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一九八九辩护[摘自《中国”六四”真相》
蒋洁廉
序言
十年了，我没有听到任何动静……一块没有雨露的干涸土地。
我要余下一点人性，免得死于干涸。
–尼采《快乐的知识》
那些聪明的希望吐出
这卑下的虚伪的十年……
所有的人共同密谋
要让这个宅屋接纳
家庭里常用的家具
……害怕黑夜的孩子
从未有过幸福和欢欣。
–奥登《1939年9月1日》
”在对人类犯下的罪大恶极而未受到惩罚的暴行之中，我要为人道这一事业而
战栗。但仍有一些属于那种低级的和堕落了的心灵方式的人们，他们都以一种沾
沾自喜的敬畏之情在仰望着国王。”1（注1）十年来，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岸的自由
之树的在她发芽的季节被压倒之后，又在随后的日子里遭受到了各种疯狂的精神
活埋。这是一个被强迫遗忘的季节。活埋工程的设计者和”自愿行刑者”在其上覆盖
了金钱，让路人忙于为之奔走而听不到地
下的呼声。然后它偶尔被”低级堕落者”翻找出来当做烧火的木材，用来蒸煮他们永
远不变的”幸免于难”的否定神话。那些每年向这块罪恶而沉重的土地撒落白花的人
，继续被坦克霸权打制成监狱里常用的家具，逼迫他们按坦克的姿势腐烂。然后
是岁月的风沙在打扫一切血迹和污迹，被活埋的呻吟在风中渐行渐远……
在无耻污蔑和强迫遗忘的引导下，在民众那里，在未来者那里，在旁观者那
里，在国际社会，对中国这个唯一野花开放的季节仅存的记忆便是各种肤浅的误
会。这种误解远远超过我的想象，当我与之相遇的时刻，我的惊恐和愤怒使我深
深战栗。我曾经坚定而乐观地以为，这个季节的正义性简直是象太阳从东方升起
一样为中国社会和海内外人士所认同，然而，这从城市广场生起的绿色的太阳正
被郊区的居民当做风筝来观赏和嘲弄。更可怕的是，误解如此普遍的存在正在转
化为孩子们的”常识”。我也提醒中国自由运动抛弃幻想：不要以为对我们不证自明
的道理对所有的人都是不证自明的。”现代化的污蔑手段”使理解自由的人远远少于
误解和污蔑她的人。而且我从电视上已经发现，这种污蔑经达到了陀思陀耶夫斯
基所说的”自体中毒”的地步了，即说谎者由于自己反复说谎，自己都相信那是真的
了。有人说”历史不会忘记”。是的，世界的良心并没有忘记皮诺切特。但我们必需
明白，没有忘记皮诺切特的不可能是”历史”，而是一些勇敢的人道主义者，是持续
地反抗遗忘暴政的人类良知。我确信，没有来自良心的呼喊，”历史苯磐磺小?
为了抗拒”笑和遗忘”，我要为被活埋的生命辩护，在上帝
的法庭上。我要捍卫常识，捍卫历史的真相，在死难者寂静的目光的注视下。
一，夺权论
把八九民运描述为一嘲”政治夺权运动”，是”秩序党”在现代社会进行的陈腐丑
恶的表演之一，是自由主义在东方社会必然遭受的”来自低一层次的批评”。正在使
用石器的原始部落必然把计算机当做特殊的石器。根据”阔起来了”的”无套裤汉”可
怜的政治常识和不幸的历史”经验”，它把89民运看作群众造反和学生夺权运动，
认为89民运的政治目的是要夺取他的宝贝权力或”吃饭的家伙”。这是落后政府关
于政治问题的全部见解或全部知识。李光耀马上随声符合这个”夺权论”，并依此为
基础无耻地反问：学生掌权后能治理好国家吗？而中国的很多民众同样认为1989
年民运是秀才造反（夺权），因而有”十年不成”的可爱的惋惜或可悲的冷嘲。然后
是一些”理性明星”登场，他们评论说：”如果更理性一些，可能权力就到手了。”
”夺权论”对民主政治的无知使我震惊。这种舆论是对已经倒下的自由的第二次
活埋，它使自由如一个孤独软弱的人面对一群愤怒愚蠢的暴民。对任何人道主义
行动进行唯一的实用主义的”还原”，是我们这个民族最拿手最本能的文化习性。
我希望人们记住：八九民运的目标不是政治权力本身而是实现公民权利。八
九年的学生运动其主流不是要取得权力，而仅仅是为了要取得批评权力的权利和
保护自己的权利不受侵犯的权
利；其次它是渴望建立一种政治制度，这种制度能够保证无论谁取得政治权力都
是民主和平选举的结果，而不是使用暴力和耍弄阴谋的结果。自由主义既无造反
夺权的目的，也没有”打倒篡夺”的诉求。八九民运没有把执政党用暴力”赶”下台的
任何意图，至多不过是希望建立一种体制，这种体制可以保证执政党的”上台”与”
下野”都是民意的结果，而不是盗用民意的结果。至于把某个人赶下台，这从来不
是民主运动的政治理想。民主运动的政治目标不是”换人”，而是建立和平的”换人
制度”。
即使八九呼吁执政党下台，也是希望以和平和公开的方式，任何公民都有这
个权利。是的，”为什么就不能批评共产党的领导”？这真是岂有此理。”反对共产
党的领导”这绝不意味着民运人士自己希望以中共的方式取而代之。在民主制度已
经建立的前提下，至于是中共，还是”民运分子”都可以参加政治权力的自由竞争–
但那已和民主运动本身无关。到那时，至于在此基础上，公民民主选举制度是否
选举”学生”–李光耀认为89民运仅仅是学生运动，这一点他与他的”中国朋友”是矛
盾的，因为中国同志认为是一小撮人领导了学生而演化为一场全民运动（社会动
乱）–以及”学生”是否有能力领导国家，就无需李光耀先生操心了。他应该相信人
民自己会对自己负责的。
但”夺权论”不小心透露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1989年的血腥镇压民主行动
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捍卫权力的稳定，而不是为了什么社会稳定和公众的利益以
及什么主义的信仰。它暴露了”平息”的政治本质。”夺权论”意味着”我”镇压你就是
因为”你”要夺”我”的权，而不是因为你”破坏社会稳定”和”要求民主自由”。”秩序党
“对一切社会丑恶和残暴都可以”宽容”，
它唯一要反对的事情就是任何有”夺权”意向的思想和行动。由于它的历史经验，由
于对权力稳定的神经高度紧张，一切批评行动都被它视为”这是一场有计划、有预
谋的夺权运动。”，而它唯一的反应就是军刀。
正是从”夺权论”这个虚构的前提出发，他们才寡廉鲜耻地质问：学生们掌权能
治理好国家吗？结论仿佛自然是应该镇压，而似乎镇压还为中国人民作了一件大
好事。仿佛只有他们才能治理好国家似的。事实上，这个前提完全是虚构的。不
仅如此，人们更有权利质问：那你们”掌权”就能”治理好国家”吗？正是人们经过无
数次的惨痛经验已经确信在现有制度下你们治理不好国家，所以才要求民主的。
但这丝毫不意味着要求民主的人自认为自己可以治理好国家；自由主义者认为，
任何自诩不受监督就能”治理好国家”的理论，都是一种十足的狂妄和谎言。
”夺权论”污蔑也是纯粹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理性明星”以此证明了他
的权力崇拜本质和自由信仰的作秀。阿仑特说，极权社会中的”群众”不相信存在没
有现实利益动机或实用性阴谋的社会事件。既然毛说，”‘利’者，权力也”，那追问
一切行为的物质利益动机或”权力动机”就自然而然的了。”卑贱者的特点是，眼睛
只盯着自己的利益，一心想着实惠和好处。这思想甚至比他内心最强烈的本能还
要强烈，他绝不让本能误导自己去干没有实惠的事，这便是卑贱者的智慧和情感
了……卑贱者对高尚者的激情是蔑视的。”2（注2）根据这种”智慧”，根据
他们自己的人生经验，他们绝不相信会有高尚存在，认为任何行为都必然有利益
动机；对一切行为进行利益动机分析是卑贱者的共同兴趣，所以他们无论如何都
坚持认为民运人士是有权力动机的。”对卑贱者而言，一切高尚、慷慨均无意义，
因此也是不可信的。……他们怀疑高尚者，以为高尚者有隐蔽的小径寻找好处似的
。当他们明白无误地确信，高尚者并未达到自己的目的和捞到好处，就把高尚者
当成傻瓜。”3（注3）由于”动物的凶猛”，自由总是落在下风，于是”傻子”，”疯子
“就成了贱民社会送给革命者和自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唯一的称号。
作为贱民的代表，极权者无一不是”窥阴（谋）癖”患者。”询问动机的习惯，
……此乃愚不可及的习惯，但也恰是专制者的诀窍和诡计所在。”4（注4）当局采
取迫害和镇压行动之前有一个经典的动机询问：”他们到底要干什么？”或”这是为
什么？”它万变不离其宗的答案是：这是为了权力。由于专制政治权力的不合法，
它的这种神经脆弱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
”夺权论”既是政治”误会”，也是政治经验。中共当年就是从学生运动起家的，
它”利用”学生运动唯一的目的，的确就是要夺得政权，这种经历自然使它对学生运
动特别敏感，以为别人不可能比他们更高尚，它不知道也不理解除了权术阴谋以
外，政治文化还有更广泛的内容，而那些内容远远不是追逐权力的。
，民众早已不信任政府了，不反抗政府并不意味着
支持政府，而是仅仅出于对暴政的恐惧。
对”贱民”来说，”利用论”完全是自我侮辱。比如有人说：”我不能不提’高自联’
，因为不论广场上运动多么如火如荼，大家怎么动机纯洁，不幸的是’高自联’成为
了这场运动群众方面的代言人，而他们也把外面的人山人海放到了自己利益的天
平上，时至今日还以民主精英自居好换更多的绿票子”。在戴晴和刘晓波等人的文
字里也多见这种指责。这是一个老掉牙的论点，这个论点一个基本逻辑前提是”大
多数人”是白痴，至少与论者相比是白痴，所以他们参加和支持运动完全是上当了
，而不是自己理性自主的选择。我们必须清楚：自由是每个人自己的事业，利用
论的批判内含一个前提：”民主精英”应该在智力和道德上领导我们，因此他们应该
承担道德责任和政治责任，这反而充分表达了一种深入灵魂的奴性。是的，”民主
精英”应该反省，但我不同意对”民主精英”的全盘否定，至少他们比我有道德勇气
，而我要求他们应达到的道德水准我自己并未达到，何况他们比我付出了更惨痛
的代价。任何运动都必然有少数人冲在前面，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他们就代表运
动，或永远在任何问题上都代表运动，这个代表权恰恰是由于”利用论”的奴性意识
强加给他们的。另外，社会批评最忌动机分析，因为你无证据。这往往是低贱者
的喜好，而且分析者自己也难逃动机分析。这又是一个批判的常识。
二，失败论
从”夺权论”的立场出发，一些同情民运的人士悲叹民运”失败”了。他们的意见
是，由于民运夺权不成功，所以失败了。自由主义由于没有权力的诉求， 因此不
使用”失败”这个功利色彩特别浓的用语。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的斗争不是权力斗争
。我们不能把前南非政权将曼德拉”成功”地关进监狱，说成是那个政府”胜利”了，
而曼德拉”失败”了。不，不能进行这样的二元论思考。曼德拉的政治目标不是与暴
政较量暴力，不是”力量”与”力量”的对抗，而是”上帝”与”力量”的对抗。上帝的目
标是救赎，由于他的目标不是”胜利”，因而从不”失败”。你可以说，八九民运建立
自由秩序的政治理想没有达到，因而”失败”了。但这同样是一个不准确的判断。自
由主义是一种方法，一种行动，它是为了”正确”而行动的，而不是为了结果而行动
的。因此，即使明知镇压的结果，自由主义仍然要行动。1989年绝大多数参加民
运的人，特别是在民运的早期，都明知结果是什么，尽管他们不可能预知当局如
此残暴的镇压手段，但他们知道镇压是一定发生的。追求自由的人不是为了参加
民运可以取得”胜利”，而是为了这样作是”正确”的。既然八九民运的目标不是”胜
利”，就不能用”失败”来作结论。失败论可能侮辱了良心自由。
1989年的镇压行动是中国的失败，是权力者人性的失败。他的灵魂世界里，
权力自私击败了人性的悲悯，并杀死了他的人性。这种失败在自由主义那里表现
为生命的大悲剧，转化为自由精神继起的执著。六四悲剧一个重要后果就是进一
步促成自由主
义从”持不同政见”者向”持自己意见”者转化。持不同政见者最早是指苏联党内的不
同意见者，它的准确定义是一个集团内部的持与集团主流意见不同见解的、集团
内部的成员。因而中国自由主义者不应是”持不同政见者”，毋宁说是”持自己意见
者”。特别是1989年以后，中国的自由主义应该成熟到独立了；自由主义者并不
是为了和当局持不同意见而热爱自由，自由主义是为了热爱自由而可能与当局有
不同意见。自由主义不把表达同当局的”不同”意见为出发点，而把表达自己的意见
作主要任务。
三，成熟论
在”失败论”的基础上，有人将”失败”的责任归因于学生（我们在后文讨论这种
错乱），并把它归因于”学生的政治的不成熟”。”不成熟”也是民运分子和一些知识
分子对八九民运的反思。
”成熟论”主要想表达的可能是认为89年没有形成统一有效的领导组织；或者
学生们在政治上不成熟，没有团结党内开明派，因而导致了运动的失败，并促成
了”改革派的下台”。
正如读者所知，我并不反对我们应该反省。但任何反省都必需坚持三条原则
，一个是公正原则，即反省历史必需从当时的历史特定情况出发；二是道德原则
，就是要有基本的是非意识，不要认为”胜利了”就是对的，”失败了”就是错的；三
是忏悔原则，即尽可能反省自己，而不是事后诸葛亮，不是历史性的否定人格，
通过贬低他人的不成熟显示自己的成熟或理性。
从公正原则出发我认为，首先，学生就是学生，不是军队，也不是一个强有
力的革命政党，更不是地下组织，这是一个基本事实，是八九民运的主体性前提
。其次，八九民运的参加者还有社会各个阶层或不同思想的代表者，由于运动几
乎是猝然暴发的，加之40年来党对结社自由的镇压，使”前代议联盟”的建立缺乏
更多的时间和更成熟的经验。”社会和人民不是连队，不是有你发出口令向左或向
右转齐步走，大家就按你的口令走。现实不是这样，请记住我的话”（戈尔巴乔夫
），这也是当时的基本情况。”与党内开明派结盟”的前提是民众知道谁是”党内开
明派”，而中国40年的政治运动和它封闭的统治习惯使民众不可能知道这一点，
也必然缺乏对任何党的官员的信任。这也是当时的基本事实。
从道德原则或是非原则出发，我认为，我们对一件事情进行价值判断，标志
是”是非”，而不是”利害”。首先，自发性与多元性本身就是一切社会运动自身的特
点。只有官方领导的群众运动才可能是”理性”的有组织有统一目标的。特别是民主
运动，由于自由主义本身的规定性，它即使有组织也反对强求一致。我们必需把
八九民运看作是自由运动而不是革命行动。在这个意义上说，”不成熟”就是民运的
“成熟”，因为这场运动没有转化为群众运动或极权主义运动，它成功地在自己的轨
道上运行。自由主义运动与以铁的纪律为原则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完全相反的，它
正是对这种”成熟”政治传统的超越和决裂。民主运动同共产党地下革命运动有质的
不同，它不需要建立秘密组织和铁的纪律，它不依靠铁腕人物的超人意志而是依
靠公民自愿的整合来达到目标。理性、和平、合法、公开、是民主运动必须坚持
的原则。离开了这些原则，民运极有可能走向反面，历史也可能出现倒退。
波兰红衣主教维斯基说：”波兰的自由条件是和平”，他真正理解了自由。其次，所
谓学生在政治上不成熟，无非是说学生不精通”权术”。自由主义者拒绝这样成熟，
他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精通政治阴谋，如果自由主义真的象政客主义，那才真正是
可悲的。
从忏悔原则出发，我希望我们作更多的自我反思：当批评学生不理性的时候
，自己必须反省：我的理性在哪里？在那场运动中，我们自己是否因为恐惧而不
是因为理性而未能表现出足够的道德勇气；是否因为权威人格而损害了责任感和
合作精神；是否应该对金水桥上湖南两位愤怒的公民今天悲惨的命运感到由衷的
忏悔；是否应该更多地宽容学生的”不成熟”而谴责自己过于”成熟”–因为当时学生
表现”不成熟”的时候，你”成熟”地躲在哪里呢？
在保卫个人权利的事业中不应该有多愁善感也没有必要迁怒于人；每个人都
应承担责任；我们不能把悲剧的责任指定给某个人或某些人，那等于否定了自己
独立的人格和理性。尤其不能怨天尤人，因为当初你也在。作这种指责的还有一
些卑鄙小人，他们当初是看客。中国总有一些人习惯在别人尸体倒下后品头论足
，如果不是为了掩饰当初自己胆怯，就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先见之明，以求得一种
心理优越感。这种阴险的人就是苍蝇。鲁迅说，中国有很多这种苍蝇，平时他们
躲在肮脏的角落里，一旦有人中弹倒下，他们马上飞上来，嗡嗡叫，分些残血吃
。但”完美的苍蝇毕竟是苍蝇，有缺点的战士毕竟是战士”。
当然，个人忏悔并不是作秀。我最近听到一位流亡海外的”学生领袖”的忏悔独
白；他说，他应该忏悔，因为当年没有尽到领导的责任。这种忏悔的主要目的似
乎是在于强调他”当年曾经领
导过”，而不是强调”没有尽到责任”。我想我们大家必需都明白，那不是事实，在
那场运动中，我们没有领导过任何人，只是我们更多冲在前面而已；所有参加运
动的人都是自愿和自主的。我们领导了我们自己。1989年每个人领导了他自己。
这意味着我们还没有资格那样忏悔。
四，利用论
”一小撮人有计划有预谋地利用学生发动的政治动乱”。这句话里蕴含着一个政
治阴谋和两个人身攻击。
这种攻击不仅是一种政治”窥阴癖”习惯，它有更阴险的政治算计。这种算计是
以”多数暴政合法性”这个原始的政治原则为出发点的。首先，把批评运动或民运的
发生归结为少数人的阴谋，可以暗示反对他们的是少数人而不是多数人；镇压少
数人总是有理的，即”显得有理”，特别是在毫无个人自由传统的社会。事实上，这
个”少数”完全是一个阴谋，是一种骗局。恩格斯曾愤怒地批判这种论调说：”把革
命的发生归咎少数人的煽动的恶意的那种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
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
这种要求得到满足。”把几百万人说成是少数人，而把中南海少数人说成是多数人
，抛开”个人主义”的立场，任何诚实的人都明白，这是地地道道的政治谎言。
历史上的”利用论”无一例外地攻击这”少数”几个人的”个人品质”，以其可以证
明这几个人”发动”的运动同样是可以攻击的。通过人身攻击污蔑异议人士，这已是
它几十年来的老习惯
了。他们对民运人士的攻击完全是一种政治流氓作风，甚至通过罗致性犯罪来败
坏和破坏自由主义的声誉，这种下作行径同样来自可悲的流氓习性。
事实上，1989年的民运人士是中国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和人格高尚的自由主义
者。但民运人士从不把自己视为道德完人。他们是一些有缺点的人，他们不把自
己看成是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他们也不认为他们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因为他
们知道廉耻，他们知道那是疯狂，他们知道每个人都是有限者。民主运动是人的
政治活动而不是神的政治活动。
同时我们必需表明，社会不应对民运人士期望过高，这种过高的期望恰恰是
与自由精神背道而驰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89年的民运精英们对运动起了一定
的作用，但它的产生和发展主要都是每个人自己自主的选择。即使表面上每个人”
听从了”精英的意见，那也仅仅是因为精英们表达了他们自己的意见，而正好二者
的看法相一致。任何社会活动总是有人走在前面，这是十分正常的和必然的。但
这绝不意味着前面的人利用了后面的人。谁也利用不了谁。”利用论”实质就是对”
被利用的人”的人身攻击和自我侮辱。对官方辩护士来说，”利用论”是一种视人如
猪的无耻理论。这种理论充分暴露了论者对人民的基本态度或真实的评价，这种
理论表明，他们从来没有尊重过他们一向鼓吹要为之服务的人民。根据”利用论”所
蕴含的逻辑，人民永远不可能有独立的政治见解，永远只能被个别人利用，如果
不是被他们自己利用–他们多年来的确争取做到了这一点–就是被反对他们的人利
用。在封闭的时代，它把批评运动污蔑为受内部敌人的利用，在开放时代，同时
也为了刺激”爱国贼”特别发达的民
族情绪，它把这种批评运动视为受外国特别是所谓”敌对国家”的敌人的利用。恩格
斯所说的”那种时代”并没有过去，它被继承下来了；那个谎言，在20世纪成为所
有集权国家镇压自由而普遍尊奉的政治口号。比如，在”民主德国”，”我们不把这
些反对派小组看作是民主德国自身产生的一种抗议而加以接受，而是看作西方操
纵的捣乱分子……社会主义是不会产生’异种’的”5（注5）。在苏联，”寡廉鲜耻达
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正如当初宣布列宁是按照德国情报机关的指使发动政变的
德国间谍一样，今天，我们的黄色报刊也在改革的倡导中’找出’几个秉承西方情报
机关的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这些已经属于政治精神分裂症方面的事情了”6（注6
）。在匈牙利，”不正视匈牙利人民对我们过去实践的裁决，……简单地归咎于只
是个别人的阴谋活动。如果是这样的活动，那就把我们自己说成是清白无辜的了
……不能说党对党内发生的事情没有责任。”7（注7）。在中国，在1949年以前、
在1949年以后、段祺瑞政府、蒋介石政府都无一例外地是”利用论”者。”利用论”
否认了它所信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即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社会意识；它
也否定了它所信奉的社会主义政治哲学，即人民自治原则和理性平等的原则。
我不否认在长期愚民政策下人民中的一部分可能在一定时期内被权力”利用”，
权力占有政治稀缺资源，可以与群众进行
政治交易，这种交易不可能发生在批评政府的运动中。但即使是如此，权力与群
众的这种关系更可能是互相利用。纯粹的单向利用是不长久的，这正如林肯所说
的：”你可以在某些时候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在所有的时候欺骗某些人，但你不
能在所有的时候欺骗所有的人。”事实上，八九民运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民众反抗被
中共利用的总暴发。长期以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