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云岫: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派的领袖

作者：郝先中

　　20世纪之初废止中医思想的发展，到了余云岫这里可谓登峰造极。在中国近代医学史上，余云岫也许是受俞樾废医论思想影响最深的人物。1929年，他导演了一场全面废止中医的闹剧，并激发了一场震动全国的轩然大波。从此，余云岫作为废止中医派的领袖和化身，被诟为千古罪人，引来无数的攻击和谩骂。近代医学史上甚至把“中医西医化”的思想流脉称为“余云岫现象”。同样，余云岫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1]

　　　　　　　　　　　1、生平、著述、医学思想

　　余云岫（1879～1954），名岩，号百之，浙江镇海人。自幼家境穷困，六岁入乡塾读书，青年时入浔溪学堂，毕业后于1905年公费赴日留学。次年先入日本体育会肄业，再入东京物理学校，1908年入大阪医科大学习医。1911年回国参加救护工作。1913年再度赴日并于1916年毕业回国。先后任公立上海医院医务长，商务印书馆编辑，后开业行医。曾担任中华民国医药会上海分会会长、国民政府内政部卫生专门委员会委员等要职，在医政两界颇有影响。1934～1939年主编《中华医学杂志》长达五年之久。1950年5月，余云岫被聘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筹备委员会华东分会的筹委和特邀代表。1951年至1953年，七十多岁的余云岫还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等职。1954年1月3日病逝于上海同济医院。[2]
　　年轻时的余云岫目睹中国科学落后，积贫积弱的现状，带着报国之志到日本求学，在日本读书期间他以勤奋好学著称。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汉医遭到废止，日本医学得到全新发展，给了余云岫强烈的刺激和启示。他把在日本学到的西洋医学和早年学到的中医两相对比，后者无疑相形见拙。发出了“长习新医，服膺名理”的感叹，立志以医学革命为毕生追求。1916年，余云岫春风得意地从日本毕业回国，开始了他雄心勃勃的医学革命，而他的革命首先拿中医开刀。
　　1917年，余云岫著《灵素商兑》，全书约二万五千字，乃全面批判和否定中医的奠基之作。为消灭中医而“堕其首都也，塞其本源也”。他认为“不歼《内经》，无以绝其祸根。”“灵素之渊源，实在巫祝”，是占星术和“不科学的玄学”，“中医无明确之实验，无巩固之证据……不问真相是非合不合也”。甚至把中医的一切临床效果都“归纳到‘幸中偶合’四个大字里”。[3]总之，中医被说得一无是处，甚至被诟为“杀人的祸首”，要“坚决消灭中医”，“如不消灭中医，不但妨碍民族的繁息，民生的改良”，而且国际地位的“迁善”也无从谈起。因此，“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4]这些对中医的偏谬之见，正是后来余云岫提出废止中医案的理论基础。此后他不断发表文论，呼吁医学革命，言论分别编入《医学革命论》三集。

　　　　　　　　　　　　2、废医立案始作俑者

　　在回国以后的十多年里，余云岫至多在医学界有些名气，他后来之所以声名远扬，应归结于一次全国性的卫生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余云岫提出的著名的“废止中医案”。1929年2月23日至26日，南京政府卫生部在汪精卫的授意下召开了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与会者包括褚民谊、颜福庆、伍连德等医界名流共14人，余云岫以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海分会会长的身份参加了会议。耐人寻味的是，这次会议没有一位中医人士参加，可见政府卫生部对中医的鄙薄和轻慢。会议讨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这一提案除了“一个外行次长和一两个参事抱怀疑态度，其余是满场一致通过”[5]。写入2月25日的会议记录，2月26日上海《新闻报》率先将此事公诸于众。3月2日，余云岫主编的《社会医报》出版中央卫生委员会特刊，公布废止中医案。
　　此案一出，医界鼎沸，全国震动，立即爆发了中医近代史上空前绝后的抗争风潮。[6]面对全国中医界和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国民政府为了息事宁人，不得不取消废止中医提案。
　　虽然这次提案最终被取消，但对中医的打击是巨大的。余云岫对中医基本理论的否定，差不多为舆论所接受，所为“废医存药”的观点，几乎被认为是中医科学化的唯一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讲，余云岫是个胜利者。从30年代起，不论政府还是西医界轻视、歧视、排斥、限制、打击中医的政策和言论不断出现。终民国之世，中医药界集会、抗议、请愿、游行、罢市、绝食，为中医药的生存而斗争，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我们不妨做一个假设，如果余云岫等人的提案获得通过，成为法律条文，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产生。会不会出现“置全国亿万同胞于无中医无中药境地，灭我中医，损我药商，伤我药农，害我民族，几千年优秀文化毁于一旦”[7]的局面呢？这是一个历史的谜团。无论如何，中国近代医学史肯定要被重写。同样，是罪人还是功臣抑或毁誉参半？余云岫依然是无法回避的人物。[8]

　　　　　　　　　3、从辩证法角度看余氏思想方法的迷误

　　学术界对余氏的废医动机也多有揣度，如果换一个分析路径，从辩证法视角看余云岫的思想根源，或许会得到一些新的启发。
　　余氏的废医言论首先表现在对辩证法的无知。《灵素商兑》被认为是他批判中医的奠基之作。在《灵素商兑》中指出：“所谓阴阳者，犹物之有表里、动静，数之有盈虚，度量之有修短、轻重，动植之有男女、雄雌，……自阴阳家言之，以配天地，以统万物，遂为不可思议之种子。《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又曰：‘积阳为天，积阴为地，阳化气，阴成形，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是则彼所谓阴阳者，神秘不可思议为造物主宰。”他草草得出结论：“阴阳之说与其纲纪万物之法至谬误疏陋，不足为精审学术之根基也明矣。”[9]他对五行的批判是：“五行者，五原质也，……今则化学，明知成物之原已有八十，然则已变为八十行，非复可墨守五行之旧目矣。”[10]寥寥数语，将阴阳五行学说推翻殆尽。
　　从余云岫对阴阳五行学说简单而武断地批判中可以看出，他基本上不理解阴阳五行学说的哲学本质及其蕴含的辩证法精髓，以机械唯物论为唯一尺度，忽略了自然科学背后的哲学基础。如把五行简单地解释为化学上的五元素说，把阴阳五行统统视为玄虚之学，无不真实反映了余云岫的机械唯物主义思想。
　　唯心主义史学观的影响，导致对经验与实验理解上的对立，可能是余云岫鄙薄中医的另一思想根源。他认为：“欧西医术出于僧侣，中夏医术出于阴阳家，环球一辙，为人类进化、学术发达之公路。”[11] 　　“今旧医所袭用者，太古以来人类本能发明之事也，经验也，其现象混淆，安可遂以为自然界之真相，而据之以断是非乎。”[12]在早年的留学中，他接受了西方医学史界医源于巫源于动物本能的医学史观，把中国古代医学和西方古代医学完全等同，这种“不讲人的社会性，不懂生产活动对自然科学的作用。把人类本能和经验等同起来，把经验和实验对立起来，都是错误的。”[13]事实上，经验和实验并非决然对立的东西，余云岫否定经验药物的可靠性，他把中药的效用一并归结为经验的积累：“彼大黄除实，当归止疼，乃人类本能所发明之事实，犹之五谷疗饥、汤水止渴，经验也，非实验也。”[14]他认为“经验是靠不住的，凭着经验，不把科学实验来严密检查一下是很容易发生错误的，单单靠着经验是只会利用自然界现成的东西和人类本能所发明的事情。他的思想理论也只是凭着肤浅杂乱的目前现象来组织空论，再不能循根彻底做进一步的研究。”[15]表面看来，这段文字并无偏颇之处，但余云岫的真实意图不在于强调实践检验的重要性，而是间接否定经验的价值，矛头所指就是他欲废止而后快的中医药。
　　客观地说，在中国近代医学史上，余云岫是个褒贬不一的人物。他的品行其实并不恶劣，他主张废止中医，出发点更多在于仿效日本废禁汉医，发展中国近代医学，健民强国。虽认为中医理论荒诞，但他也承认很多药方医案还是宝贵的，倒也不失为一家之言。晚年致力于整理中医古籍，写成《中国古代疾病名候疏义》一书，也还是做学问的严肃态度，并非只会泛泛空谈。余云岫同样通晓中医之道，是个“兼通中西”的名医。甚至当时的西医界也“公认他为第一个中医通，著名的中医也有佩服余氏之学问者”。[16]，他对中医也有实际贡献，甚至全部采用中药，研制出“余氏止痛消炎膏”此药适用于一切发炎肿痛，包括肺炎、肋膜炎、关节炎、腮腺炎、冻伤、烫伤、扭伤等内外部炎症，改良局部血液和淋巴循环，达到止痛、消炎、退肿目的，曾风靡一时，甚至取代进口的安福消肿膏等舶来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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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至今尚有很多中医论者提起余云岫，还咬牙切齿，恨恨连声。笔者在研究废医派过程中也曾经历过两件耐人寻味的事。2003年5月，受“非典”启发，我确立了博士论文的选题。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余云岫作为废止中医派的领袖人物自然受到格外的关注。根据有关材料，我写了一篇《废止中医派领袖余云岫其人其事》的文章，文中涉及到余云岫对祖国医学的贡献，并有不少客观评价余云岫的言辞，文章最后比较了余云岫和其他废医派如梁启超、鲁迅、傅斯年等人的不同命运。写作期间，有幸结识了上海中医药大学张如青教授，谈及该文，与吾心有戚戚。应张教授之邀约，准备携此文参加在上海中医大学举办的第七届全国中医药文化学术研讨会暨第十三届全国医古文学术研讨会。遗憾的是，该论文最终未能通过有关专家的审定，据反馈的消息称，有几位资深中医学者难以接受我对余云岫的历史评价。无奈之下，我将此文转投《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编辑部主任王大明先生详加阅读，后来电与我畅谈，也表达他的同感。但在不久的稿件外审中又生变故，有关专家还是难以接受我的观点。王先生出于诚意，建议我对该文进行修改，并指点从思想方法上分析余云岫废止中医思想的迷误，在修改稿中对余云岫的评价也更加委婉。这篇文章最终发表在《自然辩证法通讯》2004年第6期。这里，谨向张如青、王大明两位先生深表谢意。

[2] 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医史学会：《余云岫先生年谱》，《中华医史杂志》1954年第2期。

[3] 余云岫：《焦易堂为采行国医条例告国人书之商榷》，《医事汇刊》1933年17期。

[4] 余云岫：《医学革命论》二集，第186页。

[5]《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记录》，中国第二档案馆案卷，档案全宗号273。

[6] 关于1929年废止中医案以及其后大规模的抗争运动，将在第四章里详细说明，这里不在赘述。

[7] 李任先、刘小斌：《中医近代史述评1840～1949》，《中华医史杂志》1992年第22卷第1期。

[8] 客观地说，余云岫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和报效国家的志向，他一生主张废止中医，为此奔走呼号。有学者曾这样评价过他：“总其一生，不能不谓他于西医之提倡、大众卫生之宣传及对古代疾病之研究不遗余力，卓有成效”（马伯英《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第550页）。作为一代名医，余云岫在中西医学上都有较深的造诣。不论是医学理论还是临床实践，在近代医学史上都留下了他的贡献。他的一些医学改良思想和倡导医学革命的精神在今天看来并不落伍。但他超越了时代和传统，脱离了中国的现实和国情。理想化的追求落入了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的怪圈。文革期间，他被作为政治斗争的标靶加以批驳，招致了许多人身攻击，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而与他同时代同样有着废中医思想的人物如梁启超、鲁迅（鲁迅说过“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等人的英名却秋毫无损。余云岫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的是是非非，历史在他的身上留下了一些耐人寻味的印记。

[9] 余云岫：《医学革命论初集》卷一，上海余氏研究室1950年出版，第7页。

[10] 余云岫：《医学革命论初集》卷一，上海余氏研究室1950年出版，第8页。

[11] 同上，第5页。

[12] 同上，第124页。

[13] 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第278页

[14] 余云岫：《医学革命论初集》卷一，第124页。

[15] 余云岫：《焦易堂为采行国医条例告国人书之商榷》，《医事汇刊》1933年第17期。

[16] 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第287页。

[17]多少年来余云岫废止中医的观点一直挥之不去，且若即若离、时急时徐地干扰着中医的发展。这种主张“中医西医化”的思想流脉被称为长期困扰中医发展的“余云岫现象”。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余云岫再次提议废止中医，又遭到一致反对。虽说中共一直被认为是传统文化的背弃者，但毛泽东对中医却情有独钟，这种变化是余云岫始料不及。毛泽东号召“首先是西医学习中医”，政策的取向和导引使中医不仅得到喘息之机，而且有所发展。后来随着政治斗争和政治运动的升级，对原来甚嚣尘上的废止中医思想的批评也逐渐激烈，并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顶峰。余云岫虽然早已离开人世，但没有摆脱被深入揭批的命运。而是被当作批评者舞文弄墨的靶子。这里随摘1975年中医研究所理论学习小组的批判文章，可见一斑：“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对派的走狗余云岫也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充当消灭中医的急先锋。他打起所谓‘医学革命’的旗号，贩卖崇洋媚外、全盘西化的货色。……彻底暴露出一副洋奴嘴脸。”参见中医研究院理论学习小组编：《历史上的儒法斗争对于我国医药发展的影响》，人民卫生出版社1975年1月版，第81页。 这样的人身攻击在文革期间司空见惯，原本学术上的分歧被强行贴上政治斗争的标签，这不仅是当事者的不幸，更是国家和时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