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西斯主义基本理论的角度考察新闻体制的确立和特点

　　奉行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是残酷的、专制的，但是为何还能风行一时，与美英法的民主自由主义．苏联的社会主义并立，形成当时世界三大主要思潮，这说明法西斯主义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蛊惑性，否则不会有那么多人迷信它，追随它，为它牺牲性命。新闻业正是实现法西斯欺骗性的强大助推器，以下将从法西斯主义的五大基本原理入手来分析其新闻事业体制的确立和特征。

　　1、国家至上论

　　法西斯主义主张“国家高于一切”。希特勒把这种“国家至上论”谎称为“国家社会主义”；日本在宣言“国家至上论”的基础上，把尊神、忠君和爱国结合起来，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法西斯国家的新闻业最明显的特征是国家所有，国家控制，新闻事业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为国家服务，在国家的领导下对人民群众进行法西斯主义宣传。

　　希特勒取得政权以后立即实行法西斯独裁制度，先后解散了反对党的报刊，使这些党派受到严重打击。1933年2月20日“国会纵火案”以后，希特勒借此将180多家报刊停业。随后，他通过兴登堡总统发布命令，宣称“为了保障国家和人民的安全，宪法规定的新闻自由暂时终止”。从而取消了《魏玛宪法》规定的新闻和言论自由，肆无忌惮地实行法西斯“舆论一律”，统一的舆论形成合力，共同为法西斯国家服务，为国家的集权和战争政策的实施铺平道路。

　　宣传部是德国实现新闻界“国家至上论”的主导，在这个层面上，戈培尔是作为整个新闻界的“沙皇”出现的。一到合适的时候，戈培尔就要对新闻界发表一通讲话，新闻界都必须遵循戈培尔讲话所体现出来的政策方针。戈培尔就任宣传部长之前，曾经对报 业代表发表演说：“政府认为报纸必须协助政府；为达到此目的，报纸批评有时当属必要，但这种批评，绝不许可使其他国家用来不信任德国政府。因此，政府期望报业在国家宣传部的领导下发挥其职能。”　戈培尔刚上任宣传部长，就对新闻界说：“正如我早已强调指出的那样，新闻界不仅要发布消息，而且还必须发布指示。在这里，我首先要奉劝已公开声称为国家的报刊。你们将会看到这样一种理想的状况：新闻界被组织得那么好，以至于它在政府的手里可以说是可随意演奏的一架钢琴，是能够为政府效劳的影响群众的极为重要、极有意义的工具。”　不久，他又得意地宣称：“现在斗争容易了，因为我们能够利用国家的一切手段。电台和报纸都可供我们使用。我们要完成一个宣传杰作。” 戈培尔还警告过德国新闻界，他们不能放纵破坏性的批评而必须在重建革命中积极配合，“批评的自由以及类似抨击政府政策的东西在新政权下都是不允许的”。戈培尔发布命令，没有宣传部的许可，禁止出卖报社。此外，禁止通过教会或者宗教团体向报纸、杂志提供经济上的资助。1935年4月颁布的另一个命令说：只要独立性的报纸与其他同地区的党报之间发生了竞争，这家独立性的报纸就可以立即被禁止出版。

　　日本在1932年成立了非正式的情报委员会，随着形势的变化，如电报通讯社和新闻联合社合并为国家通讯社、无线电广播的普及和发展等，委员会站在国家立场上，对新闻内容进行判断、指导，使其不违反国家利益成为当务之急。于是，“官制”情报委员会建立了，它负责有关情报、内外报道、启发宣传的联络和调整。该机构又逐步发展为内阁情报部、情报局，成为法西斯控制言论自由的绝对权力机关。

　　通过颁布法律命令，设置新的国家信息机构，法西斯国家的新闻业实现了国家所有，新闻业已经完全纳入法西斯主义的国家体系中，并且不遗余力的为法西斯主义鼓与呼。

　　2、领袖至上论

　　希特勒极力推崇当时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超人”学说。“超人”具有非凡的智慧和能力，是历史的创造者，有权力领导和驱使“庸人”；“庸人”则应服从“超人”的命令和指挥，充当“超人”创造历史的工具。希特勒利用这种学说，自诩为唯一能够“拯救德意志”的领袖，通过纳粹党和“党卫军”大肆鼓吹对“领袖”的狂热信仰．绝对崇拜和绝对服从，在纳粹党内和德国军队内实行“铁的纪律”，对人民实行极端独裁专制的法西斯统治。

　　日本军国主义同样鼓吹“领袖至上”，把天皇奉为天照大神赐给大和民族“万世一系”世代继承的“神圣领袖”。

　　无论奉行什么理论，推崇何人为领袖，共同点就是就是要对这位领袖绝对信仰，绝对崇拜和绝对服从。新闻界也不例外，他们要绝对听从领袖及其追随者的宣传调遣，如不服从，失去的将是阵地、权力甚至生命。

　　希特勒为了保证新闻业为其马首是瞻，1935年成立了国家宣传部，专门负责管制全国报刊电台的言论及新闻报道，并负责国社党的总体宣传工作。对待反对希特勒或者对其统治提出质疑的新闻媒介，国家宣传部有一系列的惩治措施。纳粹政府对违反政策的报纸，制裁非常严厉，有时是直接没收报纸财产 ，或者将负责人送进监狱或集中营。戈培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就威胁说要把任何胆敢亵渎国家重要新闻程序的人投进监狱。1936年《埃森总汇报》被暂停发行期间，发行人吉拉德特博士和执行主编、编辑主任等曾一起被保护性监视。1934年，《格吕恩邮报》编辑厄姆?维尔克由于抱怨宣传部的官僚主义和高压手段使得报纸变得干巴巴的，立即被戈培尔撤职，送往集中营，报纸也被停刊三个月。

　　日本的新闻界要绝对效忠天皇，关于言论自由，几乎成为一个反面的概念，最多是在顺从方向的角度偶尔被提到。1944年2月，《每日新闻》发表文章记者新名丈夫的述评《战争至此，决定胜负的已不是竹枪，而是飞机、军舰》，这一论调惹怒了东条英机，当天报纸被查禁，作者被充军。

　　3、种族优秀论

　　希特勒鼓吹，日耳曼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其他种族都应当接受日耳曼民族的领导和统治；犹太民族是世界上最“低劣”的种族，应当对之实行种族灭绝。

　　日本军国主义鼓吹，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只有大和民族才能统帅亚洲各民族，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一同对抗欧美民族，与西方平分世界。

　　种族优秀论同样也作用在法西斯新闻事业的体制中，具体表现在对其他民族和种族的新闻媒介进行打压或者强行并购，对新闻从业人员进行限制和迫害。

　　德国法西斯剥夺了非日尔曼人的传播权，1935年，沃尔斯坦报团在“反犹”运动中被没收财产，由纳粹党的耶埃出版社接管，完全成为法西斯宣传的工具。《法兰克福报》的老板因为是犹太人被报社清除。1933年10月，德国颁布了《新闻记者登记法》。该法规定：“各个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必须由宣传部长直接任命；一般记者惟有符合下列条件：（1）必须为德国人；（2）具有公民权及管理的资格；（3）受过专门教育；（4）祖籍为纯种的雅利安人而未与其他各族成员结婚者方可成为记者。第四条对新闻从业人员的种族作了明确的限制，前三条对此作了间接的规定，毕竟是否有国籍、公民权和受教育权还是法西斯说了算，非日耳曼民族只能是被动的，无力的，悲观的。

　　日本政府对处于其殖民统治下的朝鲜、我国台湾和东三省的新闻事业实行统一管制，通过殖民总督或行政当局进行对口管理，或者分别纳入日本国内各大报系统进行控制。

　　4、意志至上论

　　希特勒创造了“权力意志”的概念，认为人生的目的在于掌握和发挥权力，“扩张自我”。这是一种极端自大狂妄，权力欲薰心；只要个人意志，不要理性思维；只凭个人奋斗，蔑视广大民众；不顾客观现实，不尊重客观规律的荒谬邪说。希特勒深受尼采学说影响，写了自传体的《我的奋斗》一书，鼓吹坚强意志和主观奋斗精神可以战胜一切，“谎撒得大，就多少总有一些东西会得到人们相信，因为广大人民群众受大谎的骗比受小谎的骗更容易……”

　　日本军国主义则坚持他们的武士道精神，这种精神的首要要求就是绝对效忠天皇，有仇必报，坚定的精神可以战胜一切。

　　这种意志至上的思想从根本上违背了物质第一，意识第二这个基本的哲学观念，反映在新闻事业上就是彻底了抛弃了新闻的客观公正性，新闻的存在只是为了满足法西斯宣传的需要。

　　戈培尔是运用新闻界进行宣传的好手，尤其是在对广播的运用方面。他坚信“谎言说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　宣传部经常通过新闻发布会发布一些指令。这些指令详尽地向记者们讲解如何从事他们的工作，多达数10页，它要求记者们依照政府想要他们了解的事件进行报道。这些指示涵盖了纳粹党基本路线的每一个方面。这是新闻界该报道的，当然对哪些问题坚决不能报道，宣传部也作出了具体的指示，比如禁止刊登国家领导人宴会照片，不得报道德国的侵略战争，即使报道也要美化和赞同，不能站在犹太人的角度来报道“反犹”运动等。

　　日本新闻界在法西斯政府强大的“统一指导”的战时新闻体制下，完全成为政府操纵下的喉舌和宣传机器，即使在二战接近尾声，日本军队节节溃败的情况下还要继续狂热的报道战争消息，吹嘘“皇军”的伟大胜利和“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欺骗日本人民。

　　5、暴力和强权就是真理论

　　在法西斯主义国家，暴力和强权达到了最高的层次——战争和征服。希特勒和东条英机东西呼应，坚决反对民主自由、人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认为这些学说使人心浮动，社会动荡，国家涣散软弱。他们认为，武力能战胜一切，“强权就是公理”，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社会，都必须实行强权统治，进行武力征服。

　　戈培尔把整个德国置于疯狂的法西斯战争中，强迫新闻媒体用观点一致的新闻报道来美化对外侵略战争，为侵略找若干个冠冕堂皇的理由。1939年8月上旬，纳粹德国报纸叫卖的中心调门是：扰乱欧洲和平的是波兰，是波兰以武装入侵威胁德国。《柏林日报》的大字标题的警告：“当心波兰！”《领袖日报》的标题是“华沙扬言将轰炸但泽——极端疯狂的波兰人发动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挑衅！”希特勒原定在8月26日侵略波兰，此时成了戈培尔在报纸上发动宣传战争的高峰。事实上，纳粹德国自己早在半个月以前就开始动员发动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