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东地区的“治安”状况日益恶化。由于八路军李运昌支队的活动非常活跃，日军的损失不断增加。日军的北中国方面军总部因此拟定了冀东一号作战计划，图谋消灭八路军。但取得作战成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一地区是绵亘着万里长城的山岳地带，八路军在日军警备的“满洲国”的热河省和冀东地区之间自由往来，纵横驰骋。北中国方面军为此而准备在长城沿线制造无人区，这就是以“三光作战”而臭名昭著的无人地带化政策。但是，这样的政策决定性地招致了中国民众的强烈反抗，结果使这一地区的“治安”状况反而更加恶化了。

　　 1942年9月，为了实行冀东一号作战的后期作战，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把在冀中地区的警备任务移交给第一百一十师团，联队全部移驻冀东。9月15日，联队本部从最初进驻的滦县移驻沙河站。

　　从1942年9月的中旬开始，我在继续担任联队旗手的同时，又被任命为将联队全体下士官候补人员集中起来组成的教育队的教官。1941年所征集的新兵中的下士官候补人员经过一个时期的新兵教育之后，由各中队选拔，从1942年11月开始被派遣到位于保定的、北中国方面军设立的下士官候补人员学校(通称教导学校，也就是方面军的教导队)学习。在被派遣到保定的下士官候补人员学校之前，还要把他们集中到联队本部进行为期一个半月的先期教育。从联队的各中队一共集合起来六十多名下士官候补人员，加上也是从各中队选拔出来作为助教的下士官数人，以及作为助手的上等兵十来人，就组成了教育队，我就是被任命为这样一个教育队的教官。这个教育队成立后的1942年10月1日，我被晋升为中尉，当时我还只有20岁。而作为我的弟子们的新兵、下士官候补人员几乎都已经21岁了，至于助教和助手们的年龄，比我就更大了。

　　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的这个教育队出于警备方面的需要而配置在开滦煤矿地区的重要都市开平，也就是说，我既是教育队的教官，同时又是开平市的警备队长。虽然只不过是一支以新兵为主体而组成的教育队，但在外人看来却是一支足足一百来人的武装力量，而且由于教育队连日来一直进行着大量的训练，所以表面上完全可以被看成是一支精锐的作战部队。在开平驻扎期间，我们这个教育队几乎没有遭到过八路军的袭击或进攻，也没有什么“治安”上的重大问题。

　　对于下士官候补人员的教育，我可是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热心，并制定了周密的教学计划。为了使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的下士官候补人员到北中国方面军的保定下士官候补人员学校以后不比其他任何部队的任何人逊色，我对自己的学员进行了严格的训练。后来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中，我们联队所属各中队里成为部队战斗力中心的，都是这一时期接受教育和训练的下士官候补人员。

　　因为这些下士官候补人员都是各中队从新兵中选拔出来的，所以无论是在体力上，还是在知识上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准。以前的下士官候补人员中，年满18岁、志愿参军的贫农子弟很多，各中队里年长的准士官、下士官的人员构成也大抵如此。可是，由于战争长期化的影响，通过普通征兵渠道入伍的志愿兵日益增多。战争延长以后，现役士兵也不能在服役两年以后回家了，而且陆军多次征召预备役军人服现役。很多人考虑到这样的状况，觉得反正是长期的军队生活，那就不如想办法向上升迁，于是以下士官作为个人发展的志愿目标的士兵也越来越多，因此下士官候补人员的质量较高，可以说，只要给予他们严格的教育，就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

　　日军非常重视对下士官的教育。北中国方面军在保定设立了像日本国内军官教导学校(对下士官候补人员进行教育的学校)那样的下士官候补人员教导队。各联队在向保定输送下士官候补人员之前，为了对下士官候补人员进行独立的教育，也在各自的联队本部设立了下士官候补人员教育队。如果在教育方面多花些时间，并在进行考试之后再任用为下士官，应该是能够取得相当的成果的。

　　因为生病，我上一次没有当上新兵教官，所以对于我来说，这一次对下士官候补人员进行教育，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施教机会。仅仅从这一点出发，我也希望能尽量为这一次对下士官候补人员进行的教育付出自己相当的热心和努力。不过，恐怕因为我的认真也让助教、助手以及下士官候补人员都吃了不少的苦头吧。但是由于取得了出色的教育成果，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的派遣人员后来受到了保定教导队教官的称赞。而我因为热衷于教育而从不外出，所以到现在几乎回忆不出开平街道的样子。但是对于我来说，从施教中得到了许多人生的体验。

　　这一次联队的集中教育结束之后，我于1942年10月上旬带领我的学员们到方面军的教导队报到。在归队途中我到北京玩了一趟。遇到了一位同样带领自己联队的学员们到方面军的教导队报到的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他所服役的那个联队原来的联队长，后来担任了方面军的高级副官。那位高级副官为我们提供了配备有司机兼导游的汽车，白天，我们游遍了北京的名胜古迹，寄情山水，乐而忘返。夜里，则尽情地出没于灯红酒绿的高级餐厅。

　　就在我悠闲自在的观光旅游之际，1942年10月7日，美国空军的B-25轰炸机轰炸了开滦煤矿地区。虽然开滦煤矿的设施没有遭到严重的毁坏，唐山、开平的市区、民居也只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但这一事件意味着在中国战区的美国空军的战略轰炸的开始，从而成为对日本方面形成了相当大冲击的一个事件。

　　我回到开平后，结束了教育队的工作，又回到了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的本部。联队本部刚从滦县转移到沙河站。在这里小野联队长举行了与季节和惯例不相符合的军旗典礼，其实正式的军旗拜受纪念仪式并不是在秋天，而应该是在每年的4月7日。但是因为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下属的各部队的配置过于分散，所以小野联队长感到有必要借助军旗典礼来巩固部队的团结。军旗拜受纪念仪式在让官兵们回想起部队的历史和传统的同时，可能也有让士兵们在娱乐的层面上感觉轻松的意图吧。可是对我来说，要一动不动地手持军旗参加典礼到结束，就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什么愉快的事了。

　　无论是驻扎在沧县的时候，还是驻扎在沙河站的时候，我都曾多次为了完成作为旗手分内工作之一的收发机密文件而到驻于天津的师团司令部出差。因为文件收发的责任是形式上的，所以每次出差都成为我紧张的军旅生活的喘息兼购物的好机会。我主要还是去书店，购买哲学的、时事的、历史的书籍。只要看一看我的藏书，或许多少可以得出藏书的主人嗜书如命、博览群书的评价。但是，当部队转移时，大量的藏书就成为了我的沉重负担。只好把不要的书扔掉，把想留下的书送到留守处。不过这种取舍也没个准谱，所以高山岩男、细川嘉六等人的著作至今仍然保留在我的藏书中，就是上面说的那个原因。

　　驻扎在沙河站的那个时候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回忆，就是我正好碰上了浅叶小队全军覆灭的严重事件。1942年12月18日，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得到在迁安县东部发现八路军的情报，于是第二大队的主力立即从罗家屯出动，其中一部分，即第八中队以浅叶滋为队长率领的小队是从建昌营出发的。当第二大队听到从北方传来激烈的枪炮声后，不久即得到了浅叶小队情况不明的报告。第二大队主力立刻编成救援队向北方急速行军，我也作为临时编成的救援队的小队长参加了救援行动。当我们到达建昌营西南方的义新庄附近时，发现了浅叶小队36人以及配属的机关枪三枝(分队长的名字)分队12人的尸体横陈在村子前面的小河的河滩上。由于冬天的严寒，所有的尸体都变成了疹人的黑色并浮肿起来，呈现出凄惨的样子，武器和装备也全部被夺走了。附近的山野悄然肃立，寂静无声，我们连八路军的影子也没有看见。八路军在全歼浅叶小队后，早在日军救援队赶到之前就已经越过长城撤退到热河省那边去了。八路军巧妙娴熟地运用其得心应手的伏击战法，将浅叶小队一个不剩地全部消灭。像这样表明八路军的战术成功，日军疏忽大意的事例，在冀东地区特别多，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也经常有小部队被八路军全歼的事例发生。这是因为八路军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在情报战方面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的结果。这也是一件让日军痛感无法掌握中国民众之心的事。

　　浅叶小队被全歼后，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本部很快就来到建昌营，指挥所属部队在长城两侧进行扫荡作战。看来，这也是根据北中国方面军的指示所进行的制造无人区的作战。也就是说，在长城两侧制造无人区，切断八路军翻越长城对日军进攻的路线。

　　冀东地区的警备部队长官是步兵团长铃木启久少将(后来晋升为中将，战后作为战犯被审判)在《战史丛书》中有如下的回忆：“(1942年)8月下旬，方面军为了把八路军控制的地区与现政权 [ 注：系日军扶植的当地伪政权。 ] 控制的地区彻底地隔绝开来，在地图上划出了切断线，其实这样做完全无视当地的实际情况。当地的日军警备部队根据方面军的指示挖掘了连续的壕沟，构筑了无数能够以火力控制壕沟的碉堡，竭尽全力切断八路军的活动和物资的流通。为了构筑这些工事，征发了超过60万的劳工，使当地农作物的生产和收获受到不少的损害。日军的残暴行径正好成为中国共产党宣传的好材料，结果年轻人不断从劳工队和日军控制区逃亡。北中国方面军命令把作为八路军根据地的长城沿线地区变成无人区，日军警备部队于是使用武力强迫当地居民背井离乡，这一作法就是特别招致当地居民怨恨的‘三光政策’(烧光、抢光、杀光)，同时也是八路军的宣传所极力揭露的日军的残暴行为。”(《战史丛书·北中国的治安作战(2)》，第234页)

　　我没有直接进行“三光作战”的经验，救援浅叶小队以后，我从未见到过当地的居民，也许就是因为当地已经被日军变成了无人区吧。在这里，我们迎来了1943年的新年。1月下旬，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的本部回到了沙河镇。之后，小野联队长还要举行军旗典礼。从举行前一次军旗典礼到1943年的1月还不到半年，我觉得联队长可能是那种特别喜欢举行典礼的人吧。结果，在非常短暂的旗手生涯中，我就经历了两次军旗典礼，一动不动地手持军旗长时间地站立在那里的滋味真是很不好受的。除了那种痛苦的记忆之外，我几乎回忆不起那两次军旗典礼的其他细节了。

　　联队本部事务的总管理者是联队副官，我担任联队旗手期间的联队副官开始时是井上大尉，从1942年的年末起是市川定一大尉。市川定一大尉是基于这样一种制度，即让下士官中间的志愿者在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一年以后，再任命为现役军官的制度，而成为少尉候补者的。在武汉会战期间，他作为联队的机关枪中队的队长参加了作战，是一个有经验的、温和忠厚的人。联队本部的具体事务有专职的秘书下士官一手处理，此外还有各中队派出的勤务兵、卫兵轮流值班。

　　作为中队这一级的部队感到烦恼的是，联队本部和大队本部以各种各样的理由额外增加的勤务兵征用。尽管在我们第三中队的花名册上有二百来人的员额，但被征用到联队本部和大队本部当勤务兵的就有五十多人，因此中队实际上能够使用的兵力就减少了。我在第三中队时，也对大量、频繁地从下级部队征用勤务兵感到不满，但是当我到了联队本部以后，就变得也能够接受大量征用勤务兵的理由了。

　　在联队本部担任勤务的下士官和士兵们往往被要求从事与部队事务毫无关系的杂务和小仆人干的杂事。这就使得他们无法遵守军人的规章和纪律，从而很容易发生军容风纪方面的问题。

作为联队旗手的日日夜夜
　　在沙河站的联队本部任职期间，我多次跟随小野联队长前往位于天津的师团司令部和设在滦县的步兵团司令部。多次按照联队长的吩咐，为他在国内的家人购买各种商品，这是比其他任何事情都让人感到麻烦和讨厌的。使我因此而产生了好像缺少军人那样的洁身自好的感觉。

　　在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本部任职的时候，我也经常出入滦县和沙河镇的餐厅、饭馆。虽说是餐厅、饭馆，但是那里也有被迫把在夜里招待客人作为本职工作的女性。我并不是轻蔑那些女性，也不认为她们是肮脏的，更没有什么努力地自我禁欲的想法，也许是我得了臆病吧，直到战争结束，我没有接触过任何女性。

　　我还记得，在那个时候，就在这样的餐厅或饭馆里，我常常一边喝着酒，一边跟几个军官谈论诸如战争的将来、日军与中国人的关系等严肃的话题。谈话的对方总是特别志愿军官(就是干部候补生出身的预备役军官，志愿被编入现役，没有被解除召集的现役军官)的小泽清一少尉(后来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斗中，是与我们中队相邻的第四中队的队长)、高杉良雄少尉(作为第七中队的队长，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斗中战死)，以及尾崎军医(此人是东京大学医学部的教员，战后我考入东京大学，作为学生与作为教员的他再一次相见)等人。通过这样的谈话，使我了解到除了自己以外，部队里还有其他也对战争抱有怀疑的军官。尽管是志愿加入这样一支不知何时能回国的现役部队的候补干部，也产生了对这场战争的不满和不安。而军官们的这种心理状况，恰恰反映了处在中国战场的日军的实际情况。

　　在联队旗手的工作中占有相当比重和需要花费很多时间的是《阵中日志》和《战斗详报》的记述。虽然记述《阵中日志》和《战斗详报》是联队副官的职责，但是在很多联队里都是旗手或秘书来记述的。而记述内容则是军队的规则所决定的。《阵中日志》由中队级以上的部队负责记述，以便作为将来写作战史的资料，记载各部队或各人的经历、遇到的各种情况、所看见的诸多事情等。《战斗详报》是战斗结束后各级指挥官做的文字报告，内容包括战斗前敌我形势的概要，各阶段战斗的经过，有关部队的行动，敌我交战的兵力，对方部队的番号、编制、装备、战术、指挥官的姓名，以及战斗结束后敌我形势的概要等，所记述的内容都是被条令所明确规定的。另外，与《战斗详报》有所区别的还有《战斗要报》。这是根据作战指令，在某一阶段的战斗结束后，或者当天的战斗还没有完全结束，但太阳落山以后，立刻向各部队指挥官提出的报告。主要内容有当前的战斗经过概要，敌我的形势，对方情况的判断以及自己对下一步作战的计划，敌我损失情况的概要，弹药和燃料的消耗数量和剩余数量等。如果说，中队在驻扎或扫荡作战期间还能够做成和提出《战斗详报》和《战斗要报》的话，那么一旦参加长期的大规模作战，就完全没有时间这样做了。《阵中日志》也差不多没有时间记述了。可是，在联队本部，对于上述各种文件我都要认真地记述，并且也把有关《战斗详报》和《战斗要报》以及《阵中日志》的记述事务看作是自己的本职工作。

　　但是，中队或大队上报的《战斗详报》和《战斗要报》中的内容，通常都被认为只不过是认真做成的作文而已。特别是在日军方面损失较大的情况下，《战斗详报》和《战斗要报》的记载往往有扩大战果的倾向。如果日军官兵死伤严重，《战斗详报》和《战斗要报》就会扩大对方死伤的人数和缴获武器的数量。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核实，各中队都会在平时储备一定数量的武器。

　　我的上司小野联队长原来是陆军省恩赏课的课长，为了做成有利于恩赏功绩的资料，要求《战斗详报》和《战斗要报》一定要记载得详细而繁琐。而我却反其道而行之。在我所记述的《战斗详报》和《战斗要报》里，总是尽量排除“作战武勇”、“战果卓著”之类的字眼，努力记述客观的情况。

　　 1943年的2月初，联队旗手一职由陆军士官学校第56期毕业的村上勋少尉担任。我被任命为第三中队的副队长。由于第三中队的山崎中队长很快就要被解除服现役的召集命令，所以中队副的任命实际上是为准备让我出任下一任中队长而做出的人事安排。随着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的本部转移到滦县，第三中队也移驻到了滦县的兵营。2月中旬，我作为小队长率队向滦河下游的乐亭方向行动，在行动中经常使用船只，但是没有遭遇任何战斗。

　　 1943年2月19日到23日，我参加了北中国方面军在长辛店举办的中队长教育班，接受对中队长们的教育。我记得教育的内容有关于对八路军进行情报战的参谋讲义，有介绍如何整顿军容风纪的中队长经验的高级副官训话。这个教育班的开设以及教育内容的安排说明方面军终于认识到，八路军绝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对手，因此有必要对军容风纪的混乱进行反省和整顿。方面军在对共产党的认识发生变化的同时，也发觉对八路军的作战不能仅仅凭借武力，在道义上也需要取得胜利。这个在长辛店举办的中队长教育班上，集中了很多在同一个方面军的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我听到了很多关于这个人、那个人的传闻，已经阵亡的同学的数量之多，令我感到意外。比如在我们联队的石田同学，已经在任丘附近的扫荡作战中战死。这恐怕是因为，即使是小规模的战斗，由于小队长总是要站在前面，所以阵亡的比率也会很高。

　　 1943年3月下旬，在相邻的中国驻屯步兵第二联队负责警备的永清县，发生了以往与日军合作的红枪会进行的暴动，以及第二联队见习士官以下的士兵死伤的事件。红枪会是一种宗教性的秘密社团，也带有很强的民众自卫组织的色彩。红枪会在抵抗伪政权实行的武装镇压的时候，与日军发生了冲突。我们第二十七师团认为，红枪会有与八路军接近的迹象，企图给予坚决的讨伐，遂下达了派遣第三联队为增援部队的命令。我也被委派为这个增援部队的混成中队长。可是，我们增援部队于3月25日到达当地后，红枪会的主力已经投降，我们并没有进入真正的战斗。

　　永清县一带是因为华北大水灾的祸害而变得贫瘠凋敝的地区。我们解除了红枪会的武装后，遇到了一群在河流的大堤上避难的村民。其中有一个骨瘦如柴的母亲，她怀里抱着一个皮包骨头的孩子，孩子的嘴里吸着草棍，来代替母亲的乳头。这一场景给我的心灵以强烈的冲击。我们一直被告之，日军是为了亚洲的解放，为了爱护中国民众而战斗的，但为什么反而使贫苦的农民们陷于饥寒交迫之中呢？难道扫荡这些贫苦的农民就是皇军展现出来的形象吗？这样的疑问开始浮现在我的心里。我感到所谓的“圣战”与镇压民众的实际情况之间相距甚远，又亲眼看见饥寒交迫的母子的样子，这样的现实给我非常深刻的感受，使我强烈地感受到日军烧毁村庄、制造无人区的行动，给中国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对我所抱有的对中国战争的疑问带来决定性转折的，是在永清县镇压红枪会的作战。在冀东进行的“三光作战”还在持续着，而在这里又亲眼目睹饥寒交迫的农民，使我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