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月５日，汪陈两人一起联名发表了一份《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宣
言说：“中国共产党坚决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
的重要。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向前进展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宣
言最后说，国共两党将为中国革命携手到底，绝不受人离间。
《汪陈联合宣言》发表后，激怒了国民党的右派。本来国民党的右派并不支持蒋介石的独
裁，只是赞成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他们原来寄希望于汪精卫回国后带领他们反共，遏制蒋
介石的独裁。可是《汪陈联合宣言》发表后，表明汪精卫坚决容共的态度，使国民党中大
部分反共又反蒋的人士，不得不归集于蒋介石之下共同反共，使蒋介石成为反共英雄。如
果汪精卫当时打出坚决反共的旗帜，就很可能会得到大部分国民党人的拥戴，就有可能阻
止蒋介石后来的军事独裁。可是当时汪精卫并没有看清大部分国民党军政人士要求“分共
”的呼声，坚决执行孙中山的容共政策，使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号召力大为下降，也从反
面为蒋介石的独裁铺平了道路。
《汪陈联合宣言》不仅是汪精卫悲剧的开始，也是陈独秀悲剧的开始。当时共产党内的激
进分子，也非常不满国民党的越来越明显的排共政策，要求共产党不再寄人篱下，主动离
开国民党单独搞革命。陈独秀发表与国民党联合到底的《汪陈联合宣言》，被大部分共产
党人认为是一个右倾投降主义的宣言，此后不久就罢免了陈独秀总书记之职。
汪精卫在发表了《汪陈联合宣言》之后，就乘船前往汉口。汪精卫到达汉口后，受到大量
群众的夹道欢迎，使汪精卫非常感动。在１０万民众参加的“迎汪大会”上，汪精卫说：
“中国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表明了汪精卫
坚决执行孙中山的联共政策。正当汪精卫在汉口高呼“反共即是反革命”的时候，在上海
的蒋介石却于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发动了武力清共的命令，这就是所谓的“四一二政变
”。蒋介石在“四一二政变”中，关闭了共产党在上海的总工会和党部，解散了工人纠察
队，大肆抓捕共产党员，三天之内就处死３００余人，逮捕５００余人，还有数千人失踪
。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汪精卫发表讲话，痛斥蒋介石的武力清党行为。汪精卫说
：“蒋介石的反共，只是一种借口。其反革命之行动，丧心病狂之至，自绝于党，自绝于
民众，纪律俱在，难逃大戮。”４月１８日，汪精卫又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表通电说
：“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为反动，罪恶昭章。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
党籍，免去本人所兼各职。著全国将士及各革命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
为了对抗武汉的正统国民政府，蒋介石干脆在南京也成立一个新的国民政府，以免在名分
上输给武汉国民政府。４月１８日，南京的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邀请国民党中的老牌反
共分子胡汉民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自己任中央军委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
党公开分裂成“汉”“宁”两个政府。
尽管汪精卫竭力主张联共，但武汉政府的国民党官员中的反共情绪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共
产党的农民运动过于激烈，而国民党的中下层军官多为中小地主出身，他们的父母亲友在
故乡被共产党农会揪斗，使他们愤愤不已。最后连革命军三十五军军长何健的父亲，也被
绑游街示众。何健在一怒之下，指使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湖南长沙发动了“
马日事变”，捕杀共产党人和亲共分子数百人。“马日事变”后共产党向国民党武汉政府
施加压力，要求惩处“不法军官”，但大部分国民党官员却袒护许克祥，使许克祥安然无
恙。
此时共产国际也感到武汉的国民党靠不住，密令武汉的中共自己组织“工农革命军”，改
组国民党武汉政府，没收地主的土地实行公有制。共产国际派印度人鲁易将此密令，即所
谓《五月指示》转交武汉的中共中央。１９２７年６月１日鲁易到达武汉后，却在把《五
月指示》交给中共以前，先交给了汪精卫。原来鲁易过分相信汪精卫，认为汪精卫铁心站
在共产党一边的左派，出示密令以表示对汪精卫的信任，希望汪精卫和共产党共同奋斗。
汪精卫看到《五月指示》后大吃一惊，密令中写到：一、无视国民党的禁令，实行自下而
上的土地革命。二、在湖南湖北组织一只由２万共产党员和５万工农组成的工农革命军。
三、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旧思想的一律驱逐，由各界工农代表取而代之。四、
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反革命军官。
汪精卫看完《五月指示》后冷汗直冒：原来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为了从内部颠覆瓦解国民
党，根本没有和国民党一心合作的诚意。于是汪精卫由拥共一百八十度转为反共，成为一
个坚决的反共人士。
汪精卫随后找苏联最高顾问鲍罗廷，汪精卫说：“玩火者必自焚，我们要使火烧向敌人而
不是烧向自己。”鲍罗廷不解地问道：“汪先生，你所说的敌人是指谁？”汪精卫拿出《
五月指示》的抄件说：“鲍罗廷先生大概已经看过这个指示了吧？如果共产党执行你们共
产国际的指示，我们国民党就完了。可以警告你们，你们打错主意了！”鲍罗廷不知道汪
精卫怎么会得到这个密件，他急忙解释说：“我不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但这个指示我知道
。如果中共要执行这个指示，国共合作必将破裂，这是我极不愿意看到的。我将说服陈独
秀，希望不会发生这种令人痛心的事态”。
鲍罗廷本人的确也不赞成共产国际的这个极左指示，《五月指示》传达到中共后，很多领
导人也十分恼怒。１９２７年７月４日，在鲍罗廷的主持下，中共在汉口三教街紧急召开
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总书记陈独秀首先发言说：“由于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革
命的形势已转入严重的阶段，资产阶级已经叛变。而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领袖
汪精卫，乃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其政府即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虽然汪精卫对
工农革命中的过火行动比较反感，对鲍罗廷同志的态度也不十分友好，但这是小资产阶级
在革命中动摇性的表现。”
鲍罗廷接著说了汪精卫找他谈话的经过，然后说：“我十分遗憾地接到汪精卫签署的通知
我回国的命令，看来他是不想和我们合作了，但我们还是要争取他，希望他能坚持三大政
策，扭转当前的局势。”陈独秀又说：“汪精卫的思想我很了解。他从法国回来后就找我
发表共同革命的宣言，说明他是主张三大政策的，昨日如此，今日也如此。至于土地革命
，我在五大开会时讲过，政策是正确的，但必须防止过火行动，不要使武汉国民政府走上
蒋介石的道路，不要逼汪精卫走分共的道路。”
陈独秀和鲍罗廷主张对汪精卫进行妥协，暂不执行《五月指示》的命令，放弃激进的土改
运动，争取和汪精卫继续合作。但是陈独秀的妥协主张却遭到大部分激进共产主义分子们
的反对。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等人均明确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李立
三更提出要陈独秀作检讨检查错误。
第二天，中共宣布改组，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由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等五人领
导小组组成临时中央常委会。五人领导小组当即起草了一份《宣言》，于１９２７年７月
１３日公开发表。《宣言》说：“目前，革命已处于危急存亡之时刻，武汉国民党中央和
国民党政府最近已公开准备政变……。因此，中国共产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
员……。”
看到中共发表的宣言后，汪精卫于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５日召开紧急会议，汪精卫拿出《五
月指示》说：“我们从这份指示中可以看出五层意思，都是很厉害的……。同志们，目前
本党已经到了严重的关口，必须在这个会上作出生与死的抉择。”到会的国民党军政要人
，孙科、李宗仁、唐生智等，纷纷发言支持分共，只有宋庆龄的代表陈友仁反对，声称三
大政策是孙总理亲自制定的，违背三大政策就是总理的叛徒。但陈友仁的发言遭到与会者
的一致反对，最后陈友仁不得不退出会场。
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军队中任职的共产党员，
在即日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但汪精卫说：“我们不象蒋介石那样搞武力
清党，而是采用和平的‘分共’，这是最稳妥的步骤。”本来武汉国民政府并没有打算象
蒋介石那样武力清共，而是准备让共产党和平地退出国民党，汪精卫也声称要“保护共产
党人之身体自由”。可是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激进指导下，张发奎第二方面军所辖的二十
军军长贺龙等人，于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在南昌发动了武装暴动。
南昌起义使武汉国民政府放弃了和平分共的政策，开始搞武力分共。１９２７年８月８日
，汪精卫召开了国民党中央紧急扩大会议，通过了“武力分共”决议案。在武汉也开始了
大肆逮捕处死共产党人，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彻底破裂。
国共合作之所以破裂，根本还是在于两党的方针目标有根本的差异，两党合作其实不过是
一种相互利用。国民党利用联共争取苏联的军事经济支援，而共产党利用国民党来发展自
己的势力，两党最后走向诀别，也是终究要发生的必然事件。蒋介石搞暴力镇压共产党固
然不对，但如果共产党能够采取陈独秀等人的妥协政策，不搞激进的共产主义暴力运动，
共产党和汪精卫等国民党左派的联合，可能会持续更长一些。
第二部分之四：第一次反蒋的失败
共产国际指示中共抛开国民党干革命的《五月指示》密令，是造成武汉国民政府“分共”
的直接原因。为什么共产国际会突然传来一个《五月指示》呢？这与当时苏联内部进行的
斯大林和托洛斯基的权力斗争有关。在中国问题上，斯大林持比较现实的态度，要求中国
共产党在国民党统一中国以前，保持与国民党的合作。而托洛斯基却持比较激进的态度，
要求中国共产党抛开国民党干革命，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真正的苏维埃政权。
斯大林通过苏联驻国民党政府顾问来指导中国革命，苏联顾问鲍罗廷是斯大林的代表，而
托洛斯基却通过共产国际这个组织来指导中国革命，带来共产国际《五月指示》的印度人
鲁易则是托洛斯基的代表。这样的双重指导，也给中共带来了很多麻烦，中共内部也分为
现实的斯大林派和激进的托洛斯基派，在当时似乎支持激进革命论的人占了上风。在南昌
起义问题上，１９２７年７月２３日斯大林派来接替鲍罗廷的苏联代表罗米那兹，强烈反
对中共搞武装暴动的南昌起义，但并没有说服中共的激进派。
汪精卫看到共产国际指示中共抛开国民党干革命的《五月指示》后，开始要求以个人身份
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进行所谓“分共”。当时武汉政府的大部分国民党人
都赞成分共，只有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和外交部长陈友仁等很少数人反对分共。宋庆龄反
对分共的理由，和后来中共的华国锋等“凡是派”差不多，声称凡是孙中山生前亲自制定
的方针政策都不能变，否则就是总理的叛徒。
汪精卫反驳宋庆龄等“凡是派”的意见时说：“孙先生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根据其三民主义
之原则来发展他的观点，改变他的策略。当初他联合袁世凯，后来经过事实的教训就发动
了讨袁，当初他依赖陈炯明，后来他又义无反顾地发动征讨陈逆。如果孙先生看到今天武
汉的形势，看到共党正虎视眈眈地欲篡我党之权、我党之军，他会怎样？他一定会改变他
的三大政策的。”
本来汪精卫和武汉国民政府并没有打算象蒋介石那样武力清共，而是准备让共产党和平地
退出国民党。但共产党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在南昌发动了武装暴动的“南昌起义”后，使
武汉国民政府的和平分共政策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弯，也开始逮捕处死共产党人。汪精卫
后来检讨说：“由于我的误谬纵容，才使共产党发展到这个地步”。汪精卫的“容共”政
策使他在国民党内部的威信受到很大影响。
武汉国民政府开始“清共”后，武汉政府和南京蒋介石政府之间的根本分歧就消失了，很
多国民党人开始要求分裂的武汉和南京政府重新统一。１９２７年８月初，冯玉祥分别致
电宁汉政府，请求双方重归于好，合二为一。武汉政府坚称自己是正统政府，斥责蒋介石
违背党统党纪，在南京另立政府是“以军治党、以党窃权”，是搞个人独裁的结果。汪精
卫提出宁汉政府重新联合的前提必须是蒋介石下台，南京方面的国民党人要求宁汉统一的
呼声也很高，特别是在南京的李宗仁桂系军队的势力膨胀，也从侧面催促蒋介石下台。
正巧蒋介石指挥的北伐军在１９２７年８月初的徐州作战中，又败于孙传芳的军队，蒋介
石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提出需要“休息一下”，于８月１２日离开南京前往上海，８月
１４日正式发表下野宣言，前往日本访问。蒋介石的下野使汪精卫等反蒋派松了一口气，
８月１９日汪精卫代表武汉政府发表《迁都南京宣言》，汪精卫以为从此国民党就可以实
现“以党治军”的文人领导，消除军人独裁的疾患。
但汪精卫却想错了，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谁枪多谁发言权就大的强权社会，各路将军拥兵自
重，汪精卫这样的文人政府根本无法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管束，更不要说进行领导。蒋介石
宣布下野后，支持蒋介石的人纷纷离开南京，南京又成为李宗仁、白崇禧桂系军人掌权的
军人政权，所谓“才驱走虎，又来了狼”，桂系军人依靠手中的兵权，并不服从汪精卫文
人政府的领导。孙中山是一个文人革命家，最早跟随孙中山干革命的汪精卫等人也均是文
人政治家，没有效忠于自己的嫡系军队。作为文人政治家的汪精卫要想在枪杆子里面出政
权的社会中搞民主政治，几乎是一种空想。
随著北伐的进行，国民革命军中桂系军队的势力大大扩张，但桂系在党内却没有什么地位
，于是统治南京的桂系实力派把在上海的西山会议派国民党元老请来，帮他们在政府中撑
腰。西山会议派是国民党中最早开始反共的一派，１９２５年１１月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
的孙中山灵前，召开过反共排共的西山会议，当时汪精卫主持下的广州国民政府在二届一
中全会上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案》，并宣布开除林森等１８人的党籍。
然而西山会议派并没有就此绝迹，他们仍在坚持活动。后来西山会议派迁往上海，在上海
自行成立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广州的正统国民政府相对立。在汪精卫和陈独秀发表国共
两党合作的《联合声明》时，西山会议派的上海国民党中央党部，曾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
斥责汪精卫的行为是“卖党、卖国之罪，愿与国人共弃之。”蒋介石在南京另立政府后，
作出了恢复林森等１８人党籍的决议，但武汉的汪精卫政府并不承认这个决议，所以西山
会议派对汪精卫耿耿于怀，极力反对汪精卫当国民党的领袖。
１９２７年９月１１日，武汉政府、南京政府和西山会议派的三方人士，在上海召开了宁
、汉、沪三方中央委员谈话会，讨论宁汉政府合并和统一党务的问题。西山会议派的张继
发言说：“既要统一党内各界同志，就要承认上海的中央党部，就要废除二届一中全会上
的《弹劾西山会议案》。这个非法决议案是当时左倾路线的产物，必须宣布废除，否则怎
么能团结统一党内同志？”
汪精卫反驳说：“中央的决议岂可任意废除，除非由将来的四中全会作出新的决议。”汪
精卫的发言遭到宁、沪代表的强烈反对。李宗仁说：“我们迁都南京后，于６月７日宣布
林森、张继等１８位同志恢复党籍的决议，所以才有今日统一党务的基础。汪同志，你也
不必再坚持过去的决议了。”
汪精卫仍坚持说：“南京的决议我们武汉中央并不知道。现在我提议：西山会议派决不能
参加二届四中全会，但为了团结同志，可容纳个人参加，不能容纳上海党部。二届四中全
会必须在武汉召开，否则我们武汉的同志不参加会议。”这时宁、沪代表们开始翻汪精卫
的旧帐，指责汪精卫反共不力，贻误了党国事业。宁方代表自称他们是反共的先进，而沪
方代表则更标榜他们是反共先进中的先进，这使汪精卫不得不自责说：“武汉方面防范共
产党过于迟缓，请求处分。”
在这种拔剑张弩的气氛中，孙科突然站起来提议说：“各位，兄弟提出一项折衷办法，由
宁、汉、沪三方共同组织一个中央特别委员会，作为过渡，先使合作告成，然后再谋补救
的办法。”孙科的折衷方案得到了大部分代表的同意，由于孙科是武汉方面的代表，汪精
卫不好坚持反对，也勉强同意这个方案。
后来在桂系军人和西山会议派的操纵下，推举出１４名中央特别委员会代表，汪精卫虽然
名列第一，但桂系军人和西山会议派的人占据多数，使特委会成为一个桂系军人、西山会
议派、以及孙科等人的联合体，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等国民党中的重量级人物，均反
对这个中央特别委员会。由于当时蒋介石和胡汉民均已下野，汪精卫也于９月１３日通电
下野，表示抗议特委会。汪精卫从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又转为反对桂系的军人统治。
汪精卫下野后，桂系军人和西山会议派虽然靠中央特别委员会的名义执掌国民党中央政府
，但他们在军事实力上无法和蒋介石相比，在党内的资历声望又无法与汪精卫相比，所以
桂系军人和西山会议派的政权注定难于长久。汪精卫辞职后，张发奎、李济深等人，在广
东召开了迎汪回粤大会，联名邀请汪精卫回广东指导革命。汪精卫于１０月２１日前往广
州，然后于１０月３０日召集在粤的中委会成员开会，通电全国否认南京的特别委员会的
合法性。汪精卫说：“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非全国代表大会
无权取消。成立特委会取代中委会职权，等于取消了中委会，不合党的法统和组织原则。
”汪精卫邀集外地的中委会委员前来广州，在广州召开四中全会。面对汪精卫的攻势，南
京的孙科等人也发出通电，坚持特别委员会不能取消，邀请各地中委会委员到南京召开四
中全会。国民党又出现了宁粤分裂的局面。
就在宁粤双方对峙之时，蒋介石于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０日从日本回到上海。原来不少国
民党人看到蒋介石走后无人能够解决国民党内部的分裂混乱局面，纷纷电请蒋介石回国复
职，出面收拾混乱的残局。在南京的李宗仁桂系本来是反蒋的，但汪精卫公开反对他们的
特委会后，使他们的政权已难于支撑，所以也表示同意蒋介石回来复职。蒋介石在这次访
问日本时办成了两件大事，一是征得宋太夫人同意他与宋美龄的婚事，二是得到了日本方
面对北伐的理解和支持。
北伐军１９２７年３月进入南京时，发生了针对外国人的暴行，为此英美军舰曾向南京城
中炮击报复。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１日，英美法意日５国向武汉和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同时提
出了通牒，要求国民政府正式道歉，惩罚责任者，以及对被害者进行赔偿。南京的蒋介石
在列强提出通牒后的第二天发动了“清共”的４月１２日政变，作为对列强通牒的无言回
答。本来西方列强对苏联支持下的国民党势力的迅速发展十分担忧，蒋介石的反共政变使
英美日等以反共为第一国策的各列强，有了一块石头落地的安心感，所以没有再向国民党
要求道歉和赔偿。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争取英美日各国的政治支持和经济
援助。当时在中国如果没有外国政治和经济的援助，是不可能掌握政权的。蒋介石一旦离
开苏联的援助，就必须寻找新的援助国，蒋介石把眼光转向英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但由
于以前国民党和苏联的关系太深，如果只是进行平和的分共，未必能消除英美日等国对国
民党反共之诚意的疑虑。所以蒋介石一不作二不休，用共产党人的鲜血来换取西方列强的
信任。果然西方各国对蒋介石的坚决反共大加赞赏，开始在政治上支持蒋介石，这也是蒋
介石后来能够在国民党的多次内斗中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为什么会发生杀戮外国人的南京事件问题上，国外学者比较倾向于北伐军战士自发地发
起反外仇外事件。当时北伐军战士在共产党代表的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教育下，相信
中国的贫穷落后皆为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掠夺所造成，所以非常痛恨作为“侵略者”的外
国人，自发地发起了杀戮外国人的事件。也有人认为南京事件是苏联的阴谋：由于当时蒋
介石反共的迹象已经比较明显，苏联顾问密令在蒋介石军队中的共产党员挑动士兵杀戮外
国人，这样就使蒋介石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敌对化，从而断绝蒋介石投靠帝国主义国家的后
路。但苏联人的计谋却起了反作用，不但没有阻止蒋介石投靠西方国家，反而促成了蒋介
石彻底反共的决心。
蒋介石在１９２７年９月末到１１月初的访日期间，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臣向川
义则等政府要人进行了多次密谈。日方要求蒋介石承认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履行孙中
山以前的诺言（据说孙中山以前曾以满蒙的特殊权益作为日本援助中国革命的交换条件）
，蒋介石则要求日本不援助张作霖，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最后双方达成协议：日本不援
助张作霖，支持反共反苏的国民革命取得成功，承认国民党在中国建立政府，并保证向蒋
介石提供一笔巨额借款。蒋介石则表示承认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坚决反共到底。蒋介
石访日期间还与美国驻日本的特使进行了会谈，得到了美国支持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
的许诺，而蒋介石则许诺保障美国在中国的一切权益。蒋介石利用“下野”进行的外交活
动，取得了日美等列强的政治经济支持，大大增加了他在国民党中的政治资本。
蒋介石一回到上海，就立即给汪精卫拍电报“负荆请罪”，毕竟汪精卫在党内有相当的地
位威望，得到汪精卫的谅解才能顺利复职。蒋介石在电报中说：“此后党国重任，惟兄是
赖。凡能于党国有益，则弟必尽我心力，依照兄之意图，不渝始终，以尽区区之意。若兄
能来沪晤商一切，胜幸焉……”汪精卫见蒋介石有诚意，就于１１月１６日乘船赴上海和
蒋介石谈判国民党各派的联合问题。没有想到汪精卫一离开广州，张发奎等人就发动了一
场倒桂政变，将桂系在广州的部队缴械，尔后张发奎指挥的粤军在梧州一带和桂军相持。
共产党人则乘广州城内空虚之机，在叶挺、叶剑英的领导下于１２月１１日发动了广州暴
动。
共产党的起义部队自称“红军”，和回师镇压暴动的张发奎第四军发生了激战，使广州遭
到了极大的损害。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共产党此次暴动，可说是毫无理性，烧杀
之惨，实无前例。市民均被迫以红巾系颈，表示拥护红军，否则格杀勿论。张发奎等人以
共党在后方捣乱，破坏其统一两广的大计，愤恨之余，遂也恣意杀戮。下令凡见颈系红巾
的，即格杀勿论。人民分不出孰为红军，孰为第四军，只知有红巾亦死，没有红巾亦死。
一时广州全市鬼哭神嚎，无辜人民被杀的不计其数。大火数日不绝，精华悉被焚毁。
广州暴动之后，全国哗然，一片声讨之声。张发奎等人见众怒难犯，均宣布辞职前往香港
。而蒋介石派、西山会议派、以及桂系军人派则借机攻击汪精卫，他们说汪精卫和张发奎
等人勾结共产党，蓄意制造了焚杀广州事件，甚至有人说汪精卫本人就是共产主义分子，
一时间搞得汪精卫说不清辩不明。南京的特委会要求查办汪精卫，白崇禧甚至找上海的青
帮头目杜月笙下绑票暗杀汪精卫。后来虽然查明广州事件和汪精卫并没有直接关系，但汪
精卫作为广州地区的政府首脑难以逃避责任，于是汪精卫１２月１６日发表了引退政界的
声明，和陈璧君一起前往法国。
汪精卫前往法国临行之前，陈公博前来送行。汪精卫劝陈公博也一起去法国，陈公博却提
出相反意见，陈公博说：“我总是不明白汪先生遇事便出国。中山舰事件发生时，先生本
可不必走的，却走了。四中全会快召开了，李宗仁、胡汉民都离开了，拥护汪先生的人不
是没有。凭汪先生的资历和威望，还担心选不上国民政府主席？”
汪精卫说：“蒋介石既然容我不得，我又何必留在他身边合作？合则留，不合则去，这是
我的办事原则。与其受人之羁縻，不如离去。”陈公博说：“我的想法与汪先生不同。合
则留，不合则去，虽然有古君子之风，但我认为每个国民对国家都有一份责任。我的处世
原则是：合则留，不合则打，打不过才去。我也知道留在上海有一定危险，但我要作一个
斗士，上海就是我的斗场。我手下没有兵，但我手中有笔，有一批朋友，我要同蒋介石展
开理论上的战斗！”
汪精卫走后，陈公博联合国民党内的一批反蒋民主人士组成了“改组同志会”，即所谓“
改组派”，在上海办杂志和蒋介石进行理论上的斗争，汪精卫则成为改组派的精神领袖。
汪精卫一走，国民党中就没有了能够制约蒋介石的重量级人物，蒋介石又开始独揽大权。
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２８日，在蒋介石的压力下，桂系军人和西山会议派的特委会宣告结束
，１９２８年１月４日蒋介石回到南京正式复职。在蒋介石的主持下，２月２日召开了二
届四中全会，统一了国民党各派，使持续了半年之久的国民党党内斗争暂时告一段落。二
届四中全会明文取消了孙中山在一大时制定的联俄联共三大政策，凡因反对三大政策而被
开除党籍的人一律平反。
这次蒋介石重新上台接受了以前搞独裁引起党内强烈反对的教训，特别注意不给人造成独
裁的印象。蒋介石只作军事委员会主席，把最高职位的国民政府主席让给了谭庭楷。此外
蒋介石还建议除了南京中央政府之外，再在广州、武汉、开封、太原建立四个政治分会，
以便互相进行监督。广州、武汉、开封、太原的政治分会主席由掌握军队实力的李济深、
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担任。
蒋介石统一全党后，于１９２８年４月重新开始北伐，这次北伐进军顺利，于６月８日攻
占北京。７月６日，蒋介石在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陪同下，前往北京西山碧云
寺霭见孙中山灵位，蒋介石热泪盈眶地向国父之灵报告他生前统一中国的愿望已经实现。
孙中山晚年在国民党中的作风近似于独裁，但国民党是由孙中山一手建起，孙中山在党内
具有无人可比、不可动摇的威望。汪精卫则是国民党内民主派的代表，汪精卫接班后，改
组国民党建立了新的集体领导体制，也得到了国民党人的拥护。然而蒋介石上台后，却要
学孙中山独揽一切的独裁作法，但蒋介石本人又没有孙中山那样的巨大威望，所以蒋介石
挟军队搞军事独裁的做法，在国民党内引起了极大的反感和反对，这也是后来国民党内部
激烈斗争频繁不断的主要原因。
这次汪精卫反蒋失败，虽然与汪精卫拘泥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没有把握好国民党内部反
共的呼声，搞反共过于迟缓有关，但最根本的还是在于汪精卫没有一只效忠于他本人的军
队，无法制止各路军人的拥兵自重，无法建立中央政府的有效权威。在具有“枪杆子里面
出政权”历史的中国，汪精卫这样没有军队背景的文人政治家，要想遏制蒋介石的军事独
裁，自然是非常艰难的。
第二部分之五：护党救国运动
１９２７年１２月中共发起广州暴动之后，汪精卫发表了引退政界的声明，和陈璧君一起
前往法国。汪精卫一走，国民党中失去了政治上能够制约蒋介石的重量级人物，蒋介石又
开始独揽大权。１９２８年２月，在蒋介石的主持下，国民党召开了二届四中全会，统一
了国民党各派，使持续了半年之久的国民党党内斗争暂时告一段落。蒋介石统一全党后，
于１９２８年４月重新开始北伐，这次北伐军进军非常顺利，除了在济南和日军发生小规
模冲突以外，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挡，仅仅两个月后的６月８日就攻占了北京，宣告北伐
成功。
蒋介石这次北伐之所以非常顺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得到了英美等西方诸国
的支持。在前一次北伐时，苏联支持国民党，而西方诸国支持北洋军阀。蒋介石于１９２
７年４月暴力反共以后，西方诸国开始放弃对其他腐败军阀的支持，转而支持蒋介石。蒋
介石统一中国之后，美国带头承认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其他西方诸国不久也承认了南京政
府，使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成为被国际上公认的合法政府。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战败后从北
京逃往奉天的途中，被日本关东军阴谋炸死。张作霖死后不久，继承父位的张学良宣布“
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新疆的杨增先不久也宣布效忠国民党政府，使中国在军阀混
战了十几年后，首次出现全国统一的局面。
按照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的设想，在武力统一中国以后，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政治的国
家。作为孙中山政治思想中核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把建立
民主政治作为中国革命的三大目标之一。但孙中山并没有准备在革命成功后立即在中国实
现民主政治，而是要经过“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逐步实现民主化。“军政”阶段
是指在军事革命时期，由革命军的军政府实行独裁的“军法之治”，这时既没有宪法也没
有议会。在军政府的军事统治下，用暴力推翻反革命政权，建立以三民主义为纲领的国民
政府。在国民党夺取政权，统一中国后，进入“训政”阶段。“训政”阶段是指在地方上
进行局部的民主化试验，对人民大众进行民主政治的指导和训练，但这时全国仍由中央政
府进行独裁的“约法之治”。等待人民大众的政治觉悟成熟以后，最后进入“宪政”阶段
。在“宪政”阶段由成熟的国民进行选举，制订宪法，然后解散独裁的中央政府，建立民
选政权，最终实现真正民主化的“宪法之治”。
根据孙中山的“三段论”民主化设想，蒋介石在统一中国后，于１９２８年６月１５日代
表国民政府宣布“军政阶段”正式结束，１０月３日发表了进入“训政阶段”的宣言，宣
布组建一个由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组成的国民政府，这就是孙中山设想的
“五权分立”政治体系。但这种五权分立政体居然在政府中设立立法院和司法院，使立法
权和司法权均处于被国家政府所领导的地位，这与西方民主国家的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独
立于国家政府之外的“三权分立”体系是背道而驰的。所谓“五权分立”，只是把五种权
力集中于国民党之下的独裁体制，所有五院的院长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任命，皆由国民党
员担任。
当然这种由中央政府进行独裁的“约法之治”，是符合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当时国民
党中并没有人对“五权分立”的国民政府提出异议。蒋介石自己出任国家元首的国民政府
主席，由胡汉民等人出任立法院长等高级职务。可是在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问题上，蒋介石的行为引起了国民党内极大的反对。
１９２８年２月２１日，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的名义宣布“三大”代表的产生方法
：在全部大会代表名额中，由中央指定一半，省市选举一半，而尚未成立党部的省市也由
中央圈定代表。按照这个方法，全部４０９名大会代表中，２１１人为指定代表，１２２
人为圈定代表，真正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只有７６人。这样一来，“三大”的代表几乎全
是蒋介石的御用代表，“三大”也就成为蒋介石个人包办的大会。
这简直是制造蒋家天下！大量的国民党人开始愤怒了，他们纷纷指责蒋介石借大会之名窃
党造派，把持中央，以发展其个人之地位。而反对蒋介石军政独裁最坚决的，是以陈公博
为首的“改组同志会”。１９２７年底汪精卫辞职前往法国后，陈公博和顾孟余、王乐平
等人组织起“改组同志会”，即所谓改组派。改组派主张恢复国民党１９２４年的改组精
神，重新改组中国国民党。陈公博办《革命评论》，顾盂余办《前进》等刊物，与南京的
蒋介石政权进行“笔战”。陈公博在《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我们的错误》一文中指出：“今
日国民党已被军阀、官僚、政客、买办、劣绅、土豪所侵蚀盘踞盗劫把持，孙总理的三民
主义已被他们所篡改，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纲领已被他们抛弃，南京的中央已成为
一切反动势力的大本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