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的攻击和负伤
　　虽说战场情况有所缓和，但是，中国军队在距离日军阵地两三公里远、能够俯瞰日军阵地的山丘上构筑工事。大队长试图排除眼前这个碍事的中国军队的阵地，于是制定了同时使用第三中队、第四中队发动攻击作战的计划。但是因为弹药不足，所以不准备使用步兵炮和机关枪，为此，作战计划要求在黎明时分发起攻击。黎明攻击也是日军特有的作战方法，趁天光未明、天色昏暗之际悄悄地接近对方阵地，在黎明到来时突然发起冲锋，一举夺取对方的阵地。但是大队规模的黎明攻击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实施过了。

　　这一次的黎明攻击被决定在1944年9月7日的凌晨进行(我的笔记里记的是9月7日，但是《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战场日志》所记载的是1944年9月9日)。右侧的第一线是第三中队，左侧第一线是第四中队。两个中队之间的分界线是连接茶陵、界首墟、安仁的道路。我们第二十七师团正面的对手就是中国第九战区第二十七集团军的第四十四军。我们第三中队在漆黑的半夜出发，一边注意与作为分界线的道路保持距离，以便确定方向，一边摸索着前进。黎明之前，我们到达了中国军队阵地前面200米至300米左右的地方。第三中队在这里将行军队形分散开，成散兵队形进一步向中国军队阵地前面的发起冲锋的有利位置接近。这时，突然中国军队的机关枪开火了，在我前面和侧后的指挥班里面立刻有人一边叫着：“我中弹了”，一边倒了下去。中国军队的机关枪射击显然是预先就确定好了的，所以射击非常准确，日军发起的黎明攻击因此而遭到了失败。

　　就在那个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右胸的外侧好像被铁板一样的东西“砰”的一下敲打了似的冲击感，我下意识地想到：“我被子弹击中了。”但我当时好像忘记了自己，就像是在梦中一样，因为我脑子里装满了关于如何使中队从被打击的困境中解脱出来的想法。在我身边的野村准尉从四周趴在地面上的士兵们那里一个个地拿出手榴弹投向中国军队的战壕。但每个士兵只配备了一颗手榴弹，所以大多数士兵既没有投掷手榴弹，也没有射击，只是趴在地面上，只有野村准尉像凶神恶煞似的孤军奋战。

　　我感到非常焦虑的是，如果我们什么也不做，整个中队就可能在这里全军覆没。于是，我命令：“掷弹筒，射击！”并指示野村准尉：“与掷弹筒射击的同时发起突击！”野村准尉说：“就这样停留在这里，一定会全军覆没。”他接着鼓励士兵们说：“怎么样，让我们发起突击吧。”并且继续投掷手榴弹。

　　不久，几发掷弹筒在中国军队的战壕上面爆炸，我和野村同时大喊：“冲啊！”周围的士兵都站了起来，加快脚步向中国军队的战壕冲过去。一直到跳入高地顶上的战壕为止，我脑子里什么也没想。手榴弹和掷弹筒很有效果，我们的突击迫使中国军队撤退了，两三个跑得慢的中国士兵被日军射杀。

　　占领高地山顶以后，我忙着安排警戒的哨兵，防备中国军队的反击。忙完了一看，才发现左翼的第四中队的攻击好像失败了，我们第三中队被孤悬在对方的战线之中。当一切都稍许安定下来以后，我再一次检查了一下胸部的伤口。在右胸的腋下有一处伤口，而且还在流血，没有其他的伤口。这一处伤口也不是贯通伤，看来只是流弹造成的。我告诉离我最近的野村准尉：“我的胸部被子弹击中了，但好像是流弹所伤。”野村准尉立刻大声呼叫卫生兵，卫生兵过来之后，用三角巾作为应急绷带给我包扎了一下，并且告诫我：“中队长，胸部绝对不能活动，安静第一。”因为在胸部负伤的情况下，如果随便活动而导致内出血，进而窒息死亡的病例是非常多的。但是我在负伤之后还率队进行了突击作战，所以我想就算此后不再活动恐怕也已经晚了吧。

　　在此后的白天里，我一直躺在战壕。因为在敌方的眼皮子底下，要想用担架把我送到后方去简直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来反倒保证了意料之外的安静，我一声不响地躺在战壕里，各种各样的思绪在脑海里环绕。由于负伤一事，实际上我内心深处反而松了一口气，这也确实是事实。因为在相邻的第二大队，已经有四名中队长作战死亡了，我们第三中队也有两名小队长战死，而我这个中队长却毫发无损，不管怎么说都让我挺不好意思的。这一下我自己也受了伤，也有脸来面对周围的人了，当时脑海里涌现出来的就是这样的想法和心情。

　　但我也要考虑当时的战场情况。如果为了守卫刚才夺取的阵地，上司命令我们第三中队继续在这个山头上待下去的话，那可真是难以应付了。而且到了白天，枪声逐渐稀疏，中国军队已经撤退到了很远的地方，因而确保已占领之阵地的目标看来也没有什么问题了。可是，这一场战斗给我们第三中队带来的损失太大了。中队里包括内山军曹在内的战死者有五人，负伤者有中队长以下的十几人，中队的战斗力是越来越下降了。参加一号作战以后的兵员损耗已经超过了一百人，减员人数达到了当初满员时中队兵力的三分之二。从此往后，一号作战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完全无法预测。况且，这场战争究竟何时能到达终点，也是不可能预先想到的。恐怕结果只有一个，就是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不知道在中国的什么地方最后战死。

在野战医院里
　　在当天的日暮时分，我被野战医院所收容。虽说是医院，但实际上只是设置在我们步兵第三联队北边的民房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医疗设施，只是让伤病人员有一张能躺下来休息的床而已。给我进行检查的军医，也只是向我询问了一下，什么注射血清，以及其他的任何治疗措施都没有为我做，只不过是给我的伤病取了个“右侧胸部穿透性流弹枪伤”的名字。为治疗伤病所需要的医疗器械也好，药品也好，都不具备。在负伤的情况下，通常应该首先注射预防破伤风和坏疽的血清，但是那种血清在野战医院已经用完了。军医说，像我这种胸部负伤的情况，由于伤口靠近心脏，就算不注射血清也没有关系。结果，虽然我住进了野战医院，但实际上任何医疗和护理也没有得到。

　　医院的状况其实是很悲惨的。由于医院本身没有征发物资和粮食的能力，所以医院的粮食供给问题比一般的作战部队更为严峻。医院给伤病人员的饮食，不过是稀稀的白粥加上了一点盐而已。因为我们第二十七师团在茶陵发现了岩盐仓库，所以盐的供应不成问题。对于普通的伤病患者，只有稀粥果腹自然是不够的，于是能够走路的人就都自己跑到医院外面去自由征发食品。虽说是自己去征发，但实际上茶陵一带早已没有留下什么粮食了，只好勉强在割完了稻子的田地里捡拾稻穗。也有人把贵重的烟草作为以物易物的材料，用来交换食品一类的东西。

　　因此，死在医院里的人也非常多。这一情况其实在日军各部队早已是广为人知的事了。所以每当中队决定把病情、伤情较轻的伤病员送到野战医院去的时候，伤病员们总是恳求说，为了不给野战医院增添麻烦，还是就这样留在中队里为好。尽管留在中队里会给战友们带来麻烦，但是还是没有人愿意离开中队。

　　根据《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作战日志》所记载的尾崎军医的回忆，在茶陵作战和驻扎期间，第三联队野战医院收治的大部分患者的病是战争营养失调症，因此疟疾和结核等重症患者也迅速增多。而且因为野战医院的食品供应更为困难，所以负伤和生病的人都尽量不离开中队，不去住院。正因为如此，在茶陵的陆军野战医院里由于生病而死亡的人数是作战死亡人数的两倍以上。当然，病死的人并不一定都是由于战争营养失调症而致死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其死因或多或少都跟战争营养失调症有关。

　　我住进野战医院以后，新来的勤务兵上等兵秋元不仅每天向院方报告我的伤势病情，而且负责给我送来食物。但是，既然在野战医院什么治疗也没有，就是住在野战医院也毫无意义。所以我住院后就想尽快向军医提出要求出院，但又觉得还是再观察一下为好，就把出院的念头又放下来了。

　　因为每天都亲眼看见有人死在野战医院，所以我不能不想到，这难道还算是医院吗？当然不能因此而指责军医，主要原因还在于对于野战医院的粮食供应不足。我认为，这难道不是日军忽视补给的作战计划本身的错误吗？

　　就在五个月前，我们还一边在烂泥之中苦苦缠斗，一边抱怨命令步兵部队修筑汽车公路的第十一军指挥官目光短浅。如果说，第十一军本部的指挥官也好，参谋也好，连一个人也没有来到过我们在水田里泥一身水一身的筑路现场，我们跟烂泥苦斗的实际情况也从来没有被转达给位于后方的司令部。那么，对于现在野战医院里每天死亡者不断的悲惨情形，第十一军本部的作战参谋们大概也是一无所知的。所以我认为，至少应该有第十一军本部的什么人来到第一线视察视察。与此同时，大部分士兵因为战争营养失调症而倒下，也不能让士兵自身来承担责任，没有给予在第一线的作战部队以充分的补给，完全是日军高层指挥官的责任。我想，应该由尽管了解补给困难的情况，但还是制定作战计划并下令实施的日军军部的高级指挥官们承担所有的责任。

　　而且，真的有什么必要开始进行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吗？我一直怀有这样的疑问。一号作战已经开始半年多了，从关东军远道而来支援第十一军的我们第二十七师团，仍然在湖南省边界的群山之中进行着看不见任何前途的苦战。打通大陆交通线、打倒中国的国民政府、消灭美国空军基地，所有的作战目标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同时，太平洋战场的局势对日军越来越不利。太平洋战场的作战开始后的1944年6月，就丢掉了马里亚纳群岛。在欧洲战场，盟军于1944年6月在诺曼底登陆成功，德国的失败命运看来已经无可挽回了。不管是作战目的，还是战争前景，我都只能暗自揣摩，不能不想到自己的将来，恐怕也只能是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把自己这条小命给断送了。

　　住院的时间恰恰给了我思考各种各样问题的机会，特别是让我了解了野战医院的实际情况。再这样下去，野战医院完全成了伤病员的坟墓。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人们由于战争营养失调症而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军医们也是束手无策，无计可施。以前护卫野战医院的时候我也想过，所谓医院一定要设置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医院的功能。而且医院既没有机动能力和手段，更没有一般作战部队那样的战斗力，缺乏依靠自己的力量征发粮食的能力。因此，就像在茶陵那样的情况下，日军被中国军队所包围，后勤补给完全断绝，对于野战医院那样的机构，如果不采取特别的措施供给药品和粮食，很明显野战医院就将陷入机能不全的困境。处于这种状况下的军医和卫生兵也很难过，眼看着住院的伤病患者一个接一个地悲惨地死去，他们的遗憾和无奈也完全是可以想象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