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一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广播，今天下午四点有重要新闻，。那时候中国的政治气氛极为紧张凝重，整个政治空间就象冻住了一般，自从周恩来死后，人们担心中国的命运，担心中国的政权鹿死谁手，单位里几乎每天开会都在批评“反击右倾翻案妖风”和追查政治谣言。我在去单位的路上，听公交车里的人在窃窃私语，说是老介福布店接到工总司的紧急通知，调动所有白布，备用。我心中猜测，可能是毛泽东死了，因为这几个月，人民日报上一直没有关于他的消息。三月份朱德死的时候，也是一早广播说下午有重要新闻。下午的重要新闻一定不寻常。我到了单位，觉得大家的神情非常紧张，，特别是那些戴有帽子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更是规规矩矩，似乎透气都非常小心。我年轻好动，悄悄地把《少年文艺》的美术编辑老朱，喊倒走廊里，告诉他我在公交车上听到的新闻和我的推测。他紧张地朝四周环顾一下，问：“真的？” “我看八九不离十。”我满有把握地回答。他重重地抽了口烟，脸色木然，叮嘱我：“千万不要跟别人讲，小心祸从口出。”说完就回办公室去了。我们现在生活在国外，没有恐怖的威胁，所以不管认识与不认识的人，见面总免不了打个招呼，可是在那个环境里，知识分子间的猜忌极重，大家见面不说话，因为谁也吃不准，谁会碑谁买掉，但是朋友间私下议论还是有的，我和老朱就是这种关系。到了下午四点，工宣队把大家召集到食堂里听广播，。一阵哀乐过后，那位中央台的男播音员也许是过度的紧张，把“毛泽东同志治丧委员会”读成“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这个错误以后在以后在报纸上从未见披露，有时候我天真地想，这是不是周恩来一派人故意搞的鬼，让全国人民在这紧张时刻，响起周恩来。文化大革命最终是以周恩来的胜利，毛泽东的失败而告终，当然这件事不会有人提及。那天听广播很平等，地富反坏右和革命群众在一起，我特别注意这些人的表情，我想这些人头上的大山倒了，他们心里一定很高兴，可是坐在我对面的反革命画家华三川却哭得特别伤心，我注视着他抹眼泪的动作，心里差一点笑出来。我心中纳闷，你华三川猫哭老鼠，会对毛泽东有那么深厚的阶级感情？若干年后，我在华三川家中谈及此事，老华笑着说：“你这个年轻人真不懂事，当时我从心里巴不得这个老贼早死，死在文革前中国还可避免一场文化大革命，但是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皇帝死了叫‘国殇’，在这其间老百姓一不小心，就会被抓去垫到头，当陪葬，。你说我不装哭，难道能笑，我笑出来，你们大家还不把我乱棒打死。我这叫韬晦。” 毛泽东死了，毛泽东死了二十七年了，这二十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还需不需要韬晦，如果还需要韬晦的话，中国政治改革的进步在哪里？所幸的是二零零三年毛泽东的诞辰，胡锦涛和曾庆红，没有去纪念堂祭祖，我想新一代的中国领导人心里是明亮的。 民不可欺，只有爱民的政权才能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