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经济重心南移及衰弱的原因

——《中国北方经济史》第十章（中）

程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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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基本生产力的衰弱

无论自然条件是否均质相同，地域经济差异产生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人为因素。地域经济增长过程就是劳动力利用其他资源创造财富的过程。人口是社会基本生产力，同时也是社会基本消费力。人口分布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着生产力布局、购买力强弱、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北方地区长期是人口重心，唐代以来发生变化，与经济重心的南移几乎同步，既是经济重心南移的重要原因，也是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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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史》卷30《五行志》3。

1．人口的大量南迁

直接关系人口分布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唐宋时期北方人口的南迁。我国历史上多次发生因战争等天灾人祸导致北方流民大规模涌向南方的浪潮，其意义仿佛北方向南方输血。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有三次。第一次是魏晋时期，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开发。第二次是唐中期安史之乱以后，是在关键时期的关键浪潮，导致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天宝末，安禄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奔吴为人海。”①仅吴县(今江苏苏州)的北方人口就占了当地居民的1／3。②李白说中唐后“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③又如韦庄言“楚地不知秦地乱，南人空怪北人多”；④贾岛言南康(今江西南康)“版籍多迁客”等，⑤都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唐后期及五代时期，北方战乱更频繁，每次大战乱都造成一批北方人口南迁，从而削弱了北方的经济发展能力。经济增长的劳动力贡献减小，在现代西方发展经济学中，被视为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的主要方面之一。⑥

北宋末期，随着北方战事的增多、剥削的加剧，已出现“河东富人多弃产而入川蜀”的动向。⑦及至金兵南下，遂爆发了第三次也是古代最大一轮人口南移高潮：“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⑧如临安(今浙江杭州)是朝廷南渡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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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529，顾况《送宣歙李衙推八郎使东都序》。

②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519，梁肃《吴县令厅壁记》。

③ 唐·李白《李太白全集》卷26《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

④ 唐·韦庄《浣花集》卷7《湘中作》。

⑤ 唐·贾岛《长江集》卷4《送南康姚明府》。

⑥ 李小建主编《经济地理学》，第221页。

⑦ 《宋史》卷179《食货志》下1。

⑧ 宋·庄绰《鸡肋编》卷上。

和移民中心，“西北人以驻跸之地，辐辏骈集，数倍土著，今之富室大贾，往往而是”。①北方人不仅在数量上大大多于土著居民，而且以以往的政治文化优势和经验，重新确立了富贵地位。连北宋人一向视为畏途的广西，“渡江以来，北客避地者众，俗化一变，今衣冠礼度并同中州”。②需要特别指出的还有两点。其一，这些南迁的北方人口，多是熟练劳动力和文化素质高的士家大族，如金陵(今江苏南京)在南宋建炎初经过战乱，“绝城境为墟，来居者多汴(今河南开封)、洛力能远迁的巨族仕家”。③明人邱濬也曾指出：“海内氏族，所谓故家乔木者，皆自中州来。”④其二，以“力能远迁的巨族仕家”为主的北方移民，必然携带巨额资金和动产南下，为南方社会经济输入了大量资金。据吴松弟先生估计，在“绍兴和议”签订前，约有500万左右的北方移民迁入并定居在南方。⑤他们在大量充实了南方人口的同时，对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也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这500万左右的北方人移至南方，在统计学上显示的就是北南方人口相差1000万，从而使得北南经济的天平倾斜，经济重心南移遂成定局。明代徐贞明曾作过总结，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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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3，绍兴二十六年七月丁巳。

②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04《容州》。

③ 至大《金陵新志》卷8《风俗》。

④　邱濬《重编琼台稿》卷10《文昌邢氏譜系序》。

⑤ 葛剑雄主编、吴松弟著《中国移民史》第4卷，第414页。该著第13章《靖康乱后北方人民的南迁：移民与南宋经济》有专论甚详，可资参考。

及五胡之乱，中原生齿渐耗，从晋室而东徙者，谓之侨人，久则安其土而乐其生。西北民散，而东南利兴，非细故也。即如东南之饶，三吴称最。在《禹贡》，扬州之域，厥土涂泥，厥田下下而已。汉之时，亦一泽国耳。惟晋室既东，民日聚而利漸兴，然其财赋，亦未至于今日之盛也。至五代时，钱鏐窃据以称饶，及南宋偏安以致富，则民益聚，利益兴，而财赋遂甲于天下矣(徐光启注：靖康之乱，北人南来者更多)。尝考宋绍兴五年屯田郎中懋宾言：荆湖、江南与两浙，膏腴之田弥亘数千里，无人可耕，则地有遗利。中原士民扶携南渡，几千万人，则人有余力。若使流寓失业之人，尽田荒闲不耕之田，则地无遗利，人无遗力，以资中兴。由此观之，则宋室方南之时，东南尚有旷弃之地。①

由此可看到经济重心南移与北方移民的密切关系，也进一步证实了南宋完成经济重心南移的结论。我们不能说北方移民对南方经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当地人民毕竟是社会生产的主力，但可以说具有关键性的重要作用。

元代初年，蒙古铁骑再次逼迫北方人南迁避难，“昔江南平，中土人南走，若水趋下”。②这时的人口流动浪潮，除了逃难的传统原因外，更多了一重“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的经济动机，也即寻求更好的生活环境。如元初的郑思肖言：“鞑人绝望江南如在天上，宜乎谋居江南之人，贸贸然来。”③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崔彧报告说：“内地百姓流移江南避赋役者，已十五万户。”④元中期的张养浩言：“凡游宦于江之南者，无曰岁久与否，往往利其庶饶，辄恋嫪忘归。”⑤这是经济重心南移后，移民性质发生的一个新变化。北方不良的生存环境，落后的经济，是导致人口迁出的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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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徐光启著，石声汉校注《农政全书校注》卷12《徐贞明西北水利议》。

② 元·许有壬《至正集》卷53《故承直郎佥岭南广西道提刑按察司事葛公墓碑》。

③ 宋·郑思肖《郑思肖集·大义略叙》。

④ 《元史》卷173《崔彧传》。

⑤ 元·张养浩《归田类稿》卷11《章丘杨氏先茔碑铭》。

与此相应的是，北方每经一次战乱，积累的社会财富便焚荡一空，人口或被杀戮，或流亡南方，往往出现千里无人烟的悲惨景况。如安史之乱以后，“东周(今河南洛阳)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今河南郑州)、汴(今河南开封)，达于徐方(今江苏徐州一带)，北自覃怀(今河南沁阳)，经于相土(今河南安阳)，人烟断绝，千里萧条”。①两宋之际，金人“纵兵四掠，东及沂(今山东临沂)、密(今山东诸城)，西至曹(今山东定陶西南)、濮(今山东鄄城北)、兖(今山东兖州)、郓(今山东东平)，南至陈(今河南淮阳)、蔡(今河南汝南)、汝(今河南临汝)、颍(今安徽阜阳)，北至河朔，皆被其害，杀人如刈麻，臭闻数百里，淮泗之间，亦荡然矣”。②蒙古国时期的成吉思汗八年(1213)至九年，蒙军“凡破金九十余郡，所破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马羊畜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丘墟矣”。③元末明初推翻蒙古统治的战争，使从河南开封到河北之间几乎成为无人区：“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④明末清初50年战乱，造成“赤地千里，由畿南以及山东，比比皆然”。⑤据有关学者统计，隋以来，我国共发生战役543例，其中北方429例，占79％；南方114例，占21％。⑥北方战事远多于南方。北方社会经济就在这一次又一次的残酷战争中被清洗、摧毁。在一定程度上说，北方的经济重心是被战乱驱赶到东南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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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

②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建炎元年四月庚申。

③ 宋·不著撰人《两朝纲目备要》卷14，嘉定七年七月乙亥。

④ 《明太祖实录》卷33，洪武元年闰七月庚子。

⑤ 《清世祖实录》卷14，顺治二年二月戊辰。

⑥ 李燕茹、胡兆量《中国历史战场地域分布及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人文地理》

2001年6期。

2．文化水平的落后

宋代以来，北方人口的质量也发生了变化。所谓人口质量，是人本身具有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在人口数量相等的情况下，人口质量对社会经济便发挥着主要作用。而在人口质量差距过大的情况下，人口数量的多少在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

从人的生物性而言，人口质量表现为身体素质即体格。在这方面，北方占有优势。宋人曾分析指出：“地势西北高、东南下。地高而寒，其民体厚而力强，气刚而志果。地下而温，其民体薄而力弱，气柔而志回……此士大夫咸知之也。”①南宋初吕颐浩也云：“中原之人强悍壮实，东南之人柔脆怯弱。”②由于地理环境等原因，北方人体魄高大健壮，气勇劲悍。如宋代的河东路即现在的山西，居民“天性劲勇，耐辛苦”；③京东路徐州(今江苏徐州)“其民皆长大，胆力绝人”；④又如清代陕西，“人材壮健，强勇者多”等，⑤都是具体的说明。而南方相对弱些，“东南民素柔脆。”⑥在社会生产力以体力劳动为主的情况下，北方人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从人的社会性而言，人口质量表现为人的文化素质和思想观念。当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更多地需要智力的投入，文化素质和思想观念的作用便突出出来。北宋中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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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李觏《李觏集》卷17《强兵策》。按此语为李觏引用他人之论。

②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76，绍兴七年正月十五日。

③ 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河东奉使奏草》卷上《论宣毅万胜等兵札子》。

④ 宋·苏轼《苏轼文集》卷26《徐州上皇帝书》。

⑤ 《世宗宪皇帝圣训》卷10，雍正二年五月甲辰。

⑥ 《明史》卷223《徐贞明传》。

南方人口超过了北方，个体体力的不足由人数弥补，更重要的是，南方文化水平也开始赶上并超过了北方。为了便于量化说明问题，比较系统也是惟一的方法，就是统计正史列传人物的地域分布，因为可视为各地人口素质的代表。史念海先生根据两《唐书》列传统计，有确切籍贯者1868人，北方地区共1582人，占总数的85％；南方地区286人，占总数的15％。①北方居绝对的优势。笔者据《宋史》列传也作了统计，入传的人物(不含连北方还是南方人都不清楚者)2213人，北方1030人，占46．5％；南方1183人，占53．5％。南方比例超过了北方。由于宋代分北宋、南宋，南宋时期只是南方领土，如此笼统的比较还不能说明问题。为了便于对比，只能以北宋一朝为准。北宋朝入传的人物1484人，北方906人，占61％；南方578人。占39％。则北宋时北方仍有较大的优势。

北宋是经济重心和文化重心南移的关键时期，所以我们又将北宋入传的官员(指正传和《循吏传》)1058人分为3个时期统计，发现了明显的变化轨迹。北宋前期，北方278人，占84．5％，仅比唐代的85％下降了0．5个百分点，南方51人，占15．5％，仍处于明显的弱势；北宋中期，北方274人，占63．9％，南方155人，占36．1％；到了北宋后期，北方121人，占40．3％，南方179人，占59．7％。②这就意味着，南方文化在北宋后期赶上并超过了北方。

我们看到的具体记载，与此完全一致。如河北“人性质厚少文”，③宋神宗也认为“河北人愚”；④陕西边防地区“其人劲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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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念海《两〈唐书>列传人物本贯的地理分布〉，《纪念顾頡刚学术论文集》巴蜀

书社1990年版。

② 以上详见拙作《宋代地域文化》，第131～157页。

③ 《宋史》卷8《地理志》2。

④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6，熙宁六年八月己卯。

质木”；①京东地区“大率东人皆朴鲁纯直，甚者失之滞固”，②而同时的南方人则以聪颖灵巧著称。北宋后期的京东钜野(今山东巨野)人晁补之概括道：“夫大江之南，五湖之间，其人便捷而多能．轻清而好奇。”③表现在智力上，就是头脑灵活机敏：“南方人性皆慧黠”即是事实。④北宋中期的江西人吴孝宗从历史角度，指出了这一巨大变迁：“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两浙与夫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天下。”⑤他以亲身的观感，指出了东南地区文化从宋代开始盛况空前，一举改变了不能与中原相比的落后状况。如两浙明州(今浙江宁波)：“衣冠文物，至我朝而始盛”。⑥福建也是如此：“自有宋，闽中之士始大振发”。⑦北宋后期的苏辙所说，则是民间文化程度的南北对比：“四方风俗不同，吴、蜀等处，家习书算……至于(西北)三路等处，民间不谙书算。”⑧南宋的叶适甚至说：“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⑨虽不免夸张，至少道出了南方文化的欣欣向荣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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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史》卷87《地理志》3。

② 《宋史》卷85《地理志》1。

③ 宋·晁补之《鸡肋集》卷51《上苏公书》。

④ 宋·刘邠《彭城集》卷38《著作佐郎周君墓志铭》。

⑤ 宋·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5《饶州风俗》。

⑥ 宝庆《四明志》卷8《叙人》上。

⑦ 宋·黄裳《演山集》卷19《送黄教授序》。

⑧ 宋·苏辙《栾城集》卷45《论衙前及诸役人不便札子》。

⑨ 宋·叶适《叶适集．水心文集》卷9《汉阳军新修学记》。

南方文化在宋代的兴起及文化重心的南移，奠定了以后文化的基本格局，影响深远。明人也是这种看法，现举几例如下：

吾吉(今江西吉安)自有宋逮今，贤才辈出。①

四明(今浙江宁波)自宋以来，衣冠之家，栋宇相望。②

自宋以来，江东文学之盛，首称金华(今浙江金华)。③

吾邦(指今江西广昌)自宋以来，号称多士。④

今之茶陵州(今湖南茶陵)，自宋以来多显者。⑤

自北宋后期以来，南方尤其是东南文化一直稳居鳌首，人口的文化素质明显优于北方。元代官办地方学校多在南方，许有壬说：“天朝龙兴，列圣崇教，天下郡邑莫不建学，独县治之附所属者，其为学则不一。在江南则建设毕备，越河而北，附路、府者且不两有，而况于州乎?”⑥明代地方学校的基本格局与元朝类似，洪武二十年(1387)，即“以北方学校无名师，生徒废学，命迁南方学官之有学行者教之”。⑦从明洪武四年(1371)到万历四十四年(1616)的245年间，共产生状元、榜眼、探花、会元244人，南方有215人，占总数的88％，北方仅有29人，占总数的12％。⑧清初的王夫之言：“天地之气衰旺，彼此迭相易也……吴、楚、闽、越，汉以前夷也，而今为文教之薮……宋之去今五百年耳，邵子(雍)谓南人作相，乱自此始，则南人犹劣于北也。洪(武)、永(乐)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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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黄训编《名臣经济录》卷19，周叙《奉王冡宰书》。

② 明·郑真《荥阳外史集》卷42《四明孙先生行状》。

③ 明·唐文风《梧冈集》卷7《跋宋景濂杜叔循所撰书前太常丞吕仲善祖父墓铭后》。

④ 明·何乔新《椒邱文集》卷11《送李大伦归省序》。

⑤ 明·李东阳《怀麓堂集》卷76《明故南京户部郎中致仕进阶中宪大夫罗公墓表)。

⑥ 元·许有壬《圭塘小稿》卷8《辽山县儒学记》。

⑦ 清·嵇璜等(续文献通考)卷17《职役考》3。

⑧ 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第21页。

学术、节义、事功、文章皆出荆扬之产……今且两粤、滇、黔渐向文明，而徐、豫以北，风俗人心益不忍问。”①顾炎武又言：“北方之人，鲜能识字。”②北南方地区文化、思想、道德境界等素质的差距愈来愈大。

3．思想观念的陈旧

北方人口思想观念的落后，集中地表现在受传统观念的约束．固守土地，专务农业。南宋时，生长于京东济南、仕宦于南方的辛弃疾曾作过对比：

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北方之人，养生之具不求于人，是以无甚贫甚富之家。南方多末作以病民，而兼并之患兴，贫富斯不侔矣。③

他看到北方多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市场较少发生联系，重农轻商；南方则多是商业社会，重商轻农。《宋史·地理志》言陕西“其民恭农桑，好稼穑”，京东路“勤耕紝”，河东路“勤农织之事业”等，就是具体的说明。明人马文升也指出：“北方之民，别无恒产，止是种田。”④

片面重农的观念与实践，逐渐造成产业结构性的贫困，影响着北方商品经济和整个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全面发展，清代甘肃就是如此：“盖因地瘠民贫，一切费用皆仰给于所收之粮，有不得不粜之势，迨至争欲粜卖，价值平贱，所得无几。是以丰收之年，转受粮贱之累，名为熟荒。”⑤即使在丰收之年，由于粮食是家庭惟一的收入来源，争相投入市场换取钱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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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王夫之《船山思问录·外篇》。

② 清·顾炎武《求古录·序》。

③ 《宋史》卷401(辛弃疾传)。

④ 明·马文升《端肃奏议》卷4《勤恤小民以固邦本事》。

⑤ 清·嵇璜等《清朝文献通考》卷36《市籴考》5。

造成谷贱伤农，增产而不增收。明清时期的山西晋商虽名扬天下，但只是个别的情况，多数“山西之民，别无他业，惟资田亩”。①典型如晋东北的广灵县，居民专务农业，“又其性恋土怀乡，不能牵车服贾。凡俯仰、交际、租税之费，皆取给于田，年丰每亩不过数斗。居民生长山谷间，自不能睹奇技淫巧，故工匠颇拙，亦无他端杂艺，妇女不习纺织。致富之术，目无一焉”。②山西中西部的隰州(今山西隰县)地瘠水少，农业的资源贫乏，潜力有限，但“人既不为商贾，地亦别无生产，所望惟夏秋两收。八口赖之，正供赖之，何怪夫民间之十室九空乎?”③环境的闭塞及主要是观念的陈腐，一味从事第一产业的简单劳动，使之除了农业之外想不到其他任何发展经济的出路，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未能充分利用，创造不出更多的社会财富。即使单就农业而言，在实用新技术推广、产业结构调整、经营管理等方面也多有欠缺，经济形势只能是每况愈下。社会经济发展到明清时代，早已超出了单一农业、以农为主的旧生产方式，在土地上固步自封，本身就是保守的不明智表现。

如果说在深山僻壤、交通不便的地区，上述情况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平原沃土和资源丰富的地区，经济的落后主要就是人的问题和由此带来的产业结构、技术含量问题了。陕西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如明代同官(今陕西铜川西北)：“同民专务稼穑，不事纺织，不习商贾，民少生业，故贫。”④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向皇帝报告说：关中地区“沃野千里，实为陆海奥区。臣近加体察，民间耕读相半，素鲜盖藏，殷实之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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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40《积贮》。

② 乾隆《广灵县志》卷4《乡俗》。

③ 康熙《隰州志》卷13《田赋》。

④ 万历《同官县志》卷1《风俗》。

十不得一。缘其平时所恃，不过农田”。①当地是传统的农业发达地区，但只靠农业在当时并未能致富。再如河南：“豫省民俗，素称淳朴，迥非江浙浮奢可比。但不善经营，别无生财之道，其公私用度，皆藉于地之所产。”②如鹿邑“务农业，故耻商贾”；③传统的经济发达之地河内(今河南沁阳)“力耕桑而鄙贩鬻”；④滑县“滑民全无逐末……工匠拙朴”。⑤河北如河北保定府深泽县：“民俗重农，不能商贾，鬻财于外者少，故邑少富室而鲜狙狯。”⑥永平府的滦州(今河北滦县)、乐亭，“独称平沃，民亦明农……然不知习水利，旱潦悉听之天。平岁惟为下农，丰稔不知积蓄，故贵贱不得其平。稍饥馑，则流亡，至岁平招之复业，其俗之不改如故。如南方钜富鲜矣”。而且“工艺寡，即以工名，亦不称精巧”。⑦此地有着肥沃的土地，又位于渤海之滨，既能够发展农业，又可以依靠大海从事多种经济活动。实际情况却是农业以外，并无他长，即使农业也是粗放经营的“下农”，加以不善调节经营，稍有灾荒便流离失所，经济基础十分脆弱。片面重农必导致鄙视商业、拙于手工业，形成封闭的经济，其活力与发展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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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贺长龄编《清经世文编》卷36，毕沅《陕省农田水利牧畜疏》。

② 清·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2，乾隆二年五月十八日。

③ 康熙《鹿邑县志》卷2《风俗》。

④ 道光《河内县志》卷10《风俗》。

⑤ 康熙《滑县志》卷2《风俗》。

⑥ 康熙《深泽县志》卷4《风俗志》。

⑦ 康熙《永平府志》卷5《风俗》。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南方很少传统的包袱，观念新，思想解放，以商品经济为龙头，各业并举，很快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流。早在宋代，南方人就富于进取心和求知欲望，勇于标新立异，如江西“士风好为奇论，耻与人同，每立异以求胜。①表现在经济生活上，则是汲汲于财利，如两浙人“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②用尽心机地大胆追求财富，重视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与改进。如其首善之地的杭州人即“习俗浮泊，趋利而逐末，顾虽有良子弟，或沦于工商、释老之业。③不少优秀人才投身于工商业中，南方的士子“狃于厚利”，甚至不惜违法贩卖私盐。④淮南路“人性轻扬，善商贾，鄽里饶富，多高赀之家”。⑤重商观念浓重，因而生活富裕，多富豪巨室。元人也说：“淮南之俗，喜负贩以牟市利，虽公卿大族，犹或然也。”⑥又说福建泉州：“其民往往机巧趋利，能喻于义者鲜矣，而近年为尤甚。”⑦明代徐光启又从人口角度，指出了南方商品经济发达的原因：“南人太众，耕垦无田，仕进无路，则去为末富、奸富者多矣。”⑧有限的土地无法载负众多的人口，单靠农业已无法继续发展，必须脱离土地另谋出路，向商业、服务业等方面发展，增添了社会经济的活力。

在消费观念方面，北南方也是大不相同。人口既是社会基本生产力，同时也是社会基本消费力。一般说来，人口多少，决定着消费量的大小，而消费量的大小，直接影响着生产量。另一方面，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使人口的消费观念、消费结构差别较大。就官方而言，北方作为政治中心和军事重心，消费量大于南方。就民间而言，突出地表现在南方人口偏重于日常生活的消费，北方人口偏重于积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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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24。

② 《宋史》卷88《地理志》4。

③ 宋·陈襄《古灵集》卷19《杭州劝学文》。

④ 《宋史》卷182《食货志》下4。

⑤ 《宋史》卷88《地理志》4。

⑥ 元·苏天爵《滋溪文稿》卷29《跋赵子昂鲜于伯机与朱总管手书》。

⑦ 元·吴成《吴文正集》卷28，《送姜曼乡赴泉州路录事序》。

⑧ 明·徐光启著，石声汉校注《农政全书校注》卷9《开垦》下。

早在司马迁时代，这一习俗就已闻名了：沂、泗水以北“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梁、宋地区“能恶衣食，致其蓄藏”：而吴、越地区人民“无积聚而多贫”。①一直到清代，北方消费少而藏蓄多的传统都没有改变。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自然环境因素。北方土厚水深，气候干燥，能够长期储存粮食，而南方相反。清人言：“河北五省，风气高燥，仓谷数年不坏，存七粜三之法，尚可遵行。若江淮以南，地气卑湿，通行存七粜三，则南方数省每至数年，必有数百万石霉烂发变之谷。”②南方潮湿暑热的环境难以长期贮存大批粮食。再者，北方经常发生自然灾害，必须有一定的储备以度饥荒。关键在于消费观念方面与习俗。如宋代两浙：“俗奢靡而无积聚，厚于滋味”，追求饮食的口福之乐；四川：“其所获多为遨游之费，踏青、药市之集尤盛焉，动至连月。好音乐，少愁苦，尚奢靡，”爱好旅游、音乐和逛市场，大胆消费；北方则以河东即后来的山西最为典型：“多藏蓄，其靳啬尤甚。”③明代王士性也说：“晋中俗俭朴，古称有唐、虞、夏之风。百金之家，夏无布帽；千金之家，冬无长衣；万金之家，食无兼味。”④如此刻薄自身，生活简单，纵有家产万贯，很少投入消费市场，对山西内需的拉动和经济的带动作用十分有限。明代张瀚言：“至于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⑤又如清代的山东：“齐俗俭朴，衣服不尚华丽，无论贫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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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② 雍正《浙江通志》卷78《积贮》中。

③ 《宋史》卷88《地理志》4；卷89《地理志》5；卷86《地理志》2。

④ 王士性《王士性地理书三种·广志绎》卷3《江北四省》山西。

⑤ 明·张瀚《松窗梦语》卷4《百工纪》。

率服大布之衣，”即使极富贵之家，也很少穿着绸缎等中高档服装。①乾隆元年(1736)，清高宗在一道上谕中，对此作了比较和评论：

朕闻晋、豫民俗，多从俭朴，而户有盖藏。惟江苏、两浙之地，俗尚侈靡，往往家无斗储，而被服必极华鲜，饭食靡甘淡泊，兼之井里之间，茶坊酒肆，星列棋置，少年无知，游荡失业。②

从现代经济学角度解读这位封建皇帝所透露出的信息，我们看到的是：北方人生活俭约，消费力弱，财富多积沉；南方人追求欢乐，消费结构是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力强，财富多流通，从而形成强大的经济促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