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德国有儿子，在延安有“父女情”(图)
经某网友提示，看到一个文章，周恩来在德国有儿子，还有在延安有“父女情”。我没看到其他史料，不敢断言真伪。不过，如果是真的，我不稀奇。因为周恩来是北宋一个大儒的后人，而我对儒教信徒历来没好感，整个是一群伪君子。
对于周恩来，他的个人生活如何，比如，有上千私生子，或者没有后代；极端淫荡，或者非常本分；腐败透顶，或者廉洁奉公。这些都是次要的。
看待历史人物，要以其职位和其对国家是否有贡献来衡量。从这个大角度评价历史人物才有意义。而我认为，周恩来是一个不称职的总理，他没给中国争取多大利益，反而有卖国嫌疑。下面史料可是公开的，从这些资料中，大致可以肯定我的论点。
之所以对毛周不爽，是因为有人竟然敢诬蔑胡耀邦腐败等等，这里警告左派等等，骂谁我都可以不理会，但是，胆敢诬蔑胡爷爷，小心我的反击。如果你注意，我过去基本是对古代历史感兴趣，近日对现代史发贴多，是别人先惹的我。
周恩来当众拍桌子与中美联合公报---中国外援有多少？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1917年南开学校毕业，赴日留学。1920年赴法留学。 在文革高潮时，少数红卫兵要批斗周恩来，毛泽东说：“那好吧，让我也和他一起被挨斗吧！” 1974年，毛泽东又在长沙对王洪文说：“对周恩来的任何攻击，必将遭到人民的坚决反对。”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回忆录《领导人》中，评价周恩来是“我们时代最有造诣的外交家之一”、“我所认识的最有天赋的人物之一”，“一座冰层覆盖着的火山”。他还说：“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就可能不会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没有周恩来，就会烧成灰烬。” 著名科学家、中国两弹元勋钱学森说：“许多党外人士说，我们是认识周恩来才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相信周恩来才相信中国共产党的。”
一。周恩来当众拍桌子
1973年11月17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政治局委员全部出席，会议由周恩来主持。 会议的议题是：批判周恩来。也就是说，由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批判自己。
会前，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讲话，为会议定了调子：“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 “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是错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小土围子，不打它就不投降。” “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也可以来，在后面排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会议一开始，江青就提出，要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叶剑英在同美国军方会谈时的“右倾软弱”，合称“批判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于是，与会人员按照这个调子火力齐下。江青更是咄咄逼人，一会说周恩来“左”了，“是霍查主义，主张两个拳头打人”，没有好好执行毛泽东的联美整苏方针；一会又逼问周恩来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究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并指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
会议之始，周恩来做了一些自我批评，期待检讨完事。为了保险，周恩来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承认自己犯了“修正主义”的错误，并完全接受对他的批评。然而，会议没有降温，江青的指责不断升级，“丧权辱国”、“蒙骗主席”、“给美国人下跪”等等。周恩来当场拍了桌子：“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
这下惹了大祸。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从11月25日起，会议由原来的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了政治局委员外，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和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全部参加。会议地点从钓鱼台搬到了人民大会堂。会议主持人也由周恩来改为王洪文。毛泽东指定王海容、唐闻生两位小姐为联络员，随时向他报告会议情况。
扩大会议一开始，就由唐闻生介绍情况，并原原本本地传达了毛泽东在最近一个时期对周恩来及外交工作的批评，上纲非常之高，如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 “针插不入，水泼不入”，等于文革前的北京市委；外交部不执行毛的“山雨欲来风满楼，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方针，因此要对外交部“甩石头”。这些用语相当多的是毛当年打倒刘少奇、林彪集团时所用过的。更有甚者，毛泽东还说“有人对苏联怕得不得了，一旦打进来，他就要当儿皇帝呢！”等等。如此火药味十足的指示足足传达了八个小时。
会场上出现了对周恩来围攻批斗场面。“卖国”、“屈膝投降”、“目无中央”、“蒙骗主席”，一时间拳脚棍棒齐下，墙倒众人推。江青更是高声叫骂，称“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危言耸听地说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弄得举座哗然。
这次扩大会议的形式也很特别，会议开始就成立了一个对周恩来的“帮助小组”，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六人组成。每次开会前，帮助小组连同王海容、唐闻生一起先在钓鱼台开小会，商量如何贯彻毛泽东的意图批判周恩来。以往政治局开会时周恩来都是提前到场，这次周只能在家等待会议通知。散会时，周就要即刻离开大会堂回家。而帮助小组一干人又要继续开会，商量如何向毛泽东汇报。
这场大批判的起因并不复杂。1973年11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第六次访华，周恩来和叶剑英受命出面接待。按照预定日程，基辛格将于11月4日晨结束访问，启程回国。然而，在11月3日的告别晚宴结束时，基辛格突然提议，希望再和周恩来举行一次单独会谈，继续讨论一下中美双方的军事合作问题。按照以往的贯例，周恩来都会先向毛泽东作请示。可偏巧这次周被告知“主席正在睡觉”。因时间紧急，在思来想去后，周恩来拍板答复基辛格：中美军事合作的问题，双方今后可各指定一个人继续交换意见。这件事随后就经外交部的王海容和唐闻生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于是，一场扑天盖地的风暴呼啸而来。
毛泽东为什么对这件事看得如此严重？周恩来的错误又到底在哪里呢？一切说来话长。
林彪事件之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实质上已经破产，毛泽东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受到了重创，不得不退居幕后。周恩来基本主持了国家日常事务。他利用批林整风之机，在全国发起了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并积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各行各业进行了政策调整，同时解放了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毛泽东在观察了一段时间后，毛泽东确信周恩来就是要系统地纠正文革，最后将毛本人架空。于是，毛开始反击。
1972年12月，毛泽东借批王若水来信之机，发出了批极右的指示，并借助他的权威一举扭转了形势。1973年元旦，中央“两报一刊”发出社论，强调批林整风的重点是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实质”。此后，批左成了政治上的禁区，而反右则成了宣传的主流。
与此同时，毛又授命成立了中央宣传小组，组长是康生，组员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主管中共的宣传、组织、政法大权。这等于是将九大后解散的中央文革小组又立了起来，成为了另一个“政治局”。周恩来的一大部分权力被分走，实际上成为了一个会议召集人。毛又看中了上海的王洪文，调到北京，委以中共中央副主席之职，当作接班人培养。毛还任命张春桥为中央常委、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从而限制了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属于周恩来阵营的叶剑英的权力。
1973年6月，美国和苏联签订了关于防止核战争和限制进攻性武器等协定，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鲁斯面见周恩来，向中国通报了有关情况。外交部据此起草了周恩来会见布鲁斯的谈话要点。报请毛泽东审阅时，毛认为周恩来在会谈时口气太软，是右倾表现，批示道：“与资产阶级联合常忘掉斗争”。这是毛对周的第一次敲打。
不久，外交部在内部刊物《新情况》上登了一篇文章，分析了美、苏之间既勾结又争夺，但趋势是联合起来企图主宰世界。应该说，这种分析只是一种内部参考，也不违反外交纪律。然而毛泽东得知后大为光火。他认为该文观点与他常说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不合，根本不提他的“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论断，因此是在和他唱对台戏。而外交部的后台就是周恩来，这事绝脱不了干系。毛当即召王海容、唐闻生来，严厉批评了《新情况》的这篇文章，指责为“放屁一通”。随即，又召见张春桥和王洪文谈话，再次严厉批评了周恩来主抓的外交工作：“都说此文不错（《新情况》的文章），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 “你们年纪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欺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 “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的第二次敲打，如此露骨的讽刺和挖苦，充分显示出了毛泽东的极度不满和不耐烦。
这次对于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的自行其是，毛更是怒火中烧，认为周已发展到了公然不听招呼，遂决定新账老账一块算，狠狠地打掉他的威风。政治局扩大会议一直开到12月5号，会议火力空前猛烈，周恩来被烧得焦头烂额。连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也不得不讲了话。邓的发言较为委婉，指出周的问题的严重性，但却不是江青所说的“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最后忠告周：“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会上会下，以往谁见了周恩来都会主动热情的打招呼，而这时人们都尽力回避他，即使迎面相遇也表现冷淡，以示划清界限。
按照会上的调子，周恩来已必然要被打倒，只是时间问题了。然而，毛泽东此举只是为了重挫一下周恩来，并不是真的想打倒他。那样的话政治上的代价未免太大，刚刚安定下来的局面恐怕又要反复。会议最后责成周恩来做检讨。周恩来起初想求见毛泽东，当面做检讨，被毛一口回绝：要检讨就在会上做。周恩来只好自己关起门来写检讨，承认了会议强加的所有罪名，总算完成了检讨。事后，毛泽东下令在外交部和军委传达讨论了这次会议的内容，彻底批判了周恩来的“错误外交路线。”
12月9日，毛泽东在讨论关于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政治局会议上，仍然旁敲侧击地说：“我还可以打一仗呢。要打就打嘛，天下大乱，包括中国嘛！我能吃饭，也能睡觉，所以要打，我最欢迎了。”“一打下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对周恩来的耿耿于怀，由此可见。
二。中美联合公报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之间所签署的三个联合公报，包括了《上海公报》、《中美建交公报》和《中美就解决美国向台出售武器问题的公告》（简称《八一七公报》）。这三个公报是中美在冷战时期开启对话和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基础，其中有关台湾问题的部分在今天的重要性则更为显现，美国政府一直声称其两岸政策是基于“一个中国原则、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制订的。
两国间的第一个联合公报《上海公报》是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期间在上海与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于1972年2月28日签署。这个联合公报的特别之处在于，双方首先并没有回避各自的歧见，文件中阐明了两方不同的观点，然后表示双方愿意尊重对方的立场。随后再阐述双方达成的共识。
请注意一下，对台湾问题的双方不同观点:
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联合公报是很厉害的，是得到国际公认的，尽管中国说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但却允许美国继续对台湾武力支援，而且，美国对台湾支援并没有准确的时间表，什么是“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到底如何看待这个这个联合声明呢？
三。中国共向110多个国家和区域组织提供援助
外交档案不断解密，新中国的“对外援助”也已不再是秘密。
“越南请求中国援助大米事”，“关于老挝要求我国提供经济援助问题”，“关于也门要求援助事”，“印尼要求我援建纺织厂事及印尼工业部长为此拟访华事”……外交档案显示，某某国“请求中国援助”、“请求我给予”、“要求我援建”，是上世纪50年代我国驻外大使馆来电及外交部上送报告中常见字句。
1950年7月，我国首任驻蒙古国大使吉雅泰到任不久，蒙古总理乔巴山就向他提出“要求帮助解决劳动力的问题”。这大概是向我国最早提出的外援请求。当时，中方的答复是：“因为国内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动员工人出国是有困难的，这个问题容后考虑。”
周恩来总理记住了对蒙古国的这一承诺。1954年11月，乌兰夫副总理率中共代表团前往乌兰巴托，临行前，周总理指示外交部电告何英大使：“通知蒙方此次代表团去蒙，除参加蒙党代大会外，并希望了解一下蒙方在劳动力方面有何困难，以及我国可能给予何种帮助的问题。”12月8日，中共中央正式电告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我们当在可能范围内尽量满足你们的要求。”1个月后，蒙古国向我驻蒙使馆提交了总计12250名工人的清单，包括粗细木匠、泥瓦匠、制砖瓦、烧石灰、谷物蔬菜树木花卉种植、家具制造、厨师、裁缝、制靴、印染、桶匠等近40个工种，蒙方同时要求工人自带工具。 1955年4月底，相关部门在东北三省开始了赴蒙工人的组织工作。当年，首批8200名工人赴蒙。
越南向我国提出援助的时间很早。在1951年5月15日的一份材料上，越方要求开门见山：“我们正处在青黄不接期间，如无援米必告断炊。……因此，恳切要求你们再帮助我们一千五百吨至二千吨大米，以渡过此难关。”显然，在此之前，我国已支援过越南粮食了。
援越物资表里有葡萄干和酒 , 粗略统计，到1960年底，我国提供援助的国家还有：朝鲜、柬埔寨、尼泊尔、缅甸、乌干达、刚果、喀麦隆、伊拉克、叙利亚、埃及、阿富汗等，一共22国。
我国帮助蒙古国建学校、医院、疗养院、专家招待所、热电站、玻璃厂、造纸厂、养鸡场，修桥造路，解决燕麦种子，供应木材，修复古庙等，援建纺织厂的设备国内提供不了，我们就用稀缺的外汇到英国订购。
在《中国和越南关于中国1955年援助越南的议定书》的附件中，中方援越的货物表里，有30000吨大米、300吨面粉、5000公斤葡萄干、180根皮带、1130箱酒及粉条、香烟、中成药、医疗器械等；援建铁路的物资表里，有电炉、轮船、电话机、卡尺、灯泡等物；农业援助项目从农作物栽培、选种、育种、病虫害防治，到建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等，还有10个碾米厂、2个汽油库、火柴厂、加固水坝等等。这其中的30000吨大米，是在议定书签订之前5个月，越南劳动党中央致中共中央绝密函中提出的，当时中共中央回电：“虽然国内大米供应也较紧张，但为了援助新解放的兄弟国家，同意照拨。”那时大多数中国人也难以享用葡萄干和高档酒。
在柬埔寨，除了援建水泥、纺织、木板、造纸、钢铁等各种厂子外，还帮他们建艺术学校、电台，勘探铁矿煤矿。
1955年9月30日，在援越的越池桥修建工地，因水流湍急，运送钢缆的船倾斜进水，29岁的中国工长、共产党员陈国平为救船上“6名越南同志”掉入水中，第一个为我国的援外事业献出了生命。为报告国内这一不幸事件及善后，使馆先后发回3个篇幅很长的电报。
非洲国家是从1958年底才开始陆续与我国建交的，对他们的援助一般在建交前几个月开始。我们援建他们中小型工业项目和农场，帮助他们找水打井。粮食是这些国家最希望从我国得到的东西，1959年到1960年，我国粮食连续两年减产，但对于非洲国家的要求，仍然慷慨解囊。如1960年，我们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还宣布“向刚果提供5000吨至10000吨小麦或大米”。
受援国家的要求往往过大、过多、过急
1955年2月16日，中蒙双方为中国援助蒙古劳动力问题开始谈判。“至4月7日正式签字，共进行了14次会谈。” 蒙方提出，中国去的工人“希携家属来蒙，居留期间愈长愈好”，工期“不少于五年”，与蒙古员工同工同酬，而且“所得工资都用在蒙古，不寄回国内”。我谈判代表团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在谈判中我们的许多意见都经过多次解释才被接受，如我们提出工人的工期为三年，派遣中国干部带队及在蒙古成立工人事务处，准许工人兑回工资百分之三十的现款养家及把余款存入蒙古银行，列入非贸易账户汇款等问题，均经过多次反复磋商。”
由于受援国的要求往往过急，“以致有些项目的建成时间和设备交付时间规定得比较紧迫，给执行协定带来了一定的困难”。1958年底，一份总结外援工作的档案列举了一些存在的问题：援蒙的“个别项目规模过大、标准偏高”，“砖瓦厂由于原协定限期太紧，国内的设计和设备制造工作无法如期完成，推迟半年才完工”，“据估计蔬菜农场生产的蔬菜比当地的肉价还要贵。”按协议，1958年我国应向朝鲜供应6万纱锭纺织机械设备，但“由于目前优质钢缺乏，不能尽早满足朝方要求”。
11年外援总额40.28亿元人民币
“从1950年起至1960年6月底，我国同某些兄弟国家和亚非民族主义国家达成协议由我国提供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为40.28亿元人民币，其中援助兄弟国家35.39亿元(无偿援助25.79亿元，贷款9.60亿元)，援助民族主义国家4.89亿元(无偿援助2.38亿元，贷款2.51亿元)。在援助总额中，用于提供成套设备的为9.86亿元，其中对兄弟国家9.62亿元；对民族主义国家2470万元。”
这是1960年7月1日，时任外贸部副部长的李强向全国外事会议报告的统计数据。在当时我国的经济总量中，40.28亿元的外援总额占有多大比重？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这个数字接近1953年到1957年“一五”计划期间国家基建投资计划427.4亿元的1/10。
当时，我们的“兄弟国家”是新中国成立后很快与我国建交的苏联、东欧及越南、朝鲜等11个社会主义国家。据外交档案记载，在欧洲的“兄弟国家”中，11年间我国仅少量援助过阿尔巴尼亚和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因此，援助“兄弟国家”的35.39亿元款项，绝大部分由越南、蒙古、朝鲜三个国家分享。而接受我们援助的“民族主义国家”，主要是柬埔寨、也门、尼泊尔、阿尔及利亚、苏丹等国。
我国对外提供成套设备的援助从1955年开始，“到1960年6月底，按照我国同九个国家签订的经济技术协定和议定书的规定，援外的成套项目为182项，其中对‘兄弟国家’165项(朝鲜8项，越南100项，蒙古53项，阿尔巴尼亚3项，捷克1项)。”在其余援助“亚非民族主义国家”的17项中，刚与我国建交两年的柬埔寨得到了8项。“共派出工程技术人员7558人次，建筑工人25566人次。……共接受和培养了外国实习生2864名。”
中国还积极参与人道主义援助
直到1960年底，与我国建交的国家仅38个，其中10个还是1958年7月以后才建交的。新中国爱好和平，希望创造有利于国内建设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希望不断扩大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 一次次救援款物的办理经过，也都详细记载在了外交档案中。如1952年5月，日本北海道札榥郡一个主妇会致毛主席信，说当地发生严重地震和海啸，居民受灾严重请求援助，中国红十字会立即电汇过去2亿元人民币(旧币，下同)。1955年7月，在联合国驻阿富汗的技术援助专家名单中，就有我国两位养蚕专家和他们的夫人。1957年7月伊朗地震，我国也迅速提供了救济。
1952年，印度发生灾荒，我国先后以红十字会、全国总工会等4个群众团体的名义，两次各捐款20亿人民币。1953年8月，印度北部洪水泛滥成灾，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建议中央，我国援助印度10.5亿元人民币，当毛泽东主席了解到苏联捐赠了25万卢布(约合人民币17亿)时，批示“款数似应增加至十五亿或廿亿人民币”，相关部门最后定为15亿元。与当时美国给印度捐1万美元、200万磅奶粉，英国捐500英镑，南非捐100镑相比，我们援助的15亿元也是不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