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问题的真实历史渊源 (2)

作者：胡晓涛, 国际关系学院

　　英国拒绝撤军,埃及人的愤怒开始爆发,各激进团体组织招募义勇队,向驻运河地区英军发起恐怖主义袭击。他们破坏道路,炸毁桥梁,火烧英军仓库,暗杀英军士兵。英军为了对付埃及恐怖主义分子,在苏伊士运河地区增兵8万。然而英国的增兵,不但没有制止恐怖主义破坏活动,反而促使恐怖主义活动进一步升级,埃及的警察也暗中协助恐怖主义活动。1952年1月23日,英国在中东最重要的军需仓库被炸毁,英国宣布要进行报复。1月25日,英军司令下令解除运河地区的所有埃及警察的武装,被埃及警察拒绝。英军包围了警察大队的营地,要求埃及警察缴枪投降。当埃及警察回答“不”时,战斗开始了。英军的炮弹雨点般落向埃及警察营地,200名埃及警察中46人死亡,72人负伤,但警察们始终没有向英军打出白旗。

　　消息传到开罗,人们沸腾了。1月26日,上百万人走上街头抗议英军的暴行,不久抗议游行变成了暴力破坏,愤怒的人们放火焚烧英国银行、商店、电影院、俱乐部。英国银行的职员多数在地下室中窒息而死,十几个英国职员试图跑出银行大楼,但又被愤怒的人群推回到大火中,直到看着他们烧成黑炭。开罗市中心一片火海,几百栋房屋焚毁,有多少人死亡已无法统计。后人把1952年1月26日,称为“黑色的星期六”。

　　开罗暴动,也为埃及革命创造了时机。由纳赛尔等青年军官建立的“自由军官组织”,在反政府运动中逐渐成为主力。1952年7月22日夜,自由军官组织执行委员会宣布发动革命,7月23日清晨,起义部队控制了局势,7月26日,革命军宣布废黜国王法鲁克,成立纳吉布任主席、纳赛尔任副主席的革命指导委员会。新政权宣布没收封建王室土地,取消社会等级和贵族称号,进行土地改革。次年宣布永远废除君主政体,成立埃及共和国,纳吉布为总统,纳赛尔任副总统兼内政部长。后来纳吉布被罢免,纳赛尔任代总统。1956年6月,纳赛尔当选为埃及总统。

　　埃及革命成功了,可是英军仍驻留在苏伊士运河。1954年4月,新成立的革命政府与英国交涉撤军,但不久双方谈判破裂。此后向运河地区英军的恐怖袭击已经频繁到每天都发生的地步,让英国人措手无策。更让英国人难过的是米国的态度。1954年以来,米国多次公开表示支持埃及。5月 10日,米国国务卿发言说：“众所周知,米国与英国和法国的关系,是基于北大西洋公约的同盟国关系,但这也并不意味着米国在任何情况下都支持这两国的帝国主义企图。而且米国也反对加深中东地区的殖民地化。”

　　英国战后要依靠米国的经济援助,在米国施压后,英国不得不在埃及撤军的问题上后退。1954年7月10日,英国和埃及的谈判再开,此次米国代表也列席了会议。7月27日,英埃达成协议,英军于1956年6月25日以前全部撤出埃及。埃及第一次在对列强的谈判中取得了胜利。

　　虽然英军撤出了埃及,但苏伊士运河仍属于“万国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财产,而“万国苏伊士运河公司”的两大股东是英国和法国。1956年7月26日,埃及革命胜利4周年的日子,开罗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纳赛尔总统发表讲话,纳赛尔最后说： “1955年,苏伊士运河的收入达1亿美元,可是运河公司只给了我们3百万美元。现在埃及的一些人正在挨饿,而那条财源滚滚的宝河却在我们的身旁悄悄流过。帝国主义的跨国公司,正在榨取着我们。”面对情绪激动的人群,纳赛尔接着说：“我要告诉诸位一个消息,就在我和诸位讲话的时候,那个万国苏伊士运河公司已经不存在了,运河公司已经国有化了,运河已经是属于我们的了。”

　　纳赛尔总统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措施,震惊了世界。英法将苏伊士运河问题提交联合国,但未达成什么结果,英法开始秘密策划用武力夺还苏伊士运河。为了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两国邀请以色列参加作战。而以色列也早已对埃及的纳赛尔政权不满,三国利益一致,一拍即合。

　　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军队首先向埃及发起进攻；英法空军则于10月31日对埃及发起空袭,然后空投伞兵,发起地面进攻。英法选择此时出兵埃及,也是有其打算。当时欧洲正好发生了匈牙利事件,苏军出兵匈牙利,美苏的冷战又达到一个高潮。英法估计美苏忙于冷战,无暇顾及埃及的事,所以事先没有征求米国的意见就发起了军事行动。

　　但英法两国失算了,不但苏联反对英法两国出兵,米国也强烈要求英法两国立即撤军。米国还施加压力：如果英法不撤军的话,米国就要停止经济援助,甚至通过联合国进行经济制裁。在美苏两大国的压力下,英法已无别的选择,只好接受联合国的停火决议,于11月6 日宣布停火；12月,英法军队全部撤出埃及。英法军队撤退后,以军也不得不撤回到1948年停火线以前的位置。第二次中东战争以埃及的胜利宣告结束。

　　第二次中东战争后,英法的殖民主义势力在中东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美苏两国的势力,在中东展开新的角逐。

　　二次中东战争的最大后遗症是巴勒斯坦难民问题。战争后,以色列为了排除阿拉伯人,把巴勒斯坦变为纯老犹的土地,拒绝在战乱中逃到国外避难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老犹在二战前受尽没有祖国被人欺凌的痛苦,可是以色列在中东战争中,又人为地制造了另一群没有祖国、无家可归的难民,制造了另一个民族迫害。这也是以色列被世界舆论批评的焦点。

　　米国在支持埃及独立,支持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反对英法出兵埃及方面,受到普遍赞扬。但在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上,却过分偏袒以色列,几乎没有过问以色列的难民政策。如果米国在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上,向以色列施加停止经济援助等足够压力的话,以色列显然不得不认真考虑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因此人们对米国的看法是：米国在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上,不是不能有所作为,而是不愿有所作为。

　　由于无法返回巴勒斯坦的家园,这些巴勒斯坦难民不得不长年生活在巴勒斯坦边境附近的难民营里。他们没有祖国,没有土地,没有财产,更谈不上民主和自由的奢侈,他们有的只是仇恨和怒火,巴勒斯坦成为愤怒的大地。1960年代以后,巴勒斯坦难民组成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开始用恐怖主义的手段,向以色列和支持以色列的欧美各国复仇,巴勒斯坦人从此成为世界新闻媒体的主角。

　　一战爆发后,统治阿拉伯半岛的奥斯曼帝国对英法宣战,被奥斯曼统治的阿拉伯人,于 1916年乘机发动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起义。阿拉伯起义军配合英法对奥斯曼政府军作战,1918年10月,起义军攻占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叙利亚人宣布成立自己的独立国家。可是英法两国早有密约,战后把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阿拉伯领土划归英法两国委任统治,叙利亚被划归法国委任统治。

　　 1919年7月,叙利亚国民大会在大马士革召开,大会要求西方列强承认叙利亚为独立的主权国家,拒绝巴黎和会拟议中的委任统治,但参加巴黎和会的各列强对叙利亚人的要求置若罔闻。1920年3月,叙利亚国民大会自行宣布叙利亚独立,但英、法两国拒绝承认。1920年7月,法国向自行成立的叙利亚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叙利亚无条件接受法国的委任统治,被叙利亚拒绝,于是法军发起武装攻击,叙利亚军战败。在法国的军刀面前,叙利亚被迫接受法国的委任统治。

　　叙利亚人起义,配合英法对德奥作战,按理本应是战胜国。但在巴黎和会上,列强却把其领土分给法国委任统治。中国人也会记得巴黎和会上把中国领土分给日本的耻辱经历。在那个年代,强权就是真理。英法等西欧国都是民主主义国家,但这些民主主义国家只是对自己的人民讲民主,对外国的人民讲的却是强权和利益。

　　西方世界大恐慌的1929年,两位叙利亚留学生阿弗拉克和比特鲁在巴黎偶然相遇。阿弗拉克是东正教徒,比特鲁是伊斯兰教徒,虽然信仰不同,并未影响两人的友谊,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理想。近代以来阿拉伯人一直受压迫,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们在思考：阿拉伯人怎样才能改变任人宰割的处境？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超越国家和民族的大阿拉伯联盟,这样就有力量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宰割。

　　阿弗拉克和比特鲁在阿拉伯留学生中创建了“阿拉伯学生会”,传播他们的“泛阿拉伯主义”思想。回国后,两人潜心著书立说,10年以后,两人在阿拉伯的青年学生中,已成为负有盛名的理论家和宣传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又给叙利亚人的独立带来好机会。1940年法国维希政府投降,叙利亚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为了与德国对抗,1941年英军和自由法国联军进入叙利亚,宣布让叙利亚独立。1943年7月,在叙利亚举行自由选举,成立自己的政府。

　　为了参加1943年的议会选举,阿弗拉克和比特鲁等人组建了阿拉伯复兴党,但阿拉伯复兴党在大选中一个席位也未获得。原来当时叙利亚的社会形态是部族制度,一般百姓名义上有自由投票的选举权,但实际上他们投票时不得不遵从家长和族长的意志,所以投票只是反映了少数大部族首领的选择,所谓的自由选举不过仅仅是一个名称而已。后来阿弗拉克说：“他们（西欧）让我们搞自由选举,我们搞了,结果怎么样？我们一票也没有得到,尽管人民是支持我们的。”

　　阿弗拉克是阿拉伯现代史中极其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创办的阿拉伯复兴党（后改称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成为阿拉伯世界跨国家的政党。后来阿拉伯复兴党通过革命和政变的手段,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取得了政权,现在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在叙利亚和伊拉克都是执政党,前任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也是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员。侯赛因总统发起入侵伊朗和科威特的行动,意在用武力统一阿拉伯世界,也是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人的泛阿拉伯主义的另一种表现。

　　在二次大战前,阿拉伯知识分子对西欧的民主体制多持赞赏态度,也希望在阿拉伯引进西欧式民主。可是1943年叙利亚举行的有名无实的自由选举,使阿拉伯的知识分子对西欧式民主体制是否适合于阿拉伯社会开始表示怀疑。之后阿拉伯思想界出现两条道路或两种倾向：正确独裁主义（即所谓“开明专制”)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在正确独裁主义道路上,埃及总统纳赛尔成为第一位阿拉伯人盼望的“正确独裁者”。1945年,纳赛尔等人组成了秘密的反政府“自由军官团”,1952年发动政变,推翻了法鲁克王朝,废除了君主政体,成立了埃及共和国。但埃及共和国并没有成为西方概念中的民主国家,而是开明专制的独裁体制。纳赛尔任总统后,在埃及实行“阿拉伯社会主义”。纳赛尔在政治上实行一党独裁,取缔一切反对党派,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成为唯一合法的政党；在经济上实行工业国有化政策,征收了英法等外国资本在埃及的企业,较大的民族私人工商业也国营化；在土地政策上,将大地主的部分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在妇女解放方面也有了很大进展。

　　纳赛尔是“泛阿拉伯主义”的信奉者,他认为阿拉伯世界最终应该走向统一的大阿拉伯联邦。纳赛尔设想的大阿拉伯联邦是超越宗教的政教分离国体,只要是讲阿拉伯语的,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信仰,都是大阿拉伯联邦的成员。要达到这个最终目标,纳赛尔计划分三步走：第一步,把埃及建成一个富强的国家,成为阿拉伯联邦的基石；第二步,收回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主要是指巴勒斯坦）；第三步,建成统一的大阿拉伯联邦。

　　为了尽快使埃及富强起来,纳赛尔采纳了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方式,重工业、国防工业优先的建国思想。当然纳赛尔的社会主义和苏联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一回事。纳赛尔是不结盟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奉行中立和不结盟政策,既不一边倒向米国阵营,也不一边倒向苏联阵营,为阿拉伯世界开创了一条新的外交道路。

　　纳赛尔的另一个宏大计划就是歼灭以色列,解放巴勒斯坦。要达成这个目的,离开大国的支持是不行的。米国支持以色列,纳赛尔就向苏联寻求军事上的支持。苏联出于冷战的需要,也需要在中东寻找一个战略伙伴,双方有共同的战略目的,于是苏联逐步成为埃及的主要军火供应国。在苏联的援助下,埃及的军事力量稳步增加,特别是空军和装甲部队有明显增强,近代战争的作战能力有很大增长。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领袖,能像纳赛尔这样得到阿拉伯民众的衷心爱戴。纳赛尔推翻了腐败的封建王朝,建立了进步的共和国,奉行不结盟的独立外交,这些都得到阿拉伯人的赞赏。特别是纳赛尔敢于向西欧列强挑战,收回了苏伊士运河,又使纳赛尔名声大震。纳赛尔口才很好,他富于情感的政治演讲,感染了无数阿拉伯人民。下面摘录一段纳赛尔的有名演讲。

　　“我们在与西欧列强和以色列双方作战。西欧列强制造了以色列,侮辱了我们阿拉伯民族,而且更有甚者,不管在1948年以前还是以后,西欧列强对我们阿拉伯人一直视而不见,对我们的感情、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权利,从未给过一顾。我们要教会西欧人,那些愚弄我们、侮辱我们、践踏我们权利的西欧人,懂得尊重我们阿拉伯民族,认认真真地把我们当作他们的对手。”

　　当时沙特阿拉伯等亲米国家禁止出售纳赛尔的画像,人们就从黑市买来纳赛尔的画像挂在家中, 向神一样地对纳赛尔祈祷,把阿拉伯复兴的希望寄托在纳赛尔身上。每当埃及的“阿拉伯之声”电台播放纳赛尔的讲话时,收音机旁总是挤满热情的听众。人们传诵着纳赛尔的故事：纳赛尔贵为总统,但仍然住在普通的平房里,他没有艳闻,没有存款,他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埃及,为了阿拉伯,,,。很多阿拉伯国家的人民都盼望自己的国家与埃及合并,接受伟大领袖纳赛尔的领导。1958年2月,叙利亚与埃及合并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纳赛尔的大阿拉伯联邦的梦想,好像已经看到了曙光。

　　然而一个统一强大的阿拉伯联邦,必然威胁到以色列的生存,以色列不允许阿拉伯联邦的诞生,要把她扼杀在摇篮中。1967年6 月5日,以色列对埃及发起突然袭击,拉开“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序幕。以色列在几天之内摧毁了埃及十几年装备起来的空军,占领了埃及的整个西奈半岛。埃及军事上的惨败,大大打击了纳赛尔的威信,破碎了纳赛尔的梦,也破碎了阿拉伯人的梦。

　　1970年9月28日,纳赛尔因心脏病突发去逝,几十万人为他送葬,人们唱着：“世间唯一的神安拉,纳赛尔是他的爱儿”。那时全世界的阿拉伯人把阿拉伯统一、阿拉伯复兴的期望寄托在纳赛尔身上。纳赛尔死了,埃及败了,阿拉伯的统一和复兴,转眼变成看不到期待的渺茫。

　　1950年代到1960年代,也就是纳赛尔的时代,泛阿拉伯主义是阿拉伯世界的主流思想。纳赛尔死后,利比亚的卡扎菲、伊拉克的侯赛因都试图继承纳赛尔的衣钵,重新打起“泛阿拉伯主义”的大旗,统一阿拉伯世界。但他们的资历、人品和威望,都无法与纳赛尔相比,纳赛尔没有接班人。此后,泛阿拉伯主义虽然仍是阿拉伯世界的主流思想之一,但其主导地位已逐渐被“泛伊斯兰主义”,即我们所说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所代替。

　　泛阿拉伯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非常不同。泛阿拉伯主义是非宗教性的,旨在建立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联邦,强调不论宗教信仰,不论民族,凡是讲阿拉伯语的都是一家人；泛伊斯兰主义则是宗教性的,旨在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体系,强调不论国家,不论种族,不论讲什么语言,凡是信伊斯兰教的都是一家人。泛阿拉伯主义的基石是阿拉伯语言、阿拉伯文化,而泛伊斯兰主义的基石则是伊斯兰宗教信仰。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是泛阿拉伯主义者,而阿富汗的塔利班则是泛伊斯兰主义者。

　　“泛伊斯兰主义”或“原教旨主义”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的伊斯兰政治家和宣传家哲马鲁丁·阿富汗尼。1920年代创建的“穆斯林同胞团”,是现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先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为什么近代伊斯兰国家落后了？为什么伊斯兰教徒不断被异教徒欺压？那是因为我们偏离了伊斯兰的真正精神和基本原则。我们必须返回到伊斯兰精神的原点,才能改变伊斯兰世界的现状。”

　　人们为什么会信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其实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有自己的理论：“现在人类社会的战争、暴行、屠杀、迫害,都是来自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民主主义、法西斯主义等人类头脑中的不洁思想。要消灭战争、消灭迫害、消灭犯罪,达成一个平等幸福的人类社会,就要清除人类头脑中不干净、不纯洁的思想。而达到这个目的的唯一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伊斯兰精神。”

　　在1960年代以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少数派,并没有很多的支持者。但进入1980年代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迅速抬头,出现了伊朗,阿富汗塔利班这样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被视为恐怖主义分子的本拉登,更是推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埃及等比较西方化的阿拉伯国家,也受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很大影响。比如埃及最高法院放弃了1979年制定的男女平等同权的法律,就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回归的一个示例。

　　从另一方面来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抬头,也与阿拉伯国家的近代化发展,经济开发失败有密切关系。阿拉伯国家的普通人民看到的是什么？是上涨的物价,扩大的贫富差距,无德的商人,阴谋的政治家,败坏的社会风气,掠夺阿拉伯财富的异教徒,,,。在这样乌烟瘴气的社会中,一般大众难免产生对社会的怨愤心理,需要寻求一种精神寄托,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正给了他们精神的解脱。

　　在1970年代前,阿拉伯人把解放巴勒斯坦看作是民族解放战争,是为民族而战；而现在阿拉伯人把解放巴勒斯坦看作是“圣战”,是为神而战。成立于1960年代的巴勒斯坦抵抗组织叫做“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不叫“巴勒斯坦圣战组织”,而成立于1980年代的阿富汗抵抗组织叫做“阿富汗圣战者伊斯兰联盟”,不叫“阿富汗解放联盟”,也反映了阿拉伯世界思想思潮的变迁。

　　泛阿拉伯主义的酿成和泛伊斯兰主义的酿成,既有阿拉伯人的内部原因,也有国际社会的外部原因。从泛阿拉伯主义到泛伊斯兰主义,表现出当代阿拉伯人对国家和政府的失望,不得不到神的旗帜下寻求解脱的归属意识。

　　1950年代到1960年代,是革命的年代,不仅中国在进行翻天覆地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世界各地也到处是革命的暴风骤雨。1956年的第二次中东战争后,革命的风潮也吹遍阿拉伯世界,封建王制体系的阿拉伯国家政府纷纷垮台,激进的革命党人政府成立。1957年,约旦政府废除《英约同盟条约》, 英军全部撤出约旦。1958年,伊拉克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推翻费萨尔王朝,成立伊拉克共和国。1961年英国保护国科威特独立。1962年,也门自由军官集团发动革命,推翻王制政府,建立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同时在1962年,阿尔及利亚摆脱法国殖民统治正式独立。

　　新诞生的阿拉伯革命党政权,多半持激进的民族主义态度,支持埃及总统纳赛尔提倡的“阿拉伯大义”,即驱逐以色列、恢复巴勒斯坦是阿拉伯国家共同的义务。纳赛尔本人也曾多次宣言：“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与以色列相比,阿拉伯在人力物力方面都占据绝对优势,只要阿拉伯世界团结一致,消灭以色列并不是不可能的梦想。那时阿拉伯人在盟主埃及的倡导下,立下消灭以色列的雄心壮志。

　　1958年埃及和叙利亚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但由于埃及总统纳赛尔的家长制作风,叙利亚方面感到不快,叙利亚于1961年脱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成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1963年,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在叙利亚发动政变,掌握政权。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在叙利亚掌权后,采取了比埃及更为激进的反以色列政策,特别是在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扶持方面,几乎是尽全力而为。

　　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有近百万巴勒斯坦难民为了躲避战火,暂时逃出巴勒斯坦。因为以色列拒绝他们返回家园,这些巴勒斯坦难民不得不长期住在巴勒斯坦周边的埃及、叙利亚、约旦、黎巴嫩等国边境附近的难民营中。1950年代,革命的风潮也吹到巴勒斯坦,巴勒斯坦难民中开始自发成立各种各样的武装组织。但当时阿拉伯诸国对巴勒斯坦难民的武装组织并不很重视,没有给予有力的支持,所以巴勒斯坦武装组织也没有什么令人瞩目的作为。

　　1963年以后叙利亚开始全力扶持巴勒斯坦武装组织,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64年1月召开的第一届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上,与会各国通过了支持成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决议。1964年6月,以巴勒斯坦难民武装组织中力量最大的“法塔赫”为主,正式成立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1964年9月第二届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上,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巴勒斯坦人民的正式代表。消灭以色列、武力夺还巴勒斯坦,成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奋斗目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章程中明文规定：“武装斗争是巴勒斯坦解放的唯一手段。”

　　巴解组织没有力量正面和以色列决战,就采用游击战、恐怖主义活动等手法对以色列进行破坏和骚扰。1965年,叙利亚帮助巴解组织建立以叙利亚为据点的巴勒斯坦解放军,巴勒斯坦解放军在阿以停战线附近向以色列不断发起小规模游击战,并在以色列境内制造恐怖主义活动,阿以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加深。1964年9月在埃及举行第二届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会上决定各国共同出资在约旦河上游建立大坝, 控制以色列的水源。大坝工程开工后,以色列出动空军对大坝工地进行轰炸,使大坝工程无法进行,最后阿方不得不取消此次计划。

　　1967 年5月,纳赛尔总统向联合国提出：撤走联合国在第二次中东战争后留驻埃及西奈半岛的维持和平部队。当时联合国秘书长请纳赛尔再次慎重考虑,当纳赛尔做出肯定的答复后,5月19日联合国撤走了西奈半岛的维持和平部队。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撤退,使埃及失去了保护自己的缓冲力量,埃及和以色列形成直接对峙局面。在革命热情的冲击下,纳赛尔总统发起了更为激烈的反以色列政策。1967年5月22日,纳赛尔宣布禁止以色列船只和向以色列运送军火的船只通过蒂朗海峡,试图控制以色列的海上交通。

　　尽管阿拉伯方面表现出十分强硬的姿态,但其主要目的是鼓舞阿拉伯世界的反以色列斗争热情,在外交上压以色列让步妥协,尚未认真制定进攻以色列的计划。当时阿方也明白自己在军事方面尚没有打败以色列的充足力量,尽管引进了不少苏联武器,但飞机主要是米格17,米格19等相对旧式的战机,坦克主要是T34等苏联淘汰下来的旧货,在装备质量方面与以色列有较大差距。在训练方面与以色列的差距就更大了。1966年11 月埃及与叙利亚结成军事同盟,后来约旦也加入了军事同盟。但埃及、叙利亚、约旦三国在统一军事领导方面,存在不少争执,无法达成统一对以色列作战的计划。

　　与阿方相比,以色列的备军作战准备要周到得多。以色列在第二次中东战争后,就制定了对阿拉伯国家定期进行军事打击,防止阿拉伯国家军事力量强大的战略计划。以色列一方面从米国购买最先进的武器,对军队进行严格训练,另一方面制定周密的作战计划,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赢得战争的胜利,避免陷入持久战的泥潭。以色列吸取了第二次中东战争中,不经过米国同意就擅自与英法共同作战,最后在米国的压力下不得不自行撤军的教训,事先向米国提出以色列准备发起先发制人进攻的作战计划。当时米国正忙于越南战争,与苏联的对抗也处于高潮,以色列打击埃及等越来越接近苏联的国家,也符合米国的世界战略,所以米国最终没有反对以色列的先发制人进攻计划。

　　1967年6月5日,以色列对埃及、叙利亚和约旦发起突然袭击,首先出动飞机轰炸阿拉伯国家的机场和雷达站,使阿拉伯国家的大部分飞机在机场被炸毁,防空能力遭严重破坏。然后以色列出动地面部队,在短短六天中占领了埃及的西奈半岛、约旦的约旦河西岸、叙利亚的戈兰高地。阿拉伯三国由于没有战争准备,在以色列的突然袭击下溃不成军,无力进行有效反击,不得不接受联合国的停火倡议。1967年6月11日,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在联合国的安排下停火,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

　　以色列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不仅摧毁了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力量,还把占领土地扩大了三倍。但以色列的这些新占领领土,也使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领土冲突,发展成为以色列与周边阿拉伯国家的领土冲突,阿以关系进一步恶化。以色列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从整个大战略来看,以色列的胜利加深了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仇恨,使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和平共处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1967年9月举行的阿拉伯首脑会议上,阿拉伯各国一致通过了对以色列的“三不决议”,即“不承认以色列、不与以色列交涉、不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

　　为了解决阿以冲突,联合国于1967年11月通过242号决议。242号决议主要有两点：一、以色列从占领地区撤军；二、结束一切交战状态,尊重该地区所有国家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阿以双方都接受了242号决议,但却对决议有不同的解释。主要问题在于对“占领地区”的定义, 242号决议中把“占领地区”写为“OccupiedTerritories”,没有定冠词“The”,所以以色列解释为从一部分占领地区撤军,而阿拉伯方面则解释为从所有占领地区撤军,在后来的阿以和平会谈中,双方也一直为“OccupiedTerritories”的定义争执不休。

　　阿拉伯国家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的损失是巨大的,军队的伤亡和被俘达6万余人,还有40多万巴勒斯坦人逃离家园,成为新难民。不仅如此,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惨败还大大影响了阿拉伯国家政府的威信,以及阿拉伯人的民族自尊心,泛阿拉伯主义思潮急速后退。第三次中东战争停战后,纳赛尔总统宣布他对战败负有责任, 提出辞职,但在埃及国民的强烈要求下留任。1970年9月28日,纳赛尔因心脏病突发逝世,阿拉伯世界的盟主殒落。此后阿拉伯国家之间再也没有出现过纳赛尔时代团结一致的局面。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各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援助也明显减弱。1969年,阿拉法特出任巴解主席,此后巴解组织开始进行自己的独立活动。阿拉法特任主席后,为了引起世人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把巴解的作战目标从单纯对以色列作战,转向在国际社会制造恐怖主义活动。此后巴解组织制造的劫机、爆炸、无差别杀人等事件频频发生,巴解组织开始成为国际上引人注目的焦点话题。

　　纳赛尔死后,副总统萨达特当选总统。与理想主义的纳赛尔相比,萨达特则是务实的现实主义者。在纳赛尔时期,因偏重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加之国有制企业中官僚主义作风严重,打击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第三次中东战争后,埃及经济日益困难。萨达特上台后,对纳赛尔的政策作了重大调整：政治上放开一党独裁,由一党制改为多党制；经济上由国有化转向鼓励发展私人企业,对西方国家实行经济开放政策。理想主义的英雄过后,总要有务实的人为他收拾摊子, 萨达特收拾纳赛尔的摊子,类似于邓小平收拾毛泽东的摊子。

　　萨达特的最大任务还是打败以色列,恢复阿拉伯国家的自信。在第三次中东战争后,纳赛尔深感不结盟政策的缺陷,开始倾向苏联,接受苏联的援助,大量引进苏联的米格21战斗机,T55坦克,萨姆防空导弹等先进武器,还在军队中大量招请苏联顾问,苏联对埃及的影响力大大加强。纳赛尔死后,萨达特对苏联顾问的傲慢态度有所不满,一度于1972年7月把在埃及的15000名苏联顾问驱逐回国。

　　但萨达特的驱逐苏联顾问,也起到了迷惑以色列的效果。以色列看来,没有苏联的帮助,埃及无法对以色列进行军事攻击,而萨达特驱逐苏联顾问,意味着埃及放弃了对以色列的战争意图,所以此后以色列有了安心感,放松了对埃及的警惕。虽然萨达特表面上驱逐了苏联顾问,但暗地里却仍然接近苏联,接受更多的军事援助,准备发起一场对以色列的军事袭击,夺回被占领的领土。

　　萨达特深感上次以色列突然袭击的威力,也决定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对付以色列。为了迷惑以色列,阿拉伯方面进行了成功的欺骗战术。1973年9月,叙利亚战斗机与以色列战斗机在公海相遇,叙利亚战机向以色列开火,结果叙利亚战机被击落13架。以此为契机,叙利亚和埃及在停战线附近结集部队,以色列以为阿方结集部队只是对击落战机的反应,没有想到阿方会乘机发起突然袭击。另外针对以色列情报机关喜欢分析阿拉伯报纸小字新闻的特点,埃及在开战前几天,专门在报纸不起眼的地方用小字登出“军官放假”的小新闻,迷惑以色列。为了保密,埃及和叙利亚部队在开战前几个小时,才接到战斗的命令。

　　1973年10月6日,正值老犹进行赎罪忏悔的“赎罪日”,埃及和叙利亚同时向以色列发起突然袭击,以色列一时曾被打得措手不及,阿方攻破了以色列的防线,夺回了一部分被占领土。但以色列军队毕竟训练有素, 以色列国民的国防意识相当高,虽然一时陷于被动,但以方逐步挽回了劣势,重新取得了战争主动权。1973年10月22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战争双方停火,1974年1月8日,埃及和以色列签订脱离军事接触协议。以色列撤出苏伊士运河以西,埃及控制了运河以东的地带,联合国派维持和平部队驻扎在埃、以控制线之间的缓冲地带。1974年5月29日,以色列和叙利亚签订脱离军事接触协议,以色列撤出戈兰高地部分地区,在戈兰高地叙、以双方的军事控制线之间设置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驻扎的缓冲区。第四次中东战争到此结束。

　　第四次中东战争是阿以双方的一个转折点。第四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方面虽然取得了相当的战果,但仍未能取得战争的主动权。此后阿拉伯人感到用武力抹煞以色列已几乎不太可能,阿方领导人转向现实主义的想法,开始谋求与以色列和平共存的道路。以色列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也受到相当的损失,感到以往单纯用军事手段消除阿拉伯威胁的做法,不会给以色列带来持久的和平。以方领导人也产生了用放弃一部分占领土地的妥协,来换取与阿拉伯和平的想法。

　　此后阿以之间开始走向和平谈判解决争端的道路,再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但是由于双方的立场悬殊太大,和平谈判的道路仍是困难重重。

1973 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阿拉伯国家除了在军事上进攻以色列外,又试图用石油作武器,发起了石油战争。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两周,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 10国召开会议,决定对军事经济援助以色列的国家以及同情以色列的国家,进行石油禁运。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和日本等依赖中东石油的国家,不得不重新检讨自己的中东政策。特别是日本,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程度高达100%,所以日本赶紧撤回以往暧昧不清的中东立场,表明支持阿拉伯国家。日本政府宣布关于中东问题的三点原则：“一、以色列应该从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阿拉伯国家的领土上全面撤军；二、国际社会要本着公正的原则解决中东问题；三、承认巴勒斯坦人的正当权利。”1973年12月,阿拉伯产油国正式承认日本为友好国家,解除对日本的石油禁运。

　　石油战争虽然收到一些效果, 但由于多数阿拉伯国家的产业单一,几乎全是清一色的石油工业,所以石油禁运对阿拉伯各国自己的经济打击也很大,难以长久维持。石油战争只持续了几个月,阿拉伯国家就不得不重新开始对米国和欧洲出口石油。但石油危机造成的石油价格暴涨,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打击,远远大于对欧美发达国家的打击,非产油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借债购买昂贵的石油,这后来发展成为一些贫困发展中国家的严重债务问题。

　　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埃及付出了最大努力,但仍未能实现收回被占领土的战略目标,甚至没有得到战争的主动权,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战争也没有收到预期结果。此后,埃及对自己是否有能力打败以色列开始产生怀疑,埃及人也重新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埃及之所以要与以色列打仗,完全是为了解放巴勒斯坦人。以色列的目标是巴勒斯坦,本来并不想与埃及作战。如果埃及不是基于阿拉伯大义主动向以色列挑战的话,埃、以双方和平共处是完全可能的。从埃及本国的利益出发,与以色列和平共处是有益无害的,埃及人何必为了巴勒斯坦人去流血？

　　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全世界处于国际主义的高潮阶段。那时不仅苏联到处对外援助、输出革命,中国也勒紧腰带无偿援助第三世界的穷朋友,中国为朝鲜、越南等其他国家而付出过很大代价。1970年代后期,苏联、中国等对无底洞似的外援感到疲倦,开始从国际主义路线上后撤,转向利益优先的爱国主义。第四次中东战争后,埃及的泛阿拉伯主义思潮也大大后退,本国利益第一的爱国主义思潮抬头。在这种情况下,埃及总统萨达特开始考虑与以色列的和平问题。

　　1977年米国新总统卡特上台,米国的中东政策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在此以前,米国的中东政策主要是前国务卿基辛格制定的扼制苏联战略,即把以色列作为遏制苏联在中东扩展的马前卒。卡特总统上台后,提出了“对苏缓和”与“人权外交”新政策。卡特批评基辛格的中东政策过分夸大苏联的威胁,没有从人权观点考虑巴勒斯坦人的处境问题。卡特大幅度修改了基辛格的以色列一边倒中东政策,考虑建立平衡阿以双方利益的新中东政策。1977年3月,卡特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以色列应该撤回到第三次中东战争以前的停战线,巴勒斯坦人应该返回自己的故乡。”

　　面对米国的新中东政策,以色列方面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不得不在和平问题上做出让步。以色列开始通过罗马尼亚的外交渠道,秘密与埃及接触,试探和平谈判的可能性。埃及也面临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想谋求和平环境,集中精力发展本国的经济建设。所以埃以双方一拍即合,达成了和平谈判的意向。以色列同意在领土方面作出让步,归还所有占领埃及的领土,而埃及的回报则是放弃消灭以色列的阿拉伯大义,承认以色列的合法存在,与以色列建立和平共处的共存关系。

　　1977年11月,埃及总统萨达特突然宣布访问以色列,这在阿拉伯世界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阿拉伯联盟的盟主埃及,居然背叛他们共同立下的与以色列不共戴天的誓言,单独与以色列讲和。”埃及的背信弃义行为使整个阿拉伯世界愤怒了,萨达特在访问以色列前曾到叙利亚访问,试图向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解释埃及的立场,萨达特和阿萨德的会谈最后变成激烈的争吵,两国长期亲密的友好关系绝裂。1978年12月在叙利亚召开的第九次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上,到会的诸国强烈谴责埃及的背信弃义行为,诸阿拉伯国家纷纷与埃及断绝外交关系,阿拉伯联盟也开除了埃及的会员国资格。此后叙利亚和伊拉克暗中较劲,争当阿拉伯联盟的新盟主。1978年9月6日,米国总统卡特、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在米国总统休养地戴维营举行最高首脑会议,埃以双方签署了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戴维营协议”。“戴维营协议”规定以色列将埃及的西奈半岛返还,埃及则允许以色列船只自由通过苏伊士运河和蒂朗海峡。1979年3月埃以双方正式签署和平协议,1980年1月,埃以双方互派大使,建立外交关系。萨达特本来还想在“戴维营协议”中加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内容,以表示他没有忘记阿拉伯的大义,但遭到以色列的强烈反对,最后只是在形式上签署了《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1978年12月召开的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上,通过了反对“戴维营协议”的决议,埃及与以色列单独签署的《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并没有被其他阿拉伯国家承认。

　　对于“戴维营协议”,以色列无疑是欢迎的。因为以色列从在巴勒斯坦建国开始,就面对被周边阿拉伯邻国武力消灭的巨大压力。阿拉伯世界中最有影响的大国埃及承认以色列存在,阿拉伯对以色列的包围圈就此分裂瓦解,以色列的军事压力大大减轻。而且没有埃及参加,阿拉伯国家再次对以色列进行大规模武装进攻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以色列的安全感大为增加。

　　对于其他阿拉伯诸国来说,埃及背叛带来的打击是沉重的。埃及脱离反以色列阵营不仅造成阿拉伯世界的分裂,而且以色列与埃及讲和后,对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领土返还问题（叙利亚的戈兰高地等）的关心大为减弱,实际上在埃以和谈后,以色列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和平谈判就处于停滞状态。埃及本国的激进泛阿拉伯主义者,也对萨达特总统的背信弃义感到愤怒。1981年10月6日在开罗举行的阅兵式上,一群士兵突然向主席台上的萨达特开枪,萨达特当场死亡。萨达特总统遇刺后,副总统穆巴拉克当选总统。穆巴拉克上台后,基本保持了萨达特的对以和平、对美加强关系的外交政策,但也注意改善与阿拉伯诸国的紧张关系,埃及与阿拉伯诸国的关系有所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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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国是万恶之源，买办是亡国之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