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司令和中国妓女还有一位帝国壮士

1900年8月28日，当整个帝国政府跟随在慈禧身后在崇山峻岭中艰难逃亡的时候，帝国都城北京的天色一片晴朗。

天安门前，联军的军队集合完毕。联军要在中华帝国的皇家禁区紫禁城内“阅兵”。

在联军官兵们的心目中，这是一个必须进行的仪式。如果没有武装进入帝国的皇宫，哪怕在里面溜达一圈，就根本不算占领过北京。

联军显然事先在仪表上进行了着意打扮——“他们个个显示出当时情况所允许的看上去仿佛还健康的样子。”

从可见到的史料记载上分析，联军“阅兵”的路线是：自金水桥往北，从天安门中央门洞进入，过午门，进入紫禁城。然后沿着紫禁城中轴线，进太和门，经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进乾清门，经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再从坤宁门进入御花园，然后出贞顺门。也就是说，外国军队要以武装示威的方式，从南到北横穿帝国皇家最核心的禁区。

当紫禁城最后一道紧闭的大门午门被轰隆隆地打开的时候，英国炮兵鸣放了礼炮，以“宣告这个值得纪念的事件”的开始。一个跟随联军“阅兵”队伍进入紫禁城里的外国记者写道：

自从这座宫殿建成后的五个世纪以来，这些门阻断了任何文明的影响之路，不管外面与外国人打交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依然没有人能穿过这些神圣的墙。如果一个人为他能第一个漫步紫禁城内而感到某种骄傲时，那是可以原谅的。咒语被打破了，进皇宫的行动实现了，“洋鬼子”在两秒钟之内亵渎了中国天朝保持了五百年的圣地。（（英）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陈克立译，见《京津蒙难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带领联军们穿越紫禁城的是三个身穿朝服的帝国官员，其中两个是翻译。不知道他们来自帝国政府的哪个衙门，如果来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那么想必庆亲王已经到达北京并且和联军接触上了。联军们经过紫禁城内的每一道宫门时，都有太监从里面为他们打开宫门。从这一个情景上猜测，帝国的某些官员必配合了联军的“阅兵”。联军们发现给他们开门的那些太监个个面黄肌瘦——“是因为被困在皇宫的缘故”——“但他们那迟滞的脸上仍有一种对我们仇恨和轻蔑的表情。”（ 同上）

尽管带领联军官兵的中国官员“走得很快”——“显然是急于让我们用最快的速度穿过”——但是，联军官兵们还是在帝国皇宫惊人的美丽和非凡的气势面前个个目瞪口呆。高大巍峨的宫殿一座连着一座，白玉围栏的平台仿佛建立在空中，铜雕和石刻的各种珍奇异兽随处可见，回廊曲折蜿蜒，而环绕着那数不清的大小房间的是娇嫩的奇花异草和参天的百年古树。联军官兵们都屏住了呼吸，目光尽可能地探向每一个角落，他们期待着从那些红墙遮掩的拐弯处会走出一个东方的精灵来：它戴着一顶圆锥形的、飘着红穗儿的帽子，就像这个帝国大小官员们戴的那种；跟随它来到人间的是两条大辫子，又黑又粗，坠得它从墙角处闪出的时候摇摇晃晃的——联军官兵们所见到的帝国官员的辫子无不像一条条破旧的草绳，拖在他们那因为常年磕头称臣而已经挺不直的后背上。

直到走出紫禁城的后门神武门，联军官兵们才如同大梦初醒般地出了一口气。在御花园北门外的小庭院里，联军举行了“阅兵式”。

俄国方队首先走过来。俄军是联军中人数最多的部队，他们也认为自己对攻占北京所付出的伤亡最大。俄军目前的占领区是内城的朝阳门一带以及皇城的北海一带。当然，俄国同时对中华帝国东北地区的占领行动也已经开始，沙皇陛下的理想是将整个亚洲远东地区都纳入他的版图。这些入侵了他国的俄军显然对自己的使命感到自负：

不能想像出还会有比他们更好更强健并且训练更得法的士兵了。在全体在场者的叫好和兴奋中，他们迈着坚定的步伐走过庭院。一部分士兵走出了皇宫，还有相当数量的士兵按照将军的命令在庭院旁边列队。这样做的目的是俄军对其他各国联军的极大礼貌，这些士兵奉命在每个国家的分队经过时放声欢呼。（同上）

当日本方队走过来的时候，负责奏乐的俄军乐队所吹奏的日本国歌突然停顿了一下，让日本官兵的步伐顿时慌乱起来。“肯定是有意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说还有“势不两立”的国家的话，那就是俄国和日本。而他们仇恨的起因就是对此刻他们脚下的这个庞大帝国国土的垂涎。

他们穿着白色制服，黑黄相间的帽子，携带着战场上所有的装备，步伐缓慢，整齐严明，悦人耳目。他们的总司令山口男爵、福岛将军和他的参谋自豪地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当日本国歌突然中断了的时候，将军把他们的目光瞪向了俄国将军。 （同上）

英国方队的突出特点是军装簇新。英国人是最早侵入这个帝国的外国军队。60年前他们向这个帝国的海岸开炮的时候，其他各国也许还不大清楚世界上竟然有这么个巨大的国家呢。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像原来那么美妙了，英国人有点失意，因为在攻占北京的战斗中英国人表现得并不出色。而且据说有个帝国的关键人物和俄国人有“亲密的私人关系”。为此，英国公使郑重地表示了对未来谈判前途的忧虑。

他们就像从刚打开的手提箱中出来的那样，身上的衣服都是上等料子的而不是廉价货……在《上帝保佑女王》的乐曲中，海军陆战队和威尔士火枪队经过时，旁边俄国士兵狂热欢呼和挥舞帽子的场面，表现出两个最强大的帝国之间存在的令人感动和尊重的热烈感情。（同上）

美军无论士兵还是军官的军装都比英国士兵差多了，但是年轻和朝气可以掩盖一切。美国人自认为他们比所有国家的人都“开放和文明”，从他们不主张打来打去，而主张“利益均沾”这一点上就足见他们的“绅士风度”。

俄国人用力地吹奏出《星条旗永不落》。美军军官和士兵们都穿着卡其装，只有领队的将军穿着蓝制服。他们也像英国人一样受到热烈欢呼……在欢呼声中，这些男孩们挥动他们的旗帜自豪地通过。（同上）

法国人有点丢脸，他们官兵的军装皱皱巴巴，像刚从水里捞上来的一样。惟一可以解释的是，这些法国官兵都是从炎热的、蔓延着疟疾的西贡调来的，那里的气候把他们折磨惨了，直到现在依旧没恢复过来。同样军装难看的意大利人紧跟在他们后面，当这些意大利人在法国国歌声中迈步的时候，腿脚看去显得十分的别扭，因为颂扬共和制的法兰西国歌《马赛曲》在君主制的意大利是被严格禁止的。俄国乐队手忙脚乱地更换意大利国歌，可是队伍后面还差一截的法国人不高兴了。最后总算是队伍最小的奥地利人走过来了，联军们向这个其实仅仅只有几个掌旗兵的队伍发出喝彩，不愉快的情形才得以过去。

德国人显然还是主角。他们之所以成为公认的主角的原因是悲伤的：他们的公使被帝国的兵勇杀了。这些“强忍悲痛”的日耳曼人表情严峻，“像是从一个模子倒出来的，身高和体型完全一样”。他们和美国人的自由散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此他们的步伐显得有些笨拙。

人群一时出现半压抑的笑声，但很快被友好的欢呼声所取代。人们只能佩服他们的装备和训练，他们的训练是完美无缺的。可以说一个士兵如果被训练成一架机器，那他就被看成是一个标准的德国士兵了。（同上）

当联军的“阅兵”正在进行的时候，一个联军军官抽冷子把一直冷漠地站在一旁的一位帝国官员胸前表示官阶的朝珠扯了下来，举在阳光里眯起眼看了看，然后挂在了自己的脖子上。而那位帝国官员斜睨着的小眼睛里除了愤怒还有一种傲然：再看一千年，洋人也照样看 不懂帝国的朝珠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太监们在游廊上摆放着的盛水果的盘子全部被联军们藏在了军装口袋里。更多的军官迫不及待地返回了皇宫，他们开始在皇宫里乱窜，那些“华丽的玉石和赤金的瓶子，用象牙做的手提的盒子以及盒子里装的金饰、玉玺、项链和其他物品”都强烈地挑逗着他们贪婪的本性。他们“伸手就拿，有的军官打碎了盒子，把他们想要的东西装入口袋”。最后，“他们的口袋显著地鼓了起来，怪不得虽然天气炎热，他们却都穿上了大衣和斗篷"。”（同上）

1900年，各国联军在中华帝国皇宫里的“阅兵”，是世界国际关系史上最丑陋的事件之一。这个类似发生于欧洲中世纪野蛮战争中的狂妄举动对中国人民族自尊的伤害是深刻而永久的。它不但加深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原有的不信任感，而且将这种不信任感扩大到了一种 对“鬼子们”越来越深的国仇民恨——义和团运动发生很久之后，一个英国学者和朋友一起来到中国游览长城，突然，从他们身后的城墙垛口里窜出几个中国农民，“他们手里举着红缨枪，吼着‘我们是义和团！洋鬼子！死吧！’他们真的朝我们冲过来。幸亏我们带着火枪， 我们将火枪指向了他们，他们转身跑了。”——这种穿越时光依然令中国人隐隐作痛的心绪没齿难忘。于是，无论对于后来面对世界的中国人，还是后来面对中国的外国人，这都是深深的不幸。

联军“阅兵”散漫而混乱的另一个原因是：联军最高统帅至今还没有到达北京。联军的最高统帅是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

瓦德西，一个68岁高龄的老式普鲁士职业军人，以他1900年的中华帝国之行而被记入史册。他的军事生涯发迹于普法战争，1872年任第10军团参谋长，1881年任陆军总监，晋升中将。1888年任总参谋长。当中华帝国的义和团农民在山东半岛奋起反抗德国传教士的时候，他正在柏林参加为他举办的晋升德国元帅的庆典。就在这个仪式结束的时候，他接到了德皇的命令：立即率军开赴中华帝国。8月19日，也就是向北京进攻的联军攻 破北京城墙的第四天，联军的官兵正忙着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里烧杀抢掠，大清国政府跟随着皇帝和太后已经逃得没了踪影的时候，瓦德西在德国的码头上接受了德皇亲自为他主持的出征仪式。德皇亲自为远征军送行的举动感动了这位年迈的元帅，因此在德皇讲话的时候他一 直站得笔直。德皇那时并不知道联军已经占领了北京，他认为北京的所有外国人，包括德国人，已经全部被中国人吊死了，因而皇帝的讲话情绪激动到简直说不下去了的地步。在建议为死去的德国公使克林德脱帽默哀之后，他对瓦德西说：“当你遇到敌人的时候，你一定要 打败他！决不给予赦免！决不收容战俘！”最后，德皇向全体德国官兵喊道：“德国人的声威要靠你们在中国流传千年！”（《远东国际关系史》，第46页。）这个时候，有人向皇帝报告了“联军占领北京”的消息。“皇帝大失所望，”瓦德西回忆说，“他本来指望我带领联军去获得占领北京的荣誉的。”（《瓦德西拳乱笔记》。转引自《流放紫禁城》，张建伟著，作家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307页。）

失望的德国皇帝依旧发出了远征启程的命令。他这时对瓦德西说的是：“最大限度地要求在东亚发展我们的商业，最大限度地要求中国方面赔偿。”关于德皇要求中国方面给予“最大限度”的赔偿的原因，瓦德西自己是理解的：“皇上急需此款，以制造战舰。”

瓦德西和他率领的由11艘巡洋舰和4艘补给舰组成的庞大舰队和2万名官兵确实来晚了。舰队在海上全速航行了一个月零一个星期之后，憔悴不堪的瓦德西才看见中国的海岸。德军在天津停留了20天，10月17日，瓦德西率领的部队到达北京。

在北京的联军为这位德国元帅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连瓦德西自己都看出来了，仪式“规模盛大但情绪冷淡。”联军们对这个没有参加战斗却当上自己总司令的德国老头不感兴趣，甚至普遍抱有一种敌意。更让联军的官兵们议论纷纷的是，这个德国老头给自己选择的住宿和办公地点竟然是原来帝国皇太后慈禧的寝宫：中南海銮仪殿。

“任何人不准独立染指紫禁城”，这是时刻梦想对帝国皇宫实施抢掠但始终怕他人先下手的联军们的一个“约定”。

于是，瓦德西对他驻进了銮仪殿是这样解释的：“此举是为了表示对大清帝国及其臣民的蔑视。”

无法实现皇帝连俘虏都不宽大的“伟大报复”的德国元帅瓦德西，只有用睡在中华帝国皇太后的床上来聊以自慰了。当瓦德西怀着对銮仪殿及整个中华帝国的奇妙想像把他的行李搬进中南海的时候，里面的情形大大地出乎了他的预料：銮仪殿已经根本不能居住。

帝国皇家的“三海”内一片狼藉。联军官兵已经“集体染指”了这座皇家御苑，并私自在这片禁地里划分了各自的“管理区”。在这些就地分赃出的“管理区”内，所有帝国的皇家珍宝荡然无存。尽管如此，为了“公平”，每天夜晚联军官兵都以“参观”为名进入其他军队的“管理区”，宫墙之间的所有的门都已被联军砸开。“夜幕降临的时候，军官们便纷纷出动，或越墙而入，或钻洞而入，黑暗中都不带火，擦肩而过，互不相干。将各类珍宝拿尽后，又搬运大件之物，或以大衣包之，或以布袋装之，悄悄运回各自的驻地。”这就是被西方报纸称之为“比抢掠更无耻的行为”。1900年在中南海被盗走的珍宝中，有一副举世闻名的古典画作，即唐代画家韩滉的《五牛图卷》，此画之所以能够 现在珍藏在故宫博物院，是因为它被盗走近半个世纪后，中国政府花费巨资从海外购回了它。

堆积成山的破碎物品使銮仪殿成了个垃圾场。瓦德西命令派人打扫。90个人整整打扫了10天还没清理干净，最后只好把剩下的垃圾全部堆放在一间偏殿里，瓦德西才得以迫不及待地搬进去。搬进銮仪殿的瓦德西随便四下里扫了一眼，便发现了他惊讶不已的“一堆东西”，那是数十个精致的小摆钟，“钟面上的五色宝石乃稀世珍宝”。瓦德西把这些钟拣了出来，“并报告德皇”，说要为皇帝“妥为保存”。

也许从那一刻起，这个德国元帅对各国联军1900年在这片东方的土地上所进行的入侵行动产生了某种疑问。尽管他刚刚踏上这片国土，对这个帝国的一切还一无所知。

作为军事统帅，瓦德西指挥的军事行动被称做“联军的讨伐”。联军一共派出46支讨伐队，其中德军就占了35支。因此，没有参加攻击北京城战斗的德军，“义不容辞”地成为“把战斗继续下去”的主力。所谓“讨伐”，即组成战斗部队，以北京为轴心向各个方向进行 “清剿义和团”的战斗。其实现在这只是一个扩大占领区的借口，因为义和团早已经溃不成军了。联军所到之处除了烧杀抢掠之外，没有发生任何“战斗”。

联军首先向北京郊区进行了小规模的清剿。西南方向攻打了良乡县城，西北方向扫荡了八大处和观音村等地，南面清剿了南苑、大兴，联军认为这里是“团民”的窝点，因此杀了不少青年农民。随着“讨伐”行动的扩大，联军把主要方向集中在义和团的发起之地：直隶省。在束鹿县，他们遭到义和团的阻击，法军的大炮向敢于阻击的村庄进行了连续的炮击，伤亡的帝国百姓达数千人。在青县，知县被捕并被处死，县城被严重焚毁。永清县驻扎着帝国的正规部队，当联军到达的时候，帝国的军队正在操场上操练，联军以为这些军队是在集合御敌，于是立即开枪扫射，没有任何防备的帝国军队在10分钟之内便被打死二百多人。永清知县闻讯赶来想制止屠杀，但是立即被联军捉住，并且被绑在了县衙门里“毒打取乐”。同时，联军包围了县城，抓了数百人和知县，威胁“如果交不出一万两银子就全部枪杀”，并且强迫知县指认谁是义和团。全城的绅士百姓急忙凑银子，直到二更时分才把银子凑齐，但被抓的人已经只剩下一半还活着。

保定是联军讨伐的明确目标，他们认为那里是义和团的大本营之一，并且他们得知军机大臣荣禄逃跑的时候带到这里不少帝国的守城的部队。讨伐保定县城，联军动用了德、意、法、英四国部队，共一万多人，分成两路攻击。攻击前，联军向朝廷派来的谈判代表李鸿章“声明”：如果有帝国正规军队抵抗，就全城鸡犬不留；如果不抵抗，就打白旗迎接联军。李鸿章立即命令当时的直隶布政使廷雍：“务必严谕将士，勿轻用武挑衅，致启不测之祸。”帝国的正规军得到命令后，不但准备了白旗，而且开始剿杀义和团。联军到达保定的时候，包括廷雍在内的帝国官员出城迎接。联军进入保定城之后发现衙门银子库里的银子没了，失去了抢劫机会的懊恼使他们开始了疯狂的报复，拿他们的话来讲，是要给这里“留下不易忘却的惩罚”。联军对保定的烧杀确实令中国人以为仇史，永世难忘。当时整个保定县城犹如一座刑场，城中的空地上竖起了密密麻麻的绞刑架，上面吊满了中国人的尸体。到了晚上，满城燃起大火，那些还活着的中国人在大火和废墟中到处躲藏，但很少有幸免者。联军官兵抢劫了他们认为值得抢劫的所有的财物，装了数百辆大车，昼夜不停地往北京方向运。仅11月5日这一天，从保定县城出城的大车就有一百多辆。联军同时还洗劫了保定附近的村庄，连帝国皇家的陵园西陵都不能幸免，这座花费无数银两修建的皇陵一天之内变成废墟，不但陵内所有的珍宝被劫掠一空，就连陵园门窗上的铜片都被撬走了——联军官兵认为那是金子制作的。更令人不知该如何描述的是，联军居然在保定衙门“升了堂”以“审问”帝国的政府官员。联军总指挥盖斯里自称是“国际审判官”，他端坐在衙门大堂的正座上，两旁的“衙役”全是洋兵。“审问”从廷雍开始，姓名、职业和罪行。最后宣布“审判结果”：直隶布政使廷雍、保定守尉奎恒、参将王占奎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按察使沈家本革职，实施军事囚禁；候补道谭文焕押解天津继续受审。“判决”后，廷雍等三位帝国朝廷命官被押解到南城外凤凰台“枭首示众”。

1900年中华帝国的所有的故事都令中国人百年不敢忘记。

保定衙门里发生的荒诞剧还有一个小细节：在联军未到达之前，廷雍指令一个官员将衙门银库中的10万两库银转移到一个估计联军不会到达的县的银库中去。这些银子确实没有被联军抢走而被“安全转移”了，但是，在“转移”的半路上，那个官员拿出了其中的4万两分给参与“转移”的衙役，然后把剩下的6万两“转移”到自己家里去了。廷雍被联军“正法”，帝 国的这些银子从此便无人过问。而更奇怪的是，那个官员在1900年以后的日子里居然一直平安无事——其“尚署某县”，只是别人偶尔提及关于那段日子或那些银子的事，他就显得有些尴尬——“常饰为窘乏，以冀掩饰云。”（汪康年：《汪穰卿笔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1月第一版，第126页。）

瓦德西指挥的讨伐还是针对俄国人的。俄军在这个帝国陷入混乱的时刻，借机大肆侵占帝国的东北地区，海防重镇北塘、芦台，接着是唐山，都相继被俄军占领。锦州知府章樾前去交涉，被俄军扣为人质，并且强迫其向清军发出各种命令，于是锦州一带成为俄国人的天下。俄国人占领了帝国东北地区的要地之后，立即向中华帝国表示俄国军队愿“和帝国保持友谊”，决定撤离北京。俄国人的举动令瓦德西十分恼火，于是派遣联军向帝国通往东北地区的咽喉要地秦皇岛和山海关进行攻击。俄国人坚决反对这个决定，美国人说“无意参加”，其余各国都表示可以“立即投入战斗”。于是，俄国人命其军队必须“抢占山海关”，他们利用手中扣押的锦州知府，“命令”山海关的帝国守军向俄军投降。但是，当自以为速度极快的俄军到达山海关的时候，发现帝国的这座军事要塞上已经插满了英国国旗。原来，在英军将领西摩尔的策划下，一支仅有18人的英军小分队乘坐快艇从海上提前到达了山海关，他们举着免战的白旗进入了要塞，和驻守要塞的帝国军官开始“谈判”：是和各国军队一起抵抗俄军呢，还是等着俄军来进攻？帝国的军官犹豫不定，因为锦州知府的命令是“不得抵抗”，帝国军官考虑的结果是把要塞给各国，因为这样将来还有索回的可能。于是，帝国守军撤离。这一决定令守军士兵感到耻辱，因为他们认为可以一战：山海关要塞是一个坚固的堡垒，关前布满水雷，关上炮台坚固，配备有最新式的大炮，仅守关部队就有五个营之多。帝国守军撤离的时候，士兵们边走边朝天鸣枪，以发泄心中的苦闷。在他们的身后，18个英国人，未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帝国东北地区最重要的军事要塞。英国人在帝国守军撤离的同时，忙着在这座要塞上到处插英国国旗，直插得旗帜如林，看上去如同至少有上千的英军踞守在这里一样。果然，不敢贸然进攻的俄军一气之下占领了从山海关到秦皇岛的全部铁路线。可他们到了秦皇岛才知道，德、法联军已经先期到达那里了。

在联军军官的眼里，帝国的国土，无论是城市、乡村还是军事要塞，只要他们插上一面国旗，朝天放上几枪，就都属于他们了。

联军们的到处插国旗的美妙感觉并不是天天都有。在帝国另一个著名的军事要塞居庸关，联军一开始攻击，帝国的守军就开始溃逃，但是，有一个士兵在逃跑的时候想到应该把炮栓卸下来，以免联军利用大炮向他们射击。可他没想到的是，正卸炮栓的时候，一不小心，炮膛里的一发炮弹被发射了出去，这发炮弹不偏不倚正好落在德军的进攻队伍中间，顿时让德军倒下了一大片，结果德军认为这里是帝国军队准备拼死防守的信号，于是停止进攻，绕道前行了。当逃跑中的帝国指挥官弄明白这个情况之后，立即返回居庸关阻击阵地，然后给太后和皇上写“报捷奏折”，当然在奏折中“胜利”的原因先是他“不畏如雨枪弹指挥若定”，然后是“将士效力奋战厮杀”，最后是终于导致“洋兵仓皇败逃”。

真正奋起抵抗的是防守通往山西天堑娘子关的帝国守军。进攻的是清一色的德国官兵。德军之所以向娘子关发动攻击，是因为当时慈禧一行正在太原。而清军坚决抵抗的原因也正在此。中、德两军在娘子关下猛烈交火，双方都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而让德军感到惊讶的是对面的帝国守军异常顽强。战斗整整打了一天，晚上21时，德军突入清军阵地，但是没多久就遭到清军的猛烈反击。娘子关上的两军混战又整整进行了一夜，到天亮的时候，德军指挥官发现“德军官兵几乎都死了”
。德军立即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于是，在黎明时分德军把死伤的官兵抬上大车，跑得没了踪影。

尽管帝国守军在娘子关取得了真正的大捷，但是在太原的慈禧太后还是被吓跑了。

瓦德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强大的德军居然会败在中国人手里。

当联军在帝国北方四处讨伐的时候，瓦德西正坐在北京城里的一家戏园子里，“应中国商人们的盛情邀请”观看中国京剧。时间是1900年11月23日。

“余与随员人等备受优礼迎迓，并导入特设雅座之厢内，其中安置备有桌布之桌一张，除了此地无时或缺之清茶以外，更有香槟酒、果子、糕点、雪茄烟等等，以享余等。最初开演两折毫无意义之短剧。所有女角，皆以男子代之，盖因女子素来极少在公众之前露面也。同时并杂有音乐于其间，足使石头化软，或者说得切实一点，足以使人头疼。所有观剧之人，坐在小桌之旁，大抽烟筒，饮茶吃果，亦复同样喧哗不已。中国人常常高呼‘好’。终场更以王侯厉鬼战士等等跳打一阵，此种跳打技术，实为余生平未见过者，当余挨过一点半钟以后，复坐余车中，于是不胜庆幸得离苦海。”（《瓦德西拳乱笔记》，1900年11月23日记。王光祈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59～60页。）

无法猜测中国人给这个德国人看的是哪一出戏，但从“厉鬼战士”的“跳打”上看，或许就是“火烧赤壁”之类的三国戏。尽管瓦德西对中国戏剧缓慢的唱念做打感到了一种无可奈何，但是中国特有的浓重文化氛围还是令他身不由己地受到了影响。据说他是一个“好交际”的人，虽然各国联军的首领不怎么喜欢他，但他也无意与各国将领发生更多的联系——“我在中国期间，始终倚靠我自己的独立判断，自己做主，寻途而进。”一个“两眼一抹黑”的德国人，到什么地方“寻途”去？瓦德西一头扎进了北京士民们中间。所谓“士民”，是包括中下级官吏、知识阶层、商人和有一定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各界人士。“士为万民之首。”瓦德西在中国古代经典里看见了这样的话。于是，他不但参加“士”们为他安排的各种社会活动，而且还在决定“安民善后”事宜时邀请“身穿长袍马褂的中国人”坐满了他的会议室。

为了更广泛地博得中国人的好感，这个德国人做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由他亲自主持，在北京举行科举考试。瓦德西对中国的科举制度做了一番研究，认为这个制度既是文化的，又是政治的，值得重视。原来的管理京城的帝国政府各级官吏差不多都逃跑了，北京城的军政要职现在虽全部由联军把持着，但具体办事还得是中国人才能办，可目前“严重缺乏中国方面的人才”。于是，北京城到处张贴出了瓦德西的“圣旨”：将在北京金台书院举行考试，名次靠前者有重赏和任命。洋人给帝国的这次“举考试”出的题目是：文题《不教民战》，诗题《飞旆入秦中》。前者显然是道“政治测验题”，考察对“拳匪”的态度；后者令中国人尴尬了，要把哪国的旗帜插到“秦中”去？插还不够还要“飞”插？——此刻大清帝国的朝廷正在秦中的西安。尽管题目有点“太政治化”，但考试当天还是“人数溢额”，京城里的“士”们人人严肃对待，令洋人们充分领略了东方文采的飞扬。最后张榜公布名次时，与帝国朝廷科举不同的是，“洋科举”有奖金，前三名各300两银子——当然是用抢来的中华帝国的现银支付的。

对中国“士”们的文化水平深有感触的瓦德西，同时被另外一件事深深触动了，那就是在追查“杀害”德国公使克林德的“凶手”时出现的一位帝国壮士。为了抓住杀克林德的那个中国人，联军使用了一切侦察手段，最后“破案”的线索来自北京城里的一家当铺。一个日本人雇佣的侦探——这个名叫德乐的中国侦探竟然是帝国正规部队中的旗人。一天，他在京城里的小巷中闲逛，路过一间当铺的时候觉得眼边一亮，当铺里怎么会有如此抢眼的光亮？德乐走进了当铺，当铺里的旧物发出霉腐的味道，使本来昏暗的光线更加阴黑了。德乐揉了揉 眼睛，他看见了一堆旧物中的一块怀表，光亮就是这块精致的怀表发出的。德乐向铺主指了一指，铺主将怀表拿出来递在他的手上。闪着莹莹的黄铜色泽的表针居然还在走着，滴嗒声细微但却清晰入耳。德乐的手掂了一掂，然后他将这块怀表翻了过来——德乐看见了那个死去的德国公使克林德的名字，刻在怀表的背面。当铺主人供出了当这块表的人，供出了当这块表的人现在的住处。联军立即派兵层层包围了那个地方，大清帝国神机营满洲兵丁恩海被捕。德军终于找到了让他们一解心头之恨的对象，审问立即开始。对恩海的审问发生时有中国翻译在场，审问的内容和过程均被记录，一个官员用奏折的方式复述出来准备呈给慈禧，但慈禧远在奏折已无法送达的西安，于是奏折被上海的一家报纸发表了：

审问之时，恩海神宇镇定，毫无畏惧。问官问曰：“德国公使，是否为汝所杀？”恩海答曰：“我奉长官命令，遇外国人即杀之。我本一兵，只知服从长官命令。有一日，我带领二三十人，在街上见一外国人坐轿而来。我立于旁，对准外国人放一枪，轿夫立时逃走。我将外国人拖出，已死，其胸前有一表，我即取之。同事中有得其手枪者，有得其戒指者。我万不料因此表犯案。但我因杀国仇而死，心中甚乐。汝等可杀予以偿命可也。”翻译又问曰：“汝是日醉否？”恩海笑答曰：“酒乃好物，常可饮四五斤，是日实未饮一杯。我无 需倚酒希减罪。”恩海真一忠勇之人，侃侃不惧，观者皆为动容，觉得中国军中尚有英雄也。（《景善日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57页。）

恩海被德军处死在克林德死亡的地方。

想必一百年前的恩海是在骄傲的心境中坦然就刑的。

没有比凛然的壮士更能令屈辱中的大清国人伤怀的了。

令人不解的是，帝国的壮士在暂短的感叹之后便在国人的生活日子里消失了，而那时京城里的一个妓女因为和瓦德西多少有一点关系，于是成为1900年及其以后日子里的“知名人物”——多少年来这个妓女被用文学、戏剧和民间传闻等形式反复刻画着，她除了被咒骂成一个“卖国贼”之外，更普遍的观点是说她用牺牲自己的方式挽救了当时的大清帝国。这个妓女本姓傅，名彩云，妓名赛金花，1900年京城人人皆知的“赛二爷”。

傅彩云，江南一个挑水夫的女儿，因为姿色出众也因生活窘迫从小卖身成为雏妓。15岁时她被一个叫做洪钧的帝国状元看中纳为妾。此后随夫出使俄、德、奥、荷四国。洪钧回国后不久病死，傅彩云于是重操旧业，辗转各地，最后在京城落脚。她会几句外国话，其中以德国话更熟练一些。1900年的8月，京城里连良家妇女都不能幸免于联军之手，何况妓女。根据赛金花自己的自述，联军占领北京时她主要干了三件事：一是帮助洋兵们筹集粮食和各种军需，“为的是让他们吃饱喝足，减少抢掠行为”；二是除了给洋兵提供妓女之外，还“负责”拉线和讲价，以为联军提供“身子干净的良家妇女”；三是帮助一些被抓被押的中国人从联军那里解脱或逃脱。至于她和瓦德西一起睡觉的浪漫史，甚至她如何向瓦德西吹枕头风，使得联军方面在和帝国官员的谈判中做出重大让步等等，不少考证学者认为，都纯属无稽之谈。绝大的可能性是，她在跟随丈夫出使德国的时候可能见到过瓦德西，甚至可能“交谈过”，但是，在1900年，她根本没有接近瓦德西的机会，理由相当简单：她“没有这个资格”。无论她是否跟瓦德西上了床，无论关于在銮仪殿突然失火的时候她是否和瓦德西 “光着身子由殿里跑了出来”，她充其量只是一个供男人取乐的妓女。一个巨大的帝国竟然到了需要让一个妓女靠出卖身体来保护的地步，不知道后来中国人在观看那些描述这个妓女的各种故事时是否想到了“国家”是一个什么概念。也许，即将灭亡的帝国在它最尴尬、最 荒唐的时刻也只能拿一个妓女来搪塞那些说不出口的历史了——以奇特的“幽默”态度对待严肃的国家政治的“事件”不仅赛金花一例。民国初年一个叫做小凤仙的妓女与国民革命大历史的故事也被在国人面前反复刻画，以至于当代闹出如此一个令人悲叹的“笑话”——试卷问：辛亥革命的发动者是谁？有考生答：凤仙同志。

瓦德西在北京驻留一年，于中南海那个“美丽的花园宫殿”里写下不少日记。这些日记真实地记录了这个德国老头对中国的感受。可以肯定地说，他在这个帝国所得到的感受是复杂的，复杂的感受甚至影响到了他的政治立场，最终使他对联军1900年的军事行动有了“新的见解”：

中国排外运动之所以发生，乃由于华人之渐渐自觉，外来新文化，实与中国国情不适之故。更加建造铁路之时，漠视坟墓，以至有伤居民信仰情感。而近年以来，瓜分中国常为世界各国报纸最喜讨论之题目，复使中国上流阶级之自尊情感深受刺激。最后更以欧洲商人时常力谋损害华人以图自利，此种阅历，又安能使华人永抱乐观？至于一二牧师做事毫无忌惮，以及许多牧师为人不知自爱，此则吾人不必加以否认怀疑者。（《瓦德西拳乱笔记》，1900年12月26日记。王光祈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86页。）

瓦德西客观地审视了西方势力对东方古老文明的肆意践踏，以及由此而导致的1900年发生在中华帝国的东西方巨大的冲突。

只是，这时候的大清帝国的朝廷已经不可能对帝国的命运有任何自己的见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