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回忆录（一）
按：王力，文革中红极一时、昙花一现的人物，曾经是党内才俊，受到康生的提拔和推荐，江苏省淮安人。1967年栽在武汉陈大麻子（百万雄师）手中，随后被贯上“王、关、戚反党集团”的罪名被关押。太祖对他曾专门发话：“不准提审王力”。1982年1月28日，王力被放了出来。1996年10月，王力在北京病逝，终年75岁。以下是他的回忆录的部分章节，该书上世纪九十年代在香港出版。
我从一九六六年六月正式进入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八月就被江青等人关起来了。工作了一年零两个月，被关了十三年半。这两个数字，就足够引人深思的了。而且，我在狱中备受江青等人法西斯式的残酷折磨，九死一生，这段曲折坎坷的经历，更令人触目惊心。由于我个人的命运和党的命运、个人的错误和党的错误密切地纠缠在一起，更增加了人们对我的问题的关注。朋友们都希望我写一个回忆录。对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该怎么认识?该怎么办才是正确的?我是应该进行反省和探讨的：
我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工作人员之一 。
我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理论的最初的整理者和阐述者之一。
我把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两次讲话中的词句编辑起来加以系统化，成为一段有名的『语录』，这段语录后来被党的『九大』 、『十大』、『十一大』作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綫』。实践已经证明这是错误的。
我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阶段和第三个里程碑，而以文/化大革/命作为标志』这一错误观点的主要提出者之一。这也是错误的。
理论上的这些严重错误，在党内和人民群众思想上所造成的混乱，其危害性是难以估量的。由于理论上的错误，导致党在一系列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界限，以至混淆了敌我界限。在我参加『文化大/革命』一年多的时间里，党中央指导运动的重要的指示、决定、通 知、社论和文章，我都参加了起草工作。（那个专门整老干部的『专案组』办的事情除外，因为『文/革小组』成员只有王力一人被排除在『专案组』之外。）我参加起草的这些文件和文章中提出的政策原则，今天看来大都是错误的，正确的很少。即使有的在当时起了某些积极作用，但是，因为是在战略错误的前提之下写成的，因而消极作用是主要的。虽然这些文章和文件大都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起草的，但是我作为具体执笔者也有严重的责任。我不能也不应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毛/主-席。
我一被关进秦城，就开始了反省。我认为，『文化/大革/命』这一场中国人民的大灾难，主要不是由于某个人的不良动机造成的，而是有它深刻的历史的、社会的根源。这一点我过去是没有认识清楚的。上面所说的我所犯的理论上的错误和行动上的错误，都是从这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特别是土地改革以后，我就误认为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其实，我们并没有把自然经济改变为社会化经济，并没有把农民等小生产者改变成为同现代生产相联系的农业工人和产业工人，并没有把大量的手工生产改变成为机器生产。也就是说，封建主义的墙脚根本没有铲除。中国人民还是苦于封建主义，即苦于资本主义的不足，而并不是苦于对国民经济有利的而不是对国民经济有害的资本主义成分的存在和发展（毛泽/东语）。我们不懂得资本主义的二重性，不懂得资本主义生产的现代化和社会化正是社会主义的基础。我们用以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武器，时常只是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实质是带着封建色彩的小生产者的观点。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同样性质的错误还可能以另外的形式重犯。
解放以后，特别是一九五七年以后，我们的领导人常常以诗人的浪漫性和军事家的决断性来处理经济问题，多次造成比例失调和经济危机，而在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以后，并不检查自己，反而责怪『阶级敌人』捣乱。这样，臆造的『阶级敌人』越来越多，以至无处不是敌人了，敌人不但跑到党内来了，而且跑到最高的领导核心中来了。于是，就要『天天讲阶级斗争』，就要『不断革命』，并且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了。这个深刻的、痛苦的教训，应当永远记取。
我国没有经过商品经济这样一个大课堂，人们的封建的、迷信的、愚昧的观点，就难以为完全现代社会的文明的、科学的、民主的观点所代替，更谈不到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从深刻的社会的、经济的、思想的根源来看，『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带着封建迷信色彩的、具有无政府主义性质的农民（小生产者）运动，因而具有极大的盲目性、破坏性和倒退性。这个历史是绝不能也绝不应重演了。
我回顾过去的目的，是为了现在和未来。我的回忆录要涉及不少人。对所有的人，我从不计较个人恩怨，只是如实地反映他们在特定历史情况下的真实的言行，以便探讨真实的经验教训，为后人作为可靠的借鉴。
文/化大革/命的开端
文/化大革/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对此有几种说法，有的说从学术批判就算开始了，有的说学术批判只能算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我上次是从一九六六年三月开始谈的。其实可以从一九六五年开始。现在我就从一九六五年布加勒斯特会议谈起吧。
一九六五年夏，罗马尼亚开党代会，勃烈日涅夫率苏代表团去罗，中国是邓率代表团去的。我们的既定方针是在那会上继续同苏方接触，改善同苏关系。代表团出发前，毛在颐年堂召集会，参加者有刘、周、朱（德）、邓、彭（真）、康-生、伍修权、王力。会上毛大讲党史（我有记录，整理出来了，但文/化大革/命中丢了），毛反复讲不要怕庞然大物。他说陈独秀、王明、李立三，都曾经是庞然大物，都不行，都没有什么了不起。还说不要怕大风大浪，大风大浪来了一定要顶住。这个会本来是讨论同苏修打交道的，可是毛反复讲上述问题。具体问题讲了两点：第一，骂杨（尚/昆），说杨为什么还不走？毛早就要杨离开北京，说杨搞窃听，还说反右派时杨把左派打成右派。（这就是所谓八司马事件，就是一九五七年中办把戚/本禹和毛的英文秘书的爱人等八人打成右派，开除党籍，下放劳动。后来英文秘书告了状，毛给他们翻了案。他们不知道是毛给他们翻的，具体是田（家英）办的，他们都感激田。）毛在会上还骂了邓/力/群，说邓/力/群当时看了大字报，对打右派的事一句话不讲，随声附和，这样的人怎么能行？那时邓/力/群是刘的秘书，所以毛主席这话也是对少奇的。
第二是谈彭（德-怀），毛说，我看要给彭分配工作。毛说德怀这人是不会接受挂名的工作的，他要干实事。毛提议叫德怀到三线当副总指挥（彭是三军团的，杨（尚-昆）也是，刘-少-奇也是。）小报传说毛请彭吃饭，我没参加。请吃饭那件事在后，决定分配工作在前，是在这次会上决定的。毛还骂尚昆从来不检讨，他打右派打错了，翻过来了，他也不检讨。会上大家说马上叫杨走。会开完后，杨打电话给吴冷西，问会上谈了些什么问题？吴说“我没参加会，你问王力。”杨就问我，我不好说毛主席骂他，只说主席在会上大讲党史，讲庞然大物。从这次会以及后来的发展看起来，庞然大物是指刘。（这次会上还要给彭分配工作，可见这次会不是继续整彭。）
学术批判和五人小组
一九六四年七月成立五人小组，是为了领导学术批判。那时毛对思想文化战线的情况不满意，毛召集了几个人谈学术批判，他提议搞个小组，要陆定一当组长。那时江-青跟中宣部的冲突已很尖锐，说中-宣部是阎王殿。一九六四年我们去杭州谈外宾事，也谈过学术批判，毛也对中-宣-部不满，可是这时毛还要陆定一当组长。陆定一坚决不干，他说“我干不了，我见事迟，不能当组长。”陆提议彭-真当组长，毛同意了。小组成员究竟几个人，也没有定。毛当时只提了陆-定一、周扬，陆-定一提出加彭-真，才三个人，陆说要加几个人，主席说那在座的都是吧！在座的除三人外还有康-生、吴冷西，这样就成了五个人。不是主席先想出五个人，叫五人小组。五人小组不是文化/革命小组。当时没有文化/革/命小组这个词。陆提议叫彭当组长，彭没有推辞。这时江-青同中-宣部的冲突已很尖锐，同彭的冲突还不尖锐。彭-真当组长后，还真的抓，开了些座谈会，成立了学术批判办公室，列了个很大的名单，包括胡绳、许立群、吴冷西、姚臻、王力、范若愚，四大秀才都抓上了。胡绳当办公室主任。当时我推辞，因为同苏修打交道任务很重，写《九评》我是专职，中联部副部长我是挂名。康-生也说，王力不参加学术批判办公室吧！但彭真-说不行，非要王力参加。这个五人小组送常委和主席的汇报提纲（即后来的二月提纲）稿子上并没有署名“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姚臻后来加上的。那时彭主持中央工作，康-生在钓鱼台，外号叫“楼长”。姚臻加了个署名“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央（在京常委）把二月提纲批转全党，“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名字也传开了。姚臻很得意，二月提纲是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的，主要是彭批的。少-奇不在国内。主席看了没反对，压下了，连个圈都没划。后来周总理总结出个经验：凡是毛只划圈的，还不要急着去办。因为如果毛支持的话，他会鲜明地表态，同意或不同意，这样才可以积极执行。如果只划圈，那还不行，何况这个文件主席连圈也没划。
四清问题上毛和刘的分歧
当时少奇不直接管四清了，他抓了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他对这方面讲得很多。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刘在怀仁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强调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还拿出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的小册子，上面谈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问题。刘要各地加以贯彻。余秋里、谷牧在工业方面加以贯彻。刘强调一要看书，二要调查研究。他在会上还夸了王力，说王力是这方面的模范，又研究理论，又搞调查研究。那时小平抓三线，刘准备出国，书记处、常委只剩下彭-真。他不是常委，但实际上是副总/书记。彭-真抓两条，一是四清，一是五人小组。
会开完后，我跟邓去三线，同去的还有谷牧、吕正操、余秋里。我对这一年多北京情况不大清楚，北京的事我没有管。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海/瑞罢官》，我手里没有文汇报，没有看，姚臻夜里打电话来，说有重要文章，要马上看。我请中联部马冠华同志给我找了文汇报，连夜送来。当时觉得很重要，但也没有加以研究，没考虑会引起什么后果。我跟邓上三线，把文汇报带着，向别的部长们推荐。我跟邓去了西安、宝鸡、成都、攀枝花、昆明，一路上了解三线建设，也了解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情况。现在看来，主席抓阶级斗争为纲，而刘、邓，想把重点放到建设上。社会主义建设怎么符合中国特点？邓考虑要发展小城镇，解决城乡矛盾、工农矛盾。两种劳动制度也是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我把邓在三线的历次讲话、插话作了系统整理，成为给邓-小-平同志的一封信，中心思想是要走中国道路解决城乡关系问题，不能过度发展大城市，而要发展中小城市。三线的大工厂必须有小工厂为它服务。部队也搞基建工程兵，很有好处，也很有成绩，又省钱，工程又搞得好。对这问题，刘和邓没有交换意见。刘从理论上提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邓看三线，从实践中解决这问题，解决两种制度问题、城乡关系问题、工农关系问题。我觉得两方面要结合。我整理了马思列/宁对这问题的观点，也整理了邓在三线的讲话。我整理的材料在工交系统的会上印发了。红旗杂志给铅印了。小-平的谈话同后来提的发展乡镇企业的方针有关系。前几年我到廊坊参观，回来后写了个报告，也提到这问题。
一个热锅上的蚂蚁
十二月中央打电话要邓立即赴上海，因为发生了罗瑞-卿事件。当时诬蔑罗瑞-卿篡军反党，把他调离，杨成-武担任代理总长。邓走后我们留在昆明，阎红彦招待我们。他们发现了卢汉埋藏多年的白兰地，用这个招待我们。邓走后，罗瑞-卿来了。他自我感觉很紧张，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他打听怎么回事？为什么开会不通知他？我们也不知道。后来又来电报要罗立即赴上海。后来知道已经采取了措施，防止罗逃跑。文革时批判李井泉，说罗瑞-卿到成都，李井泉还送给他两筐桔子。其实当时方针是先稳住罗。罗到上海后就没有自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