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崛起，包括诸多因素，难以一概而论。与其大而化之，不如就具体问题，条分缕析，以事实和道理示人。本文便是试图从一个非常具体，但常常为人们所忽视的角度 – 即城乡交流促进城乡发展的角度，再论美国在近代以来崛起、并走上持续、均衡、全面发展道路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城乡关系，涉及当今中国的城市化，农业发展，农村收入，城乡差别等迫切问题，事关国家经济发展全局。多一种思路，便多一份建设国家的智慧和资源。深层次认识西方社会，直面自身不足，取长补短，是为真正的“勇者胜”。

（一）
城市很早就有。在美国殖民地或更早的时代，世界上已经有许多城市，其规模往往比北美殖民地城市要大得多。远的不说，在1750年，同样是位於新大陆的墨西哥城便有大约7万居民，秘鲁的利马城也有近6万居民，而当时位於北美洲的五座主要城市波士顿、纽约、费拉德尔菲亚、新港市和查尔斯顿的人口总和，勉强接近7万人左右。直至1775年美国革命前夜，这五所城市的全部人口总和，仍然不足10万人。

墨西哥城和利马城，是西班牙殖民帝国在拉丁美洲建立的行政统治中心和天主教宗教控制中心。西班牙殖民者以城市为据点，通过税收、掠夺金银和其它手段榨取和收刮殖民地财富。尽管墨西哥城和利马城内的教堂装饰得富丽堂皇，殖民者的行政机构也修建得气派威严，极尽奢侈之能事。相比之下，北美洲的波士顿、纽约、费拉德菲亚等城市不免有些灰头土脸，相形见绌。但是在西班牙人统治区，城市以外的农村地区却一贫如洗。城市与农村的关系是统治和收刮的关系，根本没有起到促进和推动农村地区发展的积极作用。

（二）
美国的城市，一开始便和农村地区有著非常紧密的关系。从1607年至1775年，在北美殖民地，大西洋东部沿岸地区，出现了波士顿、纽约，费拉德尔菲亚、查尔斯顿、新港等五座在商业贸易上相当成熟的城市，以及在沿海和内陆10余座较小的次要城市。这些城市在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商业和贸易往来中，扮演纽带和桥梁作用。城市组织并收购殖民地地区农副业产品和其它自然资源，把它们贩运到英国、欧洲大陆和其它地区；同时将英国的工业品贩运到北美殖民地。对于殖民地经济生活而言，城市不仅是农产品和其它产品集散地，而且组织、输送新到达的移民前往城市附近和内陆农业地区，从事农业开发活动。城市通过收购、加工、贩运、经销农副业产品，以及向农村地区推销进口工业品及其它商品，一步步渗透、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变化与发展。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商品贸易活动，开发了农村商业市场，维持并逐步扩大农村的收入来源和购买能力，同时也推动着城市经济自身的繁荣。其后在19世纪期间，将近100多年的美国城市化过程，基本上都是这个城市影响农村、促进农村的发展和变化，同时推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路子。

城市和农村的关系，南方奴隶制地区稍有例外，基本上是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之上，相对平等的商品贸易关系。城市和农村的商业往来，按照当时的农业产品，以及城市工业产品的市场价格进行，基本上是一种公平交易。在19世纪中期以前，美国国内的农业生产能力尚在发展之中，由於国内人口增长迅速，对粮食、肉类和其它农业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中期，战争、饥荒、宗教冲突在美国的主要贸易夥伴英国和欧洲大陆频繁发生，例如1793年法国大革命，1793年至1815年拿破仑战争，1840年代爱尔兰和其它欧洲国家的农业歉收和饥荒，1848年欧洲革命等等，极大地破坏了欧洲一些国家的农业生产力。与此同时，英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工业化的发展，美国国内现代制造业的兴起，都增加了对美国生产的粮食产品和农业经济作物的需求。在19世纪中期以前大部分时期内，农业产品的国内价格和国外价格都比较高，农民通过与城市的商品交换，为美国国内城市市场，以及国外城市和工商业市场，提供了大量农业产品，同时获取了一定的经济收入。农业、农村、农民经济收入的增长和扩大，为美国城市工商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新兴的工业、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广阔的国内产品消费市场。

（三）
城市的商业贸易活动，资金，以及人口等资源最为集中，而且信息流畅，交通条件相对发达。在城市和乡村的交流过程中，城市往往起着主导和推动作用。首先，城市推动了农业商品化的发展。在19世纪初期及其以前，除了南方的种植园外，东部地区的众多农民仍然以自己自足的生产方式为主。随著城市商品经济不断渗透到农村，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为城市市场和海外市场而生产。1815年以后，美国的西进运动开始进入高潮。西进的移民中，很多人一开始就抱有强烈的商业目的，利用西部肥沃的土地，从事商业化农业。城市为了扩大在农村地区的产品购销市场，不断投资兴修道路、运河和铁路，极大地缩短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空间距离，改变了农村地区较为闭塞、孤立的状况，方便了城乡经济交流，加强了农村地区和外部市场的联系。第二，城市的发展和需要促进了农业地区、农业生产范围的扩张，以及农业产品的多样化。19世纪以前，美国农业地区主要在东部。美东地区城市的发展，特别是东部地区现代制造业的兴起，以及南方地区棉花种植业的日益专业化，推动了向西部地区移民和西部地区农业开发。城市市场和其它外部市场的需要，促进了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五大湖周边地区、大平原地区的农业开发，以及德克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怀俄明州等地区牧牛业的发展，上述地区先后成为美国的主要产粮区和肉食品供应基地。内战结束以后，南方地区经济逐步纳入全国经济体系之中。为了适应全国各地市场的不同需要，南方的农业经济变得更加多样化。到1880年代，除了传统的棉花、烟草、大米和甘蔗种植以外，又增加了玉米、小麦、土豆等农业作物。北方城市中心的巨大需求，推动了南方农业地区蔬菜和水果种植的兴起，当地生产的苹果、花生、葡萄、西瓜等深受北方城市居民的喜爱。在加利福尼亚州农业和水果种植业启发之下，佛罗里达州也致力开发当地亚热带水果产品。很快，该州的柑桔、柠檬、菠萝等新鲜水果出现在北方城市的水果摊上。第三，在19世纪30、40年代以前，农业生产工具制造本是农村铁匠铺里的小打小闹。其后，农业工具和机械制造逐渐集中在芝加哥等城市地区，城市成为主要农业工具、农业机械、农业化肥生产公司所在地，依托城市教育、科技资源，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美国农业走向世界前列，发挥了积极作用。

城市服务于农村，也促进了城市本身的经济发展。在美国工业革命初期及其以前，城市的工商业行业有限，不足以支持和形成一个较大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城市的人口数量微不足道，不足以支持和形成一个五花八门的城市大众消费市场。城市依赖农村市场，其实是势所必然。一则农村人口众多，甚至超过城市人口，城市的工商业理所当然应该开发农村消费市场；二来当时城市工业行业和产品品种有限，城市工商业往往依靠农业产品从事食品加工业，工业原材料加工业，以及农业产品销售与出口贸易。在19世纪初期，新英格兰地区新兴的纺织品制造业，一开始就以全国为市场，不论城市和乡村，都是当时新兴工业的服务对象。为了联系、开辟和追求最大市场，城市成为驿道、运河和铁路等交通建设的主要动力。尤其是铁路的修建，不仅创立了火车运输行业，更带动了火车机车制造、钢铁、煤炭、木材等众多相关行业的发展，产生所谓经济发展的乘积效应。1870年以前，农产品加工、肉类加工是美国城市经济的主要工业行业，成为许多城市的经济发展支柱。随著城市经济的不断壮大，城市工业、商业、服务行业的种类日益增多，产品越来越丰富，城市容纳和支持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能力不断增强。城市工业之间的生产物资市场，银行、保险、证卷等为工业产业、以及消费者融资、投资的金融市场，城市大众消费市场和城市大规模劳动力市场沛然兴起，或者更加扩大、丰富和多样化。城市经济对于农村市场的依赖逐渐减少，城市市场渐渐取代农村市场成为美国国内经济发展的主体市场。与此同时，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被不断地吸入城市。即使仍然居住在农村的人口中，许多人也是从事非农业生产性质的工作。

美国城市、农业及社会发展史专家一般认为，美国城市对于美国农村地区有一个“推”(push)和“拉”(pull)的双重作用。城市在与农村地区的密切商业联系过程中，一方面“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同时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推出” 农业生产领域，吸收、纳入、或者说“拉”进了日益扩大和增加的城市和城市地区。城市在影响和改变农村，促进并扩大全国城市化范围的过程中起到，而且应该起到积极和建设性作用。

当19世纪90年代美国国内非农业劳动人口首次超过农业劳动人口时，当1920年美国的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时，美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踏上了一个新的，以城市市场为主体的发展平台。其后，这个城市市场发展平台不断扩大。到1970年，美国的农业劳动人口只占美国全国劳动人口的3%，城市居住人口达到全国人口总数的75%以上。20世纪美国的经济活动生于城市市场的平台，活跃于城市市场的平台，繁荣于城市市场的平台。美国的经济实力和生活水平，与其它多数城市化水平较低的国家比较，已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四）
城市和农村的关系，套用亚当.斯密的一句话，背后蕴藏着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城市和农村各有所需，各取所需，最终达到互利的结果。由于城市有资金、人才、信息和教育等资源集中的优势，城市在与农村地区的交流中，不仅仅处于主导地位，而且往往位于优势的地位。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商业市场，并不是经济学家所乐道的“完美的市场”(Perfect Market)，而是一个经济学家普遍承认的“不完善的市场”(Inpefect Market)。在美国历史上，城市和农村的矛盾一直存在，农村如果不是极端敌视，至少也是极为怀疑和不信任城市的扩张和城市的商业动机。早在独立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一些来自农村地区的州议员，凭借在州议会中的绝对多数，不失时机地把州首府从沿海城市迁至内地农业地区。例如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首府由查尔斯顿迁至内地小城哥仑比亚，费拉德尔菲亚让位于兰加斯特；后来，更为内地的哈里斯堡又取代兰加斯特，成为宾夕法尼亚州首府；位于哈德逊河内陆河口，靠近农业地区的奥伯尼市则取代了纽约市，成为著名的“帝国州”州首府；罗德岛州的新港也在当时让位于后起的普罗维登斯等等。当然，上述地区如今也早已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大型城市。

19世纪晚期以后，随著城市经济的不断壮大，特别是具有一定“垄断”和“寡头”性质的大型企业兴起以后，在城乡商品交流中，城市经济进一步掌握了资金、贷款等资源以及工业产品和交通运输价格的支配权。加上农业生产面积扩大，农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农业产品过剩趋势日益明显，价格频频下跌。一方面，农民需要更多的资金和贷款购买耕地、新式农具和化肥，另一方面，农民却面临产品价格不断下降的被动局面。伴随着逐渐频繁的全国性周期性经济衰退，农业产品的价格波动更加剧烈，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农民把一腔怨气和怒火指向城市，先后发起了“格兰其运动”，“农夫联盟”运动，并推动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党运动”等农民抗争活动。

城市和农村，有互助和互利，也有矛盾。在美国历史上，城市和农村的关系，积极、建设性的方面始终占主流。较为幸运的是，在农村经济陷于明显劣势之时，美国城市经济自我扩张的能力已经势不可挡，最终把绝大多数农村人口吸收、纳入城市经济体。20世纪下半期以来，从生产能力来看，美国农业领先世界；从人口数量看，农业劳动人口只是美国全国劳动人口中的微弱少数。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已经有了足够的财政能力，补助和扶持这一“弱势”经济群体。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其农业政策核心在于稳定农村收入和农村消费品市场，农业产品产量及合理的价格水平，保护城乡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共同利益，以及国家整体经济稳定运行。

多年以来，好来坞和美国通俗文化给全世界人一种印象，似乎美国西部是骑马持枪的牛仔打出来的天下。如果西部地区真是这些无法无天、头脑简单的牛仔一枪一刀杀出来的新天地，哪才是笑话。如果没有日益扩大的城市经济，没有城市在交通、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和帮助，没有密切的城乡经济交流，西部牛仔或许从来就不能独自存在。即使存在，很可能只能过着四处迁涉、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五）
中国的城乡政策，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陷入两个误区。一个是“以农补工”政策的误区。在“以农补工”思想指导下，制定了诸如“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等不合理政策，人为地取消了城市和农村之间正常的商品交易市场，和相对平等的市场价格机制。农村的财富年复一年地流进了城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但是城市和乡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农村的贫困，削弱、瓦解了原本就很薄弱的农村生产物资市场和消费品市场。第二个误区是实行严格的城市户籍管理政策，人为地阻断了农村和城市人员往来。由于上述错误的政策和指导思想，城市和乡村之间缺乏积极的、建设性的、良性的互动关系。城市和农村被人为地，以极不平等的方式分离开来，城市虽然拥有资金、人才、教育、科技、能源和交通等各方面优势，却没有能够更好地起到推动、带动、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旧的计划经济和农村公社经济的影响，遗害至今。疲惫而贫乏的农村市场，反过来，又制约了目前中国城市工业经济以及其它行业的深入发展、扩张与稳定；削弱了城市经济吸纳农村剩余劳动人口的能力，限制了中国城市化的深度和广度。

中国的城乡关系，还有另一个特点。由于政府政策对城市的长期倾斜，中国的城市和城市市场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非常之大，尽管城市人口在中国全国人口中的比例只占30%，城市人口的绝对总数却已经非常之大，达到3亿5300万人的庞大数字。换句话说，在农村人口仍然占全国人口70%的情况下，中国已经有了一个极为庞大的城市消费者市场。正是因为中国的城市市场已经拥有了人数众多的城市消费者，城市经济中的各行各业更加注重开发和追逐已有的城市市场(包括海外市场)，而轻视、忽视、甚至放弃了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市场，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市场的开发进一步相互脱节。

厚此薄彼，依靠城市一条腿走路，城市和农村相互分离的经济发展道路，必然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均衡性、持续性和稳定性。若干年前的“内需不足”现像，在相当程度上，是农村市场发展水平低下，城乡发展不平衡的一种表现。有人说，“内需不足”的原因之一，是供需结构或者产品结构不合理。许多传统工业生产能力和传统大众消费品过剩，产品结构、产业结构转型缓慢，不能满足当前消费者不断变化的需要。这个分析，应用到城市市场，基本上不错。应用到农村市场，恐怕不见得。在中国，一些传统工业较多的城市，应该想一想，怎样联系、帮助、和发掘农村市场，挽救处于困境的传统产业，避免更多工人下岗失业。城市的问题有时不能仅仅依靠城市自身来解决，开发农村其实就是帮助城市本身。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城市和工商业发达地区，吃水不忘挖井人，一方面应该进一步加强与其周围农村地区的联系，另一方面，眼光应该放远大一些，想方设法开发内地市场，包括农村市场。沿海城市在资金、人才、教育、信息、产业结构、产业基础、商业经验等方面颇具优势，在推动内地市场开发和城市化过程中，可以起到与其经济实力相等的作用；并在此过程中，一定能进一步壮大其已有的经济活力。

中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每年内地民工源源不断地涌向东部较为发达的地区。客观上，内地出来的民工为东部地区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东部地区的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缓和东部地区人口压力，关键在于提升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实力，包括加快农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西部城乡市场颇具潜力，有眼光、具魄力的东部城市，特别是城市企业和企业家，不要因为内地暂时的困难而错失深入中西部城乡市场的时机。

中国的中部和西部内陆地区，农业面积广大，许多农业地区依然十分贫穷落后。中西部许多城市应该充分利用周围地区农业资源和土特产品，形成独具一格的农副产品加工业和出口(省市内外、国内外)基地，在协助当地农业发展的同时，促进城市经济成长和壮大。在人人津津乐道“知识经济”、“IT产业”的时代，鼓吹工农结合的发展之路，似乎不合潮流，不够过瘾。其实经济的发展主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不同于赶时髦。经济发展最讲不拘一格，产业建设、产品开发，方向和目标都是要满足市场的需求。一些基础较差的中小型城市，若能依靠当地农业或者其它资源优势，使城市经济先有所依托，在积累资金和财富的同时，不拘一格地发展其它产业。

（六）
20世纪的美国，新兴城市之发展曾经一日千里。洛杉矶、西雅图、底特律、休斯顿、达拉斯等城市的故事，耳熟能详。在众多城市中，凤凰城的发展史尤其令人称奇。凤凰城位于美国西南内陆地区亚利桑那州，周围全是沙漠。早在1867年，已有人在当地定居。沙漠之中建城，水利为先。1902年至1911年，凤凰城利用联邦政府提供的财政资助，建立了罗斯福水坝。水资源管理和灌溉系统，促进了当地农业发展，也使凤凰小城成为周围农业地区商品集散地。沙漠内地荒远之城，最忌与世隔绝。1900年，凤凰城初次插上火车的翅膀，与外界连通了铁路线路。加上州首府设立于此，凤凰城很快成为当地政治、经济和交通运输中心。1940年代，为了国家战略需要，美国政府把一些国防基地分散布置在美国全国各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凤凰城是美国重要的空军训练基地，有数个空军基地和一些相关的军事工业，从而带动了当地新兴的电子产业。到1980年，凤凰城已经是全美国第九大城市，其高科技产业、金融业、商业贸易、旅游等各行各业之发展，无不令美国其它城市刮目相看。闲话少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城市和农村需要同步前进。

农村要发展，光靠农村不行。农村在资金、人才、技术、信息等资源和市场建设方面都处于劣势，需要城市参与和推动。中国的城乡发展道路，走过不少弯路。中国的城市，欠农村的太多。中国现政府的政策，包括部分城市政府的政策，日益注重扶持、沟通、发掘和开发农村市场。城市企业和企业家也应该放眼农村地区，积极推动农村市场开发。农村市场的兴旺，是进一步促进中国城市经济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城乡互动促进城乡发展，加快农村向城市的转化，逐步以最广泛的城市市场取代农村市场，改善农村生产和生活条件，缩小城乡差别，提升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

中国革命，曾经走过一条很有创意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政府近年来提出的以城带乡，城乡互动持续发展战略，深具远见。其实现，需要积极探索并走出一条依靠城市影响、渗透、开发、改变农村的道路。

启明
2006. 9. 13.

[本文系根据作者有关美国经济是书中“城市化”章节部分内容改编整理而成。此文也曾于去年发表于国内主要报刊。此处标题有所改变，如有转载请注明作者。-qm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