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公博生于广州，其父是原广西提督陈志源。陈志源早年参加了同盟会，起义失败后入狱
。此后陈公博开始以打工为生，后来又去当兵，做过班长、司务长。１９１４年陈公博考
入广州法政专门学校，１９１７年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在老师陈独秀的教导下，接受
了共产主义思想。北大毕业后，陈公博回广东法政学校任教。１９２０年陈独秀到广东任
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后，和陈公博等人一起组织起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社会主义青年
团。１９２１年，经陈独秀提议，陈公博作为广东代表，去上海参加中共的“一大”。陈
公博在中共建党初期担任中共广东区委组织委员，但１９２３年陈公博去美国留学后，宣
布脱离中共，被中共开除党籍。陈公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学，一年后获硕士学
位。１９２５年陈公博回到广州，在广东大学当教授。陈公博最初得到廖仲恺的赏识，后
来又被汪精卫看中，１９２５年国民政府成立时，陈公博担任军委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在
廖仲恺遇刺后，接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陈公博一直是国民党左派的支持者，在各次党
内斗争中，均站在汪精卫的一边。
汪精卫的政治信条是基于民主思想的“均权”与“共治”，这与蒋介石的政治信条“专权
”与“独裁”是根本对立的。虽然汪精卫公开发表谈话时说：他只是同情改组同志会，并
不是改组会成员。但汪精卫对改组派有极大的影响，是改组派的“精神领袖”。改组派以
国民党内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主，他们要求在国民党内实行民主，在国民党内引起了
很大反响，一时间其组织发展很快，在全国各地和香港，以及日本、法国、新加坡、越南
等地都建立了分会，全盛时期成员曾多达万余人。改组派在蒋派的南京国民党区内也有相
当的力量，凡南京国民党有组织的地方，几乎都有改组派的组织。
在“三大”开幕前夕的３月１１日，陈公博、顾盂余、何香凝、王乐平等第二届中央执监
委员十三人，联名发表《关于最近党务之宣言》。《宣言》指出：“北伐胜利以后，党中
腐化分子及投机分子却违反民众要求，至人民之权利，则一无所获。而万民所望之党的‘
三大’，其代表选举法及代表产生法，将近百分之八十之代表，为中央所圈定与指派，将
本党民主制度之精神，蹂躏殆尽。本党曾反对段棋瑞之善后会议，以其为少数军阀政客所
操纵。今本党最高权力机关代表之产生，亦与类似。按照此种办法，则所谓代表者，己完
全丧失其意义。同人等对此违法之代表产生法，虽屡次提出异议，而主持中央者，竟充耳
勿闻。为此，对此种之会誓不承认。”
改组派的这篇檄文，在国民党中掀起了大澜，不少反对或不满蒋介石的大会代表也提出辞
呈表示抗议。３月１４日，中央大学学生、国民党员吴健带动一批党员到南京市党部请愿
，要求召开全市党员代表大会，讨论出席“三大”代表的问题，人们高呼：“反对蒋委员
长阴谋篡党夺权！”，“坚决反对蒋委员长包办操纵大会代表！”。南京市党部被迫同意
在夫子庙大礼堂召开全市党员代表大会，大会由吴健主持，全市十个区党部的代表都参加
了会议，在会议通过《反对非法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案》后，忽然一群暴徒冲向主席台
殴打吴健和其他主持人，紧接著大批军警赶来冲进会场，大打出手，打伤多人，并当场逮
捕代表七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三一四”事件。
“三一四”事件后，改组派的南京分会被暴徒捣毁，改组派在南京已无法立足，于是他们
转移到上海，以法租界为基地，建立起“中国国民党各省市党部、海外总支部联合办事处
”，继续进行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的斗争。
国民党内反对蒋介石的除了改组派等文人团体外，还有很多军人将领。北伐胜利时，国民
革命军共有８４个军，２２０多万人，这还不包括张学良的数十万东北军。如此庞大的军
队，给国家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对中国近代化构成严重的影响。当时中国的年度财政
收入约４亿５千万元，除去１亿元用于偿还各种外债以外，实际可以动用的财政约３亿５
千万元，其中３亿元为军事费用，占政府支出的８０以上。所以蒋介石在北伐胜利后提出
裁军，本来是有充足理由的。
但蒋介石的裁军计划，却引起了很多国民军将领的强烈抵制，因为蒋介石要搞的裁军只裁
旁系部队，却不裁他的直系部队。北伐时国民革命军有四个集团军，除了第一集团军是蒋
介石的嫡系部队以外，第二集团军是冯玉祥的西北军，第三集团军是阎锡山的晋军，第四
集团军是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部队。此外张学良的东北军，张发奎的粤军，唐生智
的川军，以及一些地方上的杂牌军，都是非嫡系的旁系部队。这些旁系部队并非绝对服从
于蒋介石，对于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显然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于是蒋介石想通过裁军来除掉
不听从他命令的旁系军队。
蒋介石这个带有私心的裁军方案，当然引起各路旁系部队将领的强烈反对，蒋介石首先拿
对他威胁最大的李宗仁桂系部队开刀，结果李宗仁害怕蒋介石暗算，于１９２９年２月私
自潜出南京，脱离南京政府重返广西。在蒋介石召开“三大”之前，白崇禧又宣布辞职抵
制蒋介石包办“三大”，拉开了桂系和蒋介石直接对抗的序幕。
在一片反对和抗议声中，１９２９年３月１５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三次
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蒋介石包办的大会上，通过了很多处分反对蒋介石之人的决议案。
蒋介石在主席团报告中说：“今日讨伐叛徒，以国家论，是为讨伐叛将；以党论，即为讨
伐反革命分子。此等叛党分子，应由大会开除其党籍。”结果大会通过李宗仁、白崇禧等
人的“叛党乱国罪”，永远开除党籍，改组派领袖陈公博永远开除党籍，顾孟余开除党籍
三年。对汪精卫则予以书面警告的处分，处分汪精卫的理由是“迹近纵袒弄兵，酿成广州
共变”。
在“三大”结束后，蒋介石于１９２９年４月开始讨伐桂军，分兵三路进攻广西，与桂军
经过几次激战，结果桂系军大败，６月桂军将领李宗仁、白崇禧逃往香港，第一次蒋桂战
争结束。虽然蒋介石在蒋桂战争中取得了军事胜利，但在政治上却进一步陷入众矢之的。
１９２９年５月，以改组派为核心、联合其他国民党的反蒋派别，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国
民党护党革命大同盟”，唐生智、张发奎、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代表参加，阎锡山、冯玉
祥也与之建立联系。
“中国国民党护党革命大同盟”发表宣言，呼吁恢复党权，“铲除叛徒蒋中正的一切势力
”，“打倒盗窃党权政权的蒋介石”。宣言中还特别声明不承认蒋介石包办的“三大”，
声称南京政府的一切命令与外交等皆无效力。“中国国民党护党革命大同盟”尊远在法国
的汪精卫为领袖，号召“迎吾党领袖汪主席归国护党”，组织护党政府和护党革命军，直
捣南京政府，肃清反动势力。
１９２９年９月１７日，张发奎在湖北打出“护党救国军”的大旗，发表《拥汪讨蒋宣言
》，电请汪精卫回国：“主席回国方可对国内军事发挥号召力，对官兵之影响尤为重大。
即使返国不能深入军中，亦可居香港以指导军事，策励士气。”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决
定回国抗蒋。临行前他与陈公博等人联名发表一篇《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最
近对时局宣言》，历数蒋介石的十大罪状：“习于专制，私利是图，首内启本党之纠纷，
复外援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派以自固；啸聚群小，把持政权，摧残民众，排除异己……”
。汪精卫在这篇《宣言》提出五项主张：改组国民政府，筹备召开真正的“三大”，否认
蒋介石包办的“三大”以及会上通过的一切决议案，否认蒋介石出卖国家经济权利的一切
秘密文件。汪精卫说反蒋运动是“一常厚主势力与封建势力的大决战，广大党员应奉献自
身于民主势力，将血作水，以溉民主势力之根，将身作肥料，以沃民主势力之果。”
当时中国除了政界、军界掀起强大的反蒋运动外，在学术界也引发了民主与独裁之争。胡
适在１９２９年蒋介石发表训政的“约法之治”后，发表了著名的“人权与约法”的文章
，指出国民党政府作为中国民众的代言人，进行独裁的“约法之治”，违反了人民的基本
人权。胡适主张首先建立保障人权的宪法，开放“党禁”，实施多党政治，建立一个“以
法治国”的人民参政国家，而不是“以党治国”的一党独裁体制。
胡适这样的批评并不局限于蒋介石，还牵扯到了孙中山，在学术界与钱端升等专制拥护派
学者进行了激烈的笔战。但胡适提倡的人权思想并没有在国民党政界引起共鸣，国民党内
的民主派汪精卫等人虽然主张实行党内民主，但并不主张立即放弃国民党一党专政而搞西
方式的多政党体制。胡适的民主思想实在走得太远了。
１９２９年１０上旬，汪精卫来到香港，使改组派和“护党救国军”的精神大振。然而汪
精卫曾经在１９２７年带头反对过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特委会”，所以双方有很
大的隔阂，但这次为了反蒋的共同目的，双方重新言归于好。汪精卫回国后，以“中国国
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的名义发布命令，对各路“护党救国军”发出委任状
和番号。其中第一、二路的番号留给阎锡山和冯玉祥，张发奎、唐生智、石友三、胡宗锋
、何键、李宗仁，分别委以第三、四、五、六、七、八路军总司令。他一人统领六路反蒋
大军，一时声势极盛。
但这只七拼八凑的队伍内部矛盾错综复杂，指挥不灵，步调不一。不到半年，汪精卫的六
路反蒋大军很快被蒋介石各个击破或收买瓦解。虽然汪精卫的南方反蒋军队失败，但北方
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反蒋军队，并非汪精卫的六路反蒋军那样的乌合之众，而具有相当的战
斗力。１９３０年初，阎锡山联合冯玉祥和李宗仁组成反蒋联军，１９３０年４月１日，
阎锡山在太原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分别在潼关、桂林
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三个司令部下辖七十余万军队，组成八个方面
军向南京围攻，浩大的“中原大战”爆发了。
“中原大战”爆发后，阎锡山电请汪精卫北上主持党务。在阎、冯等人的发起下，改组派
和西山会议派等反蒋各派，在北京联合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汪精卫
被奉为“扩大会议”的领袖。本来左倾的改组派和右倾的西山会议派是势不两立的对头，
然而双方在遭到蒋介石的排斥打击后，深感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对抗蒋介石的军人独裁。
于是双方暂时摒弃前嫌，握手言和。
１９３０年８月７日，“中国国民党党部扩大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正式召开，汪精
卫、陈公博等人的改组派、谢持、邹鲁等人的西山会议派，以及阎锡山、冯玉祥等人的军
事实力派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汪精卫主持，颁布了《国民政府组织大纲》，宣布成立国民
政府，阎锡山当选政府主席。在领导分工上，汪精卫主党，阎锡山主政，阎锡山和冯玉祥
共同主军。
在中原大战中，蒋介石军队和阎冯联军都损失惨重，双方共有３０余万人伤亡，为中华民
国建国以来的首次恶战。此时决定战局的胜败就在于张学良的东北军，东北军加入哪个阵
营，就会使哪个阵营取得胜利的主动权。所以蒋介石和阎冯等人都在拉拢张学良，阎锡山
给他送来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委任状，蒋介石也送来了同样的委任状，还同时将
数百万元巨款汇至沈阳，但张学良在中原大战初期一时间持袖手旁观的中立态度。
１９３０年９月，战局向有利于蒋介石军队的方向发展。９月１７日，张学良发出了拥护
南京中央政府的声明，派东北军入关，在十余天时间内先后接收了天津、北平和河北等地
，使阎、冯联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纷纷败退。１１月４日，阎锡山、冯玉祥见大势已
去，联名发表通电声明“即日释权归田”，长达七个月的中原大战遂告结束。
阎、冯联军败阵后，１９３１年元旦汪精卫在天津发表下野声明，并准备宣布解散改组派
，反蒋运动一时进入低潮。此时蒋介石不仅任国民政府主席，又开始兼任行政院长，独揽
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但不久蒋介石因为软禁立法院长胡汉民，又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反蒋
大潮。
胡汉民本是与汪精卫一起最早参加同盟会的元老，但胡在１９２５年的廖仲恺被刺案中，
因涉嫌而被迫出国。胡汉民回国后寓居上海“闭门读书”，不直接参与国民党的政事。１
９２７年４月蒋介石请胡汉民去南京，共商反共之事，胡汉民欣然同意，第一次与蒋介石
合作。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８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胡汉民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胡
汉民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主持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关键时刻帮了蒋介石的大忙，替他
支撑起了“另立中央”的门面，与当时武汉的汪精卫正统国民党中央相对抗。１９２７年
８月蒋介石下野后，胡汉民由于不愿和汪精卫合作，随之也辞职出国考察。
１９２８年９月胡汉民回国后，再次与蒋介石合作。１９２８年１０月，胡汉民帮助蒋介
石组成了五院制的国民政府，尊蒋介石为主席，自己当立法院长。此后胡汉民在新国民政
府的建设上出力颇多，对蒋介石打败阎冯的“护党救国军”也帮了大忙，在这段时间胡汉
民和蒋介石的合作比较密切。然而蒋介石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后，越来越不尊重胡汉民这
位“老前辈”，蒋胡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胡汉民常对人说：“我在中央不过是一个开会
机器罢了。”
蒋介石在中原大战胜利后，又设想招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的“约法”，选举总统，
用法律程序确立自己作为国民党领袖的地位和独裁权力。此时胡汉民也开始反对蒋介石的
独裁，坚决反对蒋介石搞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总统制，也不同意制定“约法”，从而发
生蒋胡的“约法之争”。１９３１年２月２８日，蒋介石以宴请议事为名，将胡汉民骗到
总司令部，逼胡辞去立法院长职务。次日胡汉民提出辞呈，将党部、政府职务全部辞去，
被宪兵押送南京郊外汤山温泉别墅软禁。
胡汉民被扣压一事，在国民党朝野引起了轩然大波。１９３１年３月１４日，汪精卫在香
港发表了《为胡汉民被囚重要宣言》，斥责蒋介石“一面摆酒请客，一面拔枪捉人，以国
民政府主席而出于强盗绑票之行径，较之青霜剑之狗官，有过之而无不及。”１９３１年
４月３０日，国民党中央四位监察委员古应芬、林森等人，发表了《弹劾蒋中正提案》的
通电，指责蒋介石排除异己，制造独裁，要求对蒋进行撤职查办。５月３日，两广将领陈
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数十人联名发表通电，拥护“四监委”弹劾案，要求释放胡汉民
，蒋介石下野。
１９３１年５月２７日，两广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等人，效法孙中山当年在广州召
开非常国会，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打出“打倒独裁”“护党救
国”的旗号，提出凡国民党第一、二、三届中央执监委员赞成反蒋者（共产党员除外），
均自然成为非常会议的委员。陈济棠、李宗仁等人邀在香港的汪精卫出任领袖，在汪精卫
的主持下，于５月２８日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否认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性。
本来胡汉民和汪精卫在孙中山逝世后就长期不和，宁沪汉合流期间，汪精卫到上海胡汉民
府上登门求见，胡汉民竟拒之门外。然而这次在反蒋的共同目标下，两人又重新合作。汪
精卫对人说：“过去我和胡先生的不和，都是上了蒋介石的当。蒋之所以能专横跋扈，就
是因为我们不能团结。这回反蒋，一定要合作到底。即使万一失败了去跳海，也要大家抱
在一起去跳。”
这次在广州成立的国民政府，是一个反蒋势力的大联合，除了以前参加反蒋的改组派和西
山会议派外，又新添了胡汉民派，后来南京的林森和孙科也前来参加反蒋队伍。但派别越
多，派系之间的矛盾也越大，使汪精卫经常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１９３１年９月初，广
州政府派军北上讨蒋，宁粤战争爆发。正在此时，９月１８日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了
“九一八”事变，完全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对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３１年这一段国民党人反对蒋介石独裁斗争的历史，国共两党的历史
书都有所曲解。由于台湾国府是蒋介石政府的班底，台湾的历史书把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３
１年的反蒋斗争，曲绘为蒋介石消灭“新军阀”的派系斗争；大陆共产党的历史书，也把
这一段反蒋斗争描绘为国民党内部“狗咬狗”的权力斗争，这些都人为地歪曲了当时国民
党人反对蒋介石军人独裁的斗争。尽管这场反蒋斗争中可能包含有一些权力斗争的因素，
但后来国民党内几乎所有非蒋介石嫡系的政治派别和军队，都站到了反蒋的一边，说明蒋
介石的独裁在国民党内是非常不得人心的。这场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政治运动和军事行动，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应该属于正义和进步的。
如果没有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蒋介石的军事政权在广大国民党人的反对下，也未必能维
持很久。如果历史真是这样的话，蒋介石不但当不成民族英雄，反而要成为袁世凯那样搞
复辟倒退的民族败类。所以不但共产党感谢日本侵略的“帮忙”，蒋介石也感谢日本侵略
的“帮忙”，帮他从专横的独裁者走上了民族英雄的宝座。
第三部分：《和平运动曲线救国》
第三部分之一：从主战派到主和派的转变
蒋介石在中原大战胜利后，独裁的倾向越发明显化，以前支持他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等人
也转而加入了反蒋的战线。１９３１年２月蒋介石将胡汉民软禁，在国民党朝野引起了轩
然大波，又引发了另一次反蒋高潮。１９３１年５月，改组派、西山会议派、胡汉民派、
林森和孙科派、以及两广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
监委员非常会议”，打出“打倒独裁”“护党救国”的旗号，在香港的汪精卫应邀出任广
州“非常会议”政府的领袖。１９３１年９月初，广州政府派军北上讨蒋，宁粤战争爆发
。正在此时，９月１８日在东北爆发了“九一八”事变。
１９２７年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时，发生了武力强行收回英国租借和打杀外国人的南京事
件。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于１９２７年６月２７日到７月７日，召开了“东方会议”
，讨论对中国的对策。所谓“东方会议”，就是关于中国问题的会议，这里“东方”就是
指中国。虽然中国在地理上位于日本的西方，但日本却把中国称为东方，而自己称为西方
，这看上去似乎有些矛盾，其实与当时日本人的脱亚入欧思想有关。当时日本人说：“日
本在地理上属于东方，但在政治上属于西方；日本人外表上看是属于东方人，而在内心的
精神上却是属于西方人”。所以日本政府把关于中国问题的会议称为“东方会议”。
在东方会议上，执政党政友会的强硬派代表森格和关东军的强硬派，提出了满蒙分离，武
力解决满洲的主权问题。但田中义一首相和外交部强烈反对，认为这样明显地违反了九国
条约，对中国进行露骨的侵略，势必在国际上引来巨大的麻烦（九国条约是１９２２年日
本和英美法列强与中国签订的条约。条约规定九国共同保证中国的领土完整，但也要求中
国承认和保证现有的外国租界及特权）。在会上双方争执不下，最后达成协议：万一中国
的内战波及到满洲，危及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时，日本将采取“自卫的措施”。
现在有一种说法：在召开“东方会议”时田中首相曾向日本天皇上奏说：“欲征服中国，
必先征服满蒙……”，这就是所谓的“田中奏折”。但现在已经证明，这份田中奏折是伪
造的，二战后盟军收缴了日本的全部档案，既没有发现田中奏折，也没有发现与田中奏折
有关的资料。现在有证据显示苏联的情报机关伪造了田中奏折，欲挑起中日战争，因为苏
联最愿意看到中国和日本这两个邻国相互火并。尽管日本的军政界高层在“东方会议”上
商讨过满蒙分离问题，但并没有制定一个征服满蒙的计划，也没有制定征服中国的计划。
东方会议以后，一些日本少壮派军人不满日本政府的优柔寡断政策，希望挑起事端，找借
口武力解决满蒙问题。１９２８年张作霖战败后，以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为主谋，策划了
铁路爆炸事件，炸死了当时的东北军阀张作霖。河本大作本想张作霖一死会引起东北的内
乱，关东军可以用东北内乱为借口出兵满洲。但张作霖死后长子张学良平安接班，关东军
并没有找到出兵的借口。后来日本军部以河本大作违纪私自挑发事端为由，将河本解除了
军职。
不过河本大作却说：他很爱中国，也很爱中国人。他所痛恨的是中国那些欺压民众的军阀
土匪，他只与中国的军阀土匪为敌，从来不与中国人民为敌。河本还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
死后化为中国之土。河本大作出身于日本贵族家庭，解职退伍后在满洲铁路公司作理事，
河本在大连郊外修建的高级住宅现在还被用作高级宾馆。日本战败后，河本大作并没有回
国，而是到山西的阎锡山那里作高级顾问。
１９４８年到１９４９年解放军攻打太原的太原战役中，河本大作作为老兵又重新拿起了
枪，参加了阎锡山的太原保卫战。阎锡山出逃太原时，曾经邀请河本一起走，却被河本拒
绝。太原战役中共有１１００余名原日本兵参战，战死７００余人，４００余人被俘。河
本大作被俘后，被关在太原战犯管理所。中共知道他曾经是策划张作霖爆炸事件的主谋，
希望他写一些回忆资料，但被河本拒绝了。１９５３年８月河本在太原战犯管理所病死，
尸体埋在太原城外的无名坟地，实现了他死后化为中国之土的念愿。
张作霖原来是东北的土匪，在奉天附近的新民屯抢夺富豪赵氏的女儿为妻，１９０１年生
下了长男张学良。后来张作霖率部归顺了清政府，在日俄战争中因为帮助日本军队得到了
日本人的赏识，和当时的作战部主任田中义一成为好友。田中义一当首相后不久张作霖就
被日本人谋杀，田中也颇为伤心，特地给张学良打电报安慰。
张学良却是一个放荡公子，张学良接班后，生活更是放荡。在张学良掌权的３年期间里，
对政事并不专心，每日沉溺于酒色之中。张学良尤其好色，和父亲张作霖有妻妾６人不同
，张学良对女色采取“用完就扔”的方法。张学良的近侧们投其所好，争相进献美女来讨
好张学良，朱铁生将自己的姐姐和妹妹献上，晋升为张学良的副官；朱光沐将自己的女儿
献上，当上了总务长；沈熊毅提供自己的妻子，当上财务局长；奉天省长翟文选的妹妹被
张学良强奸，翟文选敢怒而不敢言，只好出家作了和尚。
张学良曾说：“自古英雄爱美人，不爱美人不英雄。我虽不是英雄，但在爱美人方面和英
雄一样”。１９２８年底张学良易帜后，经常走访南京。张学良走访南京的目的不是和蒋
介石商谈政事，而是爱上了当时外交部长王正廷的妹妹，最后王正廷只好将妹妹进呈。张
学良最荒唐的事是将当时的电影明星胡蝶诱拐到北京，电影公司向张学良提出抗议，结果
张学良干脆出１０万元将胡蝶买了下来，可谓骄横之极。张学良因“九一八”事变后退避
不战而被迫辞职出国时，首先做的事却是向他的诸位爱妾一一告别，被当时的报纸责骂为
“娇妾重于国土”。
张学良如此挥金如土的生活，当然经常感到钱不够用，除了加收各种苛税外，还通过其它
渠道搞钱，特别糟糕的是盗卖故宫的珍宝。张学良掌管北京期间，从故宫搬出数百箱珍宝
运到上海拍卖，其中有一些极为珍贵的文物流失海外，比如英国图书馆以１２万英镑购入
了“王右军快雪时晴图”，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以６５万美元购入了“唐寅踏雪寻楼图
”。
谁是故宫宝物的所有者呢？从法律上讲故宫中的一切财物均为末代皇帝溥仪私人所有，这
是中华民国政府正式签订的清帝退位条约中所规定的。然而中国人并不重视法律条文，不
知什么时候故宫中属于清帝的私人珍宝已变成国家所有，却忘记了在法律上废除承认清帝
财产权的优待条约。
１９３０年张学良在中原大战中加入蒋介石一侧，出兵占领了北京天津等华北地区。但也
正是因为张学良把东北军的主力部队都开进了关内，使关外兵力空虚，日本关东军才有机
可乘发动“九一八”事变，并在一个月内占领东北全境。张学良的关东军没有进行任何抵
抗，就将整个东北让给了日本。虽然一些资料说张学良不抵抗是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但这
并不符合当时的情况。当时张学良的东北军并没有必要无条件地执行蒋介石的命令，而且
张学良本人也从来没有执行蒋介石命令的先例。如果张学良决心向日军开战的话，蒋介石
根本不可能阻止。蒋介石下野后，汪精卫曾代表国民党中央多次下令张学良对日出兵，收
复东北失地，张学良均拒不执行。可见张学良的不抵抗只不过是为了保存实力，而并不是
为了执行国民党中央的命令。
不过“九一八”事变并不是日本政府策划的，而是日本关东军的少壮派将校独自策划的。
少壮派将校们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日本政界高层的受贿。
因为当时中国政界行贿成风，中国军政要人也经常向外国政界要人行贿，来换取对自己的
支持。一些日军少壮派将校怀疑日本政府的高层被中国行贿收买，才不愿对中国采用强硬
政策，因此私自策划了“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从张学良的保险柜中
搜出５３张日本政界要人的收款单，最巨额的是政友会主要干部床次竹二郎５０万元。日
本政界要人的腐败受贿丑闻引起了日本国民的极大反感，军人们乘势发起打倒腐败政党政
治的军人夺权运动。当时日本社会舆论普遍倾向于军人，声称“宁要清廉的军人，不要腐
败的政治家”，这是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开始。
关东军侵占东北后，激起了全国人民，特别是热血青年学生们的激忿。学生们对蒋介石政
府的不抵抗政策非常愤怒，自９月下旬起，上海、北平、天津、广州等地的学生举行大规
模的示威活动，抗议日军入侵和政府的对日不抵抗。当时学生们认为外交部长王正廷是不
抵抗方针的责任者，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冲入外交部将王正廷殴打至重伤，王正廷被迫辞
职。１２月初，各地学生来到南京请愿，抗议蒋介石政府的畏缩政策，指责蒋介石患有“
恐日病”，要求蒋介石亲自率领中央军北上抗日。１２月５日，政府派军警逮捕学生１８
５人，即所谓“一二五”事件。为抗议政府的暴行，１２月１４日，各地学生再次进京，
打砸外交部，殴打了出来讲话的蔡元培等人。１７日，一万多学生包围国民党中央党部，
捣毁《中央日报》报社，受到了军警武力镇压，在珍珠桥附近打死、打伤学生３０余人，
逮捕数百人，制造了“珍珠桥事件”。
