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亮门里的盘算

慈禧在西安所住的房子有个圆形的月亮门。因为是冬天，门外挂上了棉门帘。军机大臣王文韶晋见的时候，只看见外面的长方形门帘而忘了里面还有一道圆形门，于是掀开门帘往里走，一下子被圆门的下沿绊了个跟头，栽在慈禧面前。接着，另一个军机大臣赵舒翘也来晋见，同样也是一头栽在了慈禧的面前。

慈禧在西安的行宫是原来帝国的陕西省衙门，衙门里的北院为巡抚所居，南院为总督行 馆。巡抚的院子房间多一些，于是慈禧连同光绪一起住进了北院。院子内破败不堪，杂草丛生，不少房间漏雨。尽管当地官员尽最大努力修缮了一番，但还是显得过于简陋，拿慈禧的话来说，“仅蔽风雨而已。”她和皇上的房间可能不至于漏雨，但是包括随行太监和其他宫内人等的房子就顾不上许多了，皇亲国戚数百人把巡抚院门前小胡同的民房都塞得满满的。

时值陕西大旱。都说皇上是条龙，但是这条龙并没有把雨水带来。多年未遇的大旱灾使本来北方最富庶的关中地区饥民遍地。把草根树皮都吃光了的百姓老幼相扶，像黄土高原上的沙尘暴一样向南滚动，都聚集到西安附近的平原上来了。现在的西安是帝国的“都城”了，太后和皇上在此，饥民的大量聚集令负责皇室安全的官员心惊胆战，他们调集了大量官兵把太后和皇帝居住的“皇宫”围了个铁桶一般。饥饿的百姓知道皇上近在咫尺，就拼命地向“皇宫”拥来，他们认为越靠近皇上越不可能饿死。果然，慈禧下令在西安城关设立粥厂救济饥民，但是每天举着破碗围着粥锅的饥民达十万人以上，粥厂里犹如汹涌澎湃的人海，坐在巡抚院子里的慈禧都能听见哭喊鼎沸之声。她下令增加粥锅的数量，最后，二十多口直径两米的大锅锅下熊熊燃烧，锅内日夜蒸腾，远看仿佛西安城沦陷于战火，近看才知道帝国的“临时都城”成了个公共大饭堂。慈禧又命令修建“暖厂”，顾名思义，就是给饥民们避寒的地方。这样的“暖厂”每一座都规模巨大，全城建达十多处时，西安城又成了个巨大的宿营地。1900年西安赈灾规模在帝国历史上是前所没有的——“非圣驾在此，断乎无此财力 。”（胡延：《长安宫词》。载《清代野史》卷二，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707页。）

在帝国各地通往西安的数条大道上，木轮马车满载着货物，在操着不同口音的官军的押解之下，马头向西，风尘滚滚，浩浩荡荡，日夜不绝。车上装载的不仅是大米，更多的是帝国各地官员向太后表示的“孝心”：山珍海味、鸡鸭鱼肉、土特产品、奇花异果、绫罗绸缎、狐貂皮张、宝石玉器、工艺古玩——各地官员表示“孝心”的车队除了有官军一路保护外，还配有相当一级的官员陪同，为的是把各地大员们亲手写的供奉清单面呈老佛爷。在帝国北方的运输业从来没有过的繁荣之中，有一种插着黄色旗帜的车队特别引人注目-车上装的全是白花花的银子。帝国各省各地每年往朝廷上缴银子，一直是让老佛爷烦心的事情，因为那些“没良心的东西”总是用各种借口少交或者迟交。而现在不大一样了：慈禧到达西安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各省派出催银子的钦差，这些钦差到达各省督府，把帝国皇室的流离失所一描绘，很少有大臣不心疼的，于是上缴银子的事今年显得颇有些自觉了。

1900年的西安是帝国北方最幸运的一个城市。

慈禧也知道西安不是北京。她骨子里是小户人家的闺女，知道过日子的不容易；同时她也是一国的皇太后，知道那些经手钱粮的官员们经常有什么花招。所以，尽管各地的贡品陆续到达西安，慈禧还是决定亲自掌握财权。她刻了个小手章，上面的印文是“凤沼恩波”。小印章挂在她的腰间，皇室内的支出，哪怕是领取“一钱一米”，都要找她盖章——这个差使在京城的皇宫时是内务府大臣和太监总领做的。在京城，她一个人每月的花费在4万两银子以上，而现在，整个皇室所有的费用被她控制在了1万两以内。不久就又是她的生日了，有人想为她请戏班子唱戏，她想都没想地开口就骂了一顿，并且宣布以后一切节日庆典、典礼筵宴统统取消。

关中的冬季的严寒冻死了不少饥民，为减缓寒冷，慈禧和皇上的房间里都铺上了很薄的毡子，但已破旧不堪。有人提议更换，慈禧坚决不准。后来睡觉的房间的玻璃破了，她让宫女剪出图案稠密的窗花贴上。除夕之夜，太后照例赏赐皇帝、皇后和各大臣物品，但是滞留在京城皇宫里的几个皇妃亲手制作并且派人送来的一些棉布袜子她没舍得赏出去，那是她自己也很需要的。有人给皇帝去找上等貂皮没找到，只有用直隶官员送来的下等貂皮给皇帝做了件马褂。皇后和妃子们只要暖而顾不上豪华了，青衣棉袍，个个像土财主的家眷。太监们为了防寒，头上都用土蓝布裹着，看上去“状如营兵”。元宵时刻，慈禧下令民间不许点灯，为的是荒年省油。太监们不愿意太后的住处“没有一点喜气”，于是用纸糊了几个灯笼挂在慈禧的门楣上，第二天就被寒风刮没了。有个姓缪的专门为皇宫画画的云南女人跟随慈禧跑出来了，幸亏有了她，她能陪着慈禧说话，“闲论古今”，因此慈禧称她为“缪先生”。“缪先生”能为慈禧搪塞寂寞，但不知没有“缪先生”的皇上在没有了珍妃的日子里整日看着皇后的那张脸该怎么度过关中的漫漫寒夜。

其实，珍妃仅仅是光绪皇帝为众人所知的“痛”。一块亮在明处的伤疤千人看万人摸无论如何也有麻木的时候。作为一个有着壮美的山河与四万万人口的帝国之君，光绪内心深处最隐秘的“痛”是另一个如花似玉江南女子。他因为无法彻底忘记她那柔媚鲜美的容貌而必须一个人默默忍受着煎熬。虽然光绪名为帝国的皇帝，可他甚至见不到他在这个帝国内最喜爱的女子。他一生惟一一次见到她是在光绪十三年的冬天，那时年轻的皇帝要结婚了，五位满洲秀女入宫候选皇后。光绪只看了一眼就将她永远记在了心底，他拿着一块如意向她走去，可这时候慈禧在旁边咳嗽了一声，然后轻轻地说了一句：“皇上！”并“以口示意其首列者”——慈禧的侄女裕隆正站在五位满洲秀女的第一位。光绪停下了脚步，他又看了一眼那个令他心仪不已的江南女子，最后转身将手中的如意“授其侄女”。裕隆成了大清帝国皇帝光绪的皇后。其时，五位满洲秀女中礼部左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被选为后来的谨妃、珍妃，而江西巡抚德馨的两个女儿立刻被送回了老家。慈禧知道一旦将皇帝真正爱恋的女子留在宫中，即使为妃也必有后患，因为那个“诱惑”了光绪的巡抚女儿定会让皇上日后“不思正事”。

光绪皇帝就这样亲手放弃了他一生中的最爱。像他其他的所有遭遇一样，他总是在做不能原谅自己的事情，于是一生都处在备感自己无能的恼怒中，这种恼怒别说发泄甚至都不能流露，光绪由此成为最可怜的一位皇帝。历史描述他的时候无不都是痛心的文字。光绪已经被抚养他至18岁的这个老女人用各种威仪和虐待吓成了只能是这样的一个人。大清帝国的皇帝连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女人都决定不了，对于眼前这个混乱不堪的帝国他又能怎么样呢？

西安知府胡延是个忙人，他新近被任命为“内廷支应局督办”，一听这个官衔就知道他要为皇室操办一切。能够有幸接近太后和皇上是他升官发财的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只是伺候皇室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胡延几乎心力交瘁。有一天，慈禧写了一些“福”字赏给各大臣，大臣们集体谢恩之后刚退下，胡延听见慈禧在屋里轻轻地叹息了一下：“胡延较前清瘦，首郡政繁，劳苦可知也。”胡督办听见后，感动得差点没就地跪下，他含着眼泪跌跌撞撞更加忠心耿耿地跑前跑后张罗去了。

在世界历史上，皇室因为某种变故而流亡的事情不算新鲜。皇家一旦沦落到民间，似乎都变得更像“一群人”了，皇家的脾气也顿时小了不少。“太后之性情，平日极为温蔼，好书画，喜观戏，但有时发怒，则甚为可怕。”（《景善日记》1900年农历五月初五日。）慈禧的脾气之大，帝国人所共知，而今年竟是更甚。年初，从正闹义和团的山东赶到京城参加考试的济南府考生王国军被录取为状元，这个前程似锦的新科状元的高兴劲儿还没过去，内监便给他送来慈禧的赏赐，一条五尺长的白绢和一句话：赐自尽。这个苦读数年终于熬出结果的山东青年还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法便在内监的监视下上了吊。原来，慈禧调阅他的考试文章时，只看见了他的名字便立即大怒，在其文章上批了下一行字：你亡国君大清，我死济南国军。正为义和团的事情而烦恼的慈禧认为这个人竟然敢叫“亡国君”，肯定是在蓄意诅咒她。在那些烦恼的日子里，最受折磨的是太监们。一个太监奉命陪同住在颐和园的慈禧下棋，这个太监在快赢棋的时候忘了形，说他要将老佛爷一军！这个太监立即被拉下台阶打了40板子，当天晚上他就爬到昆明湖边栽到湖里淹死了。义和团进了京城之后，太后打太监的次数骤然增多。每天早上，稍有差池的太监就被罚自己掌嘴，清脆的打嘴巴声成了慈禧那些日子每天的晨曲。一声“皇太后进膳”的呼喊声等于是个行刑的命令——几个掌刑太监排列整齐，都背着个黄布口袋，里面装着十根竹竿前来陪同慈禧进膳，因为每顿饭都会有太监挨打，行刑声和哀求声将伴随着她吃饭的整个过程。帝国宣战之后，慈禧的寝宫外常常跪着一大片她认为有过错的太监——“每天责打太监不下百人。”后来她开始不喜欢挨打的太监的哀求声和哭声了，于是让行刑的太监在打人的时候用数层浸湿的棉纸把挨打的太监的嘴封上，挨打的太监还没被打死就被憋死了，宫里向慈禧报告被窒息而死的行刑结果的名词是“气毙”。

在西安寒冷狭窄的“行宫”里，尽管“御膳”菜肴的花样远不够百道，房间里也没有几大缸南方水果熏出来的清香，相反满屋子都是炭火散发出的呛人的味道，但慈禧显得安静多了。她裹着皮褥子开始思考——这不是一个帝国的统治者关于国家命运的思考，而是一个民间老太婆坐在炕上的盘算，盘算的内容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无非就是这日子该怎么过。

现在的日子好像不会太受罪。向各省派去催要税银的大臣个个都是心腹，看来问题不大 。南方的封疆大臣们还算是有良心，只要他们的车马不断，这里怎么也不会断了供应。岑春煊被授了陕西巡抚，想必这块地方闹不出大乱子；庆亲王已经在北京和洋人接上了头，他的头衔是“特命全权钦差大臣”，是代表朝廷和洋人们交涉的，洋人们别以为大清国没了主子。更重要的是庆亲王从京城送来了几个太医院的御医，这是要紧的事，有个毛病，总不能招当地的土医进宫，不方便不说，开的方子谁敢吃？有了毛病干挺着弄不好要出人命。

慈禧正盘算着，一个令她吃惊的消息传来：军机大臣刚毅死了。慈禧并不会为一个忠心耿耿跟随她多年的大臣死去而吃惊，一个大臣对她来讲活着和死去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令她吃惊的是刚毅的死法。刚毅，这个一心支持废除光绪、狂热吹捧义和团“法术”的满族大臣，这个为了载漪的野心而鼓动帝国向使馆进攻、向洋人开战的风云人物，1900年8月联军攻陷北京城后，他被联军列入坚决惩办的要犯名单。他是这个名单上第一个死去的帝国大臣，不过他不是被处死的，他是自己提前把自己解决了。刚毅的死很奇怪，多少有点自杀的 性质：拉稀拉死了。在跟随慈禧逃亡至山西境内的时候，也许胡乱吃了些什么东西，他开始剧烈地腹泻。上了年纪的他经受不住这个，于是掉队了。他滞留的地方是山西南部的闻喜县。“闻喜”这个地名听上去怪招人喜欢，不知道和“子路闻过则喜”这句经典有没有关系。刚毅在那个肮脏的闻喜小县城里躺着，没有人理会他，更没有人照顾他。他开始感到从未有过的绝望。他虽然不知道自己已经上了洋人的“惩办”名单，但他知道自己在洋人眼里的“罪过”不小。太后和皇上还在往西走，要走到什么地方不得而知。此刻，帝国的前程和自己的前程一样，一片昏暗。在不断地腹泻和剧烈的疼痛中，已经奄奄一息的刚毅发现脚下刚好有一个烂瓜。他挣扎着爬起来，下到地上将烂瓜捡起来，然后蹲下便吃，他边吃边拉，越拉越吃，再也没站起来。

慈禧轻轻地“唉”了一声——当时，怎么没人说一声。要是知道了，让人抬着他走，也能死个干净地方了。人就这么死了。他本是个明白人。还没听说过这么死的呢。好歹是个旗人，可怜见的。民间不是说“有什么别有病，缺什么别缺钱”吗？不拉稀的时候，银子顶重要。

慈禧平时有个“大买卖”，就是卖官。到达西安之后，平时难以和皇室接近的地方官员活动频繁，慈禧为此已经卖了不少官。帝国的皇室成员，包括皇上和太后，每月都有固定的份银。根据《钦定宫中现行则例》记载，慈禧的一年的份银是黄金20两和白银子2000两。 在制作衣服上也有明确的规定，如大卷宁绸、妆缎、倭缎、内缎、金字缎、云缎等各种上等绸缎99匹；高丽布、三线布、毛青布等各种棉布54匹；貂皮、熏貂皮、熏海龙皮等各色高等皮革124件等等。这还仅仅是“基本工资”和“待遇标准”，只是规定出来做个样子的，其实她每年的生活花费都在40万两白银以上，等于当时7万百姓一年的口粮钱，而她所得的“现金”也远远不止规定的那些。在西安，这个老太婆觉得自己穷了，藏在京城宫里的私房钱说不定已经让洋鬼子给抢走了，于是又开始大量卖官衔。但这一次她在西安卖官却卖出个麻烦来，弄得她心里很不痛快。有个要买官的人姓施，时任潼官厅，做官多年，有点积蓄，想买个道员干干。以前苦于没有门路，慈禧一行到西安后，他认为时机到了。他先派手下买通了李莲英，李莲英在一个适当的时机把姓施的要买道员的事情说了。慈禧想了一下告诉李莲英，说现在朝廷蒙尘在外，官价可以便宜点了，但是道员往上就能升任两司了，至少也得一万银子。李莲英把这个价码转告给了姓施的，这个小官吏大呼真便宜，于是立即开出银票，派他的手下去给李莲英送银票。手下入“宫”之后没找到李总管，闷头闷脑地闯进了慈禧的院子。这是滔天大罪，如果在京城这叫做“闯宫”，别说是个下人，就是王公大臣，也非剐了不可。他被值班的太监扭住了，问：“谁让你进来的？”答：“陈大人。”这一情况被报告了慈禧，慈禧火了。“陈”、“岑”两字用陕西话一说几乎同音，慈禧认为这是岑春煊派来监视她的人，于是立即命令把这个人交给岑春煊，太后想看他怎么审问。一问才知道原委，那个送银票的人的小上司姓陈。岑春煊要亲自杀了这个人给自己洗刷，但是他的手下说这样做有灭口之嫌，太后会更加怀疑，不如把这个人交给长安知县处理。处理的结果 是，“闯宫”者必死无疑，那个想买道员的施某被革职，他手下所有的衙役全部流放边疆。至于那张一万两的银票，追查很久居然谁都说找不着了。

眼下的日子是有些小麻烦，但还不至于过不下去。最重要的是将来的日子。慈禧不知道自己与洋人的对抗会受到什么惩罚。洋人要报复是肯定的，这一点慈禧在1860年经历过。据说京城里的洋人们已经提出个必须“惩办”的名单，里面全是帝国政府的重臣大员。庆亲王刚说了一句“不好办”，联军就说“吾等所列罪魁，皆其从者，为全中国体面，其首罪名，尚未提出也。此而不允，则吾将索其为首者。”（罗敦融：《庚子国变 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35页。）“首”指的是谁，慈禧明白。杀头是不可能的，洋人再毒，总不能把个皇太后拉出去枪毙，听说洋人对女人特别客气，走路的时候不但让女人走在男人前面，还为女人掀门帘呢。关键是权力，这个祖宗传下来的大清朝顶重要。

一提起权力，慈禧就心慌意乱。这是这个女人赖以活在世上的惟一的理由。她27岁守寡，从精力旺盛的年轻少妇一直熬到花甲之年，身边无数英武的男人晃来晃去，她忍受的清苦是常人难以想像的。可她就是一个守得住的人，不为别的，为的就是她给帝国留下了一个血脉这份功劳上。为此，她和皇族中的反对势力、大清帝国的继承传统以及她自己的意志搏斗了几十年。直接登上皇位是万无可能，尽管中国历史上有个武则天，但大清帝国容不得女人当皇上，打祖宗还在草原上放牧的时候起就没这个规矩。把光绪皇帝自五岁起就当自己亲生的儿子带着，一方面至少在帝国最高权力的位置上“听政”了十多年，另一方面指望着总归是自己带大的光绪即使“亲政”了也在自己的手心里，可后来的情况不是这样了。真是天地都丧了良心，早知如此就不会让他活到18岁。现在最要命的就是这个皇上。他是洋人点名拥戴的人，没有什么事还好说，而现在却出了这么大的事，洋人不是更有理由支持他了？洋人想必要的不是这个国家，他们说到最后就是要银子，要可以，给他们就是了，前朝的皇帝不就是这样对待洋人们闹事的吗？谈判完了，早晚得回京城，而光绪皇帝在戊戌年间没办成的事现在有洋人撑腰，也许就要办了。第一件事就是宣布皇太后“归政”——把权力交出来。 然后，然后就等着你死了。闹不好还得给谭嗣同正了名，再把那个十恶不赦的康有为请回来 。

绝不能让光绪得了意，死也不能。洋人的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不让皇上掌了权是最要紧的。现在不能让他离开自己一步，特别是不能让他和洋人们见面，实在不行就再次颁发圣旨，说他病得已经起不来了——怎么拉稀拉死的是刚毅而不是他？

慈禧想到了自己亲自立的那个皇储。不提他还可以，一提起这个孩子，心绪就更混乱了：这个皇储是指挥进攻使馆和教堂的载漪的儿子，他在“皇嗣”这个位置上待一天，洋人的心里就肯定别扭一天。立他的时候就招惹来一堆麻烦，现在拿这个孩子怎么办？

皇储，载漪的儿子溥儁，要不是突然成了“候选皇帝”，充其量只是个皇亲门中的公子哥儿 ，和其他满族贵族的纨绔子弟相比，他既没有特别出众的才华，也没有特别恶劣的行径。但他现在是皇子“大阿哥”，举国瞩目，因为保不定将来哪一天，他就成了条“真龙”，帝国上下都是他的臣民。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举止性情便荒唐得可以了。

16岁的溥儁“颇有小慧”，是个“文学爱好者”，“素涉猎小说家言，风流自喜。”在皇宫 里读书的时候，老师出“朔方十郡耕牧策”，他能对上“秦中千古帝王州”，不见殊才，但字意工整。逃亡的路上看见大雁当空，有“聊将天作纸，挥洒两三行”句，也不见俗。更有《望终南》诗，想必是在西安所作：“入夜宫中烛乍传，檐端山色转苍然。今宵月露添幽冷，欲访■台第五仙。”（费行简：《慈禧传信录》。）已经很有点意思了。但仅此而已。他和贾宝玉的毛病差不多，一是不喜欢读“大学衍义”、“朱程语录”之类的书，大 学士徐桐给他讲课的时候，他“不待辞毕，已垂头睡矣”。二是喜欢“追女孩子”。没当上大阿哥的时候，他“北场南馆好驱车，博■弹棋乐有余”。（同上）不过是和纨绔子弟们一起吃喝嫖赌罢了。入宫之后，他“尝戏后侍女”——一个将来要当皇帝的人，和宫女们动起手脚来。

《宫女谈往录》：

皇上（光绪）非常正派，绝不看我们一眼，总是带着微笑低着头来，低着头走。走路很安闲，在屋子里的动作也很斯文，任何时候也不毛手毛脚。比起后来的大阿哥真是天壤之别。大阿哥的头像拨浪鼓似的，左右摆动，跟我们当宫女的，没话找话说，油腔滑调的。对我们储秀宫（慈禧寝宫）的人当然不敢怎么样，但眼是心的苗子，对大一点的宫女，总不免要瞟上几眼。也许是年轻的原因吧，总觉得他轻浮。光绪爷绝不是这样，那种正派不是装出来的，根子就正派。（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7月第一版，第 77页。）

在西安，肚子稍微吃饱了，皇储就开始露出本相。“彼不读书，所好者皆下流之事，形容粗暴，不堪入目。”有位向西安进贡回到苏州的官员写信给京城的朋友，细说了他在西安的见闻，其中对溥儁的描绘是：“大阿哥年十五，肥胖粗野，状类伧荒。喜穿武装，常 出观剧，故予得见之。戴一金边眼镜，内穿皮衣，外罩红色军服，如夺标者。”（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82页。）

这是一副什么打扮？爱穿“武装”，且“红色”，“如夺标者”——杂耍演员无疑。

这个穿得花里胡哨的皇储因为和侍奉慈禧的宫女勾搭，被慈禧大骂一顿，而且认识了西安的一批戏子流氓，经常一起出入歌楼酒馆，且酷爱在剧院里捣乱——“如台上鼓板稍错，即离席大骂，或自己上台代之。”关于他在剧院看戏惹出的一堆麻烦事，有如下记载：

十月十八日（农历，当是1900年12月9日，慈禧一行刚到西安两个月），彼同其弟其叔及义和拳首领澜公（载漪之弟辅国公载澜，跟随慈禧逃亡到西安，看来兴致依旧不错），带领一群太监，至城隍庙内之戏场看戏。太监恃其势力，欲占最佳之座位，因此与甘勇（在北京攻打使馆的董福祥的部队，跟着慈禧“护驾”而来）致起争端。甘勇蛮横，太监及其余之小官均被打，戏场纷乱。由此一事，即可想见不堪之状，又可因以见太监之势力。太监即被打，即思报复之计。借事在岑抚处，诋毁开戏园之主人，乃将各戏园一并封闭，并将园主枷号示众。抚台出示，言太后因陕省荒歉，国家多事，不当演戏娱乐，并各茶馆亦封之。（同上）

大阿哥因为在戏园子里和官军争座位而打群架，负责西安地区治安的岑春煊为此把戏班主抓起来，不但封了戏园，顺便连全城的茶馆都封了。岑春煊出的告示说：太后谕旨，饥民嗷嗷待哺，演戏很不严肃。皇储回来还是挨慈禧的一顿臭骂。那些戏子和茶馆老板要度日，于是托人收买李莲英，这个大太监只要给钱，什么事都管，结果对戏园和茶馆的封闭解除了。岑春煊为此又贴出布告，他解释的原因是：近闻本省下雪了。

皇后隆裕对她父亲说过这样的话：“此人若真继统践大位，国柞必丧厥手。”慈禧也知道，指望这样一个孩子为她、为大清帝国撑门面是绝对不可能的。

虽然洋人们当初坚决反对慈禧立皇储的举动未必是出于“考察”过了这个孩子的品德，但无论如何这样一个“准皇帝”存在的事实是帝国历史上的一个悲伤的笑柄。从慈禧在咸丰死后发动“辛酉政变”而登台之后，帝国的皇位问题一直是帝国国民和世界舆论的一个说不尽的谈资。在政治上“近亲繁殖”下延续数百年的满族皇室宗族不可能再寻找出一个正经一点的后代了，溥儁究竟比他鲁莽骄横的父亲载漪还知道什么是“秦中千古帝王州”，而绝大多数的宗室贵族以及他们的后代除了买小妾、逛青楼、捧坤角之外，他们出自狭隘的私利玩弄国家利益如同玩个可以交换和买卖的翡翠鼻烟壶一样，他们没有给这个帝国留下任何可以称道的“遗传基因”——八旗猎猎，年轻的皇帝纵马亲征广阔疆土的时代已经过去很久了。

现在的帝国急切需要这样一个人来收拾局面：于国于民有足够的威望和与威望相配的资历；不会引起洋人们的反感，最好还在洋人那里颇有面子；能够得到南方各省那些心里不痛快的督抚们的支持和信任；懂得洋务并且有能力独自处理棘手的重大问题；有与洋人周旋的骨气和胆量，能在议和中尽可能地维护朝廷的利益；能够确保大清帝国主权的完整；当然，更重要的是：对慈禧绝对忠诚，或者说，能够确保光绪皇帝不卷土重来，维护慈禧的现实权力。

上述条件实在是太苛刻了。

慈禧在帝国满朝文武王公大臣中反复选择，最终还是认为能够担当此大任的只有一个人，整个帝国现在只有这个人符合上述的一切苛刻条件，只要这个人肯北上，大清帝国的满人天下就能化险为夷了。

这个人就是汉大臣李鸿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