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雍正十年，公元一七三二年，广州发生了一系列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二品大员，满洲贵族，官居粤海关监督的祖秉贵。祖秉贵是镶黄旗的包衣，却是满族新贵，深得康熙帝的宠爱；年纪轻轻，就当上了主管一省钱粮的布政使。后来又当了几年户部侍郎，康熙五十九年，公元一七二零年，当上了封疆大吏，广西巡抚，威震一方。

祖秉贵既是上三旗正宗贵族，皇亲国戚，又是少年得志，想来必定骄傲，目空一切。具体事迹不得而知，但是过了几年，到了雍正朝，就被撤职查办。雍正对祖秉贵，当年也不算苛刻，撤了职，也没有深究，只是让他闲赋在京。至雍正七年，又想起了这个满族新贵，上谕说念他还年轻，尚有前途，派任粤海关监督，兼监察御使。除了任命的圣旨外，按例发密旨一道，有专折上奏权。

雍正皇帝对祖秉贵，多少有点象是一家人的态度。年轻人犯错误，准予改过自新。当然皇亲国戚之间，七大姑八大姨托人说情的情节，估计也是有的。但是关键还是在于雍正愿意相信并且重用自己的包衣奴才。粤海关监督，在祖秉贵以前，向来是巡抚所兼；自祖秉贵始，独立设海关监督；名义上虽然是户部所派，其实却是内务府的要员；何况祖秉贵本来就是巡抚出身，官居二品，又可以专折密奏，其地位，毫不逊色于两广总督。

粤海关监督地位之重要，在于当时广州的外贸形势十分喜人。每年有近二十条西洋巨船，挂着各色旗帜，来广州进口茶叶、瓷器、丝绸、香料甚至生锌，带来的都是锃光瓦亮的西班牙银元，十成十的硬通货。外贸形式喜人，当地官民自然是皆大欢喜，生产劳作的，囤积居奇的，外贸公司，收入多多；新兴了许多行业，领航、翻译和买办，都是为外商服务，第三产业也发展迅速，至于衙门里的老爷，书办，衙役，自然也大大地中饱私囊，不亦乐乎。

海关监督一职，久由广东巡抚兼任。但是早年的巡抚，对外贸，一是不懂，二是多少有点马马虎虎，并不管得很多；康熙朝末年，吏治败坏，所以粤海关上上下下，贪得不亦乐乎。最主要的办法，还是敲诈勒索老外和外贸公司；比如丈量船只，如果不是每天送红包，本来一天可以量完的事情，十天也完不了。所以那个时候，前来做生意的老外，无不熟知红包的妙用；红包的送法，也和眼下的送法一样；无非是托中国的商人，或者翻译，给衙门的某某，悄悄地递过去；很快，所托的事情，也就办妥了。

雍正朝整顿吏治，广东巡抚杨文乾算是一个能员。凡是能员，通常是精力充沛，无所不管；所以杨文乾对他兼任监督的粤海关，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之一，是将有执照和外国人做生意的外贸公司，组织起来，任命行头，领导其他外贸公司，有组织地和外国公司做生意；其二是整顿海关吏治，把所有敲诈勒索的规矩，统一合并成一项固定费用；好比现在的所谓报关费，总共是一千九百五十两白银，称为“缴送”，一律上缴国库，其他的敲诈勒索，概行停止。

杨文乾的第二项改革，把广州对外贸易中的所有参与者，全部得罪遍了。欧洲人觉得付了“缴送”，该被勒索的，还得被勒索，所以极度不满；衙门的大大小小官吏顿时被断了财路，杀了杨文乾的心都有；外贸公司夹在中间，没有红包这样美妙的东西作为润滑剂，外贸业务自然跌跌撞撞；做商人的，自然最怕环节上的繁琐，所以对杨文乾也大为不满；这些不满加在一起，杨文乾便大大地有点不妙。

不妙是不妙，雍正皇帝还是喜欢这样的能员的；雍正六年，上谕命杨文乾到北京，具体解释为什么这么多人，对他的改革咬牙切齿。杨文乾忙而不乱，随身带了一个著名外贸公司的老板，帮他做旁证，在北京滔滔不绝地解释了他的改革措施和整顿吏治的成果，结果龙心大悦，得到了雍正皇帝的充分肯定；杨文乾凯旋而归。

杨文乾的凯旋，等于是他的外贸制度改革的凯旋。从此之后，广州的对外贸易，便有点中规中矩起来；海关税收大增，外贸公司也重新排列组合，在严格的制度下，成了官府的代理。可惜杨文乾第二年忽然暴病身亡；便宜了祖秉贵，以独立的海关监督的身份，带了一帮家人，拍马前来广州上任。

【二】
作为粤海关监督兼监察御使，祖秉贵的任务主要有三项。一是管理粤海关，二是替雍正监督广州其他的大员，特别是专折密奏，打小报告；三是对内务府负责，采办贡品，以及把外国人送来的稀奇东西，直接送往北京。这些任务当中，想来后面两项，祖秉贵和其他满洲亲贵一样，自然是行家里手；向皇帝拍马屁，打小报告这种事情，向来是当官之人，无师自通的本领，何况祖秉贵当过户部侍郎，广西巡抚，可以说是熟门熟路。

但是第一项，管理中外贸易，祖秉贵绝对是外行；好在唯一的内行人杨文乾已经呜呼哀哉，打下的基础甚好；照虎画猫，祖秉贵也大大施展了一番手脚。上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抓住外贸公司当中，最大的几家，紧紧地控制起来。所以祖秉贵延续了杨文乾的制度，任命了五家外贸公司，作为海关的重点依靠对象；只是把杨文乾时代的叫法“行头”，改了一个名字，叫做“总商”，想来比“行头”，要好听许多。

却说当时的外贸公司，称为行商，乃是官府特许的行当，非专门的外贸执照，不能执业。康熙雍正年间，当行商，不算复杂；向官府申请，外加红包；批下来，就算是行商。但是当行商，资本要求很高；非大富人家，不能胜任。但是广州的地主土绅，似乎不屑于当这种劳什子的行商，每天周旋于官府和红毛老外之中；因此在广州当行商的，都是来自福建漳州和泉州一带的暴发户；暴发于走私丝绸瓷器等去吕宋等地；熟悉外贸，甚至能操一口洋泾浜英语，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到广州开个大大的外贸公司，起个花团锦簇的名字，什么崇义行，广顺行，如升行，大大地挣下了一份产业。

雍正七年到雍正十年，这种福建暴发户的外贸公司，基本在十九家左右。历史上所说的广州十三行，和这个时候的外贸公司数量，没有直接的关系。十九家当中，祖秉贵选了实力雄厚的五家，任命为总商。其中特别重要的是，陈寿观的广顺行，陈汀观的崇义行，以及陈芳观的孚德行。这五家外贸行，于是脱颖而出，独占鳌头。其他的行，不免相形失色。

福建漳州泉州一带，大概那个时候，名字当中都有个“观”或者“官”字；因为是没有功名的商人，所以名字也马马虎虎，不甚讲究；到在广州注册公司时候，清一色地用了“观”字，作为大名中的最后一个字；所以名字显得有点古怪；老外大概不喜欢类似“崇义行”这种拗口的叫法，于是就给重要的行商起绰号；绰号的起法，多数是按名字发音，比如陈寿观，就称之为Suqua，简单上口；久而久之，Suqua就成了广顺行的商标，所以外国的档案中，从来查不到陈寿观，或者广顺行；有的绰号生动，比如远来行的老板，大概很胖，所以绰号前面，干脆加个胖字，叫 Fat Hunqua。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被海关监督选做总商，未必是一件幸事。这种荣耀的代价有两个方面，于公，要替粤海关代管外国人，要保证他们在广州的时候，一切符合天朝制度，不给监督大人添麻烦；于私，则要负责把祖秉贵的个人腰包装满。祖秉贵只要出题目，就要应着，让他落个脑满肠肥；付出了这样的代价，少不了能包揽外贸生意，赢利多多。所以被选为总商的行商们，多少有点两难。两难当中，出现了两个极端，一个是陈寿观，和祖秉贵混成了铁哥们；另一个是陈芳观，天生的驴子脾气，非和祖秉贵对着干。故事就这样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