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价论

　　这是一个纯粹历史主义的命题，它说：”历史的进步–无论是共产主义的进步
还是自由主义的进步–总要付出代价，难免犯错误、走弯路。”因此，根据这一理
论，六四惨案是历史进步应该付出的或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这是一个毫无人性的
理论。我提议，既然他们如此热衷于”历史的进步”，那么为了”历史的进步”，就成
全他们让他们付出代价吧。我们马上就会发现，代价论是一个十足的谎言。

　　这种论调至少存在两个谬误：把历史人格化，和将对历史的事实判断偷换为
价值判断。

　　历史是什么东西呢？歌德充满敬意地说历史是上帝神秘的作坊，然而在我看
来历史不过是人类的尿布。也就是说，历史本身没有任何价值，它仅仅是人类为
方便思维杜撰出来的纯粹的语言工具。因此，”历史的进步”实质上是说人的进步。
那么人的进步表现在哪些方面呢？那就是越来越远离残杀和粗暴的野蛮状态。
1989年是人类野蛮本性的大暴露，在任何意义上它都是”历史”的倒退。如果一定
要说它是进步，那也仅仅是在下面的意义上的进步：”一二·九的刽子手用大刀水
龙头对付青年学生，现在昆明惨案的刽子手用机关枪和手榴弹。这难道是中国统
治者的’进步’么？……刽子手们混赖罪名的方法最早为掩耳盗铃的扯谎，例如’碰伤’
，例如’自行失足落水’，都是有名的’警句’；其后则为诬赖，为含血喷人，例如’受
人利用’，’别有背景’，
这不用说也是中国统治者的’进步了’”–茅盾）–在茅盾的这种意义上，”历史”的确
进步了，”独夫家谱”拥有了坦克的凶残和利用”知识经济”宣传的”后现代”手段。

　　这种代价论是历史主义的副产品，历史主义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有客观规律的
，而人只能发现或适应这个客观规律，人在历史规律面前是不能选择的；而”计划
者”用第三只眼睛发现了历史的规律，历史在按”他们的规律”进展的时候，别人、
特别是反对这个”规律”的人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承认人类的历史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尤其是它的野蛮时代，每”前进”一步，
都埋掉了很多人的尸骨。但是这种事实绝对不能说明，人类要”前进”就必须主动地
付出代价，或者说人类只有付出血的代价才能”前进”。”历史”的进步并不是杀人的
结果，而是其它文明力量增长的结果。”代价论”就是这样将事实判断偷换为价值判
断。而它的这个”事实”并不是”真事实”，即仅仅是”前进的事实”，而不是”进步的
事实”。并不是”历史的进步”必须付出代价的–特别地–必须被动地付出生命的代价
的，英国的光荣革命就是真正的历史的进步。正相反，付出生命代价的历史是不
会进步的，中国停滞的历史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是人类历史上付出生命代
价最多的国家，然而它几乎仍处于史前时期。最后，我必需声明，生命是无价的
，而每个人，死者和生者，在权利上是完全平等的，以其中任何一个生命为”代价”
的”社会工程”或”历史工程”本身就是恶。

　　不仅如此，”六四镇压”并不是为了”历史的进步”，而是完
全为了权力的”进步”或权力的自私。事后用”历史”作借口，更足以证明杀人的恐慌
。可悲的是，今天竟然有人还用这块尿布去覆盖二十世纪里那片最没有理由的血
迹。刽子手如是说，帮忙者帮闲者也如是说，中国的人道，王道和霸道在这块尿
布下得到安慰，中国的杀人者奴才和苟活者也在这块尿布的包裹下得到安慰。

　　持历史主义观的政治受害者有一个习惯的自我安慰：让历史去讨回公正吧。
在中国的历史上，公正只属于未来，并属于”未来的强权”。她没有现在。于是有无
数次循环的平反，鞭尸，逃亡。记得有人说过：迟来的公正就是最大的不公正。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还从来没有过公正。能说邓对”四人帮”的审判是公正吗？那是
一种报复。对皮诺切特的审判仅仅是相对合理的报复而已。一个公正的的社会没
有”历史的审判”这个词，对受害者最人道最公正的回答是”现在就开始”，因为”我
们生活着，而不是准备生活。”8（注8）。

六，不得已论

　　邓小平说，1989年”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后邓时代的中共领导人也纷纷辩
护说，”当时是不得以才开枪的。”这种论调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无论在官场
，还是在民间，都不乏同情者。

　　”不得以”是指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方案中，只能选择一个方案。邓在1989年
开枪前至少面临三种选择：暴力镇压（暴力方案），与民运谈判和辞职。后两种
可以称为和平方案。而镇压方式也至少有三种：段祺瑞式、朱镕基式（指其1989
年在上海采取的平定措施）和邓小平式。相对于”囚徒困境”而言，我们可以把
1989年邓的困境称为”邓小平困境”。

　　　　　　　　　　　　　　　┏━━━谈判
　　　　　　　┏━━━和平方案┫
　　　　　　　┃　　　　　　　┗━━━辞职
　　邓小平困境┫
　　　　　　　┃　　　　　　　┏━━━段祺瑞式
　　　　　　　┗━━━暴力方案╋━━━朱镕基式
　　　　　　　　　　　　　　　┗━━━邓小平式

　　在诸上方案中，历史上都有政治家采用过。前苏联和东欧的国家的领导人在
相同的困境中基本上选择和平方案。在社会压力下，包括威权国家的领导人在内
，政治领袖”自动”辞职的人越来越多。戈尔巴乔夫、尼克松、海部甚至马科斯、苏
加诺以及海地的军事独裁者都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为什么邓一定要选择暴力方案
而且是其中最残暴的一种呢？我认为这必需从政治文化传统中找原因。

　　我们可以把上面的方案进一步还原，即邓必需在保持个人权力（暴力方案）
和敬重他人生命（和平方案）之间进行选择：

　　　　　　　┏━━━敬畏生命
　　邓小平困境┫
　　　　　　　┗━━━权力自私

　　我们可以将邓的选择看作是法学上的”紧急避险”。

　　”紧急避险”是指”我”在紧急状态中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不得不”毁坏其它的东
西；但”我”要毁坏的东西的价值与我要保卫的东西的价值相比要低，因此”紧急避
险”才具有合法性。文明社会的基本政治信条是生命的价值高于一切，权力仅仅是
一种次价值。在邓的政治逻辑中，自己权力的价值高与他人生命的价值，因此为
了权力利益就”不得以”牺牲他人的生命。这就是邓的”不得以”！

　　他不是没有”退路”，而是他认为没有”退路”。说到底，中国的权力者是太自私
了。他们的政治选择最后的边界是权力而不是人民生命的价值。如果威胁到权力
利益，他就认为”没有退路”了，他就要”不得已杀人”了！这不是文明社会的”不得
已”而是政治动物的”不得已”。当飞机上的一个人仅仅为了自己坐得舒服一点而将
临坐的人杀死时，他辩护说自己是”不得以”的，我们能宽恕他吗？

　　更何况在1989年，不杀人而采取其它镇压措施也能保持他的权力。这只能说
明这个权力有噬血的统治习惯，除了动用军队，似乎他也不会其他的办法来应付
政治上的麻烦，这也说明一个行将衰落的政权是既残暴又愚蠢的。

　　与此相矛盾的一个辩解是”误杀”。它与”不得以”杀人和”不惜一切代价”这个官
方的命令本身就是矛盾的。1989年的镇压行动不仅是”故意”的，而且是”蓄谋”的
。退一步讲，即使是”误杀”，那么根据官方自己公布的刑法，”误杀”恰恰构成”过
失杀人罪”，那同样必须承担刑事责任。然而，当局没有任何人承担法律责任。为
了弥补这个漏洞百出的辩护破绽，他说他打死的是暴徒。然而他举不出一个例子
证明被杀害的任何一个人是暴徒。丁子霖女士的名单里，没有一个人是他所说的
暴徒。如果说1989年真有暴徒的话，那就是他本人和他的打手们。

　　从这种”不得以”论出发，必然得出抗议群众是”自蹈死地”的荒谬结论来。并把
六四事件以后”改革的倒退”的责任归于民主运动。或者，在流血的事实面前为了赋
予”杀人的合法性”，他们用”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来掩盖为了权力稳定这个真实目的
。

七，稳定论

　　首先我们假定屠杀的目的是为了真正的稳定。但正如我们已经论证过的，生
命价值高于一切，人权高于一切，”稳定”仅仅是次价值。因此，即使真的为了真正
的稳定，杀人同样是不合法的，除非现实的不稳定采用了暴力，并危及和杀害了
其他生命。但即使如此，对暴乱者的惩罚也必需在法治的原则下进行，而不是在
政府发动的战争状态中进行。问题的实质是，任何诚实的人都承认，1989年六四
以前北京没有发生任何暴力事件。

　　我认为以”主义”或”稳定”等等虚妄的借口屠杀和平示威的人的一切行径，都是
非法的，没有丝毫辩解的余地。”把一个人活活地烧死，不是保卫教条而只是杀死
一个人”9（注9）。 赫鲁晓夫在谴责斯大林的罪行时也曾经说过一段十分具有人
道色彩的话：”不管斯大林出于什么动机，他处决了数以千计的人总是犯了一个严
重的罪行。有人争辩道斯大林的动机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不是出于利己主义恶目
的。真是疯狂透顶！为了人民的幸福，他竟把人民最优秀的儿女置于死地！这种
逻辑是十足的奇谈怪论”10（注10）。其次，最重要的是，我们认为他说的稳定完
全是一个骗局。这个骗局由两部分内容组成：”六四”前中国出现了社会”动乱”和”
镇压实现了政治稳定”。

　　我们认为”六四”以前中国社会是基本”稳定”的，他们说的社会动乱并不存在。
镇压是为了平息”暴乱”，这是最无耻的”贼喊捉贼”的把戏。”他们声称军队由于激
怒而采取的行动不应该受到指责。我看着他们在电视上的讲话，心里一阵阵恶心
“11（注11）。我在长安街上和被”激怒”的市民在一起，我看到的是北京伟大的人
民表现的克制和和平，”军队被激怒”完全是胡扯。即使果真有人”激怒”他们，按此
逻辑，任何”激情杀人”都可以因”被激怒”而免除法律的责任。

　　事实上，1989年中国的民主运动表现出了空前的、伟大的理性和和平精神，
她感动了世界。她唯一没有感动中共的”党的

领导”，因为他们是钢铁铸成的。的确，他们如果不是神祗，就肯定是野兽。如果
军队是被激怒–我认为这是侮辱军人具有正常人的理性的用词–也是被官方刻意灌
输的敌情意识给”激怒”了。

　　事实是先有了镇压或军队进城开枪，才有所谓的”暴乱”；而这种所谓的”暴乱”
最多也不过是几个被激怒的年轻市民向我们的全副武装的”子弟兵”扔了几块砖头，
尤其当他们亲自目睹了无辜的市民和学生中枪倒下的时候。整个过程绝大多数人
仍是和平的–他们是和平地接受死亡。这是群狼对一只羊的残杀，然后群狼把这只
羊的挣扎称谓”反狼命暴乱”！然后他们庆祝狼群平息羊的挣扎的伟大胜利！

　　政府因为恐惧，事后尽量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热爱和平的角色，一个被老百姓
用砖头欺负的可怜虫，竟然把他杀人说成了”正当防卫”。偷天换日，欲盖弥彰。在
一段时间里，他卑鄙地在电视里反复地播放”共和国卫士”"被残杀”的镜头，以此来
证明”暴乱”分子的凶残和他杀人的正义性。这几个”卫士”的命运真正是可悲的，他
们的真正死因也许将来才会搞清楚，或者是因为他们战友的残暴激怒了市民而不
幸被杀，或者是在混乱中意外地亡命，或其因为希特勒的”绿色方案”式的屠杀阴谋
而成为牺牲品。但无论是什么具体原因，政府都要对他们的死承担责任，就是这
个政府挑起了这场人民的自相残杀，就是这个政府一直引诱这些年轻的士兵对人
民保持”神经质”式的敌意。更可悲的是，就在他们死后，这个本来应该承担责任的
政府竟然还要用他们的死来装饰自己杀人的合理性。这个政府需要他们的死，因
为必须沾着他们的血迹才能为这个政府屠杀平民提供”合法”的根据。更可悲的是，”卫士”
的家属在接受”领导接见”时，还感到受到了政府的关怀而感动！她们不知道，就是
她们面前这些一个一个笑面虎式的伟大人物将她们的儿子害死了。也许这就是我
们中国的国情，这就是我们中国的人民。她们一方面要向权力捐献自己的骨肉，
而另一方面又向这个权力感恩戴德，顶礼摩拜。

　　关于”稳定”问题，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当局已经彻底地变成了马克思所极
力抨击的”秩序党”了12（注12）。他们所捍卫的”秩序”或”稳定”是人类自由思想
史经常批判的对象。根据常识我们知道，”社会稳定”不是唯一的政治目标和最高的
政治目标。而”政治稳定”简直就不是政治目标，而是权力的目标。”政治稳定”就是
“权力稳定”。真正的社会稳定必须可以同时促进社会发展，而发展是更重要的政治
目标。”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是完全对立的。历史上”政治稳定”派一直是自由事业
和正义事业的敌人，在他们获得权力之前，他们是极端的革命派，一旦他们获得
了权力就变成了极端的稳定派。他们的主张从来是他们个人现实利益的体现。因
此霍尔巴赫说：”教会的安宁就是能够为所欲为或不受阻碍地破坏别人的安宁”13（
注13）。

　　人民反抗任何”暴政稳定”。正因如此，反抗”暴政稳定”的斗争一直存在，这种
不稳定，加上暴政本身就是一种不稳定，
因而”暴政稳定”完全是一种骗局。孟德斯鸠说：”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怖；恐怖的
目的是平静。但是这种平静不是太平。它只是敌人就要占领的城市的缄默而已。
“14（注14）。因此卢梭说：”有人说，专制主义可以为他的臣民确保国内太平。
就算是这样；但如果专制主义的野心所引起的战争，如果专制主义无餍贪求，如
果官吏的骚扰，这一切之为害人民更有甚于人民之间的纠纷的话，那么人民从这
里面所得的是什么呢？如果这种太平的本身就是人民的一种灾难，那么人民从这
里面又能得到什么呢？监狱里的生活也很太平，难到这就足以证明监狱里面也很
不错吗？被囚禁在西克洛浦的洞穴中的希腊人，在那里面生活得也很太平，可是
他们只是在等待着轮到自己被吞掉了”15（注15）。

　　最后，他们说：”如果不镇压就会乱”。这是把不确定的理由作为确定的理由的
狡辩。如何证明将来肯定会乱呢？这是不可证明的。根据他们的逻辑，任何杀人
犯都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因为他可以说，他认为那个被害人将来肯定要害他–还
有比这更流氓的逻辑吗？！”没有人能够抵押自己的不公正作为自己正直性的担保
。”16（注16）黑格尔把这种类型的狡辩称作”盖然论”。”它的原则是，只要行为
人能替行为找到任何一种好的理由……
行为人也可以感到心安理得……作出决定的不是事物的客观性，而是主观性。这等
于说好恶和任性变成了善与恶的裁判员，其结果，伦理和宗教心都遭到毁灭。……
这里牵涉到’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这一恶名昭著的命题……把罪行当做某
种善良目的的手段……这种学说，只有当道德和善由权威来决定的时候才会发生。
“17（注17）。盖然论是彻底的价值虚无主义，是最”高峰的主观性”，是彻底的循
环论证。

　　暴力镇压破坏了真正的稳定。而且将长期破坏真正的稳定。89民运为真正的
稳定进行了艰苦的努力，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和平运动，目标是企图建立中国社会
真正的和平和永久的和平–这种努力被以稳定的名义无耻地虐杀了！他们的屠杀不
是为了社会的稳定，而是为了专制权力的稳定。这种疯狂的自私突出表现在他们
对苏联解放的反映上：在面对苏东（苏联和东欧）剧变时，他们庆幸自己杀人才
保住了他们的”社会主义”，而抱怨苏东的领导人对自己的人民太手软。而极少数苏
东的极权分子在失去了带给他们无数利益的”社会主义”之后，对东方八九年的凶残
羡慕得不得了：”东欧的教训表明，中国在1989年采取的对反对派坚决不让步的
立场是十分正确的”–一位波兰外交官跟中国的新贵们说18（注18）。这位丧家犬
无视真正的事实，即东欧共产党的失败正是因为几十年来它对”反对派采取坚决不
让步的立场”。50年代的匈牙利事件，60年代的波兰事件等等，共产党一直”对反
对派采取不让步的立场”！但在过去了几十年之后，共
产党还是要为自己当年的血腥记录付出倒台的代价。相对来讲，大多苏东的极权
者要比东方的领导人多一些人道主义的修养，多一些理性。京特－沙博夫斯基在
从北京访问归来，根据对中共领导人被”六四”事件搞得狼狈不堪的认识，他说：”
从北京事件得出的教训只能是：决不能用军事武力镇压示威的公民”19（注19）。
前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前政府总理格罗斯在下野后回忆说：”1989年夏
天，党的领导人在小范围内讨论过，是否要动用武力来阻止形势的进一步恶化……
我们一致的看法是，不主动采用武力。除非发生了外部的军事干预或反动派动武
……中国对自己问题的答案不能作为欧洲的药方”20（注20）。这种对比使我们这
里的疯狂的权力自私更暴露于天下–全世界只有”我们”认为权力的价值高于生命的
价值。”我们”不仅拥有社会主义或无产阶级专政的理性，而且拥有专政的”勇气”，
后面这一点，是苏东的社会主义者”无法比拟”、”忘尘莫及”的。当然，苏东的”光
荣革命”的成功不是主要因为那里的共产党的一点良知，而是因为全社会民主力量
的壮大。在这里我们想要强调的是，这里就连那一点基本的良知也没有。

　　与稳定论相关的是所谓民运违法论。事实上，人民不正是为了要求法治才违
反”法制”的吗？遗憾的是，这样的”法制”大约2000年前秦始皇就成功地”实行”了
，而辛亥革命和共产革
命都”违反”了它。总的说来，世界上和人类历史上很难再找出比1989年更加秩序
和法治的群众运动了。有人说：”人民为什么不能回家，然后通过合法程序，要求
经判定，因为戒严违宪，所以取消戒严并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呢？”事实上在中国
有这样的途径吗？如果有，当年也不至于发生革命了。根据这种逻辑，在”人民没
能做到这点”之前，人民只能服从和沉默。而由于那可爱的”法制”，人民永远不能
做到这点。那所有的罪恶行径就全部”合法”了。”违法论”回避了两个重要的事实：
第一、人民守法的前提是法的确是人民制定的。第二、即使在”恶法”存在的情况下
，人民远远比公仆要更守法，即使在1989年也如此。

八，倒退论

　　有人说，”如果不发生1989年的民运，中国的改革事业和自由事业就不会出
现后来的倒退”。这是一些有幕僚情结的文人的逻辑，也是一些幸福地享受猪权的”
企业家”的理论，也是某些喜欢”作理性秀”的精英的卖弄。很多善良的愚民赞同这
种观点。

　　这种论调使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段文字。先生说：”有些东西–我称之为什
么呢？我想不出–说：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这些东西仿佛就承认了对徒手
群众应该开枪，执政府前原是死地，死者就如自投罗网一般。群众领袖本没有和
段祺瑞等辈心心相印，也未曾互相勾通，怎么能料到这阴险的辣手。只要略有人
气者，是万万预想不到的。我以为倘要断定群众领袖的
错处，只有两点：一是还以为请愿有用；二是将对手看得太好了”21（注21）。

　　我想，亲爱的倒退论的先生们，诸位找错冤主了。

　　民运是为了推动改革的，但镇压和暴政导致了改革的倒退，这个历史责任只
能是由镇压者来承负。面对这种倒退，自由主义运动在事先是不可能预计和计算
出来的。一场运动的爆发必然有它爆发的理由，在它没有爆发之前任何人都不可
能制止它和充分预见它唯一的结果。历史是不能假设的。这是事实基本的真相。

　　根据”倒退论”的逻辑，1956年匈牙利事件以后的改革倒退应该由纳吉负责，
而不是由苏联人负责。法国抵抗运动的所有行动都引起了纳粹的疯狂的反扑，根
据倒退论的逻辑，这种责任应该由抵抗运动负责而不是由德国人负责。

　　不仅如此。事实上，1988年中国的改革已经走头无路了，已经倒退了。倒退
论的逻辑就是鲁迅批评的那种逻辑：”人民不能批评政府，因此发生的暴行应由人
民自己负责；人民不能要求进一步改革，因为人民一要求，政府就应该倒退，而
这倒退的责任，应该由人民承担。”

　　至于民运影响了某些人发财，对不起，不能因为你一个人的存折的利息地球
就不转了，全国人民就都得象猪一样幸福地生活，而仅仅为了你象肥猪一样幸福。

　　至于那些理性英雄们，你们在事后象苍蝇一样从最肮脏的地方钻出来在血迹
上品头论足，为了掩饰当初你们在枪响之前就逃跑的丑行，你们说，你们早就料
到这场运动不会有好结果的，会导致改革倒退的。其实，中国改革和民主的倒退
，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你们这些苍蝇太多了–你们为中国的改革事业做了那些工
作呢？除了嗡嗡以外什么也没做！你们精通”事后诸葛亮”那种逻辑，它的荒谬性就
象一则寓言所说的那样：一个老农带的一头驴子被贼偷了，结果周围的人都谴责
老农不该把驴子带出来，却没有一个人谴责那偷驴的贼。这就是你们的理性！这
同中共对甘地的嘲笑如出一辄，中共不厌其烦地嘲笑倡议非暴力不抵抗的甘地死
于暴力，而不是谴责使用暴力的凶手。这是典型的以利害论是非的范例。

　　更重要的是，不能用结果来论证起因和过程，何况六四的结果并不是它自己
的结果，而是外力强加的。就象”孙中山发起的辛亥革命最后创造出的却是袁世凯”
这一论调，按此逻辑，是否因此就不应该发动辛亥革命而应该保持大清”社会秩序
的稳定”？何况袁世凯是辛亥革命”创造出的”吗？倒退论的因果意识是十足的精神
错乱。

九，伪公正论

　　在世界范围内对邓的”悲剧性”决策一致批评的时候，有人站出来为邓鸣不平。
他们认为这种批评不公正，理由是同历史上其他中国领袖–如毛泽东–相比邓杀害
的人数是较少的，是”微不足道”的，而国际社会并没有对毛提出如此严厉的批评，
为何单单不放过邓？

　　关于”六四”事件中的死亡人数，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在敬重生命的意义
上是重要的问题，我们高度评价丁子霖女士在这个问题上表现的伟大的人道主义
精神。

　　但是生命的数量不是谴责暴行或为暴行的辩护的唯一的或唯一重要的根据。
我们认为，生命是无价的，每一个生命就是一切。屠杀或”误杀”一个生命就罪恶滔
天。袁木企图降低被害人的数字，这丝毫不能成为暴行”人道”的证明。关于六四死
难的另一个我一直不理解的辩论，那就是在广场上死人比在街道上死人要更残暴
。事实上，这有什么不同呢！即使广场上无一人罹难，长安街上的一具尸体就足
以说明这个暴政的无限罪恶。

　　我们认为罪恶不应仅仅以”量”论。因此我不知道下面这个同情民运的学者究竟
要表达什么问题：

　　”……即使上述最高伤亡数字是正确，再加上事后处绝的一千人，总共也（只
）有四、五千人死亡，这是中国取得政权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死人最少的一次，
与……’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四清’、’文革’
历次运动死亡的人数相比，恐怕连零头都不够。……六四……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
，全世界人民的谴责……邓小平怎能不懊恼？”22（注22）。
　　寒山碧先生讲的可能是事实–他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说的那些中共历史
上的暴行大多邓也”在场”，而且1957年”反右”邓还是负责人之一–但他这段话蕴含
的逻辑和结论是非常荒谬的。我们不反对对任何人同情，但他是对邓杀人”少”而遭
到”过分的谴责”而感到不公，这种同情”得罪”23（注23）了他自夸的”理性”。首先
，他的逻辑与我们前面对生命价值的理解以及对罪恶的判断标准是不一致的；我
们认为杀人罪恶不能仅仅以被杀者数量论，因为生命是无价的。其次，按他的逻
辑，毛也有理由”懊恼”，因为历史上比他杀人多的暴君还有很多。这样一来，任何
暴君都有理由”懊恼”，因为他们总能找到更”暴”的暴君……这样推论下去，几乎对
任何人的暴行的谴责都将毫无意义；人类不幸的历史将充满暴君们的”懊恼”，而不
是人道主义的谴责！按这种逻辑，得死多少人才是”可以谴责”的呢？他们知道”五
卅惨案”、”昆明惨案”吧？用鲁迅的话讲，”莫非这回动手的是国货，所以可以谅
解–我们是真爱国，还是真野蛮？”

　　最后，我们如果从”历史进步”的角度来理解”六四镇压”，邓更有理由受到谴责
而不是”懊恼”。第一、邓是用正规军队来镇压和平的国民请愿活动，动用军队是完
全把人民置于敌人状态，公然以军队力量介入国家政治生活，这本身就是一种政
治罪行。第二、在20世纪末人类已经日益普遍地生活在文明社会里，在文明时代
使用野蛮时代的政治手段，这是一种时代罪行。第三、
六四镇压不仅仅是使生命受到虐杀，它使中国丧失了一次重要的建立民主政治的
机会；由于镇压和拒绝政治改革，中国十年来的各种危机继续恶化，在这个意义
上，也许六四镇压使中国丧失了唯一一次或重要一次进入现代社会的机会，它将
是中国未来一切灾难的总根源。这是历史罪行。

　　国际社会对毛的罪行没有给予足够的谴责，只能说明当时的世界是相对落后
的，缺乏对人权的普遍尊重；这也可能是与当时中国的封闭有关，使国际社会缺
乏对毛的暴行的了解和直观感受。对邓的更为严厉的批评恰恰说明了整个世界的
进步。我同样同情邓的政治命运，我是在”人之死”的意义上的同情。我希望寒山碧
先生不是这种同情的对象。随便提一句，我基本赞同他在本书中针对其它问题所
阐述的观点。

结语

　　我相信，如果未来的人们一定要在20世纪的中国找到一件具有现代文明意义
的政治事件的话，他们不会完全失望；八九民运可以安慰他们焦虑的心灵。在人
道主义观念的传播方面，在历史的”结构”层次上，八九民运的意义是伟大的，它决
定性地动摇了”原始政治”的绝对奴役，而不超越这种原始性，这个民族就永远没有
希望。它第一次以和平的方式和世界规模显示了中国人的真正价值。它除了没有
感动石头以外，它感动了并将长久地感动每个中国人和地球人的心灵。它已化为
泥土，但在这血迹斑斑的息壤中，埋藏着古老社会真正解放的希望和中国开放社
会的未来。”从此以后，我们一定要永远不停止去提醒整个世界：它
眼里只有战胜者的丰碑，而我们人类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些通过屠刀下的尸体才
达到昙花一现统治的人们，而是那些没有抵抗力量，被优胜者暴力压倒的人们。”（斯·茨威格）

　　如何面对杀人者？
　　”我将日夜为你祈祷，求主原谅你在人民和国家面前犯下的大罪。主是仁慈的
，他一定会原谅你的。”24（注24）

　　如何面对无聊的诬蔑？
　　”原谅他们吧，他们说的他们不知道。”

　　这篇文章在大陆仍然可能是没有读者的。只能让它同样弯曲在抽屉里，伴陪
年轻的尸体一起沉睡在勃列日涅夫主义的严冬，等待古拉格群岛野花再度开放的
季节一起化为粪土，连同那些已经化为粪土了的侮蔑，忙碌，恐惧，笑和遗忘。

　　愿寻找一两个朋友，在流亡的冬夜一起喝酒，为这篇未完的文字和我已完的
心愿一起下葬。

　　我已经老了。我能否活到那个野花开放的季节，向孩子们细细讲述过去星空
的故事？

　　　　　　　　　　　　　　　　蒋洁廉
　　　　　　　　　　　　　　　　2000年9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