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年代。这魏晋二朝都是禅让而来，也就是说新一代的国君没有用暴力手段推翻旧政权上台，而是逼迫原来的皇帝主动退居二线，禅让而得天下。其实呢，说穿了就是由明抢变成巧取，实质是一样的，但是形式上却大有不同。这总比使用暴力夺权要文明。

从东汉末期黄金军起义、三国直至晋朝建立，在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一直是持续不断的战乱和社会动荡。乱世自有英雄出世，英雄自须英才辅佐，于是各路英豪纷纷网罗人才，这样魏晋时期也就成为中国历史上人才荟萃的年代了。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东汉和魏晋都是豪强士族组成的政治集团把持朝政，政治局势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所谓的“辅政”上，名义上皇权至高无上，但实际是政权从一个政治集团转换到另一个集团手中，典型的例子有曹氏辅汉，司马辅魏。这和日本幕府时代的政治结构有些相似。

记载历史的载体最好不过诗文。魏晋时期由于连年的社会动荡，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慷慨、激昂、悲怆、和放荡风格为主。比如我们熟知的三曹的作品，就是这样的。所以唐代、五代和南宋时期柔媚的作品看起来是很有小资情调的。生活稳定了，就要讲究生活品味了，文学作品自然就精致起来，不然连读者都不来捧场的。可是魏晋时期不行，精致不起来，连年打仗，人们对人生和死亡的意义思考就多一些。

一提到魏晋风度，很多人就会想到纵酒放歌、宽服长袖的飘逸风格。实际上也并不总是这样的。在飘逸后面还是有血泪的。这个时期的名士里，阮籍算是个代表了。阮籍这个人也是做过官的，而且职位还不低，曾经做过司马师的从事郎中，就算是当时司马总理的跟班秘书吧，后来调任到曹魏的散骑常侍，被封为关内侯。按照现代观点看来，也算是成功人士了。可是阮籍对功名看得很淡。

阮籍本有济世之志，但是看到魏晋时代大乱，所谓名士很少能功成之后全身而退，遂心灰意懒，以酒为乐。阮籍本不善饮酒，无非以酣饮为常，以不坠俗流，或是避祸，故有“阮途”之说；后人却以为他生性好饮，豪放得很。当初晋文帝司马昭想让儿子司马炎，就是后来的晋武帝和阮籍联姻，阮籍不愿意，但又不敢抗命，没办法就连着喝酒喝了两个月，弄得司马昭一直无从提起，这件事就这么算了（“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二十四史•晋书•列传第十九》）。要说阮籍这一招也够可以。

阮籍为官作风民主，很开明，这也是当时很多人做不到的。同时要知道，阮籍这个人很聪明。当年曹魏政权从曹操时代就提倡“通脱”，也就是在文学上提倡简练通俗，在政治上就是提倡要开明的意思吧，所以阮籍也在下面作响应中央号召，做了一些小动作，很让人传诵。司马昭封他做东平相，他骑头驴去上任，到任以后下令把县委县政府内外的所有影壁墙和围墙拆掉，这样一来老百姓从大街上直接就可以进他的办公室，大家办公的时候互相都能看得到。而且象阮籍这样有才干的人，做事干脆利落，不出半月，东平被治理得“法令清简”。司马昭大喜，很快就把阮籍调回中央，官拜从事郎中。所以你看，阮籍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还是很会看火候的。如果我是阮籍，而当政的恰恰又是明清时代的皇帝，我是万万不敢拆掉衙门围墙的，那样至少要被治一个“擅改祖制，罪不容诛”，不砍头也是发配黑龙江。

阮籍也有口出狂言，然后又卖关子的举动。话说有一天大家在总理办公厅上班，下面有人汇报说有恶徒杀了自己的母亲。阮籍当时就说：“嘿嘿！老爸都可以杀掉，老妈当然更可以杀掉了！”秘书中有人就责怪他，身为名士，焉可出言不慎？总理司马昭也说：“杀掉老爹是天下第一大恶，这怎么能被允许呢？” 你看，那个时代纵然乱世，但人比较有涵养，心态比较平和，不象现代人这样浮躁，你就看互联网论坛，发言者多数是恶语相向乃至破口大骂。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所以人性丑恶一面就暴露无疑。司马昭说的话很严厉，但很克制，心平气和，所以无怪他能当总理。其实包括司马昭和他的秘书们，都没受过严格的逻辑思维训练。人家阮籍只是说父母“可以”被杀掉，但没说“应该”杀掉。就是说，从理论上讲，这种犯罪是可能的（谁也不能保证不发生这样的悲剧，飞机还能撞大楼呢），但并不等于阮籍就是在教唆杀人。抓到了这个空子，阮籍慢条斯稳地说；“禽兽么，只知道生它的母亲，但不知道谁是它的父亲，如果它杀死了自己的父亲，那它就是禽兽；如果连母亲都要杀掉，那就是禽兽不如了（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同上）。”于是众皆悦服。这个关子卖得够大的。这段话细细研究一下，阮籍还是使用了偷换概念的手段。咱们先辈看来还没真学过逻辑学，就这么让他糊弄过去了，还弄得“众皆悦服”。

阮籍这个人不但有抱负，有才干，和诸多只会空喊口号的腐儒相比，还很有政治头脑。曹爽辅政的时候，曾经召他做参军，阮籍看出来曹爽是袁绍式的人物，好权术而无谋略，干大事而惜身，成不了大气候，弄不好还要连累自己。所以阮籍毅然决然地拒绝了曹爽的高薪聘请，称病回乡，献身老家的农业发展。后来曹爽果然在同司马懿的争斗中败阵遭杀身之祸，牵连多人。大家这时候才佩服阮籍的先见之明。

阮籍这个人，为人坦荡，内心质朴，不拘礼教，说话通常很直率尖刻，但从来不对别人做评论。阮籍生性孝顺，当母亲去世以后，狂饮数日，以致吐血数升，几乎把性命搭上。当时的一位学士叫做裴楷的去吊唁，阮籍喝多了，坐在地上，直勾勾地看着裴楷。裴楷径自吊唁，礼毕而归。有人问裴楷，既然是吊唁，阮籍作为主人应该痛哭，您哭什么呀？裴楷叹道：阮籍不是你我红尘中人，他不必遵守世俗的礼仪，而我辈还总要以知书达礼自居。

阮籍有个绝活—他会装白眼和青眼。这个白眼，就是篡改顾城诗中所说的：黑夜给了我一双黑眼睛，我却用它去翻白眼。对看不上的人，阮籍一概以白眼相待。另有一位名士叫做嵇喜的来吊唁，阮籍很看不上嵇喜，就用白眼相待，给嵇喜好大的一个没趣，悻悻而去。嵇喜的弟弟嵇康，就是千古绝唱《广陵散》的作者，听说这件事以后，夹着自己的琴，扛着酒缸就来了。阮籍大喜，马上青眼就出来了。阮籍的举动招致了很多人的忌恨，但是司马昭一直是阮籍的后台，别人拿他也没办法。

阮籍的文章很有气势，逻辑性很强，用词尖刻。他有一篇《大人先生传》，在文中激烈批评了所谓“君子”之流。阮籍将追逐功名的所谓君子比作裤子里面的虱子，终日营营，钻到裤缝子里或者破烂的棉花里藏起来，还洋洋自得，以为找到了好的归宿。实际上循规蹈矩，以礼教害人害己，万一裤子被烧着了，恐怕跑都跑不掉。（独不见群虱之处裈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处于裈中而不能出也。—同上）

阮籍的儿子阮浑，跟他父亲一样不拘小节。阮籍就教育儿子说：我已经就这样了，你不要学我！阮籍死的时候是五十四岁。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有，阮籍似乎言行不一。一方面口出狂言，说杀母可乎，另一方面母亲过世，几乎丧命。一方面自己不拘小节，另一方面去又教导儿子不要学他。我想阮籍并非不屑于遵守礼教，也并非不屑于追求功名。只是魏晋时代，礼崩乐坏，所谓遵从礼教之人对礼教的破坏远在常人之上，礼教不过是追求功名的工具。阮籍不屑于以遵从世俗礼教而求功名，不免有些愤世嫉俗，见到遵守礼教的“君子”，阮籍就打心眼里看不起。故而阮籍口上说对世俗礼教不屑一顾，私下里恐怕是真诚希望恢复周礼的。当年曹植也对诗文不屑一顾，说从事文字工作乃末节，不值一提。这固然因为曹子建本身诗文冠绝一时，自然对别人舞文弄墨不大看得上眼。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曹植很有政治抱负，但没能斗得过哥哥曹丕，一直郁郁不得志。对曹植来讲，从政兼济天下才是大节，诗文自然就成了末节。

至于功名一节，阮籍也是追求的，不过并不是表面的东西，诸如权位封号俸禄等等的东西，他希望的是施展自己的抱负，达到乱世中济世的目的。但他所担任的官职还都是秘书一类的闲职，根本说了就不算。司马昭之启用阮籍，无非为广揽天下英才于己，一方面有阮籍这样的人作点缀，天下英才岂不趋之若鹜。另一方面把这些心高气傲的名士搜集起来，免得他们在外面乱说乱动，给司马氏天下添麻烦。内心里司马昭对阮籍并不放心，也不服气，要不然为何阮籍的东平相只当了不到一个月就给调回来，改任闲职。阮籍想必自知其中关节，故而后期形迹放荡，桀骜不逊，遭人忌恨，但大家拿他也没办法—背后有司马昭屡屡撑腰，司马昭当然不会因手下腐儒忌恨阮籍，就把他怎么样，这样将落得个不能容人的恶名，于司马家族却是大大地不利。阮籍当然知道这个底线，故而对司马氏族、对别人从来都是不置臧否。最后还要教育儿子说，你不要学我！道理很简单：以阮籍的名声和才气，即便形迹放荡，别人也不会把他怎么样，反而说这是名士脾气，不同俗流；可儿子阮浑就不行了，那样做会招致杀身之祸的。所以说阮籍这个人还是很聪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