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口的忙乱的作战准备用了整整两天才完成。我不记得在这两天之中自己去过市区或大街。1944年5月26日，我们第二十七师团乘船渡过长江来到武昌。当天就乘坐卡车向崇阳方向进发。第二天，日军第十一军发动了作为一号作战第二阶段的湘桂作战。

　　 1944年5月27日，第十一军右翼的第四十师团渡过了洞庭湖向着湘江西岸前进，位于战线中央的第三十四、第五十六、第六十八、第一一六等师团沿着粤汉线向长沙进发，左翼的第三、第十三师团从平江向浏阳进攻，各师团同时发起了攻击。第十一军首先从长沙发动以衡阳为目标的进攻，然后准备前进到桂林、柳州，与从广东西进的第十三军取得联络。另外还有一个作战构想，即在此期间以一部分兵力打通粤汉线，控制在遂川、赣州等地的美国空军的飞机场。因为日军计划从中国军队的东侧进行强有力的侧击，所以在这一方面配属了精锐的第三、第十三师团，第二十七师团被安排在第三、第十三师团的后方跟进，给予我们第二十七师团的任务是修筑道路。

　　为了实施如此长时期、大规模的作战，后勤补充兵站线的设置比什么都重要。按照南中国派遣军的作战计划，在从岳阳到长沙、衡阳的粤汉线沿线设置甲兵站线；在从崇阳、通城、平江、浏阳一带的粤汉线以东的山岳地区设置乙兵站线，按照规定必须要同时设置这样两条兵站线。修筑沿甲兵站线的汽车公路的任务，由第二工兵司令部、独立工兵第三十九、第四十一联队和独立工兵第六十一大队等专业工兵部队担任。与此相反，乙兵站线尽管也是修筑汽车公路，但却交给了作为野战部队的我们第二十七师团。

　　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从武昌开始乘坐卡车，1944年5月28日经过崇阳到达桂口市。到了这里才第一次知道，我们第二十七师团今后的任务就是修筑公路。我们为了参加大规模作战，才从满洲远道长驱而来，但到了这里却听说交给我们的任务只是修筑公路，真是让人垂头丧气。

　　因为士兵们的疲劳达到了极点，1944年5月30日晚上大部分人都在村子里宿营，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在通城、平江之间按照所分配的任务，开始进行汽车道路的补修作业。虽说是汽车道路，但因为这一地区多次遭到日军的进攻，加上中国军队为阻挡日军而有意破坏，所以道路已经损坏得不成样子了。尽管在地图上有公路的记号，但实际上有很多地方完全没有留下道路的原来形状，有些地方甚至变成了水田。虽说还是有不少的山地，但平地部分都是水田和湿地，一旦下雨，雨水泛滥，道路就成了烂泥塘，怎样才能让汽车通行呢？我们也无计可施，不知如何是好。

　　第十一军似乎对我们第二十七师团的工兵作业能力抱有很大期望。可是，我们是野战步兵部队，任何土木作业器材也没有。士兵只有作为个人装备的圆锹和十字镐，但那只是用来挖掘个人掩体或散兵壕的，除此之外，什么工兵作业器材都没有。我们只好使用了从周围的农民那里征用来的农用的铁锹和土筐，因为没有工兵专用的工具，所以作业进度之缓慢是可想而知的。为了加快作业进度，我们也在各中队之间分配了区间任务，让士兵们展开竞赛，好不容易总算做成了道路的雏形，而士兵们已经是非同一般的辛苦了。

　　这个道路工程也成为美国空军的轰炸目标。1944年6月初的一天，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一架双发动机的大型美军战斗机，它一边超低空地飞来，一边用机枪扫射，擦着正在作业中的中队士兵的头上飞过。我们第三中队虽然没有任何伤亡，但大家在精神上都感到了极大的恐怖。为了防备美军飞机的空袭，日军准备了对空监视哨兵和机关枪，修筑道路的人员也尽量分散作业。在我们作业队的身后，就有等待道路通车的汽车部队。这些汽车部队也恰好成为美军飞机的轰炸目标，所以在汽车队停留的地方多次传来枪炮声。

　　对于这样长时间的、大规模的作战来说，日军方面的最大不足就是制空权被美军夺走了。在太平洋战场的所有战线，日军都失去了制空权，在中国战场也不例外。这一次大规模作战开始以后，陆军总部把在中国战场的第三飞行师团扩充为第五航空军，但实际上作战飞机的数量并没有增加，所以夺取制空权的想法完全是没有根据的。与日军的情况恰恰相反，在中国战场的美国空军的战斗机、轰炸机在1943年初就已经达到了三百多架，并且还在逐步增加。美国空军的作战飞机除了空袭台湾和满洲之外，还威胁到了南中国海的海上交通线。如果把1943年6月交付美国空军的B-29轰炸机配备到在中国的空军基地，日本将面临全部本土都可能遭受空袭的危险。一号作战开始以后，日军的后方联络线就一直遭到美国空军的袭击，铁路也好，水路也好，都无法利用。如果补给断绝，一号作战当然也就不能按照计划进行了。日军用来进攻的庞大兵力由于补给断绝，特别是缺少粮食，很快就失去了战斗力。

　　在连绵不绝的水田里修筑公路的我们第二十七师团，正好成为美国空军空袭的目标。美军飞机的超低空飞行，甚至到了连美国飞行员的脸都能看得见的程度，那样的情形我曾多次看见过。反过来，日军的飞机连一次也没有出现过。

　　在1944年6月的前两周，我们是在与烂泥作斗争的道路修筑中度过的。分配给我们的任务连三分之一都没有能完成，但士兵们已经感到非常疲劳了。而且越来越接近兵站线的最前头，粮食的补给也不够充分，特别是副食品，完全没有任何补给。实际上，从作战一开始就没有任何补给计划。也许日军的补给完全是依赖于就地征发补给品，但征发的成果往往是零。湖南省的这一地区已经反复经历过战争，是习惯于战争的第三、第十三两个师团毁坏和糟蹋过的地区，凡是能吃的东西，一点儿也没有留下来。身体的疲劳加上营养的不足，成为导致后来出现大量营养失调患者的原因。

　　 1944年6月中旬，前线的日军第三师团正在浏阳附近地区与中国军队激战。我们第二十七师团的先头部队于6月18日到达平江。6月25日，按照第十一军的命令，我们第二十七师团将从平江出发向浏阳前进。于是，我们第二十七师团暂且先就汽车公路修筑作业的结束向第十一军提出报告，但实际上汽车部队只能开到平江以北25公里处的梅仙。第二十七师团从平江出发南下之际，命令我们第三中队作为师团的后卫，在平江东南25公里处一个公路旁边的叫做岳阳段的村庄停留下来，担负后方警备任务。这一命令就成为了我们中队在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单独行动的开始。

　　在一号作战计划制定的过程中，大本营曾考虑到如果强有力的中国军队从东面侧翼攻击日军主力，将会以作为第二线兵团的我们第二十七师团为主攻方向。结果在实战中，由于强有力的中国军队的反击，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跟第二十七师团一起陷入了与这一支强大的中国军队所进行的艰苦战斗之中，只有我们中队因远离中心战场而置身于外。

中队单独行动
　　受命在岳阳段担任警备任务的我们第三中队，因为是受第二十七师团直接指挥，所以配属给我们中队一个无线电分队。后来我才知道，第十一军认为乙兵站线没有什么大用处，就决定把乙兵站线撤销，并于1944年6月29日发出了撤销命令。这就使得第二十七师团与烂泥搏斗了近一个月的辛苦作业，完全成了毫无意义的无效劳动。可是，这一撤销乙兵站线的命令并未下达到作为最基层作战部队的指挥官、而且离开了联队本部的我这个中队长手上。但我还是发现通过公路的部队越来越少，到了7月就完全没有部队经过了。

　　岳阳段是位于平江和浏阳之间的一个村庄，距离平江25公里、浏阳40公里，是一个普普通通、平淡无奇的中国江南水乡的小村子。大概是因为在参谋们所使用的大比例尺的地图上有这个村庄的名字，所以它才会被军部参谋们选中的吧。虽然撤销了乙兵站线，但是因为数量众多的后方机关不可能简单而迅速地处理完头绪繁杂的各种事务，所以第十一军考虑有设置后方警备部队的必要。但是当时完全不知道上级决策内幕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感到心中不安。

　　我指挥第三中队在岳阳段周围构筑了警戒线，在村子西侧大约三百米的小高地上设置了警戒哨位，姑且算是建立了一种警备态势吧。然后每天一次，用无线电向第二十七师团本部报告“没有异常情况”。实际上自从进入7月以后，无论是从前方，还是从后方，都只能听到好像远方天际传来的阵阵雷鸣似的枪炮声。南方(前方)传来的枪炮声就是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与1944年6月29日开始向日军侧翼展开反击的强大中国军队在山田、社港市进行的作战。从后方传来的枪炮声是守卫平江的警备队在与袭击日军后防线的中国军队作战。可是我们第三中队驻守的村子周边，一直是安静的，甚至连一个人影也看不见。

　　 1944年7月初，我接到了第二十七师团本部发来的电报，命令我们第三中队撤去岳阳段的警备到浏阳报到，从浏阳把第四野战医院和第二十七师团卫生队护送到醴陵。也就是说，我们第三中队将继续脱离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本部而单独行动。我们第三中队经过两天的单独行军到达了浏阳。由于前面的日军部队在浏阳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所以现在这里四周寂静无声，人迹罕见。虽然我们一边行进一边提心吊胆地保持着警戒队形，但在内心深处我还是暗自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浏阳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但在当时却到处都留下了满目疮痍的战争痕迹。我们第三中队与早已等候在这里的第四野战医院和第二十七师团卫生队会合之后，立刻就出发了。无论是第四野战医院的院长，还是第二十七师团卫生队的队长，虽然都是比我军衔高的上级军官，但是在有关行军的事务方面，他们都很认真地听从我的指示。第四野战医院和第二十七师团卫生队都是毫无战斗力的医疗部队，不仅人员众多，各种物资、器材和设备也为数不少，因此行军的队列延伸得很长。因为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可能会遭遇中国军队，所以我们在行军中对周边的情况非常注意，这是与我们第三中队单独行军完全不一样的行军。结果，从浏阳到醴陵不足100公里的路程，我们足足花了5天才走完，于1944年7月10日左右到达。在这一阶段的行军期间，尽管我这个中队长内心里一直提心吊胆，忐忑不安，但总算没有遭遇过中国军队。因为正好在激烈的战斗结束之后，所以我们也根本没有看见过当地的居民。

　　到达醴陵以后，我们第三中队护卫第四野战医院和第二十七师团卫生队的任务就完成了，而且很快就被划归到了第三大队的指挥之下。实际上，就在几天以前，醴陵还受到了强大中国军队的猛烈攻击。第三师团的骑兵第三联队竭尽全力好不容易才守住了日军的防线。小高大尉指挥的第三大队接过了醴陵的防务，但还欠缺一个中队，所以希望加上正好来到醴陵的我们第三中队，以加强第三大队的防御力量。

　　醴陵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分配给我们第三中队的防区是从市区南部街道的尽头到南部郊区的农村一带，这一带四周都是种植红薯的田地。所以我决定尽量为控制中队防区以内更多的红薯田地而配备兵力，这也是为准备应付粮食短缺的紧急关头而采取的一种粮食对策。

　　从1944年7月中旬到8月中旬，我们第三中队在醴陵这个地方驻扎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在《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作战日志》中有如下记载：“[1944年]8月4日，第八中队代替第三中队。”但我记得换防的时间好像还要更晚一点。)在我们第三中队到达醴陵之前，日军第三师团的部队在醴陵遭到了强大中国军队的猛烈打击。而在我们第三中队离开醴陵的1944年8月中旬以后，第三大队又在中国军队的进攻下苦战不已。就好像我们第三中队是专门在逃避战斗、躲清静似的，其实这都是很幸运的偶然事件。

　　从醴陵出发后，我们第三中队还是单独行动，护卫第二十七师团的卫生队一直到攸县。因为对战场情况不明了，所以我命令中队以不管任何时候一旦与中国军队遭遇都可以迅速采取应对之策的战斗队形前进，第二十七师团卫生队跟在我们第三中队的后面。从醴陵到攸县是80公里，从攸县到茶陵有30公里。第二十七师团卫生队显然比野战医院的行动要轻装快速得多了，虽然在途中有黄土岭那样的难关，但我们还是只用3天时间就走完了80公里的路程，从醴陵到达了攸县。

　　在攸县，我们第三中队终于接到了前往茶陵回归原来部队建制的命令。我与小高大队长告别时，得知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的主力正在茶陵遭遇到优势中国军队的猛烈攻击。事实真的如同这个情报所说的那样，我们第三中队在前往茶陵的途中，一边听着前方传来的轰隆隆的炮声，一边向着炮声传来的方向快速行军。

　　从1944年8月20日把第二十七师团卫生队护送到攸县以后我们就了解到，茶陵的日军被中国军队团团包围并连日遭受到猛烈的攻击。如果我们第三中队沿着从攸县经过黄石铺再到茶陵的大路前进，就一定会与中国军队遭遇。所以，我选择了在洣水北岸的山地中迂回前进，从中国军队的兵力部署比较薄弱的茶陵东北角渡河进入茶陵县城内的路线。

　　 1944年8月20日的夜晚，我们第三中队就在山里一个我记得叫泰元墟的小村子宿营。村子的一面都是红薯地，我们饱餐了一顿红薯，填满了空肚子。第二天，我们经过了一个好像是叫潞水坑的小村子，到达一个能远远地望见洣水对岸的茶陵县城的小村子宿营。在这里，当天傍晚和第二天清晨，我都派出了侦察兵，向着茶陵方向进行了侦察。

　　因为枪炮声越来越密集和热闹起来，我判断激烈的战斗正在茶陵的西面和南面进行，于是集合第三中队全体官兵，为了避免遭到日军的误射而打出了日之丸的旗子，向茶陵县城的东北角急速前进。我们徒步涉水渡过了洣水后，没有遭到任何干扰就进入了茶陵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