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东县志·大事记》记载：“1959年7月全县各地发现浮肿病人，非正常死亡增多。1960年2月，有人以‘肥东农民’名义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反映肥东县人口非正常死亡情况。国务院非常重视，责成内各部和省、市、县有关部门进行核查，但这次核查，由于有的干部阻扰，弄虚作假，掩盖了真实情况”。这次调查没有结果，灾情继续发展。6月19日，古城公社15个社员误食农药拌的稻种而死亡。真实的情况应是，稻种拌上农药，以防饥民抢食，食者中毒死亡。同一记载还称：“1961年，在责任田的影响下，本县外流人口纷纷回归家园。”然而，肥东县1961年人口仍大大少于1960年，此说不真。

　　四、人口死亡成因分析

　　1、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与死亡成因

　　在1959-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中，全国各省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见表1.

　　资料来源：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

　　说明：（1）江苏松江府（包括上海）、浙江温州府、江西袁州府、广东高州府、雷州府和佛冈厅，贵州普安厅、四川懋功厅、杂谷厅和松潘厅、河北（直隶）口北三厅、陕西西安府、干州、邠州、鄜州、同州府、延安府、绥德州、榆林府、甘肃庆阳府等20个府未经历灾荒。（2）清代“府”境辖1953年的县，县有合并分折，故有小数。

　　杰斯帕·贝克认为中国的劳改农场大约有1000万犯人，其中至少有20%的死亡率。其实，按照中国的劳改制度，劳改农场的犯人户口已经计入农场所在县，各地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已包括此类人口。

　　依表1，三年大饥荒中，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计约3245.8万。其中，四川人口死亡最多，安徽次之，河南、湖南再次之。三年大饥荒中，全国各灾区省（不包括内蒙古、新疆和西藏）非正常死亡人口占各省灾前人口总数的5.11%，其中安徽灾情最重、四川次之，贵州再次之。

　　该如何解释多达3246万人口的巨大死亡。如果就事论事，现有的理论可以较为完满地解释1959-1961年所发生的一切。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都认为，战争和天灾可以在某一特定区域大量损害农业生产，导致广泛的食物短缺，并最终引起饥荒。也就是说，3246万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是食物短缺所造成的。

　　从本质上说，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的理论是建立在生理学基础之上的。从生理学的观点看，这一解释无懈可击。因为，饥饿的确会导致人的死亡。然而，更深一步追究，就会发现这一解释是不全面的。这是因为，这一理论没有解释在同一地区，有些人因饥饿而死亡，有些人却生存了下来。

　　经济学家林毅夫和杨涛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引用了Sen 的新观点。Sen 提出了一个更具普遍性的食物获取权（entitlement ）思路。尽管人均食物产出的不足可能引起饥荒，但它只是众多可能的原因之一。因为，在人均食物产出得到维持的情况下，饥荒也可能发生。饥荒的出现，可能由于部分人口的禀赋发生了突然而剧烈的下降，也可能来自相对价格的剧烈变化，这些都使得部分人口不能获得充足的食物。[19]林和杨首次以经济计量方法研究这一问题。他们发现，在1959－1961年严重的供给冲击下，一省的人均粮食产出（代表食物供应量）和农村人口比例（代表城市偏向）都是该省死亡率的重要决定因素。人均粮食产出减少越大，引起的死亡损失也就越大；城市人口越多，该省的饥荒牺牲者就越少。并且，城市偏向弹性——它衡量农业人口比例的变化对该省死亡率的影响——大约比食物供应量弹性大72％。采用另一种衡量方法可知，被城市偏向解释的各省死亡率是被粮食供应解释的死亡率的两倍。这些结果指出，制度性因素是中国饥荒的主要原因。

　　林毅夫和杨涛研究至少存在以下两个问题：其一，他们所分析的人口资料及粮食资料来自中国政府公布的资料。对于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官方人口与粮食资料，研究者应当进行细致的讨论和修正，不能全盘接受。其二，城市偏向即城市食物的保障供给，是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无论对于这一时代的经历者，还是对研究者，这似乎是一个常识。利用经济计量方法验证常识，并无不可。然而，林和杨据此结论，“制度性因素是中国饥荒的主要原因”，则失之偏颇。因为，这一理论根本无法解释同类的农村地区人口死亡率的巨大差异。准确地讲，林和杨的结论是有条件的：在比较食物供应量和制度性因素对于中国饥荒的影响时，后一因素大于前一因素。然而，根据本书提供的资料，我们还可以证明，在以上两个因素之外，还存在其它更为重要的因素。

　　2、人口死亡的省级差异

　　据表1，在华东地区，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18.4%，江苏占2.9%，而浙江只占0.5%，江西略高，也只占1.1%.区域内的差异相当大。在华中地区，湖南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的6.8%，湖北只占2.2%.在华南地区，广西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的4.7%，广东只占1.7%.在西南地区，四川高达13.1%，贵州10.5%，云南只有4.2%.在西北地方，甘肃占6.5%，陕西只有1%.在华北、河南高达6.1%，山东为3.4%，河北（含北京和天津）只有1.1‰，山西更低至0.4%.这一结果与19世纪中后期的战争与饥荒存在某种奇怪的联系。按照笔者的一项专门研究，可知1851年开始的太平天国战争、1856开始的西部回民战争（包括云南和西北）、1876年发生的北方大旱灾。从1851年至1878年的27年中，战区和灾区共有1.16亿人口死于屠杀、饥馑和瘟疫。[20]分省而论，人口死亡的规模不同，程度也有明显的差异。

　　首先以华东地区为例。江苏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死亡人口1679万，约占战前全省总人口37.6%.浙江省死亡人口1630万，占战前全省总人口的52%.江西人口损失1172万，占战前总人口的48.3%，仍大大高于江苏，略低于浙江。从人口比例上说，浙江、江西的人口损失均大于江苏。在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中，无论从人口死亡数还是从人口死亡的比例上讲，江苏人口的死亡都大大超过浙江和江西。一个世纪前发生过人口重大损失的浙江和江西，此次人口死亡的规模都相当小。

　　再看华中地区。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湖南、湖北人口均受到相当程度的损失。在湖北，死于战乱者多达500万，约占战前全省人口总数的22.5%.湖南死亡人口大约200万，约占占前全省人口总数的9.2%.一个世纪以后，湖北、湖南均遇灾荒。与一百年前的情况相反，无论从人口死亡数还是从人口死亡的比例上看，湖南人口死亡的规模均大大超过湖北。

　　同一现象还发生在西南地区。从1856年至1872年，战争与鼠疫共同造成云南大约270万人口的非正常死亡，约占战前全省总人口的21.3%.贵州和四川免于战祸，人口一直增长着。一个世纪以后，贵州和四川人口大量死亡，相对而言，云南人口死亡的规模就要小得多。

　　在西北回民战争和接踵而至的大旱灾中，陕西全省大约有710万人口死于屠杀和饥馑，约占战前人口的52%.甘肃的情况更为严重，战争中死亡人口多达1240万，占战前全省人口总数的71.4%.[21]在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中，甘肃人口的死亡比例大大高于陕西。仔细分析，原因在于20世纪上半叶继续发生的人口灾难。1928-1930年的大旱灾造成陕西关中地区大约300万人口的死亡，1920年的甘肃海原大地震虽然也造成23.4万人口的死亡，但人口损失的规模与陕西相比，要小得多。

　　在华北地区，1876-1878年的大旱灾导致山西人口死亡多达882.7万，占灾前全省人口的51.4%.比较而方，此次大灾对于华北其它地区的影响就要小一些或小得多。在河南，大灾造成的人口死亡约747.9万，占灾前全省人口的22.2%，山东死亡人口约为194.9万，占灾前全省人口的5%，河北灾中死亡人口约为288万，占灾前人口10%.在1959-1961年大饥荒中，山西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只有数万人的规模，仅占灾前全省人口的0.4%，其它省份人口死亡规模却要大得多。

　　在华南地区，广东人口死亡比例较低，与大批粤人迁往香港有关。另外，由于广东省居民与香港居民之间的紧密关系，大饥荒中，来自香港的食品对于广东居民渡过难关帮助甚大。广东、广西两省人口死亡比例的差异，与历史时期的战争或灾荒无关。

　　更为精细的计量分析可以证明：1959-1961年各省饥荒程度与18世纪后半叶的战争与饥荒有关，而与人均拥有粮食的潜在值无关。表2列出1880年各省死亡人口占1851年各省总人口的比例。这一人口损失比例并不能完全反映战争与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因为，太平天国战争于1864年结束，而大旱灾于1776年才发生。1880年人口不是战后人口，而1851年人口也不是灾前人口。为了分析时段的统一，截取此30年仍是有意义的。

　　资料来源：1851-1880年人口死亡比例据《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表16-1计算，第691-701页；1959-1961年人口死亡比例见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表1-表16；1953年人均占有粮食量系笔者从各省档案馆所获各省粮食总产量除以人口数得出。资料出处从略。

　　说明：江苏省1959-1961人口死亡比例的计算，已经将松江府（包括上海）人口包括在内。陕西人口也已包括全省人口，而不仅仅指四个灾区府的人口。安徽、云南资料缺。由于资料有缺，在计算人均粮食时，清代承德府境未予计入。排序4是排除安徽和云南两省之后的人口死亡比例排序。

　　人口死亡比例最大者排序为1，最小者为18.据表2，除了安徽、甘肃、广东和河北四地，其它各省19世纪后半叶的人口死亡比例排序与20世纪后半叶的人口死亡比例排序正好相反，两个排序值相加，约为19-20.这说明，就大多数省份而言，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下半叶，人口的死亡呈现出某种规律性：一百年间的人口死亡程度达到了平衡。在排除上述四地以后，分别对其他14个省两个时期人口死亡比例及排序值进行相关分析，所得结果是呈现显著负相关（r 值分别-0.83和-0.91）。

　　河北省的例外是因为该地崛起了两座大型城市：北京和天津。广东省的例外在于香港及海外华侨的支持。难以解释的是安徽和甘肃，需要深入到府一级政区进行细致的讨论。

　　3、人口死亡的府级差异

　　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安徽是主战场。根据笔者的研究，战争中安徽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多达1700万，占战前人口的45%.在经历了如此重大的灾难之后，安徽何以重新出现人口的大规模死亡？将区域分析深入到府一级政区，可以找到与上文同样的答案。

　　兹将两个时代安徽分府人口死亡比例及排序列如表3.

　　资料来源：1851年资料来自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第504-505页；1958年资料来自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中的有关章节。

　　表3分别列出安徽各府州1851年太平天国战前人口、战争中死亡人口及死亡人口比例，并对人口死亡的比例的大小进行排序。除了广德州和宁国府存在例外，其余各府州的序号加总值均围绕15波动。这也就是说，除广德州和宁国府外，在安徽，太平天国战争人口死亡比例大的地区，1959-1961年大饥荒中的死亡人口比例小，反之亦然。最典型的地区是和州和颖州府，太平天国战争中几无损失，三年大饥荒中的人口死亡比例最大；池州、徽州、太平三府州在太平天国战争中人口死亡比例排名为第2、第4和第5，三年大饥荒中，人口死亡比例分别排名为第12、第13和第11.排除广德州和宁国府，对安徽11个府州两个时期的人口死亡比例和死亡比例大小的排序进行相关分析，所得结果呈显著负相关（r 值分别为-0.94和-0.93）。广德州境和宁国府境在经历了太平天国战争巨大的人口损失之后，何以几十年后又遭此劫难，原因不详。总之，太平天国造成安徽人口的重大损失，却仍有相当大的地区则得以保全，人口没有死亡或死亡甚少。这些地区在百年以后，成为人口死亡的主要地区。

　　甘肃的资料更能说明同一问题。将回民战争及1959-1961年大饥荒中甘肃人口死亡比例及排序列如表4.

　　最典型的是庆阳府和宁夏府，回民战争中的人口死亡最多，1959-1961年中人口死亡最少甚至无死亡。秦州和阶州人口死亡最少。1959-1961年秦州和阶州的死亡人口比例分别占第一和第三位。一百年前受战争破坏较轻或未受战争破坏的地区，一百年后的饥荒程度最为严重。只有泾州例外，回民战争中人口死亡比例高达74.7%，位居第六，1959-1961年人口死亡比例仍高达10.8%，位居第二。泾州辖县少，范围小，这一特例尚不足以推翻本文的结论。对甘肃各府州两个时期的人口死亡比例和死亡比例大小的排序分别进行相关分析，所得结果皆呈显著负相关（r 值分别为-0.78和-0.79）。

　　再以河南、湖南为例。湖南若干地区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有不同程度的人口死亡，河南中部和北部则遭遇19世纪下半叶大旱灾的打击，人口死亡甚多。两个时期人口死亡程度的关系呈中等负相关（r 值分别为-0.665和-0.734）。河南省在1876-1878年的大旱灾中，大约有748万人口的非正常死亡，然位于豫南地区的光州、汝宁和南阳三府州，不受影响。在三年大饥荒中，光州、汝宁两地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比例的排序，分别居第一和第二位，南阳居第四。只有归德府和陈州府境有些例外。原因不明。在湖南，太平天国战争中人口损失较为严重的诸府，在三年大饥荒中，人口损失较小，反之则大。

　　为了节省篇幅，兹不拟对其他省进行类似的统计分析。只想罗列以下一些基本的事实。在江苏，据表1，1959-1961年大饥荒中人口死亡比例最高的地区是扬州府、徐州府和通州。三地则地处长江以北。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清军的江北大营以扬州为屏障，苏北的大部分地区得以保全，人口持续增长。一个世纪以后，大灾难主要降临在苏北。只不过，在苏北地区扬州、徐州和通州人口大量死亡的同时，淮安、海州两府州境人口死亡甚少，其人口死亡比例甚至低于苏南，原因不详。至于在太平天国战争影响不大的松江府，在三年大饥荒中，属于上海市辖。上海市高效率的食物保障体系，应是松江府境诸县幸免于难的主要原因。

　　陕西的情况相同。回民战争和大旱灾结束以后，关中地区（西安府、同州府和鄜州）死亡人口占战前总人口的45.8%，陕南地区（汉中府、兴安府和商州）占25.3%，关中以西的凤翔府、邠州、干州合计占23.5%.在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中，汉中府、兴安府、商州和凤翔府合计，非正常死亡人口约占灾前人口的3.6%.其它地区几无人口非正常死亡。在灾区四府中，凤翔府人口死亡较少。这也与1928-1930年的大旱灾中凤翔府境也是重灾区有关。

　　4、历史记忆：对人口死亡成因的新认识

　　综上所述，两个时代各省分府人口死亡资料似乎在向人们表达这样一种观点：人口的积累与人口的死亡相互关联：出生即意味着死亡，死亡亦意味着出生。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下半叶，中国人口死亡的两次大悲剧之间，难道真的存在某种宿命的联系？

　　在最初的研究中，我曾设提出这样一种假设：19世纪下半叶的战争与饥荒，造成了若干地区严重的人口死亡。人口死亡又造成人地关系的宽松，最终导致人均占有土地资源和粮食资源的增加。当新的灾难降临之时，人均占有土地资源和粮食资源较多的地区，其化解灾难的能力明显强于那些人均占有土地资源和粮食资源较少的地区。按照我对江西、陕西等地情况的了解，我对这一假设颇有信心。

　　然而，这一假设未能得到有效的证明。1958年的疯狂使得人们不敢相信这一年的粮食产量。在一项其它的研究中，我曾从各省档案馆搜集1953年全国分省各县耕地数、各类粮食产量数，以此求得分省各“府”人均拥有的粮食数。从1953年至1958年，中国的农业技术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假定5年间各地粮食亩产量的提高幅度大体一致，那么，1953年各地人均拥有的粮食量的多少可以看作各地人均拥有的资源量的多少，至少在区域比较的意义上更是如此，只有在一些城市人口密集的地区例外。

　　表2列出各省人均拥有的粮食数量并进行排序，将这一排序与人口死亡比例排序进行对比，可见人均拥有粮食最多江西人口死亡较少，但人均拥有粮食量位居第二、第三的四川和湖南，人口死亡比例分别位居第一和第三（安徽、云南因数据不全不计）。不仅如此，人均粮食拥有量排名第12位的山西省，死亡人口比例位居最后。这三个农业大省的例子几乎可以让人产生错觉：人均粮食拥有量最多的省份，人口死亡最多，反之则最少。这一结论当然是不准确的。对于表2中所列1953年各省人均拥有粮食和1959-1961年各省人口死亡比例这两个数列进行相关分析，也对各省人均拥有粮食的排序及各省人口死亡比例大小的排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皆无相关（r 值分别为0.035和-0.015）。即使排除城市人口众多的河北（含北京和天津两市），结果相同（r 值分别为-0.099和-0.142）。

　　以府级政区为单位，人均粮食的拥有量与人口死亡比例之间也没有关系。兹以人口死亡较多的河南、湖南两省为例，人均粮食与人口死亡比例分别见表5.计算结果是，三年大饥荒中两省人口死亡率与1953年人均占有粮食的数量，并无相关性（r 值分别为0.43和-0.092）。对贵州、广西两个未遭受19世纪大灾难的省份进行的研究可以同样证明这一点（r 值分别为-0.09、0.021）。这一分析的基础是，大饥荒时代，粮食的流动方向是按照行政等级垂直进行的，很少见有区域之间的水平流动。

　　这一分析也证明，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人祸。在河南，人口死亡最多的汝宁府境（信阳地区的一部分），1953年人均粮食最多。当河南信阳地区的国家粮库囤满粮食，而信阳的老百姓却在大批饿死的时候，一个地区较高的粮食总产量或较高的人均粮食拥有量能说明什么问题？

　　同样是农业大省，四川人口的死亡水平大大高于湖南，更高于江西。同样是安徽灾区，徽州府境人均拥有粮食最少，而该地人口死亡最少。在这些农业大省，无论以省级政区还是以府级政区为单位进行计算，区域之间的人口死亡水平差异很大，且与农业人口的比例毫无关系。当然，这一论述并非对林毅夫和杨涛观点全面否定，而是说，采用户籍分类的方法进行研究，林和杨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采用区域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林和杨观点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

　　1958年，当大跃进狂飙骤起、浮夸风甚嚣尘上之时，各地政府均承受了来自中央政府的巨大政治压力。从理论上说，各省承受的来自中央政府的压力是相同或相近的。在一个省区之内，各地承受的来自省级政府的压力也是相同或相近的。同样的推理可以一直落实到县一级和乡一级。问题在于，在相同或相近的政治压力下，各地灾情何以不同？上文证明对于农村地区而言，城市人口的比例对于人口死亡率几乎不产生影响，而人均拥有粮食的数量也与人口死亡率无关。那么，我们必须寻找其它的原因。

　　就历史过程而论，各级地方政府对于粮食亩产的虚夸导致政府粮食征购量的增加。当农民拿不出足够的粮食完成征购时，政府通过“反瞒产”运动强行夺走农民的口粮，最终导致饥民的大量死亡。各地虚夸的幅度不一，导致各地粮食征购程度的轻重不一，也导致对于瞒产的认识不一，更导致征购农民口粮食的力度不一，最终导致农民死亡程度的不一。现在的问题是，何以有些地区产量大大高估，地方干部对于农民视如草芥，另一些地区却并非如此。为此，我将“历史记忆”这一概念作为主要的解释工具。所谓“历史记忆”，这里指的是深藏于人们心中的对于历史时期灾害事件的记忆以及应对灾害的行为模式。这一因素极大地影响了各地的灾情以及人口死亡的程度。在这一解释中，大饥荒的历史循着以下模式展开：近百年来各地遭受的饥荒程度不一，有些地区经历过巨大的人口死亡，有些则否。因此，关于饥荒和人口死亡，各地存留有不同的民间记忆。1958年，各地承受相同或相近的政治压力。在经历过大饥荒的地区，人们对粮食的重视，远远超过未经过饥荒地区，不仅民间百姓如此，地方基层干部也是如此。因此，在这些地区，很少出现粮食亩产量的大浮夸，即使虚夸，幅度也有限。民间百姓对于粮食的高度重视，来源于对于大饥荒的记忆。这一因素成功地化解了来自上级政府的高压。政府对于民间粮食的征集是有限的。人民尚能依赖粮食而存活。另外，历史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淡化直至消失，直至灾难降临，记忆重新获得、加强又至消失。当大饥荒没有得到人类智能的理性对待时，同样的灾难具有重复出现的特征。

　　这一假说还需要更多的证明。例如，我们需要证明，经历过大饥荒地区的人口较之其它地区的人口更珍惜粮食，并有一套应付饥荒的办法。例如，我们还需要证明，经历过大饥荒地区的地方基层干部或高级干部，较之其它地区的干部更尊重民情，更愿意倾听来自老百姓的声音。尽管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们，在中国南方的一些省份，地方干部作为民意的代表，有一套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对付中央的指令。但是，我们还不敢说，早在1958年，地方利益已经成为地方干部行政决策的出发点。

　　至此，有关1959-1961年大饥荒的主题悄悄发生了变化。我们不仅需要探讨究竟有多少中国人死于这场灾难，我们还需要弄明白，在那些人口大量死亡的重灾区，幸存的人们是怎样活下来的。只不过，关于大饥荒中人口如何生存，将是另一部著作的主题。

　　（作者：男，1956年生，历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