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接收三年災禍罪言（一○）

下篇東北全陷：國際捭闔與自我失誤

（伍）中美關係演變

（一）中共宣傳毒素

圍繞著東北淪陷的國際關係，除蘇俄是主兇外，自推背義棄友的美國為其關鍵國家。雅爾達密約是產生戰後變局的胚胎；實亦積累大戰末期若干不幸種因的惡果；災禍所自，並非偶然。我們虛心檢討，何竟惹出此一危及國本的國際反動？可就中美關係的幾個演變階段，略加析述。

從抗日初起最艱苦的獨立奮戰，蘇俄雖曾短期支援，即轉向日本、德國勾結之形同幫兇；英國為求緩和納粹壓力，力峙c日本妥協之封鎖滇緬公路;縱然美國初以戰爭物資如廢鐵等之咪N日本，但尚基於中美傳統友好，對我貸款相濟。尤自一九四一年（卅年）三月，美國國會通過「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證明美國確切放棄孤立政策，將軍用品分助和軸心作戰的國家。同年十二月八日，因日本偷襲珍珠港（Pearl Harbour），美國由中立而捲入這場世界大戰；我國次日即向日本、德國、意大利三國正式宣戰，從此和美國及所有盟國併肩作戰，所獲美國各方支援愈多。美、英率先於一九四三年（卅二年）一月，與我國分訂平等互惠新約，導致同盟國家皆相隨之；同年初，蔣宋美齡夫人有訪美之行，為美國總統羅斯福夫婦迎居白宮的貴賓，蒞臨參眾兩院講演，並受到東西海岸各大都市美國人民的熱烈歡迎；繼於同年十一月，蔣委員長出席開羅會議，結果亦頗圓滿；這二年中，要算中美最能密切合作的階段。同時，竟由於中共假抗日之名，行叛亂之實的禍起於內，進而勾結國際共定及其同路人，力加從事破壞盟國間的合作於外，有組織的、有計劃的，逐漸促使中美關係變質。

時間是已從戰時政府遷武漢，至重慶，周恩來、林祖涵、董必武等共產黨徒及左派分子，於高擧抗日聯合戰線旗幟下，混入國民參政會、軍委會政治部等機構，暨新華社、新華日報等公開宣傳，由王炳南、黃華、喬冠華（即喬木）、龔澎等，拉攏來華的外國作家和記者群，對於國民黨及國民政府，極盡造謠誣蔑之能事；而宣揚中共是土地改革者，美國傑弗遜式的民主主義者（Jeffersonian Democrats），至多屬於和平改革的社會黨，居然得逞其計於中美兩國間的挑撥與分化。

中共所採陰致肪�：一面利用號稱自由主義者的美國作家與新聞記者，或潛赴延安，或供給資料，透過美國報刊及親共團體，影響其社會輿論。一面誘使美國駐華文武官員，和國務院內外勾結，而變更或減低白宮的助華政策。

試擧那時先後一聯串替中共做傳聲筒的美國作家：其代表作首推史諾（Edgar Snow）所寫「紅星高照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餘如艾浦斯汀（Isreal Epstein）、艾金森（Brooke Atkinson）、史泰因（GuntherStein）等，尚有幾個女作家，如朱德的密友斯麥德萊（Agnes Smedley）、史特朗（Anna Louise Strongs）、蘇依斯（Ilona Ralf Suess）、格拉漢（Betty Graham）等，皆為中共寫書、專欄、通訊乃至講演。迄後對我政府惡意攻擊最激烈的美國報刊及其記者：是紐約前鋒論壇報的希恩（VincentSheean）、紐約時報的艾金森（Brooks Atkinson）、華盛頓郵報的艾利斯頓（Herbert Elliston），和時代雜誌的白修德（TeddyWhite）等。

且自一九四三年（卅二年），蘇俄公告取銷第三國際時，即從莫斯科發動摧毀中國國民黨及國民政府的統戰，由主持塔斯社重慶分社的羅果夫（Vladimir Rogov），廣事散佈惡毒的「通訊」，並有其助手雅剎明（Mike Yakskamin）造謠生事。凡此中共、美、俄配合一致的歪曲言論，已和美國的共黨報刊搭線，如美共的機關報「每日工報」（The Daily Workers）、「新群眾」（The NeW Masses）；以及中共的機關報「紐約華僑日報」，社長梅參天（Eugene Moy）、司理黃文耀（Albert Wang），社論主筆却是從北洋官僚蛻變的冀貢泉（按：冀係閻錫山老搭檔，曾任民初山西省高等審判廳長；即留美學生共黨冀朝鼎之父），卅三年，我在紐約邂這個老而不死之伲�他高倡戰後中國必行共產主義，對眾大言不慚。

最和這些人與論調一個鼻孔出氣的人就是眾所週知設在美國的「太平洋學會」（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會務向被左派人士操縱，總會即有中國共產黨徒徐永瑛、冀朝鼎、陳翰笙等。該會出版兩種刊物：一為「太平洋事務季刊」（Pacific Affairs）；一篇「遠東觀察」（Far Eastern Survey），一九四三年（卅二年）七月份，曾載畢生（T. A. Bisson）所寫「中國在同盟國家作戰中的處境」一文，幾近否定中華民國，鼓吹共產中國的讕言，即已不無支配一部分反動輿論的力量。雖設有中國分會，一直由蔣夢麟、胡適（前後會長）、蔣廷黻、陶孟和、梅貽琦、周鯁生、徐淑希、李斡、錢端升、甘介侯、劉馭萬與劉毓棠（後二人是前後秘書長）等主持；始終未多抗爭糾正總會的誤謬，或毅然退出而解散之。不知究竟書生無用，抑或也有家鬼作祟？

此外，尚有賈飛（Philip J. Field）發行的「亞美雜誌」（Amerasia）、畢生等控制的「外交政策協會」（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費爾德（Frederick V. Field）支援的「東方民主政策委員會」（Committee for a Democratic Eastern Policy），都成了附和中共的應聲蟲。

這裏也必須從頭記取對我友善的美國作家和記者：如為「亞洲內幕」（Inside Asia）的約翰根室（JohnGunther）、國際通訊社的特派員楊傑米（James R. Young）、合眾社的老闆霍華德（Roy Howard）、北美新聞紙聯合會主席坎尼遜（Royal R. Gunnison）、時代雜誌社創辦人魯斯夫婦（Henry R. & Clare Booth Luce）等，戰時先後訪華，皆對我國抗戰，多有言論鼓舞。迄一九四七年（卅六年）夏，霍華德又代表其報系，並偕美國記者團，到南京專訪蔣主席，對於當時所問有關東北戰局的答覆：「共產勢力進攻東北，形勢已頗危急，將必危害全世界的和平；決非任何一個國家所能獨力抗拒，亟須喚起民主集團共同制裁，庶足維護聯合國憲章的價值。」向全世界做有力的闡揚。

亦應一併提起：戰時美國寥若晨星的援華團體，唯一可推的代表人物，即德裔猶太商人柯爾貝（Alfred Kohlberg）。他曾接連創設「中國救濟聯合會」（United China Relief）、「美國援華醫藥協會」（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id to China）；以迄成立「美國對華政策協會」（The American-China Policy Association），都是對我們最有助益的團體，出面和親共的「太平洋學會」戰鬥；並向美國政府與國會指控共奸，呼籲加強援華，允為國人永誌弗忘的道義。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終竟末能多阻那股逆流；追究一切禍源，中共的宣傳誘蝕，散佈毒素，使我們甘居下風。我常想：在戰時重慶克難的艱苦中，政府尚能闢建舒適的洋記者招待所，禮遇如上賓，讓他們養尊處優，結果却幾乎一面倒的替中共撐腰。且我政府早已具其國際地位，並與盟國旣存的傳統關係，握有足夠擴大宣傳與聯絡的人力和財力，何竟落於困居陝北一隅的中共之後？一著棋誤，滿盤盡輸。從戰時到戰後，凡關此類業務的政府主管，縱皆自認竭盡所能，但輸給了共黨是事實，總該各就其良知與職責重加檢討罷！

（二）羅斯福老昏庸

當羅斯福連任美國總統第三屆初期，方值展佈雄才大略盛時，亦其國際聲望最高，正與我併肩作戰之始。那一期間國務卿赫爾（Cardell Hull）及其遠東司長洪貝克（Stanley L.Hornbeck）、軍政部長史汀生（Henry L.Stimson）、財政部長摩根韜（Henry Morgenthau）。與白宮重要顧問霍浦金斯（Harry L.Hopkins），並其時駐華大使詹森（Nelson T.Johnson），大都善加執行羅斯福初期對華政策，對於中國抗戰力予支援。

迄繼詹森的美國駐華大使高思（ClarenceE.Causs）任內，週遭幾皆被中共所掌握的幕僚：參事范宣德（John C.Vincent）、二等秘書戴維斯（John P.DaviesJr.）、二等秘書謝維志（John S.Service），和駐華新聞處長費正清（John K.Fairbank）等，是即惡名昭彰的「戴、謝集團」，包圍高思，身不由己，多向國務院作荒謬報告與建議。而一度曾充駐華代辦的阿契生（George Atcheson），竟至主張美國應以武器，逕行補給中共；且極強調促進國、共「聯合政府」之議。

自同盟國家併肩作戰起，重慶即成盟國軍事的亞洲司令臺；一九四一年（卅年）底，美國政府派有邁格魯德將軍（John Magruder）、勃里特陸軍空戰司令（GeorgeA.Brett），英國政府派有駐印英軍司令魏斐爾將軍等，集渝擧行盟國軍事會議；從此確立蔣委員長兼任同盟國家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的領導權。羅斯福於此一時期間所派來華人員，大體皆頗有助軍事合作；包括初組美國空軍志願「飛虎隊」，繼而率領美空軍第十四航空隊的陳納德將（Chaire L.Chennault），一直頗著英勇戰績，和衷共濟。

不幸的，中途爆發破壞中美邦交，貽禍深長的史迪威（Joseph Stilwell）事件：當我抗戰開始，尚服務於美國駐華大使館的史延威上校，漸和美國左派作家及其同僚「戴、謝集團」接近，從南京到漢口階段，他已向其政府常作詆毀中告國的報告。迄一九四二年（卅一年）夏，羅斯福派他為中、印、緬戰區美軍司令，兼中國戰區參珠L，曾幾何時，已被白宮擢昇四星上將，專權拔扈，旣企圖分裂統帥權，直接指揮國軍連同中共部隊；並加把持美國租借物資。擬逕以軍械補充共軍。進而挑撥中美兩國元首間，幾至造成分崩離析之局；終以撤換，挽回危機，畢竟種下惡因，導致逆流滋長。史迪威怏怏返美，於一九四六年（卅五年）十月病逝，臨死尚以其親書墨跡，經美共機關「每日工人報」影印刊出，略謂：「遙望『滿洲』美景；自恨不能前往追隨『共軍統帥朱德』一起作戰。」他猶深引未克參加東北共亂為生平憾事，尤足證明羅斯福所用非人。

羅斯福派遣來華的文人政客，又幾皆左派人物：

如一九四一、四二年（卅、卅一年），兩度來華之白宮行政助理居里（Lauchlin Currie），即已開始撥弄是非。經他以偷天換日手法，初來就把自命「中國通」的拉鐵摩爾（Daid O.Lattimore），作為羅斯福推薦蔣委負長的政治顧問；他們都是「太平洋學會」主幹，當時由宋子文在美洽辦拉鐵摩爾應聘，旣未詳察此輩淵源，邀請來了一個奸細，一年滿期，解約返美，促其仇華言行，變本加厲。

由這些線索中，冀朝鼎居然從美國到重慶，位自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長，到行政院外匯審核委員會秘書長，身列要津，參與機密；戰後，搖身一變，而為中共人民銀行的總頭。冀朝鼎父子附共，久已公開的秘密；於此可見我們防諜工作的鬆懈！

迄一九四四年（卅三年）夏，美國副總統華萊士（Henry A.Wallace）代表羅斯福訪華，他本身即「太平洋學會」理事，所偕人員又是已從駐華大使館內調國務院中國司長范宣德，和拉鐵摩爾等。此來愈對中共推波助瀾，而有美軍駐延安觀察組之設，以巴瑞德（David D.Barre）為組長，乃開中共和美軍取得直接聯繫之門，亦啟美國實質的干預「中國內政」之端；且對斡旋中國與蘇俄關係多所主張；從此漸陷我於內外夾攻的禍患中。

推源溯始，是自羅斯福重歐經亞戰略的根本荒謬，積以馬歇爾依次如作戰司等對於中國戰區人事安排、物資接濟的不斷失誤，尤以勾引蘇俄於戰爭勝利時介入對日作戰，而簽「雅爾達密約」。當羅斯福第三、四任的末期，美國國務院中，不僅所謂自由主義派最活躍，並有多為蘇俄和中共作內奸者，如後被指控的共諜希斯（Alger Hiss），即其顯著之例。羅斯福此時已是老態畢露，睿智銳退，急功近利；他從雅爾達返美兩月後，於一九四五年（卅四年）四月，突以腦溢血逝世。生前，雖稍有悟於被史大林愚弄已遲；他旣見蘇俄漸向東歐伸出魔掌，自足預測遠東大禍難免，美俄間的明槍暗劍中，殆皆成為羅斯福的催命符。經他大錯鑄成的東北以至中國的惡撸�甚而對於世局深遠影饗的未知之數，確已使之為善不終，盡棄前功。

（三）繼承者更曖昧

由副而正的美國總統杜魯門，以小商人而殊無政治尤其外交學驗，驟負將臨戰後盟國領導大任，自身固已才短力絀；他所任命的國務卿貝爾納斯（James F.Byrnes），代替了過渡的國務卿史汀紐斯，亦皆缺少政策性的高瞻遠囑，任憑國務院內親共幕僚惡勢力的把持。此時，方值蘇俄和中共加緊動亂，東北乃為適當其衝的犧牲品；亦即造成中美外交關係的轉變。

杜魯門政府繼承羅斯福末期混淆矛盾的對華政策，並忠實執行出賣中國的「雅爾達密約」；竟毫無瞻顧地逼使國民政府不容猶豫簽署「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當時，縱然美國看穿蘇俄的狡猾陰郑�不祇將使中國首蒙其難，且必貽禍遠東以至全世界；而寧願陷我於孤立無援的絕境，坐視遭遇和共黨艱苦的搏鬥，唯一企圖蘇俄對日參戰，達成美俄間一時的妥協苟安。據傳當中俄簽約前夕，美國駐俄大使哈里曼尚多建議於其政府，能盡盟國道義之責，希望有所補救，減少中國損失及戰後危機；杜魯門的指令却是一切依照密約條件不多不少，不打折扣，不啻支持蘇俄無須讓步。是杜魯門之與羅斯福，「慷他人之慨」的賣友行為，真不愧為「蕭規曹隨」的難兄難弟了。

實則其時美國已和蘇俄開始冷戰。雖杜魯門初期與羅斯福末期僅一瞬間，且相繼之，然其形勢迥然不同。設能盱衡全局，掌握變化，即或中俄簽約之前，猶尚冀於蘇俄守信；惜自俄軍進入東北後，公然支援中共，推翻所有承諾，破壞戰後和平，殆皆彰明較著，美國不惟未能挺身而出，亦殊少仗義執言，反對我國多所束縛，減縮助力，置諸被蘇俄和中共聯合襲擊。我們身處其間，感受深切，豈能不對美國痛心疾首！

戰後美國對華政策，窺其演變亦有逐漸惡化的層次：首從橫加干求，乘勢要挾；歷經狂妄措施，止援凌制；而至採取疏離，斷然放棄。

毋寧說杜魯門政府從未建立一貫明確的對華政策。初期即持國務院先後充任中國司長、遠東司長范宣德等的主張：一是美國站在緩衝遠東國際關係的橋樑地位，尤其促成「中國和蘇俄的友好同盟」，進而「美、俄、華的合作」，穩固遠東的和平。實則完全漠視中國土地主權之被掠奪，且益遭蘇俄疑忌，空言無補實際，變相成為蘇俄的幫兇。二是大力策動「出現統一而民主的、擴大政府基礎，亦即組成『聯合政府』的中國」。實則無不打擊國民政府，多有助於中共的擴大叛亂。

這背景是蘇俄在東北大軍壓境，多方阻止中國政府接收，力排第三國（美國）插足，並以施壓力迫我屈服之際，有若前文述我身臨其境的構想：「瓦全乎？玉碎乎？」而當國家一面遭遇蘇俄的殘酷侵略如彼；一面所見美國的挾制無助如此；皆似號稱友好的盟國，實乃不同方式的壓迫。人類歷史縱未盡重寫，但戰後美、俄在東北的冷戰，把中國桎梧其間，亦宛似甲辰日、俄以東北為戰場的熱戰，「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大同小異。在極苦悶衝擊中，何嘗不又讓人偶發「親美乎？親俄乎？」的擇一幻想。那時，蘇俄力加誘逼，並持將不支援中共為條件，企求中國勿與美國相依存，或採嚴守中立政策；如果接受其請，可能獲得一段相安，但是後禍當難避免。幸我政府仍本一貫而正確的國策，終能堅持民主政治的立國精神，維護中美雙方傳統友誼，繼續併肩作戰的盟國道義，而無畏於蘇俄和中共的危害，卒致東北以迄大陸全陷。然則我們蒙受這樣重大犧牲的代價是什麼？始終依恃盟國的償還又是什麼？唯有從杜魯門政府對華措施，逐步以迄最後不惜落井下石中求答案了。

（四）魏德邁二度來

前為解決史迪威事件，羅斯福接受蔣委員長推薦，於一九四四年（卅三年）十月底，改派魏德邁（Albert C.Wedemeyer）為中國戰區（按：同時，把原中印緬戰區劃分為中國戰區、與印緬戰區。）美軍司令，並充蔣委員長之參珠L。魏德邁則和史迪威絕對不同，是羅斯福末期迄杜魯門時代，與我諔┖献鳎粊K對東北問題，竭力藎籌，深值稱道。

當戰後復員遭遇困難中，魏德邁急命美軍動員海空軍，協助咻攪�軍，恢復點線地區，辦理日軍受降，防止共軍擴大蔓延；國軍得以由南而北，登陸出關，湧入東北，有賴於此。

據說魏德邁亟思更多協助中國復員，曾自動向其政府請求加派七個軍來華；並希增撥軍艦，加強國軍咻敽颓菜腿辗�；却皆被阻於當時已趨曖昧的對華政策。不惟如此，後來美國反將華北各處原駐的美軍相繼撤走。

由於魏德邁對國民政府的友善，雖一度曾被美國政府準備就地派充駐華大使，但經中共包圍其時已在中國的馬歇爾，乃致此項內定流產。他以欲助乏力，於一九四六年（卅五年）四月，結束軍職返美。之後，美國即有司徒雷登（John L.Stuart）繼赫爾利為駐華大使的新命。

次年秋，魏德邁復獲再度來華機緣；當杜魯門政府對華政策愈陷低潮，美國國會和人民對之愈加壓力，乃不得不稍採行動，而選魏德邁率團前來，旨在調查中國實況，俾考慮援助的依據。

此來曾有東北之行，那時已瀕共禍猖獗高潮，所謂第五次攻勢之後，方解四平會戰之圍，喪師失地，軍民交困，正值美國經軍援助幾已斷絕之際，對於魏德邁之再來，固為東北人心士氣之所寄，儘管他從南京到瀋陽，把中國政府戰後設施，尤其有關軍事與財經部門，評論嚴苛，尤加指責，其影響自有不同；但如略心原跡，尚不失為純善意的，「恨鐵不成鋼」。可惜這個代表團返美以後，毫無下文；原期美國對華政策即將由弱變強的契機，甚而蘇俄和中共同聲叫囂魏德邁帶來了燃起遠東戰爭的火種，結果並未改善走下坡的中美關係。

直迄東北全陷，大陸危急時，卅八年秋，美國國務院公佈「自卅三年起至卅八年止的中美關係白皮書」－以下簡稱「白皮書」（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附錄一些向未發表的文書，內中包括魏德邁赴華考察報告。原來美國政府視作「禁件」，一直冷藏兩年以後，才見天日。該報告暨所附建議，皆係針對當時東北危急情況，提供亟須採取挽救東北與中國局勢的觀點和對策。茲擇其重要內容：（一）首自「雅爾達密約」，以迄美援未能繼續有效支助，乃使蘇俄與中共相結合的侵入東北，而東北勢將被共黨佔據；美國對此有其應負的道義責任。（二）美國應即拋棄綏靖觀念，諸如促成中國「聯合政府」等政策，適足擴張中共叛亂；且斷定中共堅持以武力奪取政權。是以美國必須轉變消極與妥協，能對積極的保衛自由有所獻替。（三）美國宜速從旁協助，中國主動採取現實主義，最有效的對抗共黨，防止東北可能陷落，請由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中、美、蘇、英、法五國暫時接管東北；如果蘇俄或任何國家不同意時，即暫請採取聯合國憲章託管辦法；皆屬過渡，緩衝危機，中國旣不失其土地，以避免共黨勢力之得逞。（四）在中國政府保證其政治軍事切實改革的條件下：美國政府亦在不介入中國內戰與直接參加戰爭的情勢下，應予以財經物資與軍事，以及派遣顧問的長期支援，且附以五年為期的建議。（五）絕大多數的中國人民反對共產主義及其制度，但是贊成應對政經現狀力指母铮患僭O共患得以平息，中國必能切實達成民主社會，美國更可從旁協助，俾其復興建設為亞洲和平的安定支柱。（六）美國旣已堅持反共立場，對於歐洲，土耳其與希臘多方援助；是對亞洲尤其中國，亦有同樣不容推卸的使命與義務。

魏德邁報告書雖經冷藏，而那個階段美國國會又通過了援華法案等措施，多少亦其影響所及。後被解釋未即公佈該報告書的理由，認為當時有些不合實際的建議；實則不無顧忌國聯如蘇俄和國內輿論的不良反應。至於他那「東北暫由五強『共管』或交聯合國『託管』的過渡辦法」，似是舊話重提：傳於大戰結束前後，魏德邁憂懼東北將被蘇俄奪取，原已曾向我最高當局作此秘密陳情之說；設果有其事，自難接受。那確屬涉及國家主權，立國生存大計，與千秋萬世的歷史責任所繫，焉可不慎？豈僅我政府基於國權不肯出此；況值蘇俄和中共力圖擴張侵略，恐亦勢難容讓。鑒諸該報告書之不公佈，尤足證明杜魯門政府也是未盡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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