中国是一个自古以来就以“伦理道德”为“立国之本的国家。中国历代帝王所推崇的儒家学说的所有经典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把商品交换、商品贸易和从事商品流通的人看做是威胁国家安危和道德安全的头号敌人，其主要原因是儒家学说从一开始就把“利”与“义”严重对立起来，使“无商不奸”的观念在中国百姓的思想中根深蒂固。于是，追求经济利益的“奸”，从道德意义上讲，等同于政治意义上的不可靠。因为如果一旦“利”足够的大，“奸”商们就可能连国家都敢当做“商品”拿去交易。数千年来，这个东方帝国的国家政治一直建立在“君子取义，小人趋利”这种严谨而浪漫的道德说教的基础之上，无论是帝国的平民还是帝国的官员，在某种意义上讲都是严密的政治统治中的一个道德符号，死去的圣人和活着的皇帝的界限模糊地合二为一，成为这个帝国最高道德标准的象征。但是，持有这种观念的民族终于在20世纪初遇到难以自圆其说的境况：除了中国的古典哲学之外，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人文学说，包括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甚至美学无一不是从分析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和一个时代的商品经济规模和贸易往来样式而发端的，离开了商品经济的一系列参数任何学说都无法科学地确立。因此，当世界已经进入了现代商品社会之后，外部势力不惜使用炮舰强迫封闭已久的中华帝国“做生意”，帝国的社会动荡由此开始前所未有地频繁了起来。中国人发现自己一直引以自豪的“稳固与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时常显现出一种分崩离析的迹象，于是关于“道德危机”的呼吁始终贯穿在帝国晚期的历史中。帝国呼吁的核心是：外敌可御，国贼难防。

1900年帝国南方的数省大臣长久地被中国人痛斥为一群“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这些帝国南方大员的职务和名字是：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闽浙总督许应揆、四川总督奎俊、福州将军善联、大理寺卿盛宣怀、浙江巡抚刘树棠、安徽巡抚王之春等，另 外，两广总督李鸿章虽因奉旨北上议和而没在“无耻之徒”的名单内，但他是最先倡导“互保”的最重要的南方大员之一，因此也难逃历史恶名。

帝国的这些南方大员共同具备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们正谡飧古老的帝国里以极大的热情创办着各种近代大型“企业”——那在黎明中响起的机器制造声穿透帝国南方浓浓的湿雾向着辽阔的天宇扩散，直至迎来普照清山绿水的明媚的阳光。帝国南方的大员毫无例外地都属于中华帝国第一批“下海”的朝廷命官——这可谓是国家的大“奸商”了?

当帝国北方义和团们“灭洋扶清”的旗帜席卷山东、直隶，帝国政府支持义和团行动的暗示已经被官方渠道证实了的时候，帝国南方官员们的反对态度出奇的一致，他们“见太后所行，自招灭亡之政策，极为焦虑，发电力阻”。（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 》，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69页。）“莫不谓拳匪酿祸，贻误国家，疾首痛心，同切忧惧。”（同上，第195页。）南方的官员们一反帝国官员历来在政治表态上的隐讳暧昧模棱两可的惯例，没有拖延、沉默和秘密勾结的阴谋，而是各自迅速地用奏折的方式直言不讳地向慈禧表达了“坚决剿灭，以绝后患”的政治主张。湖广总督张之洞明确下达了对义和团“实力弹压”命令，而在帝国政府对外宣战的前一天，即6月20日，朝廷接到了两广总督李鸿章的一封电报：“众议非自清内匪，事无转机。”所谓“众议”，说明帝国的南方大员之间已经经过协商并达成了立场上的一致。他们不顾朝廷的明确倾向，强烈要求慈禧“宸衷独断，先定内乱，再弭外侮”。李鸿章的这封电报到达北京的时候，德国公使克林德已经横尸崇文门街头了。帝国北方的政治局势自此陷入了一片混乱。

尽管帝国的南方没有发生任何动荡的苗头，但是长江江面上还是出现了异常，引起异常情况的是英国人。

1900年中华帝国的长江两岸是英国商人的巨大“市场”，因此北方义和团的举动引起了英国人的极大恐慌，他们认为帝国北方农民们的造反队伍如果向南开进，将严重危及英国在帝国南方地区的商业活动。于是英国政府决定向长江派遣军舰，以保护英国在长江流域的“特殊利益”。朝廷宣战的前四天，即6月17日上午，英国驻汉口代理总领事法雷斯奉英国外交大臣的指令去见湖广总督张之洞。法雷斯说的话令张之洞立即警惕起来。法雷斯说：“如果长江流域发生动乱，英国政府可以提供切实的军事援助。”（何文德：《中国海 关与义和团运动》。）这个外交辞令的含义很明白：如果义和团蔓延到长江流域，洋人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英国将向这个地区出兵。张之洞立即回答：如果需要援助的时候，会和英国领事协商的。但是，这里不会发生 什么严重的事情——帝国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回答的含义也很明确：他有能力防止义和团在此地的蔓延，不需要英国人的一番“意”。帝国的南方官员不愿意看到英国军舰深入长江水道，因为此先例一开，各国军队就会随之蜂拥而至，那样帝国整个国家的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就会受到威胁。

张之洞随后立即给两江总督刘坤一发了电报，在两人的观点达成一致后，他们联名致电中华帝国驻英国大使，请他转告英国政府：中国自己有足够的力量维护长江流域的安全。若英国一旦派军舰进入长江，定会引起中国百姓“惊谣生事”，那样的话各国“援照效尤，更难收拾”。

必须寻找出一个令双方都感到安全的办法。张之洞在先前给英国领事的电报中第一次提出了“互保”的概念：“我湖北已添重兵，贴出告示，严饬各州县，禁谣拿匪，敢有生事者，立即正法，所有洋商教士，有我力任保护！”

这就是后来演变成著名的《东南互保章程》的发端。所谓“互保”，简单地说便是：帝国南方官员绝不支持义和团杀洋人的举动，不承认帝国政府对各国《宣战诏书》的合法性，并且会采取各种措施保护洋人在华的安全和利益；洋人不得在帝国南方采取包括军事攻击在内的任何过激行为，必须遵守帝国的法律和道德礼仪，和中方以和平状态进行正常的商品贸易。

普天之下，皇土之上，帝国的官员曾几何时敢说朝廷的诏书不合法？而现在，帝国南方的封疆大臣要联手保护帝国东南的安全和利益，为此他们不惜抗旨！

大理寺卿、时任帝国电报局督办的盛宣怀由于职务关系，最先看到了朝廷指示南方各省大员“召集义民”的命令。盛宣怀竟然把朝廷的电报扣押下来，然后立即给李鸿章发了电报。

这是一封极其重要的电报，它不但准确地预测了帝国政局发展的未来，而且首次提出了“联络一气，以保疆土”的建议：

千万秘密。廿三署文，勒限各使出京，至今无信，各国咸来问讯。以一敌众，理屈势穷。俄已据榆关，日本万余人已出广岛，英法德亦必发兵。瓦解即在目前，已无挽救之法。初十以后，朝政皆为拳匪把持，文告恐有非两宫所出者，将来必如咸丰十一年故事，乃能了事。今为疆臣计，各省集义团御侮，必同归于尽。欲全东南以保宗社，诸大帅须以权宜应之，以定各国之心，仍不背廿四旨，各督抚联络一气，以保疆土。乞裁示，速定办法。（《李鸿章全集·电稿》，卷二十二。）

李鸿章立即把这封电报转给了刘坤一、张之洞。

6月21日，令南方官员和洋人们都感到惊慌的消息传来：帝国政府宣布自即日起与各国正式进入战争状态。帝国的南方官员立即用电报紧急磋商，最后达成这样的看法：朝廷的决定是在“暴民胁迫了政府”和“朝廷里出了拳党”的情况下做出的，《宣战诏书》的颁布“绝不是皇上的本意”。张之洞立即给朝廷打电报，要求朝廷“命令董福祥军不得乱动”，“严密保护使馆和使馆人员以及外侨的生命财产安全。”张之洞提醒朝廷，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只有保住使馆才有挽回局势的可能”。

然而，就在帝国南方的大员们猜测朝廷的《宣战诏书》是否有效和自己应该采取的应对措施的时候，朝廷要求各省立即派遣兵力“北上勤王”的圣旨到了。面对上面盖有皇帝玉玺的圣旨，官员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对《宣战诏书》的表态只是态度，现在朝廷要让他们行动了。帝国官场的常识是，官员可以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甚至可以消极怠工，可以以私误国，帝国的官场从没把这些这些“小节”放进官场道德的范畴中去；但是，自古以来，帝国的官场决不允许抗旨——“旨”这个汉字在中国有一种威严的氛围，它的含义已经超出了“皇家文书”的字面解释，而成为“不得更改”的代名词。在帝国，是否“遵旨”是衡量一个官员是否“道德圆满”的最基本的也是惟一的标准。一个帝国的官员如果公开宣布他要“抗旨”，不要说他的脑袋用不了多久就要搬家，就是周围的人以及身后的历史对他吐出的谴责的唾沫也会把他淹死。

帝国南方的官员们正为难的时候，李鸿章独自一人给朝廷发去了一封电报——帝国两广总督李鸿章对朝廷要求各省派遣兵力“北上勤王”的圣旨态度是：“此乱命也，粤不奉诏。”（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30页。）

这也许是上个世纪之交中华帝国政坛上最著名的一句话。这句话的历史意义不仅是有效防止了这个帝国内部动乱的蔓延和对外矛盾的升级，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帝国具有近代政治意识的新型官员第一次在国家政治中显示出鲜明的独立性和抗争性。

“乱命”一词是李鸿章精心选择的政治术语，意思是所抗之“旨”是一个不真实的“伪诏”，因此不存在对帝国政府的反叛意图——帝国南方的官员还没有大胆到可以不加掩饰地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地步。尽管如此，这个表态已经是开天辟地了。帝国南方的官员们获悉李鸿章的电文后信心大增，决心将帝国南方各省联合在一起，抗旨到底。

至少在一百年前，在中华帝国的土地上，一个有趣的格局形成了，那就是：北官南商。

当干燥荒芜的北方黄土地上突兀地耸立起帝国的各种衙门的时候，当红墙绿瓦下的皇家大道上骄奢地横行着帝国官员的八抬大轿的时候，当带菜色的农民们抛田弃舍地聚集在京城的府邸中高喊“扶清灭洋”的口号的时候，当象征着帝国威仪的皇家高大城墙在洋人的炮火中烈焰腾空的时候，当能够细数宫中秘史的京城百姓在烈日下眯着眼静听有关朝廷的最新传闻的时候，帝国的南方却正细雨绵绵。连绵的细雨使帝国南方红色沃土上的绿色植物一派生机盎然。在木棉和棕榈掩映下的城市里，最高大的建筑物是金融和现货的交易场所，中外商人们的汽车和马车竞赛似的风驰电掣，即使是最下层的农民也在道听途说地打听着目前大米的市场行情和丝绸的出口报价，因为他们需要及时调整自家的插秧和养蚕的比例。中国广东自秦始皇时始设郡，是帝国对外开放、贸易通商最早的地区。南朝时广州已经是中国南部沿海的一座重要的商业城市，到了隋唐，这里又成为整个帝国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唐代著名的“通海夷道”便是从广东始发，经过越南，过新加坡海峡到苏门答腊、斯里兰卡，再沿着印度半岛的西海岸直达幼发拉底河河口——这就是延续了上千年的“海上丝绸之路”。大清帝国中期实施的闭关锁国几乎使帝国所有的沿海贸易口岸全部关闭，而广州作为惟一的一个例外被准许依旧通商，照样买卖。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帝国每年通过广州口岸进口的商品总值达到8000万两白银，即使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帝国陆续对外开放了上海等口岸，可广州的贸易额仍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着全国的首位。商品贸易导致的必然结果是近代工业的崛起。1845年广东出现了一批以造船业为龙头的近代“外资企业”：英商的“柯拜”、“诺维”、“高阿”、“福格森”，美商的“和旗”等等。而民族资本的随即投入标志着中华帝国近代工业历程的开始。1872年，在广东，仅民族资本的丝厂便有二百家以上，同时还有印刷厂、电灯厂和造纸厂等，城市工人总数达六万人以上。更重要的是，帝国的官方衙门开始插手工厂企业的建立和经营了——广东近代洋务派官员开办的广州机器局、黄埔船坞、轮船招商广州分局等著名企业开了这个千百年来鄙视经商的巨大帝国的“官商”之先河。

上海，世界著名的东方大港。它扼守江海咽喉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必将是世界贸易往来中的一个重要连接点，商品贸易的巨大内在推动力强迫它必须成为一个向全球开放的大市场。175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提请英国政府给予这个东方港口以充分的重视，因为“这个港 口将成为和中国通商的枢纽”。鸦片战争给中华帝国造成的最大后果之一是：帝国东南海边一个小小的县城几乎在一瞬间便变成了一座豪华的“十里洋场”。一百多年前，洋人们在这片迅速成为近代都市的土地上修建那座镶嵌有欧洲古典雕塑的楼房——上海帝国海关大楼——今天依旧无可替代地是上海具有代表性的城市标志之一。上海诞生了中华帝国第一批贸易机构和企业集团：洋行、银行等金融机构，印刷、制药等轻工业，煤气、电灯、电报、自来水等公用事业。当那座集中国古典建筑之豪华奢侈的圆明园被烧毁后，洋人在帝国内迅速投资建起了四十多家企业，仅上海就占了25家。上海开埠不到十年光景，其景象就让再次来华的洋人们怀疑到了伦敦。帝国的地方官员兴办的“实业”以上海为轴心，迅速扩大到溯长江而上的各大城市。朝廷任命的南方各省督抚，甚至包括在南方任职的少数满族官员，都不可避免地加入到经商的行列中去了。他们纷纷在商品经济中得到了最现实的利益，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影响，于是，帝国南方官员们的思想和行为都是当时帝国北方的官员们不可想像的。

慈禧“万寿盛典”之时，帝国北方的官员忙着在街头搭彩棚，筹措珍奇礼物，然后身穿长袍马褂上朝行君臣大礼。而帝国在上海的最高官员上海道蔡钧，此时正忙着给社会各界发出请柬：为庆祝太后万寿，上海“官方”决定举办“大型交际舞会”——请特别注意这件事发生的时间：1897年11月4日。联想近百年之后中国人重新开始诡秘而羞涩地开始跳舞的情形，令人恍如隔世。当时，上海倾城为之欢愉。而帝国南方的报纸对此举的评论是：“以中国人员而设舞会娱宾，此为嚆矢。”——“嚆矢”，一种带响的箭，射时箭未到而声先响，比喻事情的开端和预兆。上海道蔡钧为了帝国太后的寿辰而举办的舞会是中华帝国历史上官方举办的第一次大型舞会。料想深宫内的慈禧至死也不想看到本应“授受不亲”的男女以为她祝寿为名而相拥相抱着疯狂起舞。这无疑是一个开端，可这到底预兆着什么，当时的人们并没有仔细思索。仅三年后，参加过这场舞会的所有帝国的官员几乎都成了抗旨的主力。

上海道蔡钧的舞会请柬发出六百多份，均“红笺金字，封以华函”。最后实到客五百多人，多系在上海的洋人、帝国的官员和社会名流。舞会现场上海洋务局的大门口这一天车水马龙，观者如潮。“交际舞会”是怎么一回事？中国人听出使过西洋的人说过。一位曾经出 使过法国的中国官员是这样描绘的：

女子皆喜高乳细腰，小足大臀。肆中出售一种腰围，系以铜丝麻布所造，贴身服之，腰 自细而乳亦高矣。又有一种假乳，造以粗布，如中土之护膝。又有一种假臀，系以马尾细布所造，形似倭瓜，佩于臀后，立即凸出，坐亦棉软……男女数百人，皆易其本服，男子有扮成缠头黑人者，有着送信人红领衣者，有苏格兰古装者。女子皆赤臂长裙，有白衣衬红花者、面擦白粉者，有涂白发形如老媪者，有扮如仙女者，有以墨点腮者。楼上吹笛作乐，男女成群跳舞……西人宴会宾客，间挟女优为盛设。无论酒楼饭馆，均可随意呼唤筵前侑酒，以取其欢。饭毕双双跳舞，时而缩颈，时而耸肩，折背扬拳，作诸般态，继而解衣，继而露臂，至于赤体而后已。（张德彝：《欧美环游记》，岳麓出版社1985年版，第766页。）

跳舞跳到最后甚至可能“赤体”，这对中国的道德家来讲简直是人间的晴天霹雳。但是，1897年11月4日，上海道蔡钧带头，帝国的官员们竟然“按照西仪”把家眷带来了，这些女眷“自上海道夫人以下，皆华服鲜衣，致敬尽礼”，其中一个帝国官员的女儿竟然会说 法语，“与西人侃侃而谈”，这简直是对大家闺秀足不出户笑不露齿的帝国千年道德古训的公然挑衅。上海道将舞场布置得极其华丽，“地板以蜡磨光，可以为鉴”，“悬灯三千，奇形异彩，光怪陆离”，“环顾四壁，绣彩缤纷，画屏如嶂，鲜花盆景，娇艳动人”，“加以电光烛光，越发绚烂无比”。舞场还临时搭了“平台一座”，请来了一支外国乐队为舞会伴奏，直到凌晨两点才曲终人散。接着，上海官方在报纸上公开为这个举动做出了道德解释：“西人光明磊落，脱略为怀，虽男女聚会跳舞，乐而不淫，与中国之烧香赛会，男女混杂， 大有天壤之别。”（《答问》，《格致新报》第十六册。）

帝国南方官员和北方农民对洋人们道德水准的看法竟有天壤之别。于是就不难找出为什么帝国南方的官员们对义和团灭洋之举坚决抵制的原由了。

张之洞被称为“东南互保”的领袖。这是一个性格复杂、行为更加复杂的官场老手。后人对他的评价相互矛盾：“巧宦热衷”、“好大喜功”算是一种说法；“励廉洁清”、“颇多建树”又是一种说法。但张之洞是大清帝国末期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人物之一是没有太大出入的。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县人。因为他曾经官至大学士，相当于帝国的宰相，而将宰相的籍贯纳入宰相之名的传统自明代开始盛行，因此各史中有称“张南皮”者就是此人。张之洞的父亲曾经在贵州当过知府，道光十七年他便出生在知府的衙门里。他的老家南皮县是个怪异的地方，虽为穷乡僻壤但是专门出帝国的宰相。他的堂兄张之万就于光绪十年官至相位。张之洞不是“神童”，但16岁便中举人，这归于他读书的刻苦。道光二年，26岁的他在北京会试中摘取第一甲第三名探花。先在翰林院供职，由编修升侍讲学士，又升内 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然后授山西巡抚，开始了封疆大臣的官宦生涯。中法战争期间，他调任两广总督，在任六年后，调湖广总督，自此一直坐镇武汉，直到光绪三十二年。计算一下张之洞的经历，翰林18年，巡抚3年，总督长达23年。宣统年间他又做了大学士、军机大臣，共3年。仅凭资历，张之洞也是历经道光、光绪和宣统的“三朝元老”，历史怎可轻视？

任翰林期间，年轻气盛的张之洞是当时著名的“清流党”人物。《清史稿》本传：

往者，词臣率雍养望。自之洞喜言事，同时宝廷、陈宝琛、张佩纶辈蜂起，纠弹时政，号为清流。（《清史稿》之《张之洞本传》）。

“喜言事”并且“蜂起”，可见直言不讳，指点江山，青年意气跃然纸上。

至少在那时候，张之洞还不是个官场滑头。

何为“清流党”？光绪初年帝国政府机构里的一群“志同道合”的激进派青年组成的政治小集团。这些满腹经纶的学者，帝国年轻的官吏，个个都是潇洒人物。比如那个宝廷就以“不爱官位爱美人”的声明且携妓办公而风流一时。更引人注目的是他们的政治观点，对内评点时弊，动不动就“弹劾权要”，不管多显赫的人物，只要让他们抓到把柄就攻击不止，穷追猛打。对外则狂热主战，他们把帝国的自傲推到了极致，视一切外国势力均为粪土，要将其从这个世界上统统清除出去。所谓“主战”，指的是中法之战。他们在外交和军事上还没有任何政治经验，凭的仅仅是倒背如流的中国经典和黄色种族优秀分子的一腔热血，他们认为自古以来战争的胜败取决于人的道德完美而不是武器装备如何。结果，法国海军将领孤拔率领的舰队袭击了福州，一个小时之内11艘中国战舰全部被击毁，连马尾港的船坞上都飘扬起法国国旗了。在前线指挥战斗的“清流党”代表人物张佩纶率先逃得无影无踪。

“清流党”人物后来几乎都没有好结果。宝廷终于因为和妓女的关系问题被免官，陈宝琛请假为父亲办理丧事后再也没被启用，而张佩纶因为在前线临战脱逃而被革职，从此在帝国的官场上销声匿迹。只有张之洞是个“清流党”的异类，他不但没有遭到不幸，反而连续升迁，由巡抚至总督，官场十分得意，这就是有人说他
“巧宦热衷”的来由。其实，张之洞的幸运来自于慈禧对他的特别恩宠。当年，他在参加朝廷殿试的时候，由于他的文章慈禧特别喜欢，于是做主把他从原定的“三甲”一下子提升到“一甲三名”。为此张之洞对慈禧感恩不尽。即使他在“清流党”中活跃的时候，也始终不忘一条原则：慈禧不喜欢的事情，坚决不做。“清流党”最得罪人的事情是攻击朝廷大员，而在这群青年激进派官吏中，只有张之洞深刻理解和坚决落实了中国“为政不得罪巨室”这句官场格言。后来有人查阅考证当时的档案，发现张之洞当时所上奏的39件针砭时弊的奏折中，没有一件涉及攻击某一个人的，尤其是慈禧所依靠的人物他更是坚决回避，奏折中全部都是洋溢着青春热情的内政外交上的建议，这是他成为“清流党”中一个“异类”的最重要的原因。

最能够说明张之洞为官为人风格的，就算是他所写的流传后世的《劝学篇》了。这部在“戊戌变法”进行到最紧要的关头出笼的作品，其中心主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著名的、具有创见性的见解曾经轰动一时，它似乎是为处在国门到底是关上还是打开的尴尬时刻的帝国寻找的一剂救世良方。张之洞不是一个保守人物，他是最早支持康有为变法的官员之一。当时在湖广总督的位置上的他不但有和康有为坐在一起“谈学说禅”的经历，而且还是康有为的“强学会”最积极的赞助人，“强学会”的1500两银子的“开办费”就是张之洞慷慨解囊给予的。但是，张之洞与康有为在政治上采取的是一种“不结盟”的政策，个人关系上也永远采取着不即不离的态度——适当的距离就是安全的距离。当康有为等人邀请他加入“强学会”的时候，这个赞助人却回电说：“群才荟集，不烦我，请除名，捐费必寄 。”他不会让自己的名字白纸黑字地出现在有政治企图的组织名单上。为了给世人留下他对变法所持态度的见证，他“白纸黑字”地精心撰写了《劝学篇》。这是一篇最典型的不偏不倚、立场中立的政治声明，其妙处在于：一方面主张变法革新，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以强我中华国力”；而另一方面，呼吁大力弘扬帝国的传统民族文化，主张全民以伦理道德之准则坚守思想的防线，特别鲜明地反对西方的“民权”思想：“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一句话，既要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是为“用”，又要坚决维护千百年来的帝制古训，是为“体”——张之洞之说滴水不漏。无论是光绪皇帝和康有为，还是慈禧太后和她的“后党”们，谁能说出此说有一点政治问题？

滑头绝顶的张之洞之所以在1900年成为帝国南方官员中主张“剿灭拳匪”的大员之一，原因很简单：他不希望帝国动乱。至少他不希望他管辖的地方发生动乱。他和帝国其他的南方大员一样，正在兴办企业发展经济的兴头上。他是积极推行洋务的著名官员之一，他对拓 展企业的兴趣甚至在任何官员之上，武汉著名的汉阳铁厂就是他的杰作。在开办炼铁厂的时候，他以一个实业家的“身份”替帝国朝廷算了一笔经济账，强调了铁在国防民生中的重要作用，列举国家每年出口“土铁”和进口“洋铁”的比例关系，指出了“洋铁”的进口和国 内“土铁”滞销的原因，口气简直是个冶金工程师和市场调查专家：

查洋铁畅销之故，以其向用机器，锻炼精良，工省价廉。察华民习用之物，按其长短大小厚薄，预制各种料件，如铁板、铁条、铁片、铁针之类，凡有所需，各适其用。若土铁则工本既重，熔铸欠精。生铁价值虽轻，一经炼为熟铁，反形昂贵。是以民间竞用洋铁，而土铁遂至滞销。（《张之洞奏议》卷二十七，光绪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所上奏折《筹设炼铁厂折》。）

很难想像这是一百年前中华帝国的一位高级文官写给帝国朝廷的一份奏折。庞大的帝国在它即将走向崩溃的时候，其国土南方的官员却具有了可以使一个国家富强的市场经济的思维方式，这也许是大清帝国的不幸，但却是自那以后整个中华民族的幸事。虽然张之洞花了巨大的精力和银子把汉阳铁厂建起来了，但从一开始就赔了个一塌糊涂，原因是管理落后，产品成本太高，引进的外国冶炼设备不适应中国的矿石品种。但在贫穷落后的中国究竟是有人在试图使国家强盛了。张之洞开办的工商企业很多，包括铁路、军工、纺织、铸造、皮革、制药、印刷等等，他自称为“经营八表”，说在他地盘上的各种工商设施无人可比。史书都说张之洞有“好大喜功”之嫌，但这个批评所指不是他的官场钻营而是经济“建设”，那么，对于一百年前的中国和中国人来讲这无异于历史性的颂扬。

张之洞不仅反对义和团灭洋，还反对其他一切破坏经济发展的社会动荡。这使得他对发生在他的地盘上的由孙中山策划的暴动毫不留情。那次暴动的主角是一个叫做唐才常的人。唐才常，湖南人，“戊戌变法”中的骨干分子，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成为“兴中会”成员。当义和团在北方兴起并且酿成大乱，接着各国联军借机侵入北京，帝国政府开始逃亡之际，秘密回国的唐才常在海外孙中山、康有为等人的策划下，率领“五路自卫军”“同时起事”。这是一次纲领混乱的暴动，唐才常既喊“不承认满清对中国的统治”，又喊“支持光绪皇帝复辟”——显然前者是孙中山的主张，后者是康有为的感情，两者互相矛盾地被合二为一了。暴动指挥部设在汉口，汉口就在张之洞的眼皮底下，这是张之洞绝对不能容忍的。结果“起事的同志们”在等待“海外军饷”到达好购买军械的时候，张之洞不动声色地派人包围了这些“暴徒”，包括唐才常在内的二十多名暴动领导人被捕，当晚全部被杀。

虽然也是要变革国家，但只要选择的方式是造反——没有任何权力的人只能先造权力的反——不要说审问，同样在变革帝国的张之洞都没让他们活到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