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回忆录（五）
关于《大事记》
大事记是康-生一定要搞的，他是专门搞大事记的人。他把毛历次谈阶级斗争的话都排起来，这次又排了个大事记。主要是康-生排的，得到刘邓同意。我是参加整理，还有李鑫、贾一学。
现在中纪委把这说成是我的罪状，说我在大事记中给康-生开脱。其实大事记比正件《五一六通知》说得缓和。正件说彭-真背着康-生、吴冷西炮制了二月提纲。我整理大事记时觉得不好说整个二月提纲是背着康-生，就只说起草的那一天是姚臻、许立群关起门来起草，这比正件轻得多。写大事记时康-生提出要给王力开脱，有些事是王力反对过的，其实主要是为他自己开脱。他要给我开脱，我不赞成。因为文件太长了，不能再加了。后来康-生在中联部讲话时说，没提王力是个疏忽，王力是正确的。中纪委把这作为王力的罪状，说王力在大事记中栽赃诬陷彭真，给康-生开脱。
其实大事记比正件轻得多。为什么正件无罪，附件（大事记）倒有罪呢？这些我在《申诉书》中已写明了。
二、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发动
（一）毛为什么重视聂元梓的大字报
那时文革小组没有制度，没有机构，康-生也并没有重视他这个顾问的职务。他是中央理论小组组长，还要管国际问题。理论小组派了几个人到北大去。五月份，北大就热闹了。何明、高炬文章发表后，各学校震动很大，大字报小字报都出来了。康-生派一个组到北大，组长是曹轶欧（康妻），她是理论小组办公室主任。她到北大不是工作组，不是中央文革派的，不是搞文革的，是搞调研的。她本来就常去北大。她这个组没有多少权，也没有多少事，聂元梓大字报出现后，曹轶欧是很重视，因为五一六通知刚发下去，就出现这张大字报，是一个重要动态。曹轶欧向康-生作了汇报，康生也向毛反映了。陈-伯-达也通过光明日报向毛反映了。六月一日毛在上海，给康-生、陈-伯达都来了指示（不知是经过什么人传来的）。毛叫在全国广播这张大字报，而且还讲了很多话，主要是同康-生讲的多。毛说聂元梓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重大。陈-伯-达那时是人民日报工作组组长，是五月三十一日进驻的，是少-奇同志主持的政-治局决定的。他还兼顾新华社。康-生找了王力、关锋、曹轶欧，让我们写一篇评论员文章。
毛为什么重视这张大字报？因为他想用大字报直接号召，自下而上发动群众。毛一贯的总的思想是，解放后十七年搞的一套机构不行。他认为这一套机构、制度脱离群众，如果发展下去，会成为人民的敌人。必须把这一套搞掉，搞一套新的。怎么搞法？思想教育不行，整风不行，四清也不行，各种办法都试了，都不行。这次要用新的办法，自下而上发动群众运动，揭露党的阴暗面。要实行这种作法，依靠原来的组织、制度、纪律就不行了。他认为只用原来机构，自上而下传达五一六通知是不行的。光靠人-民日报也不行。江-青向来认为人-民日报不在她手里。陈-伯达的工作组是刘邓派的，而广播这张大字报是毛布置的，评论员文章是康-生传达毛指示后，根据毛指示写的。六月一日传达，当晚写好，六月二日见报。对毛的思想，当时评论员文章还没有从理论上说得很明白，后来才说明白的。毛的思想就是要把束缚群众手脚的旧的机构、旧的纪律、旧的秩序打乱、摧毁，解放群众的手脚，让群众直接揭露当权派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按照他的指示，评论员文章当时写得不够。所以十一中全会印发时，在括号内加了一段毛的话，原稿上还有“毛注”字样。红旗公开发表时就正式加了一段。这一段是：“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毛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对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这是毛加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修改。
对于聂元梓大字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毛为什么那么重视这张大字报，历史学家等估计不够。其实毛是借题发挥，把陆平作为旧组织的代表。问题也不在于江-青和聂元梓有什么私交。当时伯达对这点就迟钝。评论员文章写好后，康-生要我和关锋送给陈，陈没有把聂元梓的大字报和评论员文章放在人民日报第一版的上面。上面是他的社论。我们说主席指示应该放在上面，他说社论重要。他不知道光靠社论是不行的。
后来大字报的作用大了。聂元梓的地位突然高起来了，曹轶欧的地位也高了，她直接参与文化大革命了。康-生同大字报也有关系，他把大字报送毛，毛指示是他传达的，他就把功劳归于自己，康-生同外国人谈话时也居功。实际上他们三个人都没有份。后来曹轶欧和聂元梓的矛盾爆发了。曹轶欧不同意把聂元梓捧那么高。康-生对聂元梓一贯印象恶劣。毛、江都重视聂元梓，曹轶欧觉得过分，就揭她的底，说大字报她一个字也没有写，主要是杨克明写的。杨写了后，叫哲学系的人签字，聂元梓是哲学系总支书，叫她签她还不签，说服了好几次才签的。因为她是总支书，才把她放在第一名。有人说曹轶欧和聂元梓是老乡，大字报是曹轶欧组织的，这一点影子都没有。曹轶欧强调杨克明，十一中全会吸收北大的人参加时，江-青提聂元梓，康-生提杨克明。曹轶欧和聂元梓势不两立，聂元梓靠拢江-青，江-青支持聂元梓反曹轶欧。曹轶欧也列席了十一中全会，参加文革小组，当办公室副主任，后来被撤销。
以上所谈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是毛为什么重视聂元梓的大字报。毛认为历次运动都没有解决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变修的问题，这次运用大字报，采取新的方法，自下而上发动群众，不靠原来的组织，原来的纪律，原来的方法。第二是澄清关于大字报的一些胡说编造。没有那么复杂，有的人没有那么多功劳。
六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它把五一六通知的精神和林/彪五一八讲话的精神，还有毛历次讲话加以综合。它的发明权不属于陈/伯达。如果说陈有发明权，那只是在社论中第一次提出“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光这篇社论也没有用，如果没有第一张大字报，还是按过去搞法，旧的机器、旧的组织纪律还束缚着，还是不行的。毛利用聂元梓大字报、评论员文章来解决这问题，主要是自下而上，摧毁旧机器、旧组织、旧纪律、旧方法，同过去的运动都不同。人-民日报工作组，组长是陈。因为当时说人民/日报不站在左派一边，不代表毛思想，不是可靠阵地，所以要派陈去夺取阵地，这是毛的意思，派他去还是刘邓统一派的，不过他比别的工作组早一点。工作组是陈/伯达自己组织的班子，在政治/局书记处的会上说了一下。主要依靠解放军政治部、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还有上海的一个人。这几个单位都是江-青的阵地。具体的人有穆欣（光明日报总编辑）、钱抵千（总政宣传部副部长）、唐平铸（解放军报社长）、尚力科（解放军报编委）、红旗编辑杨某某、解放日报鲁瑛（当时未到，后来到了）。
陈在人民日报开会，说要清除邓拓的阴魂（资产阶级办报方针），清除吴冷西的阳魂。宣布要一天写一篇社论。这些社论都是他自己主持写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定稿时请我去过。
文/革小组成立初期和工作组问题
文/革小组正式成立是六月二十日，在上海开会，没有通知我。我打电话问陈，问我要不要去，陈说不要去，也没有说什么原因。开会回来后告诉我说文/革小组有我。这时陈还在人民日报，康-生还是不管文革，曹轶欧正式参与文革，各机关大字报很热闹，很震动。在我观念上，文革小组不过是常委的参谋秘书性机构，由少奇、小/平同志领导。这时文革小组没有机构，没有制度，没有刊物，还是由当时的党/中央领导运动。怀/仁堂每天都有会，各部门各个口在会上汇报，按原来的组织系统搞。各单位自己有简报，原来的机构还在正常运转。如团中央，后来有人说是王力去撤了耀邦的职，其实不是。是常委、政治局派工作组到团中央，宣布三胡一王停职，宣布的人是过去就管青年团的李富春，他是政治局委员分管青年团的，是按正常系统搞的。
清华的工作组长叶林，是经委副主任，日常工作是薄一波管。
北大工作组长张承先，是北京市委派的。
这些地方很热闹。最初文/革小组没有什么措施，后来上海来电话，江/青传达毛的意见，说文革小组要积极活动，要直接去看大字报，支持造反派，不要让原有机构控制运动。
六月下旬，文革小组虽然还是没有制度、没有机构，但执行上海指示，全部人马浩浩荡荡集体去看大字报。蒯大富这时还没有被隔离，薄一/波和蒯大富辩论，薄一/波说你这个名字就是资本主义！要富，还要大富，还要快大富！这样的话简报上就有。毛看到了。蒯大富是三好学生，登过人民画报的。这时各单位很热闹，积极执行五一六通知，挖黑帮、牛鬼蛇神、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还没有把矛头对准走资派。陈老总在外事口汇报，说外事口有三个大牛鬼蛇神；一个是李昌，是对外文委主任，说他是阶级异己分子，他母亲是四川最大的地主，女恶霸，李昌一直养着她。第二是外交部的部长助理宦乡，说他里通外国，家里有美金，抄家抄出来了。第三是浦寿昌，是总理的外事秘书，后来放到外办当工作人员，是美国博士。这三个人后来证明都是优秀干部。外办工作组组长张彦主持搞李昌。
六月下旬，上海来电话给陈伯达，不赞成由原来旧的工作机构派工作组。
陈伯/达根据上海意见，在怀仁堂会议上递了个条子，说不要用工作组的形式，因为容易形成包办代替，妨碍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条子递给邓小/平，邓批评陈：自己解放自己，不就乱套了吗？会形成自发、自流、无政府主义，放弃党的领导。工作组是在党中/央领导下，才能保证党中央的方针贯彻。
陈说不出道理，回到钓鱼台十四楼就坐在地毯上哭，说上海不要工作组，这里又批评得这么凶！他报告了上海，江/青传过话来很厉害，说你们文/革小组要执行主席的路线，到有工作组的单位支持群众反对工作组。
这时确有群众反对工作组，如对外文委，工作组整了一批“牛鬼蛇神”，李昌是大的，还有些小的。工作组同造反群众对立，群众要揭发领导，受到工作组打击。文/革小组集体到对外文委找人谈话，群众对工作组有很多意见，贴了不少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如张彦当工作组长，整了李昌，但张彦的夫人杨纯是对外文委副主任，就没有事。所以有人说张彦去对外文委是保杨纯，不准给杨纯贴大字报，不准查对外文委的“黑线”，康-生、陈/伯达都去看大字报，支持反工作组的人，反对张彦。陈老总非常恼火，他召集群众大会，说张彦经过长期考验，是好干部，这是领导的看法，你们群众说他这样那样毛病，是群众的看法，这不对，要以领导的看法为准，不能轰走张彦，张彦是我派的。当时形成僵局。
北大六一八简报是少奇批的，康-生、陈-伯-达都划了圈，简报说对“反革命事件”要镇压，少-奇同志批了要全国仿行。那时上海电话还没来，康-生、陈-伯-达也在简报上划了圈。
六一八事件经过大体是：六月十八日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北大工作组正在开会，群众离开工作，揪斗了四十多名校领导人和教授，有些粗暴行动。工作组制止了他们，指出避开工作组乱斗的作法，有害于革命，已经被坏人利用。工作组认为这是反革命事件，见北大文革简报第九号。
少/奇同志批：现将九号简报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工作组处理乱斗的作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地都可仿照北大办法处理。
据说当时有侮辱妇女的行为。我们没听说，有的书没有说简报认为北大事件是反革命，只说毛认为不是反革命，是革命事件，这是春秋笔法。
这一段经过是在上海来电话以前。事件发生在六月十八日，上海电话是六月下旬。毛只知道北大工作组把群众说成反革命不对，毛认为是革命事件。为什么群众离开工作组就是反革命?他当时还不知有少/奇同志批语。直到七月下旬，毛回北京，十一中全会开会以前，康/生发现全国都发生工作组与群众的冲突，他认为来源于少/奇同志的批语。可是他查了档案，看到简报上也有自己的大名，自己也画了圈。他在文革小组里说：“到处发生这个问题，和中央批语有关，我把批件揣在口袋里，几次想告诉主席，到现在没有拿出来。”
张春/桥一听，马上把文件要过来。他马上送给毛，毛看了大怒，说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因此才有了毛的一张大字报。毛当时不但骂刘，还骂了康。因为张春桥告了康的状，说康把简报揣在怀里很久没有拿出来。主席说，要康生这种人有什么用处?
我想，康/生不拿出来，一方面有个人顾虑，因为自己也划了圈；另方面据我观察，他也顾虑到是否要告少/奇同志一状的问题。他当时对刘/邓还是尊重的。他常讲，他自己在白区执行的是王明的左倾路线，少/奇同志是正确的。
总之，六一八事件的重要性就在这里，毛的大字报和换接班人的决心来源于此，其它学校发生的类似事件并不重要。
七月十八日，毛从上海回来，江/青是先两天回来的。她回来后第一件事是建立文革小组的办公机构和制度，筹办刊物《快报》，专门开了一个楼（十六楼）作为文/革小组的办公楼，建立文/革小组办公室，说是同毛商量的，要王力当办公室主任。为什么要我当办公室主任呢?我想主要是因为我1960年列席书记处会议，1964年列席常委会议，在党内人熟好办事，同各方面打交道都好办，别人在党内没有这个地位，人家都不知道他，办事就不方便。我推辞不干，江说不行，非要我从八号楼搬到十六楼。八号楼还保留我的房，陈住十四楼，江自己住十一楼，毛要来开会就住十二楼。王力为办公室主任，戚本禹、曹轶欧、穆欣为副主任。要我和肖华、刘志坚商量，调一百个团以上政工干部办《快报》，向常委、主席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动态。快报暂时放到解放军报印刷。这一百人等于是革小组的联络员、巡视员，到各地、各部门了解情况，公开名义是用红旗、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记者的名义，不用革小组联络员的名义。其实人家也都知道是革小组派的。这一百人是刘志坚、肖华从全国部队挑的，主要是从济南部队和沈阳部队挑的。这一套作法也是毛的思想，通过江说的，说办公室不要大，联络人员要多。办公室除主任副主任外，只有三、五个助手，他们只作些技术性工作，主要的事情应该我们主任、副主任自己办。毛就没有政治秘书，只有个收发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江/青作他的秘书，都是兼职的。这也是毛的思想，把旧的机构、旧的作法改掉。文/革小组人少办的事不少。不准配专车，需要人临时调。后来电话太多，搞了个接电话的组，三个人，是部队的。曹轶欧要搞个调查组，调了几个人，不住在中央文/革，还是依靠北大。从文/革的机构来看，毛的思想是对的，大批人到第一线反映第一手情况，坐办公室的人要少。简报一事一报，要快，不要积成一大叠才印。“快报”只发常委和中央文革成员。很多快报上有毛的批语。档案馆可能还存着。一百个记者得力的不多。后来又从人民日报、新华社调来一些人。江第二件事是抓制度，建立碰头会，每天下午三点碰头，小组全体成员参加，另外需要谁就通知谁，稍微重要的事就通知总理和陶/铸。后来几乎每次都通知他们二位。总理说，凡是中央文/革通知开会，他从来没有不到过。最早的时候，中央文/革每天开过碰头会以后，全体人马到一个单位去开群众大会，如各个大学（有的大学去了不止一次）。大会上都是把文/革小组成员向大家介绍，每个人讲讲话。去的有王任重（中南第一书记、候补中委）、刘志坚、张春桥、姚文元。有一次王任重向大家介绍江/青，说她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中央没有这么通知）。有人介绍我时，说我是党的理论家，九评的作者（九评有七评半是我主稿的）。关锋、戚本禹不用介绍，因为他们写的文章很多，人们都知道他。这时期，重点逐渐转移，刘那里黯然失色，怀仁堂只讨论一般性问题，实质性问题都在钓鱼台。钓鱼台直接支持群众，矛头对着工作组。
七月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毛要我和关锋到清华去见蒯大富。这时蒯大富被隔离在宿舍。我们听取了他的申述，对他说，他的信收到了，不要着急，很快会恢复自由，有什么话可以对我们讲。他对工作组叶林、薄一/波有意见。我们根据主席指示，表示支持他的革命行动。我们没说要释放他，可是我们一走，他就恢复自由了。蒯大富在学校是孤立的。开大会辩论时，蒯处于被告、辩解的地位。这次辩论会我去了，总理也去了。
蒯大富这人不怎么行，他的发言不是进攻的，都是被动辩解。批的人理直气壮，他都吓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