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说人话xw:
***呵呵，阁下最后还是不得不采信了这段话，干吗不早点拿出来？是不是没什
么说辞了？***

　　而更关键的是，阁下只就岳飞的“二月十一日出兵”论事，而在下则是从高宗“合兵淮西”诏起论。

　　“春正月癸卯，凤翔统制杨从仪败金人于渭南”，如果没算错，“正月癸卯”是初二，这时金人已开始进攻了。

　　而“十一年（绍兴十一年，即高宗十五年）兀术耻顺昌之败，复谋来侵。诏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中的“复谋”与“待之”，则是战争尚未开始。

　　因此，高宗“诏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的命令，就应是在“正月初二”之前下达的。也就是说，应是在上年十二月侦知敌情，作出正确判断后下达的。

　　所以，岳飞“令臣提军前去，会合诸帅，同共掩击，兵力既合，必成大功”的奏章，就应是在接“合兵淮西”的诏书后上达朝廷的，时间只能是在正月。

这是没说词吗？

***第一道御札到后才两天，岳家军就开始进发****

　　而“十一年（绍兴十一年，即高宗十五年）兀术耻顺昌之败，复谋来侵。诏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中的“复谋”与“待之”，则是战争尚未开始。

　　因此，高宗“诏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的命令，就应是在“正月初二”之前下达的。也就是说，应是在上年十二月侦知敌情，作出正确判断后下达的。

这是“第一道御札就开始进发”吗？

***从来不曾蹇如故，也不曾连接十七道御札而不动***

　　“二月癸酉，张俊遣王德渡江”，如没算错，“癸酉”是二月初四，但在二月四日，岳飞正上奏“虏既举国来寇，巢穴必虚，若长驱京、洛”的建议，并于当日连发第二奏，“虏知荆、鄂宿师必自九江进援”、“乞且亲至蕲、黄，相度形势利害，以议攻却”，而急递最少需十天时间，可岳飞却于五天后就出发了。

请问，谁说过岳飞“连接十七道御札而不动”了？

***高宗御札如此回复：“得卿奏，知卿属官自张俊处归报，虏已渡淮，卿

只在舒州听候朝廷指挥，此以见卿小心恭慎，不敢专辄进退，深为得体，朕所嘉叹”。
听闻岳飞移师庐州，高宗手诏说到：“得卿奏。卿闻命即往庐州，遵陆勤劳，转饷艰阻，卿不复顾问，必揣其行，非一意许国，谁肯如此！......中兴勋业，在此一举，卿之此行，适中机会”。
高宗是怎么评价岳飞服从指挥调度的?何曾见过移军三十里而不动的？***

“时降将郦琼为金人所用……语其同列曰：‘而又国政不纲，才有微功，已加厚赏，或有大罪，乃置而不诛，不即覆亡，已为天幸，何能振耶！’”
高宗何时敢对手握重兵的大将训斥过？最严历也不过“朝夕需卿出师之报”这样的话了。“或有大罪”都“置而不诛”，况现在还有得是话可说之时，高宗说话能不小吗？这在上一章与阁下的讨论中已说过了。

***阁下前文也说过岳飞的行动路线，跋涉何止千里，怎么到这里就成了移

军三十里而不动呢？按照阁下的逻辑，岳飞是每次必听皇上的命令才行动，既然接最后的亲札就移军三十里就不动了，那么岳飞又是怎么跑到定远去的？阁下不觉得前后矛盾，拿下面的话来解释，不觉得勉强敷衍么？***

这话还用解释吗？
“显然，岳飞每动均待皇命，他本来就已耽搁了援淮时间，到舒州后仍待皇命打庐州，故才有‘移军三十里而止’”，明确指的是“到舒州后”进行的“进军庐州”的行动，焉来“跋涉何止千里，怎么到这里就成了移军三十里而不动呢？”的疑问呢？哪里又前后矛盾呢？

***更何况阁下还在7月8日17：15的帖子里说
//但张俊“二十日收复庐州”，岳飞正好行军九天，“曾经向庐州进发”就不应相隔时间过长，差上两三天应该是合理的吧？
　　要知道，军队赴援，是会不断派出联络人员的，而这些联络人员的速度，则远比军队要快得多得多，否则要他们干什么？若时间过长还没打探到庐州已下，这是不是就有问题了？这还是岳家军吗？
　　而岳飞所以不知庐州已下，说明他到达舒州时间并不晚，因此才作出向庐州进发的决定//

阁下这段话的意思根本就认为岳飞是不待皇命就曾出师收复庐州。还有阁下今天的帖子的另外一番说辞：
//阁下弄错了，二十四天是实际天数，“进不进退不退的磨蹭”与其紧密相连，而岳飞到舒州的时间，确实晚得太多，所以才错过了柘皋大战。//
岳飞到舒州到底是晚还是不晚呢？阁下自己想明白没有？***

这里的“而岳飞到舒州的时间，确实晚得太多”，阁下难道真的看不出来是从上面正月延误援淮时间上立论吗？因此后面才有“错过了柘皋大战”之说，前后所言，并无中断，怎么还会有“到底晚还是不晚？”的疑问呢？而下面的“再说错过柘皋大战的问题，柘皋大战的主动权在谁手……”的论证，还有多少意义呢？

****张俊独占全功的问题，我说的情况是在柘皋大战过后，张俊进入庐州之时。而不是在那之前，柘皋大战还没打呢，张俊连克敌的把握都没有，怎么会有独占全功之心？****

“要说这时的张俊欲独占全功，是不是太抬举他了呢？事实上，此时的张俊只感到势孤，巴不得岳飞、韩世中先到淮西，他既能不担战败丢淮的责任，就相当不错了，怎么可能不愿让岳飞赴援呢？但当岳飞迟迟不到，而又不得不面对金军决战，却被王德鼓勇大胜后，他当然骄狂不可一世了——他现在有这个骄狂的资格！”

在下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啊，没说张俊是在“柘皋大战之前”啊？

***“前敌总指挥的问题，阁下一会说张俊是，说岳飞不尊重前敌总指挥云云，一会又说张俊不是，张俊根本不可能是。在一个帖子里头都前后矛盾，到底是不是呢？阁下心里有准谱没有？”***

　　“这就是张俊，一个不堪帅才的帅才——淮西本是他的防地，出现战事，高宗不可能任命他人来挂帅做前敌总指挥，否则，下回这里再有战事，你再任命他，他还能干吗？”

请问阁下：在下哪句话是说“一会说张俊是，一会又说张俊不是”呢？又有哪句话是在“前后矛盾”呢？

***其次张俊坐镇淮西，他在当地有完善的情报网络和供应系统，这些都可以为客军服务，所以岳飞就得和张俊联络，听取他的情况通报，张俊是主，岳飞是客***

阁下这话可错了：张俊与岳飞在这里可不是“主客关系”，而是绝对的“上下级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而在这样的关系中，岳飞就不仅仅是“和张俊联络，听取他的情况通报”，而且还必须主动与其会合，向张俊报到，听其指挥，并行建议，这是一个“军事下级”最起码的素质。
倘若按阁下的“主客关系”，则客来主迎，稍有不到，就是主人未尽礼数，客人自当随意指责了。

***最后说站在南宋全局的战略高度来考量。阁下对正月初二前就有诏合兵的推断实在是不够严谨，正月初二陕西方面接战，这得有花多长时间才能把消息传递到临安？而且这个接战是否就是金军方面大举进攻的开始呢？如果之前已经有诏合军那么高宗后来还会这么分析形势么……***

这里高宗并不是在“分析”，而是在早就分析完后对“定论”的解释。而正月初二的陕西接战，不管多长时间传到高宗那，都不会影响这个“定论”。
“诏大合兵淮西以待之”，原本就是算定金军主攻方向后的决定。

***岳飞‘令臣提军前去，会合诸帅，同共掩击，兵力既合，必成大功’的奏章有明确的时间，是二月初四上奏的，不是正月***

岳飞孙子在《淮西辨》中有言：故御札首曰：“昨得卿奏，欲合诸帅兵破敌，备见忠谊许国之意，嘉叹不已。今虏犯淮西，张俊、杨沂中、刘锜已并力与贼相拒。卿若乘此机会，亟提兵会合，必成大功。”此盖奏至之第一札也。

请问阁下：如岳飞第一奏为二月四日，而“此盖奏至之第一札也”之高宗第一札却在正月二十九发出，岳飞则于二月九日接到，如果确实没有发生“时空倒流”现象，则在下愚顿，还望阁下解释？

骨架龙:

首先纠正我前面两个错误。

一个是没有看清楚，阁下一直认为张俊是淮西前敌总指挥，这一看法阁下从未动摇，是我看错了。

第二个是岳飞“令臣提军前去，会合诸帅，同共掩击，兵力既合，必成大功”奏章，不是在二月初四，大概是在正月发出的。前面是我搞错了。

言归正传。阁下强调不要把视角着眼于二月初九，认为在岳飞接到第一道命令赴援的御札之前，高宗就已经有一道合兵淮西的御札送到了岳飞手里，而且是在上年的十二月份就发出，正月送到岳飞手里的。也就是说高宗早就让岳飞赴援，岳飞一拖再拖，总得皇帝一再催促方才出发，故此错过了淮西柘皋大战，进而一再迁延不去会师，终于导致了濠州之败。看来阁下不把罪名坐实到岳飞头上不罢休。

二月初九岳飞接第一道命令，二月十一出兵，开始进发并无拖延。参照前次援淮西的经历，到达庐州需要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指责岳飞二十四天到达舒州是拖延磨蹭实在是毫无道理。

张俊在庐州城里胡乱指挥，以没粮敌退等借口阻止岳飞前进，又不侦察情况，着急忙慌赶着要退兵，结果接到确实探报后再仓促增援濠州，还没到濠州，濠州已经失陷，张俊还是不侦察情况，着急忙慌要抢个空城得功劳，中了埋伏还掉头就跑，部队损失很大。硬把张俊胡乱指挥造成淮西失败的罪责都推到岳飞头上，更是毫无道理的。

从岳飞二月十一日出师到最后淮西败仗这段过程前面已经说得太多，我只简单复述一下，责任在张俊身上极明显，除非故意忽视他的胡乱指挥，我不想在这里再分辨再浪费口舌。

这里只说高宗在绍兴十一年春诏大合兵于淮西的事情。阁下以正月初二宋金方面的某次战斗为金人进攻的开始，推断出高宗要求合兵的诏书必然是正月初二前发出的。这个推断不成立，金人进攻方向只在两淮，并非在陕西。正月初二不能做为一个标志性时间，这里的接战是双方边境的小冲突。

“十一年（绍兴十一年，即高宗十五年）兀术耻顺昌之败，复谋来侵。诏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这里的记载透露出两个信息，首先是兀术要来报复，其次是高宗下令在淮西集结兵力备战，而这双方的行动是何时？绍兴十一年，而不是绍兴十年，这是宋史方面的记载。根据《金史.宗弼传》的记载：进伐淮南，取庐州。从金史的记载可以看到，进攻方向指向两淮，进攻开始的时间应该是从两淮的接战开始，而不是陕西。金人破寿春府在正月十九，以此推断，高宗要求合兵的诏书应当在正月中旬左右。

那么高宗要求哪些人来合兵呢？有没有要求岳飞？根本就没有，高宗要求前来合兵作战的将领，在宋史传记中都有明确的记载，《刘锜传》、《杨沂中传》、《韩世忠传》等传记中提到这段历史，都有句大同小异的话：“诏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也就是说以上三将大概都收到过高宗类似的旨意。而在《岳飞传》则说：“奏乞会诸帅破敌”。没提岳飞收到了此类旨意，而是主动提出了合兵作战的建议。阁下以为是岳飞收到高宗的旨意以后才进行了此次上奏，可能么？高宗明旨要求合兵，岳飞接旨再上奏要求合兵，皇上都有明确命令了臣下再提重复的建议？根本是多此一举。所以根据宋史的记载推断，岳飞应该是没有接到这样的旨意，如果接到，应该有所记录，这从刘杨韩三人的传记中可以看出，史官是不怕重复的。根据岳飞的上奏内容推断，岳飞也没有接到过要求合兵增援的奏章，不然不会提与皇上要求相同的建议。

至于二月九日送到岳飞手中要求他从江州策应的手诏，到底受到岳飞前奏多大程度的影响，就不得而知了，但手诏中说：“国尔忘身，谁如卿者”，恐怕不是虚饰之词，多少是高宗真实想法的流露。虽然高宗正月就要求合兵，但淮西战区的指挥官张俊却把主力留在江南，迟迟不曾出发，远在上游的岳飞没有任务，却主动上奏请战。两相对照，不由得高宗不发感慨。

综合以上所述，从高宗合兵淮西诏的角度来看，岳飞到底有什么责任呢？

教你说人话xw:
阁下好风度！
彼此焦点，就在“误援淮西”上。
“诏大合兵淮西以待之”，只从这个“诏”字上，就可断定是高宗命令。这点咱们并没分岐。
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诏”究竟是下给谁的？
阁下认为只下给了张、刘、杨三帅，而在下则认为包括了岳、韩。
看上去这确是个分岐，实际上却并无分岐，原因就在这个“诏”虽是高宗所下，却并不是直接下给各帅，而是下给类于今之国防部或参谋总部的军事指挥机构“督府”，而各帅分别接到的是这个机构的命令。所以岳飞孙子才有正月高宗手札为“第一札”之说——这才是高宗特意专们针对岳飞奏章而发的“诏书”。
而岳飞也正是看了这个皇帝亲诏，才即刻动身的。

当时杭州到武昌的“急递”快件为十天限期，超过是不行的。从高宗亲札“昨接”上推算，岳飞上奏高宗章，应是十一天前了。二十九号减去十一天，应为十八号，也就是说兵部或督府“合兵淮西”的命令，至少是在正月初八发出的。那么，在下说大本营“上年底做出合兵淮西决定”，就在时间上无大出入了。
首先，决定作出后，高宗要亲下命令，而督府则须按命令作出具体军事措置，而不是简单的转发高宗命令。否则，还要他们干什么呢？所以，督府闷令发出，就应在正月。且这时大本营基本掌握了金军意图，在时间上并不紧得不能差上三五天。

此时，对金军进攻淮西实力，宋军守卫淮西能力，大本营显然是更有充足底数的，并于此作出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安排。这就是刘奇不守庐州的原因。而以刘奇守顺昌的能力看，他在大军即将渡江之际坚守庐州，肯定是没问题的，但他却接田师中两千人马撤出来，留空城给金军。这个行动若不是目的在“接应”守军撤离，实在令人无法解释刘奇的不守庐州？
而看了高宗对秦桧所言的：“首祸者惟兀术，戒诸将无务多杀，惟取兀术可也”的话后，也就明白了大本营“合兵淮西”的真实意图了——只是当时谁也不敢保证真能实现“活捉兀术”的战略目标，只能把具体布置下达各帅执行，“目标”却不能明说或不好明说而已。
事实上庐州守军若无刘奇接应，也很难安全撤回来。而刘奇则并非真“撤”到长江边上，而是在半道上闪开去长江的“正路”，显然意在截杀“回敌”。只是后来“围歼兀术”的计划因实力不足，不得不放弃，才急行军至柘皋会战。这也是他为什么第一个到达柘皋的原因。

可见，宋军并未准备在兵力不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与金军决战，但最终却不得不在实力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决战。其唯一原因，就是岳飞配合有误，来得太迟了！
而金军初时进攻速度很快，确实想一举荡平淮西，但在宋军“陆续”过江各军的分散打击下并未出现决定大败，而只是小挫锋芒时，却合兵一处，突然急行军后撤，显然是猜出了宋军围歼意图，只是天雨道路泥泞难行，行军迟缓才没能
撤得更远。而在回撤途中又突然选择柘皋决战，也无非是得到岳飞一军尚在途中，不可能参战实现围歼的情报后，才临时决定趁岳军未合，凭骑兵优势一战而胜，只是没想到打败了。

再从韩世忠早就接援淮西命令，却一直未以水军沿淮河运动上看，其目的显然也在截住金军退路，只是也在战略意图不能实现时放弃了。而后的救援濠州，则是临时应变，可金军却早布下罗网等他了。若不是对宋军意图了若指掌，金军是很难在后期这样从容的。

还是那句话，如果只是纠缠在岳飞兵发武昌后这段时间，那岳飞尽可有许多话说。但若全面看淮西之战大本营意图，及围绕这个意图作出的各种布属，就可知岳飞得有多么耽误事了！

而岳飞之所以在“合诸帅兵”后改为“虏既举国来寇，巢穴必虚，若长驱京、洛”的建议，显然也是知道此时自己已使大本营合兵淮西的意图泡汤了，因此才提出了补救措施，但同时又知高宗和大本营接此奏章时，已不可能、也来不及改变作战计划，所以紧跟着又在同一天上第二道奏章，提出了具体的赴淮方案，但无论如何，也已是个马后炮了！

正月十八兵部命令传到，至二月十八柘皋会战，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岳飞不是在上奏，就是在路上，一无所为。
而二月十一岳飞出兵，至三月十二到定远，又是一个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岳飞依然是一无所为！
此中唯一原因，就是岳飞坐失了援淮最佳时机！

而在下讲清这些目的，并不是要否定张俊淮西之战指挥、判断上的错误及应负的责任，更知道濠州求救远非一日，而是在金军尚未围濠州时，就已多次向张俊求援了。因此，这里说岳飞的误援淮西，并非“硬把张俊胡乱指挥造成淮西失败的罪责都推到岳飞头上”，而是正相反，是说“淮西之战的先胜后败，不能硬把全部责任都推到张俊头上”，岳飞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这一点，恰恰是阁下与今人始终不愿及不肯承认的！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并非在下主观臆断，而是无可争辩的史实。

*******阁下以正月初二宋金方面的某次战斗为金人进攻的开始，推断出高宗要求合兵的诏书必然是正月初二前发出的。这个推断不成立，金人进攻方向只在两淮，并非在陕西。正月初二不能做为一个标志性时间，这里的接战是双方边境的小冲突*******

史载——
“（高十五年三月）甲子，行营右护军前部统制张彦与金人遇于山阳刘坊寨，武节大夫、秦凤路第八将张宠战死。宏以伪命补官，归朝，屡有战绩，事闻，赠右武大夫、忠州刺史。”
“（九月）右护军都统制吴璘，引兵至秦州城下，川陕宣抚司都统制杨政，夜引兵入陇州界，径趋吴山，与金人对垒。
丙辰，右护军都统制吴璘，及金统军呼珊战于剡家湾，败之。”
“即日（癸亥），世将以金人之俘三千人献于行在，命利州路转运判官郭游卿，就俘获中以声音容貌验得女真四百五十人，同日斩于嘉陵江上，敛其尸以为京观；馀皆涅其面，于界上放还。敌气大沮。”
“是日，武显大夫、西和州巡检元成，与金人战，死之。”
“商州管内安抚使邵隆，及金知虢州贾泽战，败之，复虢州。”
“十月，戊辰，川陕宣抚司都统制杨政，及金万户通检战于宝鸡，败之。”
“（己巳）宗弼之入侵也，首破泗、楚二郡……时右谏议大夫、知镇江府、沿江安抚使刘子羽建议清野，尽徙淮南人于镇江。民兵杂居，子羽抚以恩信，无敢相侵扰者，境内贴然。”
“是月，金人破濠州。”
“商州安抚使邵隆及金人所命知陕州郑赋战，克之，复陕州。”

这些都是淮西战后发生的战事，与此前正月初二金人从陕西开始的战略佯攻，均为淮西战役的前延后续，其中的“剡家湾”之战，已属于大战，而泗、楚、濠的再次失陷，也决不小战事，恐怕不能简单的认为“是双方边境的小冲突”吧？

骨架龙:
阁下搞错了，我前头说了那道要求合兵的诏书是发给了刘、杨、韩三帅的。《张俊传》并未提接诏书的事情，因为张俊就是淮西宣抚使，淮西是张俊的防区。正月高宗手札为“第一札”，这里的正月第一札是指正月二十九高宗要求岳飞赴江州的第一札，此前是没有手札的。就算要求合兵的诏书是从督府发出的，而非高宗的亲札，那也不能说明督府的行文就一定发给了岳飞，要求谁进兵谁才进兵，没有收到命令自然应该谨守原防。

阁下硬认为要求合兵的诏书发给了岳飞，一则阁下根本无直接证据证明有此诏书给岳飞，根据现存文献，高宗给岳飞的诏书，都收录在《金佗粹编》里，并不见有合兵淮西诏。二则我前面已经说过宋史当中的记载，收到诏书的人传记中都有明确记载，可见这是个大事，而且是见于三人传记中的，岳飞传记中则没有，这不是偶然的，史官不会刻意遗漏此事。三则岳飞正月上书的核心内容与合兵诏的要求基本一致，如果说岳飞是接手札之后回奏，那岳飞根本就是把皇帝的话重复一遍再当建议上奏，这不符合逻辑。只有岳飞在未接诏书的情况下提出自己的意见，并与皇帝的意图不谋而合，方才是情理的事情。

我当然不承认岳飞应该承担责任，完全是根据对现有史料客观的分析和推断，岳飞本不应当承担责任，而岳飞援淮西无罪，并非今人才有的结论，乃前人的共识。阁下想推陈出新很好，但推陈出新除了有大胆的推测，还必须辅以坚实的论据和论证，否则只是主观臆断而已。

最后说一句，要认定岳飞援淮西有责任并不难，找到绍兴十一正月中旬高宗给岳飞要求合兵淮西的手札或者省札，或者有确实证据证明有这样的手札或省札确实于正月中旬就送到了岳飞手里，否则凭着阁下那些站不住脚的推断和臆测，怎么能够把罪名给岳飞坐实？要知道，秦大人及其党羽费了多大的力气才搞出个冤狱，阁下也得多下些真功夫。

教你说人话xw:
阁下所论，正是所有历史问题面临的无奈。
岳飞在接合兵命令后，再发合兵奏章，确实莫名其妙。
反之，岳飞如没接命令，他上合兵奏章同样不合理。
但如果是接兵部命令，再上奏高宗，也许就会合理些。

此时，李成已进兵襄阳附近牵制他了，按他的军事素质分析情报，他不会不知道金军主攻方向，而面前的李成不堪一击，正好将计就计，趁势捣虚，直下京、洛才是，怎么可能会想到去遥远的淮西参战呢？而这也正是阁下所论，这时他想的应是自己防地的事才对啊！

而岳飞孙子拿出的证据，目的就是为岳飞辨冤，故不会把不利岳飞的材料收进去，所以，史家对他讲的那些东西，只作为参考，不作为立论。老实说，他那些材料，大多对岳飞都不太有利，要么是他太笨，要么就是他无可奈何。
岳飞一案，未见当年“承楚”罪，可岳飞孙子却弄出个“承楚辨”来，这只能说明当时人们是把这事提出来了，否则岂不成画蛇添足了么？可也正是这个“辨”，也才使在下注意到“承楚”一案。

在下不可能拿到阁下及其它人拿不到的证据，只能根据史书的片言只语推论，这的确不足以服人，但这并非“站不住脚”。因为阁下及众人也拿不出岳飞诸事可资服人的史料来。这就是历史的无奈，及后人的无奈。
于此，双方只能保留各自观点。

但在这些无奈中，通过阁下的步步紧逼，在下却学到了许多东西，尤其是对淮西之战大本营意图，有了切实的了解，并对当时宋军的一些莫名其妙的作法，不再感到莫名。而这正彼此双方认真对待自己历史及历史人物的认真态度和结果。

在下极为珍视这样的交流与探讨。并对阁下的坦诚，极为佩服。
谢谢阁下。

骨架龙:
我就援淮西的问题回最后一个帖子吧。

那个要求合军的诏书是高宗手札还是省札对于岳飞来说效力是一样的，如果岳飞接到这个旨意还提同样的建议是非常不符合逻辑的。根据岳飞一惯的作风，他是会主动向朝廷上奏章，提建议的，他还是低级军官的时候就开始这么干。

我觉得如果结合金军南下的过程，再看岳飞在接到第一道进兵命令之前的三道奏章，就能大概理解他的想法。第一道奏乞会诸帅破敌，这个时候是正月敌人大概还没有进攻或者刚刚开始进攻，岳飞觉得淮西地区将会有大战，请求会师破敌。第二道奏章要求直捣许洛，这个时候已经是二月初，敌人主力已经深入淮西了，许洛方面很可能空虚，所以岳飞觉得应该是个乘机进攻的好机会。第三道奏章要求走蕲黄援淮西，很可能是考虑到去年朝廷中断了他在中原的北伐行动，估计这回也不会让他进军中原，不如还是去淮西作战，毕竟那里正是焦点。

李成人马当时在蔡州，他是岳飞的手下败将，对于他岳飞并不太在意，但是对于直入淮西的宗弼，岳飞是非常关注的。这也是他连上三奏的考虑。而高宗当时诏合兵淮西，是出于整个战局的考量。前两次淮西作战，部队虽然多，但都是分头抵挡，没有形成合力，所以第三次作战，他在事先得到敌人要进军的探报后，要求两淮的部队合兵，这也就是为什么刘杨韩三帅会接到合兵诏书的原因。远在陕西的吴家军是不可能抽调的，而在中游的岳飞也要防守自己的地方，而且岳飞的防区是诸将中最大的，虽然前两次都抽调了岳飞前来增援，但第二次增援岳飞还没到，战事就结束了，还导致岳飞那里空虚，让敌人进犯。是否让岳飞一开始就来增援，我以为高宗是犹豫的，这大概是他在最初没给岳飞下合兵诏的原因。但后来岳飞一再请战，敌人来势又凶猛，深入了淮西，看来岳飞不来确实不让人放心，于是高宗又要抽调岳飞前来参战。

岳飞为什么会一再支援淮西呢？实在是因为淮西的守将不让人放心，前两次淮西守将刘光世，一惯临阵退缩，第一次是撇下庐州守臣仇悆不管，幸亏岳家军及时赶到，才挽救了庐州。第二次还是这个把戏，幸亏张浚说服高宗下达严令，刘光世方才奋力作战，这样才挽回了危局。第三次作战，身为淮西战区最高指挥的张俊仅仅在前沿布置了少量人马，主力却放在江南，迟迟不曾渡江。在这样的情况下，主动请战且已经增援过两回的岳飞就显得忠诚可靠，高宗不能不抽调他过来了。

岳珂所写《金佗粹编》有不尽不实的地方，他为乃祖写作，有倾向性是很正常的，但是还要注意一点，因为岳飞的冤狱和秦桧等人刻意隐瞒窜改以及年代的久远，他能搜集到的资料并不太多，而且岳飞的被杀实际上是高宗一手策划的，岳珂既要为岳飞辩解还要注意为高宗讳，够为难的。但是《宋史》的作者是比较中立的，他对合兵诏的记载是非常值得参考的，这也是我认为合兵诏不曾给岳飞的主要证据。故此在没有另外有力的证据之前，我认为岳飞是不需为援淮西承担责任的。当然阁下可以在这方面继续探索，有新的发现也未可知。

与阁下这样的交流，实在是个斗智斗力的过程，发言要严谨，论据要充分，还要时常翻资料，我看到了以前没看过的东西，又多了些知识的积累，这样的拍砖，实在是很长时间不曾有过了。看阁下对相关历史的兴趣，希望以后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